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宋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粗略统计，新出版专著、论文集、文献整理近100种，论文1000余篇，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近年来宋史学界对议题与范式的反思，促进2019年的宋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形成若干聚焦性议题，包括士大夫政治论的突破、文本与书写视角的引入、史料的拓展、数据库的开发等。在择要介绍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著之前，首先粗略扫描相关的热点议题。 　  

　　一、聚焦的议题 　  

　　（一）士大夫政治论的突破。2019年，包伟民、戴建国主编的《开拓与创新：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文集》由中西书局出版。这部论文集是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宋史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结集，其中包括与会学者对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如包伟民在会议总结（文集序言）中提到的李华瑞对“唐宋变革说”的质疑，如何开展“大宋史”研究，宋史数字人文研究的困惑，宋史研究议题与史料的拓展等问题。饶佳荣对这次研讨会的报道也收入论文集，并关注到宋史研究从“积贫积弱”论到“宋粉”成群的问题。除对宋代经济、文化成就的片面描述之外，由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推向极端的宋代“士大夫政治”论，也是“宋粉”问题的重要根源。有经验的史学工作者容易发现，余英时对宋代政治文化与南宋政治史的描述过于笼统，研究范式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与宋朝政治发展的实际境况明显脱节。宋史学界一直期待更加客观、更具洞察力的政治史作品，以纠正极端“士大夫政治论”造成的理解误区。 

　　2019年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对此有所推进。首先是李超的《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时认为孝宗淳熙以后朝中的士大夫逐渐分化形成两大政治集团——道学型士大夫集团与官僚集团。针对这种“政治集团式”分析模式，李超指出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道学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但理学叙事出自理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以此为切入点，李超重新梳理光宗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脉络：贯穿于宁宗前期十四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对抗，然后是分别以杨皇后、韩侘胄两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开禧北伐的发动，不是出于对恢复理想的追求，而是韩侘胄巩固权位的被动之举，杨皇后、史弥远等人联合发动政变推翻韩侘胄，是韩、杨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属于权力斗争，与主和、主战基本无涉。 

　　李超进一步指出，依赖皇权进行政治变革，是赵汝愚发动绍熙政变的动机之一；官僚集团未必一贯反道学，庆元党禁大部分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是主张调停的官员，韩侘胄的权势未必依附于皇权，等等。李超的研究较好地摆脱理学叙事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束缚，杨光对范仲淹景祐三年被贬事件的研究异曲同工，指出主流历史叙述多将该事件视为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而仁宗对范仲淹的猜忌则被长期忽视（《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二）文本与书写视角的运用。文本与书写研究视角在中古史研究中的运用十分广泛，也成为2019年宋史研究的鲜明特色。包伟民近年来对宋代城市与乡村制度的再研究，有意识地引入文本与书写的的视角。除之前《说“坊”》一文在副标题中点明“地方志书的‘书写’”问题之外，他最近发表的《陆游的“乡村世界”》（《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2019年12月网络出版），更以诗歌文本讨论南宋浙东农村的居处、生计、市场、角色等内容，认为在聚落、麦作、乡市、饮食等方面,陆游的诗作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乡村生活细节。 

　　文本与书写的视角是推动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动力。杨光对范仲淹被贬事件的研究以“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为主标题。李超有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研究特别总结“史料批判式研究”的方法，指出现在所见有关庆元党禁与韩侘胄北伐的记载，是南宋后期道学家及史弥远集团有意建构的产物；力主调停的政治势力及其调和思想，是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却在现存宋代史书的主流叙事中隐没不见；李心传记载的学党名单被一步步误解为由朝廷正式颁布的所谓“伪学逆党籍”，“虽然是无意造成的结果，却反映了南宋士人看待党争的固定认识模式”。 

