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世界里的长跑者——忆何龄修先生 

　　杨海英 

　　何龄修（1933—2018） 

　　2012年夏天，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他静静地听着，插了一句：“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了。我“喂”、“喂”了好几声，也听不见回应。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窸窣窣的声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泪了。“故乡”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 

　　一 

　　何龄修先生在迈进此生的第八十五个春天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吃完早餐的饭桌上侧滑倒地，到心脏停止跳动，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那一刻，戊戌年春分时节子时刚过。当天上午，再陪师母回到他们华威西里的寓所时，院子里的一株樱花正在盛开，在我眼里明晃晃地刺亮着，就像是何式告别，花语是不送。 

　　3月20日是周二，我们返所上班。中午12时，接到何翔师弟的信息，说老爷子吃饭时坐在凳子上摔了一跤，现处在昏睡状态，已叫救护车，在等待。当时，我正走在去北京医院的路上，想来可在医院碰到。因为老爷子平常看病取药和熟悉的医生都在那里。另外，也觉得这次或许还是老爷子 “跌倒不下数百次”的日常重复，出点血、破块皮，大不了像2011年春天那样摔断腿骨，反倒是有机会在术后住院期间，跟我集中地聊了好些话题，骨头再接上也蛮好用。本来就身形瘦削的何先生，如今更是皮包骨头，身轻摔一跤，应该不会太严重吧？ 

　　但是我想错了。救护车径直拉着老先生去了垂杨柳医院。病房和重症监护室都没有床位，医生的诊断是脑出血（创伤性硬膜下出血，脑疝），不建议手术，转院也面临难题，病人瞳孔已经放大。师母随后打来电话说要回家拿些衣服，我才知道事情不好。懵懂了一阵，想起应该通知所里的同事，随后打车赶到华威西里，陪师母挑了几件衣服，再到垂杨柳医院。看见老先生就躺在走廊中，头裹一个网纱兜，两眼微闭，半侧躺在移动床上，呼吸、心跳都还有，血氧含量已低于正常水平。这时研究室和所老干部处的领导、同事都已从建国门赶到，经和医院方面协商，何先生被移进了抢救室，紧靠门边安放，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满满腾腾挤了八张床。他的姿势一直没变，偶尔能听见低低的出气声。无法转院或手术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保守治疗，吊点多巴胺和葡萄糖水剂。思来想去，我向经历过多次急救事宜的陈爽求教，他和张彤先生也很快赶到，还背着上班时用的沉重器械。 

　　如果大限很快来临，能够准备的实在不多。师母带着先生贴身的衣裤和一套深蓝色的新西装，那是何先生北大的老友胡珠生所赠，却一直没有机会穿。天冷的时候，何先生总喜欢戴一顶帽子，陈爽和张彤陪着我在附近找了一圈，顺利买到了一顶浅灰色的新帽子和一双圆口布鞋。何先生比我父亲大三岁，十多年来，他俩一直是帕金森症的病友。为五斗米折腰的我，没有条件也不方便经常回南方探望、照看久病的父亲，就只能经常去看看何先生，似乎这样可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或转移一点对父亲的心意。每次，何先生都要送我出门。开始时会跟电梯里碰到的熟人开玩笑说我是“女儿”，到后来就渐渐说成了习惯。起先，何先生一般送我到潘家园地铁口，看我进站再自己一摇一晃走回家。我不放心时也会返头再盯看他一段，有次正好看到彭卫先生带他回家。后来不让他去地铁站了，他就近送我到楼下十字街口，再后来则是师母扶着他送我到楼道电梯口。近一两年，我与师母都倾向于不让他出门，这对他来说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2016年冬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在附近吃了一次淮南牛肉汤。那天，他吃得蛮高兴。我刚进门时，他就口齿清楚地说：“不是小牛是小羊 （杨）”，典型的 “何氏”风格。 

