《道园学古录》（下简称《学古录》），五十卷，是元人虞集的诗文集。其中《在朝稿》二十卷、《应制录》六卷、《归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其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宋元文学、宋元理学、宗教、书法、绘画、及元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材料。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学者称邵庵先生，谥文靖，蜀仁寿（今四川仁寿县）人，《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简称《四库总目》）对虞集评价甚高，云：“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材，不减庐陵之在北宋。”虞集传世著作，除《学古录》外，还有《道园类稿》（下简称《类稿》）、《道园遗稿》（下简称《遗稿》）、《伯生诗续编》、《翰林珠玉》等，而以《学古录》传本为多。

前人对于《学古录》及虞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方面，成果十分丰富。而对于《学古录》成书、版本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提要、题跋等方式，并不系统、全面，且有很多罅漏之处。今人的一些专题论文，如黄河《明刊〈道园学古录〉考辩》、李军《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邓斌锡《虞集著述考》等；一些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如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汪涌豪、骆玉明《中国诗学》等，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学古录》，提供了帮助。

今人的成果，虽然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有一些瑕疵，需要补缀。本文希望在充分利用前人研宄成果基础上，补苴前人漏略之处，有裨于《学古录》的深入研究。本文首先阐明《学古录》的成书过程，在编纂者方面，肯定黄溍“类目皆公（虞集）手所编定”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在与《类稿》的关系方面，澄清《类稿》并非《学古录》的大字本，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非为《学古录》而作。既而在版本方面，厘清“嘉靖本”与景泰本的区别，並证实“嘉靖本”即是元刻本。

 

一  《学古录》成书考

（一）《学古录》编纂始末

《学古录》的编纂始于至正元年（1341）十一月，虞集门人李本《学古录跋尾》称：

 

至正元年（1341）十又一月，闽宪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孙炘来求记屏山书院，并征先生文稿以刻诸梓。本与先生之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

 

《江西通志》载：

 

李本，字伯宗，荣（李荣）孙，从学于草庐（吴澄）。草庐殁，就学者皆依李氏。本与弟栋讲明濂洛之学，所居有环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为之记。

 

李本跋中的“斡公”即斡玉伦徒。斡玉伦徒字克庄，号海樵，党项族，祖籍宁州（今甘肃省宁县）。斡玉伦徒为虞集门人，以《礼》举进士，历官工部侍郎，是《宋史》纂修官之一。工诗能文，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赞他“文章事业貪出人表，书迹亦佳”。文公五世孙炘，即朱熹五世孙朱炘。朱炘字明仲，《学古录》中有《送朱明仲归建安并简贰宪斡克庄》诗一首，即是为了此次征文而作。

虞集《酬诸友编诗并序》曰：

 

闽宪克庄以故旧托文公五世孙明仲远征鄙文，老退遗弃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

渊、子勖、至善及余表侄孙陈谊、予兄子丰、仲弟之婿贾熙、用昭之从子大年等十余人，寒冬连旬，日夜录之，得五十卷，亦已劳矣，赋此为谢。

 

记录了《学古录》的编辑者，根据李军考证，分别为李本（字伯宗）、易晋（字用昭）、王艮（字止善）、黄勉（字子勖）、易升（字至善）、易大年（易晋从子）等，浩渊不详。从虞集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以上诸人日夜赶工，在至正元年（1341）十一、十二月间，编成《学古录》五十卷。是书编成后，由朱炘带回福建，在斡玉伦徒主持下，进行刊刻。杨椿《遗稿序》云：“故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道园学古录》，其季子翁归与门人之所编，今建宁板行者是也。”则刊刻于建宁。

虞集《酬李本、黄钟编文，并序》曰：

 

集家世以文学为业，乱离颠沛，忧患困苦，无敢失坠。然学未成而出早，涉笔为文，应事而已。人或以为能，自知其不足也。归田以来，稍得安闲，而目疾相婴，学不加进，于立德立言之事，无有乎尔也。是以所作，事过即罢，不复记录。至元庚辰（1340）冬，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访山中，拾残稿于敝箧，得粗可属读者二百余篇录之，赋此以谢。