　　吴铮强则将这种视角运用于宋代社会史研究。他的新著《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依据志怪小说、碑铭、墓志、方志、族谱等不同形态的史料，以温州与杭州等地方为主要案例，尝试从文本与书写的角度重建宋代社会史的图景：在宋代地方社会，小农与富户、胥吏与海商、巫鬼与寺僧，都市中的武人与权贵，以及新兴的士人群体，共同构建起地方社会的关系与网络结构；士大夫占据着全国行政系统的核心地位，但在地方社会，科举士人还是一股不稳定的新潮流，有时游离于地方社会，有时需要与其他社会群体相互渗透，才能在地方社会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吴铮强认为，文本与书写本身的线索或可最大限度接近历史本身的脉络，视角的变换与图景的重建，能揭示宋代社会更丰富的内涵。 

　　（三）史料的拓展与乌台诗案的再研究。如何拓展资料是宋史研究一直关注的问题。宋史新材料极为罕，但既有文献仍有深耕细作的空间。2018年，文学史家朱刚曾以“似从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的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六“乌台诗案”相关文献为基础，重新讨论案件的审判经过（《“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结果引起跨学科的热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集中刊登了两篇回应朱刚的文章，分别是史学界戴建国的《“东坡乌台诗案”诸问题再考析》和法学界赵晶的《文书运作视角下的“东坡乌台诗案”再探析》。二文皆以文书定性为出发点，戴文将讨论延伸至党争的问题，赵文则沉浸于该案的刑名辨析与律敕适用，体现了不同学术背景研究旨趣的差异。 

　　（四）宋史与数字人文。虽然宋史学界对数字人文的认识仍有争议，但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设计开发的《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受到学界的普遍欢迎。数据库涵盖从隋至清1300年历代进士登科人物资料10万条以上，囊括历代各科举类目（包括进士、诸科，特奏名、制科等），所收录人物除著录姓名、字号、籍贯、朝代，以及具体的登科时间（年份）、所属科目和在位帝王等信息外，还综合进士人物的出身、登科、历官等方面的经历逐一撰写生平简介，总字数超过4000万，为研究中国科举史乃至文化史、政治史、教育史提供了基础性资料。数据库由宋朝职官史专家龚延明主持编纂，在聚20年功力完成《宋代登科总录》的基础上，通过项目不断滚动而告成，理应视为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二、政治 

　　本年度有关北宋前五朝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真宗、仁宗朝。汤勤福《宋真宗“封禅涤耻”说质疑——论真宗朝统治危机与天书降临、东封西祀之关系》（《河北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真宗自继位始就面临赵元佐的潜在威胁，这一威胁随着真宗诸子的去世及澶渊之盟的订立而加深，天书降临、东封西祀实是真宗解决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朱倩倩《宋真宗晚年权力交接问题探析》（《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详细梳理真宗晚年权力交接与争夺的过程。张吉寅从灾异的角度切入，讨论天圣年间刘太后与士大夫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治平年间士大夫内部的对立（《火灾视阈下北宋刘太后与士大夫的权力博弈》，《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水不润下”与北宋濮议》，《北京社会科学》第7期）。 

　　北宋后期的变法与党争依然是研究热点。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重视，刘力耘以《尚书》为例分析变法阵营与反变法阵营双方在经典阐释上的冲突与对话（《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考察》，《中国史研究》第1期；《作为士大夫政治实践的宋代经学——范纯仁〈尚书解〉解读》，《文史哲》第2期）。龙涌霖考察经学、历数与党争之间多维互动的复杂过程（《经学、历数与政治——苏辙“正阳之月”日食灾异说与北宋党争》，《鹅湖月刊》第45卷第2期）。赵冬梅、王化雨均注意到哲宗继位之初司马光、太皇太后高氏等反变法阵营领袖曾有调和新旧的尝试，但遭到言官群体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和解宣告失败，并对此后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宋朝政治》，《文史哲》第5期；《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林鹄则针对方诚峰的相关论述，指出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强调元祐时期司马光要求开言路，并非主张多元，而是特指倾听反新法的言论，其实是反对司马光在元祐执政时有调和之意的观点（《也说司马光之政治主张——与方诚峰兄商榷》，《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呈忠讨论“变法”等术语背后的不同历史语境（《变法·更化·变质——试论北宋晚期历史叙事三部曲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熊鸣琴《曾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是首部系统研究变法阵营重要成员曾布的专著。何冠环考察神宗宠臣李宪的军事生涯，分析新旧两党对拓边西北的不同态度（《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罗昌繁则将目光投向政治边缘群体——石工（《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 

