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关键词：白寿彝；民族；疆域；中国通史编纂；特色

白寿彝先生（1909—2000）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一生在历史学的众多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将学术领域收缩，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方面，白寿彝先生似乎也有侧重，重中之重应该是中国通史。1999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终于全部出版。该书12卷，22册，1400万字，体大思精，是他一生最高学术追求实现的标志。他的学术事业亦由此达到辉煌的顶点。与国内外众多中国通史相较，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匠心独运，立意高远，特色鲜明。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疆域的思想，对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的成功，至为关键。在西方中国学关于中国的民族及疆域问题的观点不仅具有较大国际影响，而且对中国史学界也产生相当的冲击甚至造成一定混乱的情况下，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对民族、疆域问题的论述，其学术见识之超拔，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之重大，就尤其显著，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一、民族、疆域

——《中国通史》编纂的两个基本问题

编纂一部中国通史，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很多。20世纪初期，章太炎、梁启超都有计划编纂中国通史。前者著有《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明确撰写通史之法，介绍中国通史之内容；后者著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述中国通史的凡例，阐发新的史学观念。《中国史叙论》列有专节“地势”“人种”，《新史学》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专目。以后，梁启超又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可以说是其通史中关于“人种”问题研究的细化。这些内容都是为撰述中国通史打基础的。自觉地把民族、疆域作为理论问题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中提出，并进行论述，这是历史学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史学中也有民族、疆域的观念因素，例如《史记》的编排，似乎能够反映这一点。但传统史学的国家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其民族、疆域观念很难说有多么自觉。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通史所涉民族、疆域理论有自觉的探讨和论述。他说：“编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白寿彝先生也有卓尔不群的创见，只是本文暂不涉及。

民族、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指中国历史的主体，一个是指中国历史的空间，即历史主体的活动范围问题。犹如一部活剧，必须有演员和舞台，二者都是剧作的构成要件。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前有一篇《叙论》，列有三个标题：“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二、五十多个民族，十多亿人口”；“三、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前两个标题依次论述的是疆域和民族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随意而设的，而是作者长期自觉探讨的结晶。白寿彝先生早在1951年，就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该文一度引起讨论。1977年，写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论述了三个问题：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三、中国历史上所谓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复辟和反复辟问题。1978年又写有《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此外，还有《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1978年9月6日）等。所以尽管白寿彝先生作为《中国通史纲要》主编，似乎没有执笔撰写具体章节，但全书无不体现他的思想。《叙论》就是根据他的上述文章改写而成的。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的《中国通史》，以一整卷的篇幅论述中国通史的有关理论。他不顾年高体弱视力差，亲自执笔撰写了此卷的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回顾了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历史、传统、成就，对疆域、民族等问题再次作了论述。与《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导论》卷第一章对《叙论》既有继承又有丰富，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自己的新思考，其中包括1981年5月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3月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民族史》，1988年10月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原载于《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http://jds.cass.cn/ztyj/sxll/201605/t20160506_3323062.shtml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中，之所以特别重视民族、疆域问题，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再者，他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史学家。社会责任感强烈的史学家比较容易感知其重要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了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参加了讨论。作为一个回族学者，他对在抗战期间用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激励民众爱国情绪的做法很不赞同，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全的心理。他强调在民族危难时期，要加强民族团结，主张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贯穿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中，说“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底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底新史学运动底第一个标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从学理上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抗战形势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白寿彝先生在民国时期，与顾颉刚学术联系密切。顾颉刚通过在甘肃等地的民族考察，亦深感编纂多民族的中国通史的重要意义。他说：“为要激发各族的同情心使得民族情绪永远保持，我们就必须创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时，不是看记事很简单的教科书，便是看卷帙极繁重的《二十五史》，而且这些书都以汉族的史迹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的恶感，也不是今日适宜的读物。我们应当创作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凡是共同享有的光荣和被迫分受的耻辱都应当详细书写，而摒去一切的私怨。如此，这部历史流传了几十百年，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灵魂，再不会给野心国家离间挑拨了。”顾颉刚的观点，对白寿彝先生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习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疆域问题又作了重新思考，并与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密切结合。