　　师母告诉我自2015年夏天开始，先生的一日三餐或已不时。2017年春节过后，我去看他，老先生面带微笑，很认真地说：“真抱歉，不记得你了，我给你三鞠躬。”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动真格，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直发毛。一个月后，再与同事华川和在成都工作的学生龙武一起去看他，他又说：“奔前程要紧，看老人靠后。”显然他的脑子仍然清晰，欣喜随之而来。一般没要紧事，我会在下班后去趟华威西里，这些年常搭同事士皓的车，他在小区门口放下我再绕道回家。哪怕是摔得鼻青眼肿，我进门时，何先生都认得是“女儿来了”。但在垂杨柳，老先生始终没有睁过眼。入夜1点30分，值夜班的同事立民来电说何先生心脏停止跳动了。我从医院旁的酒店赶过去，帮着护工和师母替先生穿好那套西装领带，戴正帽子，套上鞋子，室里的同仁存阳主任、到稳等一起护送到太平间。再与师母回到酒店，已是凌晨3点钟。忙乱两天之后，在八宝山竹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单位领导、同事和各界亲朋好友七八十人到场送别。想必先生如果九天有知，应该还是会欣慰的吧？ 

　　二 

　　1933年，何龄修先生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商人家庭，但身体不是很好。6岁那年患了鹤膝风（中医病名，西医名类风湿性关节炎），无法走路，也不能上学，靠养母辛勤照料和祖父自学中医的朋友许翰源帮助，得以治愈。但留有后遗症，以致在1953年进入北京大学后，不能学习他的第一志愿考古，“第二志愿还是考古”，不得已改学了历史专业。而老年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后，不仅手抖得厉害，写字、吃饭都遭遇困难，走路更是蹒跚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摔倒，看得人心惊肉跳。伴随他的还有老年性目疾：复视、白内障、眼干症等日益严重，听力也大大受损，到几乎完全失聪的地步，大脑运行的时空错乱更日渐经常。他自己说：“这些祸害，打击了我的信心，几乎使我要相信童年的厄运会在暮年卷土重来。”但是老先生的顽强也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不是最后这一跤摔得不是地方，或许他永不停顿的大脑可能还会不断迸发出奇迹。 

　　何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前20年、后18年及退休后。从1958至1978年的前20年，主要参与完成的都是集体研究项目，后18年相对自由些，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这些经过我都不清楚，只能通过他的自述得知一二。 

　　他最愉快的日子应该是在退休后。自1997年春开始参加先师王钟翰主编的 《四库禁毁书丛刊》，任第一副主编兼学术部主任，与一直有“老交情”的古籍打交道，这使他兴奋，工作效率也很高。他自己说是眼、手、脑并用，经他三审复核的内容，占全书总册数略超六分之五之多，还起草编纂缘起、编纂后记、补编说明。例如山东省图书馆征得的明人无名氏 《新纂乾坤宝典天文》钞本混乱错杂，不堪卒读，他审读了约600页，将之归类，重新编排、定序，顺利完成了任务。他曾说：“乾隆作的恶，由一群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来替他处理一项重要的善后”，“这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由此也自觉豪情满怀，不负此生。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是先生从做学术秘书起养成的一个习惯。他曾协助杨向奎先生经营清史研究室，行“分兵把口”之治，根据研究室人员的爱好、特长，选定主攻方向，培养研究生等。虽然自谦这个工作没有全部完成，但实际上在退休停止返聘后依然如故，可以说是死而后已。因为这是“很有意义而且令我很得意的一项工作”，也是他喜欢、热爱的事情。我是1996年夏天入所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他已结束返聘，其实是个编外人员，还每个返所日必到，车费都是自贴。他不仅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张捷夫担任主编的《清代政治史研究》课题，还欣然做我的业务指导，并动员姚念慈师一起承担了其中 “开国篇”的工作，到1998年底前完成了这项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工作，也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成果，本来很有意义的纪念，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可惜了。 

　　完成了 《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工作后，我生了一个女儿。尚未返所上班，何先生就督促我开始写四库禁毁书中有关钱谦益的文章了。完成之后，他再次建议我继续研究王钟翰先生原来给我定的关于洪承畴的论文题目 （当时做不出来跑偏去了），还盯着我先拟出题目名称，听完后会说这个题目比那个题目要好。定好题目后，再拟目录，他会帮我分析这个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我在开始读方志后，他会说方志是用来查的，不要一页一页去读。先看目录，然后就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到哪里查。至于我写了初稿，他更是一字一句地审读，从寓意挖掘到遣词行文，一点一滴地教，我亦步亦趋地改，完全是传统作坊里师父传承手艺给徒弟的方式。我之所以更愿意跟别人称他为师父而不叫他老师，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作坊式的指导，现如今在哪个大学里能找得到呢？时代变迁真令人有天差地别之叹。 