　　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是南宋政权的一大特点，南宋政治史研究多与此相关。陈希丰《南宋初年“建都论”中的京湖之议——兼论建炎三年驻跸地之争》（《暨南史学》第18辑，暨南大学出版社）指出，“立国东南”并非南宋初年建都的唯一选择，考虑到东南在经济上的优势、转移政府易滋生变故、“移跸京湖派”重要人物张浚离朝等因素，高宗才最终放弃移跸京湖的计划。范学辉《岳飞绍兴七年奏请建储说辨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详细梳理相关史料，指出岳飞奏请建储之事乃秦桧之党伪造。吴淑敏《“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从“受书仪”之争切入，考察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毛钦《晚宋“国是”之争与“端平入洛”之役》（《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认为，收复河洛这一“国是”在皇帝、朝臣、边帅之间实际上并未达成共识，这是“端平入洛”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崇文抑武”常被视作宋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但从中古时期的“文武合一”到宋代的“崇文抑武”并非一蹴而就。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析唐宋之间政治结构的转变以及文武官在身分、地位、文化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崇奉“先朝家法”亦被认为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点，他维宏、管琴的研究均对此有所涉及（《法祖宗、裨治体：宋代圣政编纂与经筵讲读》，《历史教学问题》第6期；《言论、家法与文本：南宋殿试对策平议》，《文史哲》第6期）。 

　　多民族政权并存是中国10-13世纪历史的最大特点，宋与辽、夏、金、蒙元等政权的关系以及宋人的“天下观”是宋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黄纯艳强调，宋代的疆界形态及其反映的观念有其时代特殊性，但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华夷”与“中国”的框架，无论是思想来源还是具体做法都与所谓的“近代性”无涉（《宋代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第5期；《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第9卷第2期）。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则从历法、节日、边将等角度论述了10-13世纪中国的夷夏互动与多元一体。此外，宋燕鹏的《有关宋金之交华北的历史书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涉及相关讨论。 

　　2019年有较多宋代军事史的研究成果。除了传统的战役考述（叶凯《唐五代突袭战的余晖——北宋淳化五年夏州之役考述》，《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雷家圣《高遵裕与宋夏灵州之役的再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林鹄《从熙河大捷到永乐惨败——宋神宗对夏军事策略之检讨》，《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等），尤东进、陈希丰分别考察北宋禁军的兵力分布、南宋荆南屯驻大军的创置等问题（《北宋禁军兵力分布研究——以仁宗朝为中心》，《新宋学》第8辑，复旦大学出版社；《论南宋荆南屯驻大军的创置》，《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也有研究者将关注点从战争本身转移到战争以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陈安迪《北宋阵图问题再检讨》（《汉学研究》第37卷第2期），孙方圆《宋夏战争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史学月刊》第2期），钱俊岭、张静彦《胜利下的阴影——宋哲宗时“白草原冒功案”爆发原因探究》（《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等。 　  

　　三、制度 

　　官制研究向来是宋代制度史研究的重点。方诚峰解释了今人看来仅为“虚名”的三公官在宋代制度中的实质意义——宋代三公官既是文阶官的最高本官或寄禄官，又是高级武阶官的加官，这为童贯、岳飞、韩侂胄等一批武阶高官提供了身份转换的桥梁（《再论宋代的三公官》，《唐宋历史评论》第5辑，社会科学出版社）。寄禄官、爵制、赠官、冠服等问题亦属官制中“虚”的一面，本年度的研究主要有龚延明《宋代文官寄禄官制度》（《河北大学学报》第6期）、《〈宋史·职官志〉北宋前期选人寄禄官阶考正》（《文史》第4辑）、《宋代爵制的名与实——与李昌宪、郭桂坤等学者商榷宋代十二等爵制》（《中国史研究》第2期），陈文龙《北宋前期赠官制度考论》（《史学月刊》第9期），惠鹏飞《宋代文官赠官资格考述》（《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任石《宋代文官的冠服等级——兼谈公服制度中侍从身份的凸显》（《文史》第4辑）等。 

