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为儒家六经之一，其原始文献本称为《诗》，或举其篇数称作“诗三百”或“三百篇”，后经孔子整理则被尊称为《诗经》。《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荀子·劝学篇》云：“诗者，中声之所止。”盖诗是以韵律语言表达作者之真情实感，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古之为政，为晓民意而知土风，遂设“采诗”之官和“献诗”之制。《国语·周语》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是以事行而不悖。”《晋语》：“古之王者……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此皆“献诗”之制。《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云：“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刘歆《与扬雄书》亦云：“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故《汉书·艺文志》有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此言“采诗”之官。正是“王者”设置的“采诗”之官和“献诗”之制，将民间发自内心之作收集起来，整理成讽劝政治的“谏书”。
这些采自民间的诗作，日积月累，无虑万千。后经孔子整理，乃成为文句整齐、韵律精美、可咏可诵、亦诗亦史的一代教典。《墨子·公孟》有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古者诗三千余篇”云云。及至春秋时期，孔子于“论次《诗》《书》”之际，“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留之。在时间范围上，上起追述商人祖先契和周人祖先后稷的“史诗”，中有歌颂“殷周之盛”的“正风正雅”，晚有反映周幽王和厉王政治缺失的“变风变雅”。
《诗》的体裁有三，即风、雅、颂。风有地域之别，故有十五国风。雅有音乐之异，故分大雅、小雅。颂则反映商、周与鲁国史事，故有商颂、周颂、鲁颂。孔子整理时，特别重视各类诗篇首章的选定和各诗韵律的辨正，以为礼义之襟袖，因成王道之典范。司马迁有云：“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由此，《诗》乃成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汉代立有博士，列于学官，以为造士教典，《诗》进而由先秦时期赋《诗》、引《诗》、说《诗》、解《诗》、论《诗》的应用阶段，过渡到以从事经典阐释、伦理教化为主旨的经学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以《诗经》培养“温柔敦厚”人格和诗国风雅的时代。
秦火之后，《诗经》“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而较早重现于汉世。此时传授《诗经》者，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凡四家，简称《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其中，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经，于西汉文、景之时先后列于学官，为当时《诗》学的主流和官方学派。《毛诗》属于古文经，西汉时未被列于学官，只为地方诸侯河间献王所重。《毛诗》兴起于西汉后期，通达于王莽秉政，盛行于东汉，大盛于郑玄作《笺》以后。
《郑笺》既行，《毛诗》遂独行于世，鲁、齐、韩三家《诗》则日渐式微，乃至亡佚而退出历史舞台。《毛诗故训传》《毛诗笺》以及《毛诗序》世代相传，由此构成了《诗》之“汉学”的学术典范。魏晋时《诗》学进入“郑学”与“王学”之争时代，论争的重心则在于如何对待古文经学家法的问题上。“王学”的创立者王肃，其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晁、孙毓等；“郑学”的创立者郑玄，其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昭、孙炎、王基、陈统等。
南北朝时期，经学分南北，《诗》学亦由魏晋郑、王之争过渡到“南学”与“北学”之别。“南学”沿袭魏晋经学，受清谈、玄风、佛学之影响，治《诗》侧重于义理之发挥。“北学”承继东汉学风，说《诗》注重章句训诂，未染玄风。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郑笺》以及《郑笺》如何发展的问题。“南学”以《郑笺》为本，间采“王学”“玄学”之说，坚持训诂简明，注重阐发义理，结果研究自由，富有生气。“北学”固守《郑笺》成说，多在章句上下功夫，结果训诂艰深，考证烦琐，内容板滞，趋向保守。