白寿彝先生晚年把写系统的中国历史书看得更加重要。他说：“我们搞历史的，在历史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写历史书。当然，专题研究要搞，必要的考证也要作，工具书还要编，但主要的任务是把历史写出来，写出有系统的、可靠的历史书。”“专题论文是必要的，尤其对专门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很需要。但是，要使我们历史工作的影响更大，就不要局限在历史工作者的小圈子里，还要为广大读者写历史书。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白寿彝先生对民族疆域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是为他说的“写出有系统的、可靠的历史书”服务的。因此，认识白寿彝先生对民族、疆域问题的探索，应该与他的中国通史编纂联系起来。

二、四类范型、一个趋势

——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理论

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的民族理论可称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核心思想我们可把它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

所谓四类范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范式，可归纳为四类：分别是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所谓一个趋势，是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是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四类范型、一个趋势”是白寿彝先生中国多民族统一理论的核心内容。

白寿彝先生多次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统一的四类范型。他说，所谓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就是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的新的统一，如冒顿单于对匈奴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努尔哈赤时的女真等，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这些都属于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

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体，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南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他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也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

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均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全国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它消灭了阶级剥削、民族压迫，各民族平等，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类范型的民族统一，是按着顺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统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十六国之乱以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朝和元朝之间，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分裂的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唐比汉的统一规模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

关于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他说，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实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还是在涉及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

“四类范型、一个趋势”，本质上是对中国多民族统一的理论概括。而对“统一”的原因，白寿彝先生也作了论述。也就是说，白寿彝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还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

首先，他论述了“统一意识”及其作用。他说：“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两句话反映了诗人“天下统一的思想”。从孔子、孟子到战国以后成书的《禹贡》，都反映了人们心向统一的思想。“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宋、辽、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因此，中国具有悠久的统一意识的传统。“在民族问题中，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这个思想意识问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裂和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的意识反映很强烈。”思想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中国之所以在多次历经政权割据、分裂，最终走向统一，是因为这种强大的“统一意识”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他论述了主体民族——汉族的作用。他说：“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汉民族所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我看有两个：一个是地理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汉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得到了最好的自然条件：土壤、气候、水利都比较好。”

第三，他在强调主体民族汉族作用的同时，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也作了肯定。他说：“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

第四，他认识到地理环境与多民族统一的关系。他说：“多年来，我们不敢说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敢指出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怕被说成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地理条件是很重要的。”“我国的海跟地中海不一样。欧洲国家环绕地中海发展；我们则不一样，我们是大陆国家。这种差别，对历史发展是颇有影响的。……我们疆域的形成，也跟地理条件有关：北边是沙漠，西边是大山，南边、东边是大海。中国这个地域，本来就是一个地理单元，总的形势如此。”“从地理现状看，多民族形成一个国家并非简单的事，有它的自然条件。中国东是海，北方、西方是高山、沙漠，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地理区域。各民族在这个自然条件之下互相依存在。”

第五，他精到地论述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说：“多”和“一”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像是土豆同口袋的关系，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就是把土豆放到土豆口袋里就行了。“一”是在“多”的中间，它不只是一个口袋，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轴线，是方向。他说的“一”指的是统一，“多”指的是多民族。他说：“‘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

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

编写中国通史，通史的地理范围如何确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到现在，有些学者还保留自己的看法。白寿彝先生明确地说，在当代，编写中国历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

早在1951年，白寿彝先生就发表文章《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问题——在本国史的范围里，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为限，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为限?他说这个问题是搞本国史的历史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因为如果把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错误，有时把别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有时却又把自己的历史写在别人的账上。这篇文章主要从清除皇朝史观影响的角度立论，辨析了两个不同的处理办法之优劣。所谓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他认为前一个办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很容易引导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可能引导将中国历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他的结论是“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白寿彝文章发表后，萧超然写了一篇文章《读〈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指出白寿彝先生在表述中存在可能引起误会的地方，认为不应只以“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所发生的先民的活动”为限，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行为，中国先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活动都是不应忽略的。白寿彝先生在萧超然的文章之后，加了按语，虚心地接受了萧超然的意见，说“萧先生指出的我那篇文章里‘可能引起读者的误会’的地方，基本上，我是同意的。”同时又对自己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分析了导致误解的原因，但对自己的核心观点还是坚持的。

