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由姚廷遴写的日记体《历年记》。姚氏生于崇祯元年,41岁那年,有感于“世事之更易,人情之冷暖,涉历之风波”,动了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他从出生之年追溯起,一直到康熙36年搁笔,按年叙事,有事则记,愈后愈详,前后连贯七十年,正当由明清易代到“康乾盛世”发端,一段史家给予特别关注的时期。姚氏早年痛失亲祖、生父,依托做过两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一度不知穷愁。但读书顽劣,没有拿过功名,而后家道中落,涉足吏胥,务过农,教过书,备尝兵火灾荒之苦,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原稿本整理者称由于姚氏识见有限,文辞叙述殊觉冗杂,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少有流传。但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而后逐渐沦落为一介平民,屡屡叹穷叫苦,历年实录所及,既有政治风波、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报道,也有油盐柴米贵贱、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平常得像家人聊天,实话实说,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

姚氏亲历见闻常常透露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及的情景。例如由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所引材料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人吃人”的惨象,叙述颇骇人听闻。这种淡化不了的恐怖,会使所有读过这段材料的人都感到震撼。可能谁都不会想到,在号称“富庶之区”的江南,上海县的境内,也有同类的悲剧在同时异地重演,南北对应,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

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1641年),三月至九月无雨,江南大旱,草木皆枯死。其地向来无蝗,该年飞则蔽天,止则盈野,所到之处无物不光。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将榆树皮做饼食,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四周乡民所在皆然。饥饿者沿路乞讨,走不多步即扑地而死。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算。他夜深归家,从馆驿桥(上海县衙门前)经过,死尸横卧于道,或脚踢着,或身上走过,知已肢体僵硬。更有甚者,桥头巷口,遗孩满路,时常有被人抱走者。后来发现在火神庙,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钵冻结盛之,肉内有指头残存。荷花池附近,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西关外一老妪,常抱小儿回去,亦杀而净洗焉。南门外夫妇两人亦常抱去,邻人疑之,闻其家有香味,怪而问之,则遭詈骂,强而视之,烹小儿在锅也。姚廷遴哀痛地写道:“其惨又如此”。“人吃人”的三男二妇,都经当地民众扭送至县府,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姚氏继而记道: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活活烧死,抢劫者立时枷死,幸而不致大乱。

然而同地同时的叶梦珠,笔记体的《阅世编》名气很响,为明清江南研究习用之书,这样残酷的情景却隐匿得无影无踪,旁证了“无名文人”(整理者用语)有时确实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虽然明清江南富庶多被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民众穷愁潦倒的另一面也同样真切地存在着,无法完全抹去。只是此类细节存世稀少,学者不易强烈感受到而已!以小农艰辛耕作为基础的中国农业,创造出不计其数的财富,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饭,经不起风吹浪打,农家难有隔年之粮,极度的脆弱与不稳定,发达地区亦所不免。假若能够如实看待,上述惨剧的发生就决非完全不可理解。

姚氏久居浦东,为号称“布被天下”的松江棉布重要的棉花产地,也种植水稻和杂粮。向不知柴米之贵的姚氏,迫于生计,在21岁那年与佃农“分种”(对半分成)东乡之田,当年收获到稻谷每亩3石,棉花80斤,又有其他插种豆类、芝麻的收益,以为种田是一项好事业,从此住下。第二年就尝到苦楚,大小熟全荒,始觉狼狈。盘算姚氏七十年经历,大荒者约八年,中荒十有余年,而稻好花坏、花好稻坏者二十余年,真正顺风顺水的年份不多(明确记载大有之年仅三次)。康熙元年(1662年)起,连续三年瘟疫盛行,十室九病,宅上无健人。总计姚氏亲族与子女,前后死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台风、潮浸、水涝是该地农业收成的大敌。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夏多雨,及至八月大雨,水溢半月而退,种棉花大荒,晚棉花仅二三十斤一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大旱,至七月又遇大风潮,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坏,花铃花盘摇落成堆,棉花收成好者仅四五十斤,晚者不满数斤,到处叫苦。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尽数罗列70年间自然灾害详情(这是研究灾害史的一份极好原始材料),读者可以找来细读。