 

虞集《天藻诗稿序》云：“友人临川李本伯宗、沶赵宗德伯高，讲习余暇，稍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曰：“近日襄城杨士弘伯谦……猥以鄙作偶或似之者，得百十篇，谓之《居山稿》。”又谓：“此外枯槁寂寞，词不迨意，无所取裁……则清江黄思谦志高之所掇拾也，谓之《道园天藻小稿》。”据《江西通志》：“杨士弘字伯让，其先襄城人。祖仲明，以世官占籍清江。士弘嗜学工诗、乐府，著《鉴池春草集》及《选唐音》行世。”其他编辑者尚未考出。

由上可知，在《学古录》结集之前，虞集的诗文有过四次整理，形成了《芝亭永言》《居山稿》《道园天藻小稿》三个集子，为编纂《学古录》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于《学古录》编者问题，《四库总目》认为黄溍《遗稿序》中“是集为集手自编定”之说不足据，云：

 

据金华黄溍序，以是集为集手自编定。然其《天藻诗序》云“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赋谢李伯宗》题云：“至元庚辰冬，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访山中，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1341）十又一月，闽宪韩公征先生文稿，本与先生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得《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与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园遗稿》前有至正己亥（1359）眉山杨椿序，以为集季子翁归及其门人所编，与李本序合。盖集母杨氏，为衡阳守杨文中之女，杨椿即其外家后人，其言自当无误。亦可证黄溍所云之不足据，是编为李所定无疑也。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与《四库总目》看法相同，并进一步说“则此集为公（虞集）身后所编，而黄氏之言为误记也。”

考《元史·虞集传》：“（虞集）至正八年（1348）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据李本跋及《酬诸友编诗》，《学古录》编于至正元年（1341），可以证明《学古录》并非编于虞集身后。显然，傅增湘“此集为公身后所编”之说不确。黄溍《遗稿序》明言：“公之诗文曰《道园学古录》者，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则黄氏仅认为《学古录》的类目是虞集亲定的。四库馆臣和傅增湘都漏掉了“类目”这一关键词，其说皆不能成立。再加上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其存稿，自题曰‘道园学古录’，门人汇而锓之”的说法，可以肯定虞集不仅参与到《学古录》的编纂工作之中，还亲自确定了书名，黄溍“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之说不无道理。

总之，《学古录》的编纂起于至正元年（1341）十一月，是应闽宪斡玉伦徒之请，由李本及虞集少子翁归等人在原有旧稿基础上完成的。编纂完成后，由斡玉伦徒主持，刊刻于福建建宁，是为元建本。其间，虞集不仅参与其中，还亲自确定了类目和书名。黄溍在《遗稿序》中提出“其类目皆公手所编定”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学古录》与《类稿》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学古录》的编者是刘伯温，如《四部丛刊书录》云：“盖编次出于门人太史夏台刘伯温，刊于江右者也。”如前所说，《学古录》是由李本等人编次的，虞集还亲自确定了类目和书名，与刘伯温并没有关系。刘伯温是《类稿》的编者，前人之所以形成这样错误的认识，是因为没有将《学古录》与《类稿》二者清楚地区别开来。

《学古录》与《类稿》编纂、刊刻年代相近，后人著录，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除《四部丛刊书录》外，还有陆心源《仪顾堂续跋》：“至正九年（1349），江西肃政廉访使刘伯温改为大字重刊之。”等等。总结诸家说法所表现出的错误，大致有两点，分别辩析如下：

 