隋代一统天下，南北合流，《诗》学亦结束“南学”“北学”对峙局面，“北学”逐渐融入“南学”。此时《诗》学研究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刘焯和刘炫，号称“二刘”。刘焯撰有《毛诗义疏》，刘炫撰有《毛诗述义》《毛诗集小序》《毛诗谱注》。《隋书·儒林传序》曰：“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传后“史臣”评论说：“刘焯道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足见二刘《诗》学成就之高，为隋代之魁。
唐继隋后，政治更臻统一、稳定，《诗》学发展也相对较为平稳，少有门户派别之争。贞观十四年（六四〇），诏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一起撰著五经义疏，《诗经》以毛氏《传》、郑氏《笺》为准。自此之后，经籍无异文，经义无异说，所谓“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终唐之世，人无异词”。中唐以后，由于政治局势丕变，学术亦有新的发展。一些学者尝试著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诗经》。如施士丐解《诗》，不满汉唐章句注疏而自出新意；韩愈、成伯瑜怀疑《毛诗序》，认为非子夏作，或非子夏一人所作。博士沈朗以为《周南·关雎》置于《诗》之首，是“先儒编次不当”，遂向朝廷进献四篇，请置之《关雎》前。丘光庭为《诗》补《新宫》《茅鸱》等。此类以己意解《诗》，删《诗》造《诗》之为，激发了《诗》学史上怀疑思辨之风。
宋代是《诗》之“宋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时间跨度上讲，宋代《诗》学当以庆历为转折。北宋仁宗庆历以前的《诗》学，实为唐学之余音，治《诗》者多信守注疏，鲜有新意发明。然已有周尧卿怀疑之，说：“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宋史·周尧卿传》）但仅寥寥数种，未成风气。庆历以后，疑古惑经学风盛行，宣告《诗》之“汉学”体系开始崩坍，《诗》之“宋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怀疑之风既盛，治学之道日新，诸儒乃能舍训诂而趋义理。自欧阳修《诗本义》始，经刘敞《诗经小传》、苏辙《诗集传》，至晁说之《诗之序论》，一直被视为权威文献的《毛诗序》《毛传》《郑笺》开始受到质疑，学者对于经典的诠释与说解经历诸般转折变动，逐渐迈上新的道路。故此时《诗》学研究，不仅对《毛传》《郑笺》提出批驳，而且对《毛诗序》和经文本身亦均提出不同程度的怀疑，盖宋人不信传注，一揆于“理”，进而议及本经。至南宋，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大胆怀疑、自由研究、注重考证、提出新见，已成为南宋时期《诗》学研究的主要特色。继北宋欧阳修、苏辙之后，《诗》学者始终围绕废《序》和尊《序》展开激烈论争，对《诗》进行全面梳理、考证和阐释。两派之论争，以废《序》派获胜而告终。由此，《诗》学研究进入“理学”时代，统踞《诗》坛达数百年之久。
元、明《诗》学是《诗》之“宋学”的继承和延续，基本上是以朱熹《诗集传》为准则，可谓羽翼《朱传》的时代，而其中尤以元为最盛。元代的《诗》学著述，见于史籍载录的有八十余种。这些著作，或究名物，或考文字，或征故实，或训诗义，或引诸儒之说，或言体例创新，等等，各显神通，各自发挥，延宋之风气，对《朱传》进行补充和完善。
明代，由于《朱传》悬于功令，施于“八股”取士，故其《诗》学研究仍是“宋学”的继续，仍是《朱传》的天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前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指明英宗以前约七十年，此时《诗》学研究仍恪守元人学风，以《朱传》为主，为“述朱期”。如胡广等奉敕编撰的《诗经大全》，只是元代刘瑾《诗传通释》的抄袭本。此外，朱善《诗解颐》、孙鼎《诗义集说》、薛瑄《读诗录》等，都可称为“述朱”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多附和《朱传》，或申或补而已。中晚期是指明英宗以后直至明清易代的二百年，此时复古之风日益强劲，宗《序》、宗毛、宗郑成为一时风尚，再加之思想上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逐渐被阳明“心学”挑战，一些学者开始摆脱《朱传》束缚，或主毛郑，或无所专主，或杂采汉宋，实为《朱传》之反动。如季本《诗说解颐》、李先芳《读诗私记》、朱谋㙔《诗故》、姚舜牧《诗经疑问》、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郝敬《毛诗原解》、吕柟《毛诗说序》、袁仁《毛诗或问》等，都能打破朱说禁锢，开始秉持思辨精神，以己意说《诗》。