康熙之世因为仍处于“小冰河”灾害周期之中,加以战事、海禁等其他因素,有些经济史家已经看出它是明清600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姚氏生而不幸,遭逢其时,有特殊的一面。但在江南,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每看到国外有的研究者不计各种干扰收成的变量因素,选取水稻、棉花收成好的数字作为初始数据,像模像样地以现代数理推算该地区棉花、水稻的生产规模,乃至GDP与人均收入,用以证明江南之富足,总觉得他们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了解的太少,有些异想天开。

姚氏完全从平民生活感受出发,政治上的利害观察比较实际,较少意识形态偏见,也是一大特点。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黎庶困苦,蠲免若干年钱粮,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不许官吏随从扰民,颇为感动。他把从衙门朋友那里听来的,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铺陈得有滋有味,比官方记载多添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并称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康熙朝有清官,在历史上是出名的。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汤斌两位总督、巡抚,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百姓哀悼或挽留的场面,均笔带感情,不吝篇幅。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时获知一错假案件,即差中央司法、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案情终得告白。姚氏记曰:“此一事连累抚院、按察使、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霍县公、兵道、按察司等,俱大费周折,看来做官也不是容易”,流露出对劣质官员遭惩处的高兴情状。这些情节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肃吏治,确实用心用力,民间盼望政治清明之心,也真实而急切。

但从姚氏35岁后康熙年间的经历来看,我们也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种严峻: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鲜明。有一事值得在此说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大清功臣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此人,无论是康熙帝或是现代史家,都极赞他为“好官”,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相大异,可补史料之阙。范总督南下视察上海,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犒赏、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县中费银五千两。海关官特地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摆酒在船内,演戏饮酒而去,礼金亦费五百两。姚氏忍不住愤慨写道:“作用如此,做到两省总督,下僚送礼,一概全收,贪婪极矣。自称文正公之后,岂料文正公之子孙,有如是不肖哉!”

姚氏做过胥吏,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许多朋友,消息灵通,见识了23个知县或代理知县,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平庸不计外,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五年(1681—1686年)任上的史彩。离任时,绅民一路送别,百姓无不嗟叹涕泣,史公亦哭。姚氏点评:“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去官者,满县人如失父母,做人得上进,必该如此。”与之相比,却有八至九个知县,都是以贪婪卑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对他们追逼钱粮的凶狠与剥削百姓的苛酷,鞭挞不假宽贷。例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异常,打人不论大小,概必四十。康熙十四年(1675年),陈之佐因有贪污漕粮之嫌,被疏题革职。陈妻贪上海华丽,教训其男人:“这里不做官,你想到那里去?”于是陈知县遂将平日剥削百姓来的银子,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还伪称上头已经同意其留任,死赖着不肯走。姚氏点评曰:“可笑,可笑!”

最可恶者,在姚氏笔下应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到任的陈善,为官最为不善,而且正因为有前面说到的那位范承勋总督撑腰,坏事做绝。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陈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非常之酷,值农忙之际,差人如狼似虎,每区数批,耗费民间什物银钱无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人,淹没房屋无数,惨极惨极。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逼400人。七月,终于暴发受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然而此人因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于是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上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说也枉然。”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众人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打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园,烧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花园建筑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程度十分惊人,在上海贪赃的规模也因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事后陈知县破费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全,总督差人调查,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至于陈知县暗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姚氏对陈知县的鉴定简洁明快:“真白日之强盗,百姓之仇敌也。”陈知县没有倒台,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似乎有意效法获麟绝笔,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

天高皇帝远,靠一人之英明,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康熙时期基层有种种黑暗,英主耳目失灵,鞭长莫及,也合旧体制一般情势之常。只是今天的史家,包括喜欢编皇帝戏的作家,遇到这类事情,应该多一份心思,尽量搜索得全面些,不致将历史上的“好皇帝”描写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不少偏见或误解。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也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形势良好,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重点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越来越多的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历年记》的展示,只是一个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转变会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