1.误以《类稿》为《学古录》的大字本。

元刊《类稿》前有宪司牒文一篇，云：“前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己尝命有司锓梓，然字画差小，遗逸尚多……如蒙移文本路，详加编录，大字刊行……杨椿《遗稿序》云：“故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道园学古录》，其季子翁归与门人之所编，今建宁板行者是也。……而湖海好事者复辑公诗另为一编，然与《学古录》所载时有得失。”由此可知，刘伯温不仅将《类稿》字体放大，还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中国诗学》第3卷指出“此集（指《类稿》）中作品多不见于《道园学古录》，编次也不同，将《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混合后按文体重编分卷，而无《方外稿》，其中有赋、诗十一卷。”白寿彝《中国通史》说：“《道园类稿》总共1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笔者比较了《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元刻本《类稿》及《四部丛刊》所收明景泰本《学古录》，其差别大致如此，二者断非同一书的不同版本。

由此可见，《类稿》是在充分借鉴《学古录》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类稿》绝非仅仅是《学古录》的大字本。

2.误以欧阳玄《类稿序》为《学古录序》。

很多人在描述景泰本《学古录》的特征时，都会提到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如《藏园群书经眼录》：“首有至正二年（1342）欧阳玄序，次玄书札一通。”陆心源《目目宋楼藏书志》：“欧阳玄序、《与刘伯温书》、叶盛题识、李本跋。”等等，直接认为欧阳玄序是为《学古录》而作。

欧阳玄序言：“（刘伯温）乃裒公之文，将传诸梓。书来京师，属玄为序。”考《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元刊《类稿》前实有此序，欧阳玄序实际上是应刘伯温之请，为《类稿》而作。李军《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中引用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十三：“明景泰时，太仓重繙《学古录》，叶文庄以虞公四世孙家藏元功（欧阳玄字元功）手迹梓入，不知其为两书，于是大字小字之争端起矣。”似乎以为欧阳玄序在景泰年间，郑达翻刻之时就加在了《学古录》前面。然而同卷景泰本《学古录》提要云：“是书成后，成化初年，叶文庄公盛从道园四世孙吴江虞堤，就手书钩摹序文并书札，附入郑刻《学古录》之上。叶跋可凭。”叶盛题识云“近见昆山新刻斡克庄建本，遂于先生四世从孙吴江虞涅家摸得此序并书一通冠诸首云。成化新正（1465）昆山叶盛识。”朱存理《记虞氏书册》：“叶文庄公时与进士郑公诣翁（虞堤）床下，时翁方病不能起。”据郑达《重刊道园学古录序》中“凡四阅月而工始讫”之语，景泰本在景泰七年（1456）已经刊刻完成。郑达卒于天顺二年（1458），虞堤卒于天顺七年（1463）叶盛的识语写于成化元年（1465），距景泰本刊成己八年，由此，《学古录》冠以欧阳玄序并非始于景泰年间郑达刊刻之时，而是叶盛于天顺、成化之间所为。考叶盛跋语云：“道园先生文集，往时刘伯温所刻大字本有欧阳圭斋此序，今版己亡矣。”由此可见，叶盛并没有直接说欧阳玄序是为《学古录》而作，可能叶盛并非如缪荃孙所说的那样，“不知其为两书”。

综上所述，《类稿》是在《学古录》的基础上，重新编纂而成的，并不是《学古录》的大字本。欧阳玄序及《致刘伯温书》本来是为《类稿》而作，将它们置于《学古录》之前，是叶盛所为。

二

《学古录》元明刻本考

《学古录》在明代以前先后形成过四个版本，分别是元建本、景泰本、“嘉靖本”。这三个本子前人往往混淆莫辨，如沈津写到：“《道园学古录》，元虞集撰，也是一部容易看错的书。此书有两种明刻本，一为明景泰七年（1457）郑逵据元本重刻；一为明嘉靖四年（1525）陶谐重刻景泰本。明景泰本……很多收藏家皆将此本误作元本，这是因为在纸张、字体上颇类元刻……元至正建宁初刻本传世殊少，至今未见到过。我们在某处图书馆见到的著录为元刻本的，实际上也是明景泰七年（1457）本。”经过笔者考察，景泰本与“嘉靖本”虽然很容易看错，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而“嘉靖本”就是元建本，只不过是元板明印罢了。下面，笔者先介绍一下这三个本子，然后详细考证景泰本与“嘉靖本”的区别，并证实“嘉靖本”即是元刻本。

