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到2019年之间,辽金史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活跃,前沿与热点问题讨论异彩纷呈,基础研究与特色研究稳步开展,辽金史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四年间各类成果迭出,初步统计出版学术专著50多部,古籍校注与整理10多部,大型通史和专史中的宋辽夏金卷、辽金元卷亦有10多部,学者个人文集2部,年鉴、目录类与通俗类图书20多部,在期刊和各种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近2000篇。受篇幅所限,只能择部分成果加以评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海涵(编者按:本文作者“程尼娜”即“程妮娜”,作者以“程妮娜”为名发表的文章,本文统一用“程尼娜”)。
一、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
辽金王朝的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问题,是辽金史学界一直孜孜以求推进研究的问题,近年的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有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对以往观点的反思和辨析。赵永春近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宋辽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多而异,但都用“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国家;在《继承性中国: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后人承认辽、金、元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依据辽、金、元自称“中国”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辽、金、元均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继承性中国”原则而上溯历史得出来的结论。王善军《10—13世纪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一体意识》(《光明日报》2018年4月23日)认为,10—13世纪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民族相处时自认为“一家”的意识,这种认同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讨论了蒙古国一处女真文摩崖石刻中“中央金国”与汉文中“大金”的对应关系,认为汉文对译语相当于中国之义的“中原”,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狄宝心《仕金辽士诗之夏夷君国理念及人生志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分析了金初燕云归顺金朝的辽士所持的中国观,认为他们超越了以中原模式为衡量标准的贵夏贱夷藩篱,认可汉制国制并行、夏夷文化兼容的多族一体,这种不辨夏夷、多族一体的中国观,顺应了北族入主中原、同华不同汉的历史大势。安北江《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认为,辽宋金各朝打造正统中国的措施,是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多元化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多元一体理念的一次尝试,为元代“中华一体”理念奠定了基础。
关于辽、金王朝的“中国性”与“正统性”,从古到今围绕“华夷之辨”一直存在着争议。江湄《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认为,在辽、金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北朝”,不赞同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中所论,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并非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更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程尼娜《从自称“中国”到纳入“正统”:中国正史中的〈金史〉》(《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认为,金、元“正统观”一脉相承,蒙元历朝修《金史》皆为传统的纪传体正史,《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明清以来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原因,是一个误解。
二、内亚传统、内亚性
近年来区域性历史研究越来越热,与北族政权、王朝相关的内亚传统、内亚性、内亚视角成为辽金史研究中具有较大争议的学术热点。作为积极推进“中亚视角”研究的学者,钟焓(郑诗亮《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上海书评》2016年5月10日)认为,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研究内亚史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魏志江主编《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认为,从内亚史视野审视辽史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性”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游牧—渔猎综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辽朝是古代中国向内陆欧亚地域扩展历史影响的主要中介者之一。
还有一些对中国学界现行的“中亚视角”“内亚传统”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认为,“内亚史观”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但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作是人为的、强制的,这与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有所冲突。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内亚传统”概念内涵的过分简化的表达与其外延使用并不相符合,即可能导致所谓的“内亚传统”变成一个只是相对于“汉文化传统”或“华夏传统”的伪概念。在亚洲中部地带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组织及民族,这样广泛的地区很难以一种均质的“内亚特征”加以概括。可见,如何吸收国外的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还需加大力度不断探索。
三、古籍校注和文字