　　政治与人事方面对官制的影响也比较受关注。尹航指出，宰属在嘉定以前受政务处理分层机制的限制，影响有限；史弥远主政后重用宰属以向具体部门集中权力，宰属得以参与更高层事务的处理（《宰属与史弥远专权》，《文史》第2辑）。胡坤《宋代荐举改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详细考察了宋代改官的途径、荐举改官的流程与文书等问题，以蔡戡为例分析了人际网络在荐举改官中发挥的作用。丁义珏以群牧司为例，指出宋廷在重要的事务机构中实行文官、武官与宦官的“交错任用”，以实现宫、朝两套官僚体系的互相监督与制衡（《北宋前期制度中的“交错任用”与“宫朝相制”：以群牧司为例》，《中国史研究》第2期）。 

　　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是宋代制度研究特别关注的话题。邓小南指出，宋代信道渠道的路向、相关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势受到具体历史情势的影响，与制度的制定相比，更重要的是制度如何被执行并发挥作用(《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王化雨《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详细考察御殿视朝、内引奏事、经筵问答、禁中夜对这四种奏对方式，讨论宰辅奏事的过程以及宰辅奏事制度的演变，以曾布与章惇的政争为例展现奏对活动的政治意义。刘江则聚焦于地方上的信息传递与行政运作（《“备录行遣”：公文副本与宋代地方政务信息传递》，《档案学研究》第4期；《帖与宋代地方政务运作》，《文史》第2辑）。 

　　张亦冰关注财政制度，除了详细阐释唐宋之际三司制度的演进脉络（《唐宋之际财政三司职掌范围及分工演进考述》，《唐史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他还认为传统“宰相主民”、“三司主财”的说法无法概括北宋中枢行政格局，三司奉行宰相“指挥”，与其他“有司”并无太大区别，三司独立取旨权受到制度保障，可以直接奉行乃至影响君主旨意，颇具“使职”行政特点（《北宋三司与宰相职权关系新探》，《史学月刊》第1期）。赋役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对地方治理及社会秩序的影响（陈明光、靳小龙《宋朝的赋税“折变”与替代性政府购买及地方治理——与唐朝替代性政府购买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第6期；耿元骊《支移折变与宋代乡村社会生存秩序》，《中原文化研究》第1期）。 

　　基层管理制度方面，包伟民强调有必要分辨联户与地域两种组织架构的差异性与相对独立性，并认为两宋未推行过以“村”作为某一层级名称的乡村基层管理制度，“耆分”才是宋代为管理乡村聚落而设置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地方志在一乡之下著录的“村”是作为每一耆分“主村”的乡野聚落（《宋代的村》，《文史》第1辑）。程涛考察“团”的渊源以及“团”由军事训练单位演变为联户单位并逐渐兼具乡村区划职能的过程与原因（《宋代乡村“团”制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在宋代民众的地域认同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梁松涛、崔文静《新发现题名碑记所见北宋定州及周边地域基层地理区划》，《文史》第1辑）。 