（一）《学古录》元明刻本述要

1.元建本。元至正元年（1341），斡玉伦徒刊于建宁。前面所述元刻本《学古录》编纂、刊刻过程，己经十分详细，此处不再赘述，只摘录明郑达《重刊道园学古录序》中的一段记载：

 

邵庵先生在胜国时以道德文章雄海内。归老之日，闽宪佥斡公克庄于先生有师友之谊，为遣考亭五世孙炘即临川山中，求先生之文，将刻于建宁，而先生之门弟子乃订其《在朝》《应制》及《归田》《方外》诸稿，厘为五十卷以付之。此《道园学古录》之所由辑也。

 

2. 景泰本。明景泰七年（1457），昆山知县郑达覆刻于昆山。郑达《重刊道园学古录序》：

 

（郑达）暨承乏昆山，间过太仓之兴福寺，适禅宿昧公——年几九袠矣——偶出其所藏建本以赠予，喜之如获拱璧焉。……乃与同寅主薄南海黄君仕迗各捐俸赀，俾憎会宗珶募工，即东禅寺锓梓，以广其传。而海虞义士刘宗文、顾有终辈，咸乐为之助。凡四阅月而工始讫。

 

叶盛《箓竹堂稿》卷八《书道园学古录后》：

 

郑令既得印本于淮云寺中，即以元纸黏版刻之，此传刻旧书第一义也。各卷后有附刻，是郑令所增，亦良是。

 

郑达，字叔通，湖北广济（今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人。永乐初，其父庸隶籍襄阳卫，故为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博涉经史，生活自奉清约，以图书自娱，喜与端人高士接。曾知周至县，明郑文康《平桥稿》《湖广通志》等认为郑达知周至县始于宣德年间。而据吉林省博物院所藏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黄蒙跋，他是在正统七年（1442）被授予周至知县的。景泰五年（1454），升食从六品俸禄，知昆山县。卒于天顺二年（1458），享年五十九。据前文所录的郑达《重刊道园学古录序》及叶盛《书道园学古录书后》可知，景泰本《学古录》是郑达、黄仕达捐赀，由宗锑主持，在刘宗文、顾有终等人的帮助下，直接以元刻本《学古录》上版刊刻而成的。

3. “嘉靖本”。明嘉靖四年（1525），陶谐、虞茂刊于抚州。万镗《重刊道园学古录序》：

 

元时，文集已版行，欧阳圭斋序之，极其推许。景泰间曾刻于吴中。抚郡往亦有刻本，近毁于火，征文献者慨焉。乃今侍御敬斋陶先生清戎江右，按部至抚，公之世孙庠生茂辈以重镂请，遂属其郡麦贰守莹董之。继而，丁侯贵来绾郡符，督成之。

 

陶谐，字世和，会稽（浙江省绍兴县）人。弘治八年（1495）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历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赠兵部尚书，谥庄敏。有《南川稿》《陶庄敏集》行世。《明史》卷二O三有传。

万镗，字仕鸣，进贤（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父福，官金华知府。镗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至吏部尚书。隆庆初，赠太子太保。《明史》卷二O二有传。

由万镗《重刊道园学古录序》可知，明嘉靖四年（1525），陶谐巡行到抚州，虞集裔孙虞茂因为《类稿》的书版毁于火，请求重刊虞集文集。陶谐便嘱托抚州同知麦莹经营此事。不久丁贵任抚州知府，督成重刊事宜，并请顺天知府万镗做了一篇《重刊道园学古录序》。