辽金文献资料匮乏,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期间辽金古籍校注取得了重大成果,文献学研究呈上升趋势。陈述《辽史补注》(10册,中华书局,2018年)的出版堪称辽金史学界一大盛事,该书始撰于1935年,直到1992年陈先生去世前夕,虽部分书稿已经交付中华书局,但仍未完全定稿。陈先生用毕生精力对《辽史》进行全面订补,采取逐段补注的形式,取材详备,广征博引,不仅有传世文献,亦有碑志石刻、考古资料、民族调查资料,周思永《〈辽史补注〉征引文献》统计《辽史补注》引用各类文献多达九百余种(景爱《陈述学术评传》,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全书共240万字。陈寅恪早年给《辽史补注》写序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松之注之附丽于陈寿《三国志》,并重于学术之林。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组成员邱靖嘉(《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上海书评》2018年6月19日)说,《辽史补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苗润博《〈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文汇报》2018年6月15日)认为,这部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
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成果,刘浦江主持的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以百衲本《辽史》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对于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进行校改,对原点校本的部分校记、标点进行增、删、改,据修订组统计,此次《辽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1716条,改动标点四五百处(单颖文《〈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文汇报》2016年5月6日)。程尼娜主持的中华点校本《金史》修订本于2019年底也已付梓,据其《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修订成果概述》(《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介绍,此次修订《金史》仍以点校本《金史》所采纳的百衲本为底本,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删、改原校勘记一百多条,新增校勘记数百条。付梓前最后统计,《金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2780多条,新增校勘记占32%左右,纠正失误标点200多处。
这期间出版了三部金代文献的点校本,马振君点校、金人王若虚著《王若虚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2017年),对《滹南遗老集》作了全面标点、校勘,整理了《尚书义粹》残本,是目前录文最全的王若虚著述整理本。另两部,一是孙德华点校、金人赵秉文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二是任文彪点校、金代佚名著《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此外,辑校宫词、诗文、舆服、医药等各类资料的成果也相继推出,陈高华点校、柯九思等著《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胡传志校注《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李甍《历代〈舆服志〉图释·辽金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良松主编《房山石经医药养生文献集成(隋唐至辽代)·五》(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7年),薛瑞兆《金代“国朝文派”蔡珪佚文辑校》(《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关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年)论述了金代的修史制度,蒙元时期金朝旧臣及元人编纂金史之始末,元修《金史》的史源问题。范学辉《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 册〉新探暨重命名》(《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应当对该文书重新命名,并探讨了金朝后期的兵制问题。邱靖嘉《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所见金朝史料辑考》(《文史》2016年第2辑)在这部编纂于元大德七年的数术文献中,发现有3000余字关于金代历史的记载,这些金朝史料主要转抄自《金实录》,可视为一篇简明的金朝编年史。
宋人的辽、金行程录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近年又有新的整理、修订和研究,如徐苹芳整理、胡峤等著《辽金行记九种·辑本揽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通行本《揽辔录》仅为此辑本的十分之四,且对辑本进行了标点、校勘,对史实的年月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在原来所辑37篇的基础上,新增加了10部出使辽金“语录”和出使诗。相关论文有李贵《楼钥〈北行日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研究宋人史籍中辽金史料的文章有苗润博《〈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文史》2017年第3辑)、孙昊《〈宋会要·蕃夷类·辽门〉研究》(《文史》2018年第2辑)等。
在被称为绝学的契丹文和女真文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亦是辽金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契丹文方面,在蒙古学家清格尔泰的指导下,由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编著的《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共收录迄今发现的453个原字,从各家研究成果中归纳出比较可靠或值得重视的解读语词3156条,收录39篇小字碑铭及17件零星资料,收录图版262张,索引部分收录了迄今发现的契丹语词汇共10407条,是国内外契丹小字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女真文方面,刘凤翥、张少珊、李春敏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中西书局,2019年)以明朝四夷馆编写的《女真译语》罗福成类次本为底本,校以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补充国内外研究女真文字的成果,并将该书中的女真字整理、编号编纂而成,是一部女真语言文字工具书。
学界普遍认为契丹文、女真文的文献、碑刻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运用契丹文、女真文正确解读辽金文献中少数民族语词则是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难点。近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努力学习契丹文和女真文,将其运用到辽金史研究之中。史风春《辽朝后族诸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依据出土墓志和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对辽朝后族几个主要家族的族源、房属划分、发展脉络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提出的新认识对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辽史·外戚表》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探讨了契丹语和汉语相互匹配的规律。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多是对契丹文和运用契丹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论文,这与契丹文的碑刻资料比较丰富有关,主要有张少珊《辽代耶律李胡与和鲁斡的封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苏航《乣音义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唐均《“札兀惕·忽里”的契丹文还原》(《语言学研究》2018年第1期)、彭鞑茹罕《契丹文史料所见安团将军及割烈司徒名讳考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女真文研究的文章不多见,有孙伯君《神木县花石崖女真文题刻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四、制度与政治、外交