　　此外，闫建飞、郑庆寰均注意到五代制度与宋初制度之间的延续性（《唐后期五代宋初知州制的实施过程》，《文史》第1辑；《宋初的“废支郡”与“直属京”政策》，《河北大学学报》第2期）。韩冠群、贾连港分别讨论南宋中枢政务与军事制度的重建（《御殿听政：南宋前期中枢日常政务的重建与运作》，《历史教学》第2期；《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选举制度方面，有曹家齐《北宋熙宁改革选举制度之再认识》（《学术研究》第9期）等。教育方面有江小涛《北宋的宗室学校教育》（《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礼仪制度方面，有尹承《从〈太常因革礼·庙议〉后妃祔庙问题看北宋的礼制运行》（《泰山学院学报》第6期）等。一些相对边缘的制度在本年度也有新成果，如冯国栋《宋代译经制度新考——以宋代三部经录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0本第1分）等。法制方面，关注的问题包括宋太宗的法制建设、法律与地方社会等（赵晶《论宋太宗的法律事功与法制困境——从〈宋史·刑法志〉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0本第2分）；耿元骊《宋代乡村社会秩序与法律运行机制——〈清明集〉所见之乡村诉讼》，《山西大学学报》第6期；刘云《国家、法令与地方社会：宋代财产检校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薛政超《宋代富民与“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初探》，《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等）。 　  

　　四、社会 

　　社会史方面，地方社会、社会流动等问题仍受到较多关注。王瑞来认为，南宋活跃于地方的士人成为了地方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对推动宋元社会转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乡绅社会可追溯到南宋（《地方士人与宋元变革管窥——杨万里集外佚文〈桃林罗氏族谱序〉考实》，《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葛金芳曾提出“农商社会”这一概念，他与柳平生合作阐述区域经济史理论、唐宋变革理论、超长期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等理论资源对“农商社会”理论的启发（《“农商社会”说的背景与理论资源》，《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马利清从唐宋转型的角度分析吉水亿田刘氏家族的举业成功（《宋代科举社会的乡村形态——吉水亿田刘氏家族举业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裴一璞的《宋元四川盐业地理与区域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是盐业经济社会史的综合研究，涉及经济地理、交通、管理、官民关系、社会冲突、族群矛盾、信仰圈等各个方面。张锦鹏认为，富民群体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使他们逐渐成为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中间层，而富民的社会话语权既可以通过主动与官府合作，也可以通过与官府对抗来获得（《从黄震抚州赈灾个案看南宋官府与富民的博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武胜鑫指出，在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大部分两浙富民呈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此外亦有少数负面形象，这体现了富民群体的复杂性（《试论南宋理学家所撰碑志文中的两浙富民》，《历史教学》第12期）。贾灿灿以《夷坚志》为切入点讨论了宋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社会流动视角下宋代“贫富无定势”现象解析——基于洪迈〈夷坚志〉的探讨》，《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张倩分析了乡村民户各户等的比例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社会阶层理论视角下宋代乡村民户析论》，《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并指出宋代大多数民众仍在贫困中挣扎，不宜过分夸大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在贫困中求温饱——宋代乡村下户的生活常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信仰方面，杨俊峰认为，唐宋之间国家逐步关注祠祀信仰的历史是国家不断介入地方社会的产物，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大幅度涉入地方祠祀信仰与南方力量的崛起有关（《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上海古籍出版社）；黄志繁、宋瑞森《神明的“公共化”：宋明南方基层社会的演变——以赣南山区为中心》（《史林》第1期）认为，宋明之间赣南基层社会的控制模式由“大族加神庙”模式转变为“宗族加祠庙”模式；宋燕鹏认为，无论是以“村”还是以“社”为祭祀组织，宋金时期晋东南地区的祠庙都受到了佛教传统的浓厚影响（《“社”抑或“村”——碑刻所见宋金晋东南地区民间祭祀组织形式初探》，《河北学刊》第1期）；王菲菲《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关系探析》（《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宋室南渡后杭州地区的佛教不再是一股重要的地方势力，僧人不得不积极地向官僚群体靠拢。 