4.“成化刻本”。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有一部明成化刻本，然而从古至今，别无他人记载。如前所说，叶盛曾于天顺、成化年间将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置于《学古录》之前，而其题识所署的年月为“成化新正”。所谓成化刻本，可能就是这个本子。因未见原书，其详不得而知，故不多作考辨。

由于景泰本是从元刻本覆刻而来的，而“嘉靖本”是元刻本的明印本，所以传世的这三个版本行款格式并同：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双顺鱼尾，四周双边（有几页为四周单边），字体亦一致，版心或刊“道园学古录几”，或刊“学古录几”“学”多作“斈”，“錄”多作“录”。

 

（二）“嘉靖本”即为元刻明印本

目前，海内外现存《学古录》著录为元刻本的很少。然而，前人著录的却很多，如：管庭芬、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吴焯《绣谷亭薰习录》、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书目初编》，等等。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孙儆，更是以收藏元刊本《学古录》名闻一时。

从古至今，这么多藏书大家、版本学大家，都记录了元刊本《学古录》，而且其中很多本子仍然留存于世。似乎不大可能这些大家的鉴定成果都是错的。如果前贤的鉴定结果都是错的，那么，存世的几部元刊本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了。经过笔者查考，前面所列出的诸位大家的鉴定成果固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所著录的元刻本，实际上是景泰本等。但是，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为我们寻找元刻本《学古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线索。黄河认为传世的“嘉靖本”即是元刻本。综合黄河的证据，大致如下：

 

1.“嘉靖本”的刻工为”“入”“山”“太乙”“木高”“千”“寸”“正”“升”“高木”“高”“六”“七”“仁”“付”等。经查，刻工如“千”“正”“山”等，在元刻本《道园类稿》与元刻本《宋史图》中也能见到。

2.“嘉靖本”的目录后没有重增目录，各卷之后也没有增文。除卷十八外，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三后，皆无重增目录的内容。重增目录与重增诗文是郑达重刊的时候增入的，元刻本本来就没有。至于卷十八的增文，景泰刻本于增文都另起一页，唯独卷十八没有另起。“嘉靖本”全部没有增文，唯独卷十八有增文，也没有另起一页。其増文似乎是建宁刊版时加入的，却没有在目录中得到反映。

3.“嘉靖本”大部分没有万镗的重刊序，即使有也出现了两副不同的板片。而且，这两个板片的序文的字体，与《学古录》主体部分的字体与板式均有不同，且并未如其他部分那样断裂、模糊。据黄河考证，所有“嘉靖本”前万镗序皆为后来补刻。

4.万镗当时在顺天府尹任上，并未亲眼见到刊刻过程，其重刊之说可能是一种悬揣之词，不足以为确据。

还有两点，第一，“嘉靖本”字体与元刻本的《柳文音义》十分相似。《学古录》的字体是典型的元刻字体，体尽颜、柳，而偏颜，不止与《柳文音义》，与其他很多元刻本的字体也都是一致的。如果说覆刻也会保留原有字体，但是“嘉靖本”与元刻本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协调之处，换句话说，笔者经过认真核对，没有发现翻刻的痕迹。第二，所有“嘉靖本”前都没有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如前所说，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是叶盛加在《学古录》书前的，那么元刻本自然没有欧阳玄序及《致刘伯温书》。

综合以上证据，“嘉靖本”就是元刻本，至于具体的印刷年代就很难确定了。由断板和目录第六页全部缺失等情况看，现存所有本子的印刷时间距离雕版的时间是比较远的。有人认为有万镗《重刊道园学古录》的本子，就可以大致判断印刷于嘉靖年间。然而，这篇序文出现了两个版本，故而现存《学古录》具体的印刷年代又很难判断了。从版面及文中墨丁的修补情况来看，这部书板曾经有过修补，但没有大的变动。

 