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其《诗》学研究，重于“复古”和“求真”。所谓“复古”，是“汉学”的复兴；所谓“求真”，是自由研究，讲求实证。故今之学者言清代《诗》学，大都以《诗》之“清学”或“新汉学”名之，并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清代前期，即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是《诗》之“清学”的酝酿时期。此时，官方提倡的仍然是以朱子《诗集传》为中心的《诗》之“宋学”。然“宋学”末流的空疏、注疏的阙疑，已引起学者对《朱传》的不满，并开始用汉儒的观点和方法来纠正“宋学”。这样就形成了清前期《诗》学汉宋兼采的局面。而康熙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纂》，既以朱子《诗集传》为纲，又一一附录汉唐传、笺、序、疏可取之训解，更是为《诗》家兼采汉宋开辟了道路。此一时期，论《诗》兼采汉宋，几乎是一种普遍倾向。所谓兼采汉宋，大概有两个方面：就整个学术发展面貌而言，《诗》家或坚守朱子《诗集传》，或遵循《毛传》《郑笺》，二者共存共容；就个人论说而言，往往朱子《诗集传》和《毛传》《郑笺》兼而及之，呈现出一种综合相容的现象。
清代中期，即乾隆、嘉庆时期，是《诗》之“清学”形成和发展时期。此时，随著对“宋学”的批判和对“汉学”研究的日益展开，“汉学”之复兴由萌芽逐渐到取得压倒性地位，乃至达到全盛。学者释《诗》，以古文经学为本，上承顾炎武考证之学，对《诗》之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天文历数等进行浩繁之考证，最终形成乾嘉“考据学派”，亦産生一大批成就非凡的考据之作。这些著作宗法毛、郑，崇尚古义，以名物训诂为主，注重考据，成为清代中期《诗》学研究的主流。
清代后期，即道光、咸丰以后，是《诗》之“清学”的转变期。此时，由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今文学派逐渐走上思想运动的前哨。他们不满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之风，开始以微言大义说《诗》，并对三家《诗》遗说进行搜集研究，实现了今文《诗》学的全面大兴。故清代后期《诗》学的主流是今文《诗》学；古文《诗》学虽在继续发展，但已不复乾嘉风神。
纵观二千余年的《诗》学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蔚为大观，而其所産生的注释、解说等著述，亦层出不穷、历世无绝。据历代各种文献书目著录，《诗》学文献有两千余种，除了散佚的千余种外，现存亦有千余种之多。这些文献从内容上看，有阐述诗旨的，有抒发义理的，有研究训诂的，有校订文字的，有剖析音韵的，有考察名物的，有探讨天文地理的，有讨论典章制度的，有考证人物的，有论述创作手法的，有辨伪的，有辑佚的，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专题研究。从文献体式上看，有传、说、记、故、训、注、笺、章句、义疏、集解、集传、纂集、论说、通释、博物、目录、辑佚、讲义、校勘、图解等。从表现形式上看，有文字表述的，有图表说明的。此外，从流派上看，又有鲁、齐、韩三家《诗》和《毛诗》今古文两派。从作者身份上看，亦有儒者、文人、禅士、史家等之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诗经类”选目充分考虑《诗》学实际，选取《诗》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七十余部入藏，先将《诗》学著作依不同主题归类，每类下以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故而“诗经类”文献大致分为传注与通论、诗序、诗谱、音释以及考证、三家诗六类。“传注与通论”即围绕《诗经》经文阐述诗旨及抒发义理的传、注、疏、辨、说、通论之属，“诗序”“诗谱”即围绕二者进行专题辨析、辑佚、考订之作，“音释”即剖析音韵之作，“考证”即考察名物、研究天文星象、探讨山川地理、考索人物氏族、讨论典章制度等专题研究之属，“三家诗”即汉代以来按齐、鲁、韩三氏今文家法研究《诗经》之作以及后世对此三家成果的辑佚、考证之作。如此，“诗经类”以类别为经，以时代为纬，兼及不同流派和区域属性的整体布局和选目规划，凸显了《诗》学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整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