白寿彝先生

1977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的次年，白寿彝先生做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科学上的问题。但不只是科学上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我们的历史有个舞台。这个舞台有多大呢?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们现在五十几个民族曾经活动的那个舞台。”“要明确这个概念，讲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民族的历史。”“‘中国’这个概念，是时时刻刻在变化，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在变化的。很显然，咱们是现在的中国人讲中国史，应该用现在的概念，不应用过去的概念。”1978年，他的《在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不管过去几个政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曾经从事活动过的事迹和勋业，都应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这个范围里边。……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民族关系就没法谈。把他们算作外国人，就不必谈民族问题，而是中外问题了。”“今天我们的‘中国’，有新的意义，不是春秋战国的中国，不是两汉的中国，不是隋唐的中国，也不是元明清的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不能把过去‘中国’的老帽子拿到我们头上戴。”“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不仅现在活着的民族要讲，过去同中国有关系的、已经死了的民族也要讲。我们讲中国历史，不能用过去的概念套，开始，局限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活动，后来，慢慢的，活动的领域扩大了，一代一代扩大了。那样讲历史，‘中国史’就变成汉族不断扩张侵略的历史，压迫别人的历史，这不符合历史的具体情况。”从上面的论述可见，白寿彝先生反对把中国历史说成汉族统治区域不断扩张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历史的主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不管现在是否还存在，还是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他们与汉族一样，都是中国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均属中国历史的范畴，是写作中国历史不能缺少的内容。这样，在中国历史的疆域问题上，首先就自觉地摆脱了皇朝史观的影响。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再次论述了疆域问题。他说：“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境内’，就是指我国今天的疆域。当然，我国现在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并不一定以我国今天的疆域为限，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多一点。”“我们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包括台湾省在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是以我国现在的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就是说，以今天的国土面积为中国通史的历史活动舞台，并没有局限现今中国境内的民族主体的活动范围，他们在“境外”的历史活动，也要适当的介绍。

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他关于历史疆域的论述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完整、缜密了。他说：“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括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超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超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国军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联系。”

1991年，白寿彝先生为自己的《民族宗教论集》写了“题记”。其中说道：“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是白寿彝先生关于疆域问题的最后一次论述。

综观白寿彝先生对中国通史有关疆域问题的论断，他关于疆域问题的观点和原则可以归纳如下：1、疆域问题是中国通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2、疆域问题必须肃清皇朝史观的影响，反对大民族主义的疆域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地理范围，在这个地理范围的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记述的内容。3、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有变动是客观事实，在历史编纂中，需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进行一定的灵活处理。4、处理疆域问题，要考虑到各个民族的民族感情问题，肯定边疆少数民族对维护和守卫祖国疆域的贡献，注意民族团结。5、疆域问题是一个关系历史、现实、未来的问题，既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又要考虑到它对现实政治以及外交关系的影响，二者密不可分，要将二者统一起来。

四、国际视野、学术价值、历史责任

——白氏中国通史的特色

白氏中国通史（指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无论是《中国通史纲要》，还是大型多卷本的《中国通史》，出版后均反响很大，并有众多评述文章，在此不拟重复。这里想强调的是，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理论方面对民族、边疆问题的论述，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特别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许多国家因民族问题陷入长期的战乱、动乱的情况下，它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方面的意义，尤其不可忽视。

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第一，它们均展示出开阔的国际视野。《中国通史纲要》之《叙论》所论述的问题，看似有类常识，诸如谈中国当今的疆域、地势、江河、气候、物产、民族、人口，其实它反映了主编者将中国历史放在当今国际的政治格局下思考中国历史之深意，为的是更鲜明地展示中国历史的特色。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在这方面的用意更是显著。其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第九章“中国与世界”，都是从多维度来定位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所运用的视角不但是从中国看中国历史，而且是从世界看中国历史。