辽金制度与政治、外交研究历来是辽金史研究的重点,这期间既有新领域的开拓,又有老问题的新认识。制度史研究成果显著,出版了7部著作,其中两部著作对辽金两朝某种制度进行了通贯性研究,武玉环《辽金职官管理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从职官选拔、考核、监察、奖惩、俸禄、致仕等方面对辽金王朝的职官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辽金王朝的职官管理制度,既有与中原政权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孙建权《守本纳新:辽金赦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将辽金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从赦宥的角度阐释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朝所不同的特色。相关论文有关树东《辽金元贵族政治体制与选官制度的特色》(《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辽朝制度史以官制研究为主,林鹄对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南望:辽朝前期政治与制度研究》(三联书店,2018年)一书中,认为自辽初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始终坚持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转变,汉化不断走向深入。辽代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深入得多。张国庆《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职阶迁转实行的是“双轨制”,任期考绩“秩满”迁转与未经考绩且非“秩满”迁转并存,并无规律可循。此外还有何天明《辽代大惕隐司探讨》(《朔方论丛》第5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忠芝《辽代郡王封授初探》(《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康鹏《说“头下”》(《文史》2018年第4辑)等。地方建置研究有杨军《辽代州县体制的形成及演变》(《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陈俊达和杨军《辽代节镇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等。
金朝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突出,官制研究在机构、职能、职官研究的基础上,注重考察制度的运作和官僚集团的民族特点。出版的著作主要是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反映了目前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模式。孙孝伟《金朝宰相制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通过对金朝宰相制度的研究,认为金朝宰相制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宰相多级多员,种族交参,坚持女真至上的原则;二是议政和行政合一;三是君主臣辅,君定臣行。郭威《金代户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对金代户部的确立、沿革、机构设置、职官配备和官员群体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认为金代的户部制度沿袭唐制为多,终金一世,户部职官是以汉人为主,女真人在户部长贰官上并不占优势,这与户部的职能和女真官员理财能力不及汉族官员有关。王雷《金代吏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在考察金代吏员的类别、数目、选任、职责、出职等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以及吏员对金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陈志英《金元之际转运司制度的变迁》(新华出版社,2018年)从转运司的设置、职能、任职官员三个方面考察了金元转运司制度设置及变迁情况。相关论文有任文彪《金代社稷之礼再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田晓雷《金朝中央政务研究——以尚书省左右司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孙佳《金熙宗以后多重路制的司法分工与互动》(《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乐日乐《金代郎君考》(《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
政治史研究的热点是围绕着多民族国家的主题,探讨辽金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王朝定位及不同政权之间的互动,同时注重辽金王朝特有政治现象的研究。李秀莲《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中华书局,2017年)认为,金朝“异代”文士与女真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互动过程,推动了女真政权由“夷狄”向“华夏”的转变。王耘《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论述了金朝女真人从地域性的政治认同到国家政治文化认同,以及金末各族士大夫的国家认同。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从观念和实证两方面论述华夏天下世界的多元一体,认为农耕、游牧两个世界既互动又共生共融。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暨南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在南北对峙中,辽、金占据了明显优势,并最终取代农耕王朝成为“天下(中国)正统”。廖寅《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认为,辽、金、宋、夏虽各自独立,但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从而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高福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它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林鹄《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认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的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论证了“四楼”是北族王朝行国政治的鲜明体现。