（三）景泰本与“嘉靖本”之间的区别

前人著录，往往将景泰本与“嘉靖本”混而一之，不能加以分别。如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云：“明刻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明人覆元本也。”潘景郑《著砚楼书跋》辩之云：“此本前后序跋均佚，叶鞠裳（叶昌炽）先生为先文勤公（潘祖荫）撰藏书记，只言此书明人覆元本，不及何时所刻，盖于景泰、嘉靖两本犹未能了然区别耳。”潘氏本今藏东北师大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东北师范大学及山西师范大学藏本等著录为景泰本气等等。这一错误，在《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仍然没有予以纠正。反而，己经公布的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竟然没有“嘉靖本”，不知其所以然。

还有人认为“嘉靖本”是景泰本的翻刻本。如陆心源《仪顾堂续跋》：“明嘉靖覆景泰本，行款匡格皆同，惟重增目改入各卷之内。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录佚名跋谓“此本景泰间昆山县郑达从克庄本翻雕，嗣后嘉靖间又翻景泰本，近所见黑口者，俱“嘉靖本”也。”等。

如前所说，“嘉靖本”为元刻明印本，自然与景泰本不是同一个版本，也不可能是景泰本的翻刻本。黄河总结二者的不同点甚多，笔者概括为：

第一，刻工不同。景泰本的刻工有“王”“茂”“二”“吕”“||”，等，“嘉靖本”的刻工己见前文，与景泰本不同。

第二，多数景泰本前有欧阳玄序及其《致刘伯温书》，部分还有叶盛题识。“嘉靖本”前多数有万镗《重刊道园学古录序》，而万镗《重刊序》是以两种不同于正文板式的面目出现的，为后来补刻。

第三，景泰本目录后还有重增目录，卷十八、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四、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三后有重增诗文。重增目录与增文都另起一页。（卷十八增文为《马处士墓铭》和《故梅隐关公墓铭》两篇，増文没有另起一页）“嘉靖本”只有卷十八有重增诗文，也没有重起一页。而且，“嘉靖本”目录第六页缺失。

笔者以为，还有数点不同，应该予以补充：

第一，字体不同。景泰本是从元刻本覆刻的，“嘉靖本”是元刻明印本，故而两种本子的字体极其相似。但是景泰本行气不能贯通，经常有一个字中有一两笔与整体不协调的情况；“嘉靖本”却通畅无碍，并无于整体不协调的情况。而且两个本子同一个字的同一笔画也经常有不一致之处。

第二，有些页的板框不同。《学古录》的三种本子都是四周双边，然而景泰本却有单边存在，如卷一的第十页，卷五的第十七、十八页，卷九的第三、四、五页皆为上下单边等等。相比之下，“嘉靖本”这些地方没有单边出现。

第三，墨丁或空字的位置有所不同。如景泰本卷八第十三页第十九行第六字墨丁，“嘉靖本”则无。景泰本卷九第三页第八行第十九、二十字墨丁，“嘉靖本”则无。

第四，景泰本卷二十八尾题在第十四行，而“嘉靖本”在第十七行不同。

以上所举，并不足以概括两个本子的所有区别，却也足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前人在鉴定时，大多数都只抓住增文和重增目录的区别，如缪筌孙《艺风藏书续记》“一刻于景泰，郑达重刊，集外诗文于目录后新增目录，注补于第几卷，诗文亦另叶起头，订每卷后。一刻于嘉靖，将诗文散入各卷之末，目录则未增。”并没有抓住字体、刻工等极为有力的证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前人关于《学古录》的著录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这是无可避免的。经过查考与比较，本文对《学古录》在产生与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描述了《学古录》的编纂和刊刻过程，指出黄溍“类目皆公（虞集）手所编定”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并将《学古录》与《类稿》区别开来。在明辨景泰本与“嘉靖本”区别的前提下，证明“嘉靖本”就是元刻本。材料有限，考证多疏，难免贻笑大方之家。尚有诸多问题未能解决，则以俟大贤。

此文得黄河《明刊〈道园学古录〉考辩》、李军《虞集诗文集元刻本考》之益良多，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