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疆域问题上，白氏中国通史旗帜鲜明地反对皇朝史观，这是因为皇朝史观不仅是大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适合中国现代社会的需要。其实，基于皇朝史观的疆域观，不仅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多表现，在中国近代史学中有较深的土壤，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国际中国学界，也是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存在。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始终以欧洲中心观的视角和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的历史。近代东洋史学界，以学术研究为名，利用了皇朝史观，研究蒙满历史，提出东北地位未定论等荒谬观点，为其国家的殖民扩张服务。东洋史学界的这种主张曾遭到中国学者的严厉驳斥。西方学术界以欧洲中心观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的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次转变，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趋势———“汉族中心观”。然而，这种趋势不过是皇朝史观的变种，也进步不了哪儿去。它把黄河中下游地区视作中国疆域的雏形，然后像摊大饼似的向四周扩展。这种“汉族中心观”的实质仍不过是“中国的历史就是汉族侵略扩张的历史”的老调重弹。20世纪末，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在美国的清史学界开始面临挑战，美国的清史学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辩，导致清史研究产生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趋势。新清史成为美国近年来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如欧立德（Mark Elliott）及其《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罗友芝（Evelyn Rawski）及其《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会史》、柯娇艳（Pamela Crossley）及其《历史的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群认同》、路康乐（Edward Rhoads）及其《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等。此外，诸如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及其《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张勉治（Michael G. Chang）及其《马背上的朝廷：1680—1785年帝王的巡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和濮德培（Peter Perdue）及其《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等，也可以归入新清史研究的范畴中。近年来，美国的新清史观点和治学理路在中国史学界也荡起了涟漪，史学界对此褒贬不一，甚至掀起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如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与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为新清史的评价问题出现分歧，展开了辩难。姚大力倾向于肯定，汪荣祖侧重从消极的方面进行批评。新清史提出的某些民族和疆域观点，虽然其显示的国际视野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它把满族视为“中国”的异族，把满族的聚居地东北地区排除于“中国”领土之外，究其实质，仍不脱皇朝史观的窠臼。拨开浮面看本质，就民族、疆域观点而言，“新清史”并不新。

白寿彝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是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它既是科学上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既要理解国内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又要注意到对外活动上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书本上的问题，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笔者近年参加一些在境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深感历史上疆域、民族问题的敏感性，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尤其斤斤计较。但当我们谈到白寿彝先生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的理论时，他们都没有异议，甚表赞同。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疆域问题所表现出的国际视野和学术远见，愈来愈得到学术研究实践和现实国际政治实践的检验和肯定。

第二，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始终把学术价值作为基础和前提。早在“文革”刚结束时，白寿彝先生就强调要写信史，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史德。所谓史德，就是要忠实于历史。不然的话，写出的就不能称为信史。”“写历史，要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我们说为政治服务，怎么服务呢?决不是像‘四人帮’那样，弄虚作假，捏造历史，搞反科学的、反革命的‘为政治服务’，而是把科学和政治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假的历史。假的历史怎么会起积极作用呢?怎么能推动历史前进呢?……我们还要继承发展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赋予史德以新的意义，使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科学，以建立起良好的学风。”白寿彝先生指出中国史学家的一个好传统就是把写历史书作为不朽的事业，认为这是史家贡献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形式。“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把写历史书作为不朽之业来看待。历史上有许多史学家，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把历史书写了出来。我们的工作要直接、间接地为历史的前进提供一些东西，我们要有抱负，有正气，有雄心大志，把历史的责任担当起来。”“写历史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仅是一般知识性方面的事，而是一项很重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工作。”他编撰中国通史，就是把它作为不朽之业、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科学工作来对待的。白氏中国通史具有生生不已的学术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学术价值。

第三，白氏中国通史，总是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有着紧密的联系。“整个人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间上没有古今之分。古今是我们写书的人分的。时间之间不可能划个鸿沟。把历史当过去看，起码是不全面的。把人类的行程割断，是不妥当的。”这种历史观，也就决定了他的史学价值观，即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了解过去，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很好地观察未来，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有个传统，就是察往观来：说明过去的事情，展望将来的事情。这是个好传统。”他自觉地发掘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之。

因此，他的中国通史编纂工作，总是洋溢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对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他总能辩证地、积极地、善意地揭示和描绘其真相，解释其因果关系，总结规律性。如对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友好合作是主流，一种认为互相打仗是主流。但白寿彝先生认为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又都有各自的片面性。因为这种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就存在问题。他强调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主张研究问题，要从大处着眼，不要在细枝末节处纠缠不休：“重要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小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若过多地研究这类问题，就太零碎了。……我们研究问题要抓主要问题，抓大问题，抓带有全面性的问题。这是横着看。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找这样的问题来研究，意义是很大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民族史的研究，更有现实的意义，它处处与民族团结、国家民族的前途千丝万缕地联系着。”

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内有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手迹题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蒙文版书影、藏文版书影、维文版书影，这在一些人看起来不可思议，觉得这些手迹和图片，与中国通史没有关系；还有些人认为附上这些内容，体现了这部中国通史的官方色彩。其实这都是没有真正理解主编者的意图所致。主编者是著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家，专长于历史编纂学，所有的附录都是有其意义的。这些手迹和图片，反映了白寿彝先生通过中国通史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友爱、民族团结、国家稳定教育的史学思想，是他一贯主张的研究历史、著述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的具体史学实践，是白氏中国通史的时代感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