外交史研究领域内,这期间受关注的是辽与中原政权、辽金与西夏的关系。蒋金玲《辽朝对中原王朝外交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分四个时期论述辽朝外交思想内容及其演变,认为这种外交思想及其支配下的外交实践,使辽在与中原王朝争雄角逐中独领风骚。蒋武雄《宋辽人物与两国外交续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收录六篇与宋辽外交有关的论文,论及宋辽交聘活动、划界交涉、宋臣使辽行程及相关人物。史金波《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王万志《辽夏封贡关系探析》(《史学集刊》2017年第5期)、马旭俊《金夏交聘礼仪考述》(《西夏学》总第16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分别讨论了辽金各时期与西夏关系的实态,揭示出辽金与西夏的关系存在由封贡关系向交聘关系的变化。
五、社会、经济、文化
辽金社会史研究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出版一批新著,研究视角触及更为广泛的领域。符海朝《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认为在历史关键时期,北方汉人中有影响的官僚、宗教领袖、士人的心态和选择,常常对社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齐伟《辽代汉官集团的婚姻与政治》(科学出版社,2017年)主要利用出土石刻资料研究辽朝汉官集团的婚姻关系、婚姻特点及其对辽代社会的影响等。李月新《辽朝社会群体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探讨了汉、契丹、奚及渤海四个社会群体在政治境遇、社会地位、文化面貌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胡娟、童立红主编《蒙古贞辽代墓志及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利用本地出土的辽代耶律休、萧罕、萧和三个家族的墓志,探讨其家族世系。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19年)从辽朝教育与辽朝社会生活互动研究出发,试图揭示“契丹辽文化”形成的内在因素与民族特色、北方游牧民族“华夷同风”的文化认同本质。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论述了金代宗室的管理机构、教育科举、政治、社会地位、婚姻关系、文化成就,进而认识金代社会和金朝的兴衰史。杨忠谦《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将金代文学家族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阐明了由此引发的家族文学地位、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转变。相关论文有陈德洋《金朝女真移民与中原乡村社会控制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18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党斌《金代墓葬、墓志与陕西社会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5期)等。
城市与政治、经济、社会、交通皆有密切关系,王明荪《辽城——中国北方草原城市的兴起》(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探讨了辽朝复合体制的城郭之治,认为其既具有北方游牧传统的行国之制,又有道、路、州、军、县、城的城国之制,草原广布州县之治始于辽朝。诸葛净《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辽金元时期北京的城市空间秩序,国家制度建构、日常生活状态与城市形态变迁间的关系。顾宏义在《金代永安析津府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金史·地理志》称辽南京幽都府于“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此说之误缘于元史臣将金完颜亮改名永安之事窜乱至辽开泰元年。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辽朝城市与西域交通的关系,康鹏《马卫集书中的契丹“都城”——兼谈辽代东西交通路线》(《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考察了从西域至契丹的交通线,认为终点或为“御帐”,即捺钵。白玉冬《“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突厥语大词典》所见“可敦墓”是指漠北的镇州可敦城,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喀喇汗朝与契丹、宋之间的贸易通道。相关论文还有王昊《汴京与燕京:南宋使金文人笔下的“双城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都兴智《沈州与东丹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魏坚、周雪乔《阴山以北的金元时期城址》(《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等。
辽金经济、文化研究稳步推进,程嘉静《辽代商业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辽代商业的基础和货币、辽代境内外的商业、辽代商业管理与影响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张婧《中国货币文化传承与发展——金代交钞视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叙述了金代交钞的发展过程、发行情况,金代的交钞思想及交钞过量发行对社会的影响。张国庆《辽朝工匠及其管理初探——以石刻文字为中心》(《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爬梳石刻资料得出辽朝工匠的类别,有“木匠”“石匠”“砌匠”“铁匠”“瓦匠”“锻匠”“贴金匠”“画匠”等,政府对工匠的管理至少分为三个层面。李明华《辽代冶金业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对辽代冶金业进行了初步探讨。夏宇旭《生态环境与契丹畜牧业》(《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了辽朝畜牧业放牧方式的选择及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认为这些都体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张晨光《吴松弟〈辽代人口新考〉驳议——兼谈辽代的“丁”》(《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指出传世文献所载的丁数实为兵数,吴文推算户均丁数的前提和计算过程都存在问题。王星光、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认为,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关于大疫为肺鼠疫的观点的确难令人信服,此次大疫死亡近百万人,与战争、高密度人口流动、反复异常的天气及粮食的短缺等因素密切相关。相关论文还有刘锦增《金代山东盐业初探》(《盐业史研究》2017年第3期)、王德朋《金代佛教寺院经济生活探析》(《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李志鹏《出土钱币窖藏所见宋辽货币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