　　城市史方面，包伟民从议题、视角、概念、资料这四个角度阐述了他对城市史研究的一些认识，并指出宋代城市史研究仍是一个颇具深入余地的领域（《城市史的意义——宋代城市研究杂谈》，《唐宋历史评论》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空间演变是城市社会史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来亚文《宋代江阴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史林》第2期；姚永辉《南宋临安都城空间的变迁：以西北隅的官学布局为中心》，《史林》第4期；胡方《唐宋沿海港口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以广州、泉州、明州、登州为中心》，《管子学刊》第2期等）。有关“镇”的社会性质演变也有较多讨论，张倩从宏观角度讨论“镇”从军事驻防单位到区域商业中心的历史过程（《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第6期），王旭则主要围绕澉浦镇展开讨论（《论宋代建制镇由军事向经济性质的转变——以澉浦镇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河北大学学报》第5期）。傅林祥认为宋代上海可能未设建制镇（《宋代上海建镇说质疑》，《史林》第3期）。 

　　士人交游问题方面，黄宽重考察了文艺活动对士人构建人际关系的帮助（《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性别史方面，许曼《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讨论宋代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揭示儒家理想与女性实际生活之间的落差。孔妮妮指出，夫妇“以道相合”是南宋理学家所倡导的理想婚姻（《论南宋诸儒对士阶层夫妇形象的典范书写与价值诠释》，《古代文明》第2期）。铁爱花考察女性“随亲宦游”这一社会现象（《随亲宦游：一种宋代女性行旅活动的制度与实践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五、经济 

　　货币问题是本年度财政史研究的热点。王申从南宋纸币的起源与发展这两条线索出发，对南宋纸币研究的学术史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提出纸币与国家财政日常运作的关系或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制度、流通与国家财政：南宋纸币史研究述评》，《唐宋历史评论》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于会子，王申认为见钱关子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东南会子则由行政强制力主导，前者演进为后者并非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而是南宋政府在面对实际财政问题时做出的选择（《从便钱到纸币：论绍兴时期见钱关子至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南宋前期的东南会子更多地呈现出财政票据的性质，尚未成为一般的流通货币，不宜将不同时段的东南会子视作一体（《论南宋前期东南会子的性质与流通状况》，《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何平分析李觏、张方平、叶适等人对宋代“钱荒”问题的论述，指出唐宋时期“钱荒”的实质是完好铜钱在流通中的相对不足《唐宋的“钱荒论”及其实质》（《中国钱币》第6期）。郑壹教《南宋战争对货币依赖性的表现与结果》（《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讨论战争与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还有董春林《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中南大学学报》第1期）等。 

　　区域经济史方面，张剑光认为，吴淞江河道淤塞在宋代对青龙镇的影响并非致命，商品集散的不通畅、南宋时期政策的调整、货物品种发生变化等因素也是青龙镇对外贸易衰落的重要原因（《宋元之际青龙镇衰落原因探析——兼论宋元时期上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变迁》，《社会科学》第3期）。此外还有何适《从内地到边郡：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张勇《宋代淮南地区经济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陈冬梅强调要以全球史观的宏观和整体视野来考察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全球史观下的宋元泉州港与蒲寿庚》，《复旦学报》第6期）。 

　　此外，花卉的栽培、鱼类资源的开发等问题受到一定程度关注（陈涛《唐宋时期牡丹栽培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兼论栽培牡丹的出现时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1期；刘静《唐宋时期巴蜀地区鱼类资源的开发与食用研究》，《中国农史》第3期），柴国生则聚焦宋代能源问题（《燃料荒”还是“燃料危机”：再论宋代燃料安全问题——兼与赵九洲商榷》，《中国农史》第1期；《宋代能源结构变迁原因探析》，《中州学刊》第5期）。 　  

　　六、文化与文献 

　　道统、师统与学统的纠葛是思想史研究的热点。王宇《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朱熹本人认为师统与学统二者不可偏废，然而在朱熹去世后，部分朱子后学为追求现实利益，出现了极端崇拜师统的现象。面对师统崇拜的弊病，黄震、史伯璿等人从维护学统的立场对其展开了批判，师统与学统的互动与张力贯穿于宋元朱子学兴衰的全过程。徐艳兰指出，吕祖谦在时人眼中本是主盟斯文的领袖，由于受到朱熹所构建的道统论的冲击，元明时期吕祖谦的学术地位被贬抑为朱熹的附庸，明清之际学者对道统论的反思则使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得到还原（《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浙江社会科学》第7期）。张天杰《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详考——兼谈南宋初年“东南三贤”之由来》（《湖南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随着朱子学地位的日益提升，后人对湘学、浙学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偏差，因此还原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之间的交游与论学的真实图景极有必要。 

　　知识史是近年新兴的研究方向。温志拔指出，随着科举社会的日益成熟和文化的相对普及，完整、真实的知识成为南宋不少士人的重要追求（《知识、文献、学术史：南宋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静贞以宋代类书中对墓志起源的记载为切入口，考察了宋人对墓志书写活动的理念与态度（《宋代类书中墓志起源知识试析》，《唐宋历史评论》第6辑）。廖寅《〈新刊国朝两百家名贤文粹〉的编纂与价值发微》（《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指出，《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在编纂体例上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对“名贤”的定义发生了变化。贾连港讨论钦宗君臣信用“六甲神兵”这一荒诞举动背后的逻辑（《北宋末年郭京“六甲神兵”之由来蠡测——基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考察》，《宗教学研究》第3期）。韩毅考察宋代官私医学方书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知识传播等问题（《宋代医学方书的形成与传播应用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强讨论唐宋时期对荔枝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从“果品”到“药物”——唐宋荔枝及其医学转向》，《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程民生发表了系列文章，考察了宦官、伎术官、商人、艺人、巫祝卜相、僧道、女性、少数民族等不同群体的文化水平（分别见《史学集刊》第5期；《平顶山学院学报》第4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中州学刊》第1期；《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史学月刊》第6期；《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图像材料受到一定程度重视。虞云国呼吁，宋史研究者应该努力提高相关方面的学养，加强与美术史学界的互动（《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程郁《宋代仕女形象背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与阶级分层》（《艺术工作》第3期）、邓菲《“性别空间”的构建——宋代墓葬中的剪刀、熨斗图像》（《中国美术研究》第29辑，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女性史方面的论文均以图像作为主要材料。 

　　文献整理方面，本年度出版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孔学辑校，中华书局）、《宋代官箴书五种》（闫建飞等点校，中华书局）、《演繁露校证》（许逸民校证，中华书局）等。尹洙、李之仪等人的文集首次整理出版（《尹洙集编年校注》，时国强校注，中华书局；《李之仪文集笺注》，史月梅笺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学界对新出墓志的兴趣有所增加，何新所《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录（北宋卷）》（文物出版社）收录作者所藏拓片450余种，其中三分之二此前未曾公开发表；傅毅强、郑嘉励主编《武义宋元墓志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今浙江省武义县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宋元墓志39方。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墓志的形成过程。 

　　苏轼仍是年度热门宋代人物，新出版的相关专著、论文集有朱刚《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衣若芬《书艺东坡》（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常生《苏轼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等，另有多种传记再版。此外，2019年是司马光和曾巩诞辰1000年，北京、江西等地召开了相关的学术会议，中华书局启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姜鹏的《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江西高校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曾巩研究书系”和“曾巩文化丛书”。 

　　结语 

　　本年度的宋史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政治史、制度史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对极端“士大夫政治论”的纠编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社会史、文化史方面更加关注边缘群体与知识史的问题，热点议题与前些年相比发生一定变化。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依旧不多，但随着青年学者的不断加入，后备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有所改善。第二，文本的形成过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对史料开展批判性的分析成为不少学者的自觉。如何拓展史料范围亦是学界关注的问题，除了图像、新出文献等材料的使用以外，发掘元明清文献中蕴含的宋代历史信息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参见戴建国《大力开拓宋代文献史料源不断提升学术创新力》，《历史教学》第2期）。第三，专题研究仍占多数，也有一些成果展现出研究者通贯的视野，又有学者强调在微观层面的基础性研究基础上构建宏观解释范式。   

　　（本文由胡潮晖收集资料并撰写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