文化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吴凤霞《辽金元史论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论述了辽金元史论的历史基础、特点与成就、思想价值,及其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刘辉《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梳理了金代儒家思想发展脉络、经学与理学、三教合一思潮、儒学特质等。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金代进士的辨正与增补、地理分布、科举考题对相关文体的影响、状元的文学成就、政治品格、科举诗词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研究。王万志《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年)将金朝辖区划分为金源、辽海、燕云、豫鲁、陕甘五大区域,梳理各个区域的人才类型与数量,厘清各区域的教育、哲学、文学成就,进而探讨了金代学术文化演变的区域性特点与规律。常新《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认为这一时期的关学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王永《王若虚的“辨惑”体》(《光明日报》2018年6月18日)认为王若虚“辨惑”体著述以破为立,代表了金代学术的高峰,与汉、宋学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话效应。赵宇《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认为,金朝经义科考以大义,主试义理而非注疏。
这一时期,道教是宗教史研究的亮点。钟海连《金元之际全真道兴盛探究:以丘处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认为丘处机的全真心性论、圣贤提契的修道思想形成了全真道特色的他力救度论,启发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形成。张方《金元全真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认为,全真教以道家哲学为依托,吸收、融摄儒学和佛学的思想营养,打破前期道教追求肉体长生和热心外丹的局限,转而追求真性的保全,提倡内丹学和性命双修,开创了道教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彭瑞花《论辽代菩萨戒的流行》(《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考察了辽代佛教,认为菩萨戒主要流行《发菩提心戒》,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普遍受持的戒律。邱冬梅《契丹萨满信仰的基本形态及特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和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显灵故事与人名还原》(《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8年),对这一时期萨满教和景教进行了研究。
六、民族、边疆
辽金民族史、边疆史研究相对上述研究领域虽然略显沉寂,但两部奚族研究著作的出版,弥补了辽金民族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周峰《奚族史略》(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运用文献史料和石刻资料分别探讨了北魏到金元时期奚族的历史,首次对奚族历史进行了贯通性的研究。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北魏至辽金时期奚族的居地范围及其变迁进行了考证,并试图复原这一时段奚族居地的生态环境,探讨奚人的生业方式、文化习俗,以及奚文化与契丹文化、汉文化的基本关系等问题。其他民族史研究,如齐伟《辽代“白霫”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8辑,2016年)认为,白霫随着部族的不断南迁,种族概念逐渐弱化,代之为地域名称。
边疆史研究涉及边政、地缘政治、边疆民族治理等问题,周峰《五代辽宋西夏金边政史》(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叙述了五代、辽朝、宋朝、西夏、金朝等各政权的疆域、治边机构、治边思想、治边措施与边疆发展。郑毅《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论述了辽初期边疆和边政的草创,中期边疆与边政,以及后期内乱与边疆危机。田晓雷、王万志《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讨论了辽朝授予阻卜豪酋官号、统辖机构及统辖形式的变迁。程尼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考察了金朝采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对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羁縻统辖的实态。
总之,2016—2019年辽金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索,还是传统的基础研究,以及古籍整理都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和多种语言资料的运用为辽金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求新、创新的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对以往国内外辽金史基础研究成果重视不够。这里举两种现象:一是因辽金皆为北族王朝,便认为契丹、女真都是游牧民族,或认为金代女真人是狩猎民族,尤其是“中亚视角”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金与辽、元都是“中亚政权”。以往研究已从各方面对契丹和女真的差异进行了考察,从地域看,女真起源地与金朝的直辖区不在中亚;从经济类型看,辽代女真人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狩猎,金代女真人是农业民族;从政治文化看,金朝的女真传统和“中国性”都远大于“中亚性”。不可仅从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冲突的角度,简单并错误地将金朝划为游牧政权,应充分注意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二是研究辽金史的资料既有辽金宋元及后代的文献资料,有石刻、考古资料,还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如何正确地综合利用各种资料,是辽金史研究者面临的课题。有的研究存在只注重一种或一方资料的倾向,对以往基础研究成果和其他相关资料知之不多,想象成分大,将推论作为定论加以论述,其结论可能是偏颇或错误的。目前辽金史学界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日益成为辽金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思维活跃,受国外学界与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影响,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然而,如何吸收国外理论、视角在辽金史前辈学者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拿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创新成果,建构和完善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与辽金史相关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辽金史研究者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