　　何先生对待工作的庄重和认真，编辑研究室创办的《清史资料》《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通讯》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融化在这些成果里。他自己也说：“对于室里的工作，我真是全力以赴，不惜时间，不吝精力。”他才情焕发，尤其是碰到学术“兴奋点”时，简直可以说是喷薄而出。比如他读陈寅恪先生的 《柳如是别传》，对其揭示的清初存在暗潮汹涌的地下反清运动，深感震撼。认为“复明运动”意义重大，特别适合表现史学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功能，继续沿着陈先生开辟的道路，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广、北方多地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构成了一部反清复明运动和明清之际的政治史，成果集结问世于2016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清初复明运动》，只是未收入《〈柳如是别传〈读后》（哪怕是作附录呢？），或许对略窥全豹稍有影响。他跟我说过，在写这篇文章时，顺手得每天能写三四千字，写完也来不及誊抄，就跟所代表团去日本了，剩余的事情还是师母收的尾。 

　　何先生还说过：“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追求一点理论概况。我有这个习惯，但思维比较浅。我最满意的文章就是隔壁戏这篇文章，理论概况做得比较像样，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看来他最看重的还是对独创性的孜孜以求。他喜欢做《隔壁戏》这样的戏曲艺术史研究，就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做”。艺术史的人不（这样）做，文学史的人也不做。这大概就是他得意这篇文章的原因吧。他应该不止一次或对一人表达过这种想法或看法。这样的思维和成果，非兼具秉赋和才情不能产生。在他病重阶段，仍在孜孜从事的是对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即吴伟业所说的“楚两生”）的研究，业已成型，交付出版，只可惜来不及看到成书，这也是一项令他“高兴得真是莫可名状”的工作。期间，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坚持认为 “自秘材料，不是好风气”。他还意犹未尽地跟我谈过清代艺术、文化史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些点，比如虎丘歌会就是一例。他说这是一个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之前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很值得深入研究，还有新闻纸之类的好题目都值得精耕细作。他也会对电视播出的所内同事讲座，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家谱讲座对家谱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有关收族的作用评价少了点之类的。 

　　他重视清史学术史研究，研究清末民初一批清史、断代史著作，还有孟森、陈垣、谢国桢、商鸿逵等前辈先生的清史研究成就及重要明清史著作，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独特的归纳和总结，对帮助年轻人提高学术鉴别力，功莫大焉。这在《五库斋清史丛稿》《孟心史学记》等论著中都有集中体现。 

　　三 

　　从江西迁居湖南湘乡城务门前的何氏，是个传统的大家庭。家乡厚重的历史沉淀及家庭出身、社会变故，加深了先生对社会生活的体认。但凡跟何先生接触或读他文章时，都能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在北京大学所受的良好历史教育，与他独特的个性和际遇相结合，造就了一个为人正直，说话幽默，个性鲜明的纯粹学者。先生论人论事，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看法，一直让我受益匪浅，大开眼界。 

　　2011年4月，先生摔坏了大腿骨，住院了一段很不短的时间。在病房里，他跟我谈了好多话题。其中有个话题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姚念慈师给他写的一封信，即对《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提的具体意见。当时，何先生有些激动，说：“姚念慈的思维深度、广度都比我好”，但也有“不太理智”的地方，比如“把我们的政治史研究与××（姑隐其名）相提并论”，还有 “无理”的“定是非”的说法，这不是他的风格。先生说学术是个渐渐进步的事情，如果老早有定论了，还要什么研究？它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从无是非可定，一万年也会出现新思维，没有最终思维、最终结论，也无所谓是非问题，只可能提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来，或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结论。人文科学的许多结论都是相对正确的，也许有可能会有一个正确，但不能说是将来思维的最终结论。就像有人说《清代全史》能管十年，二十年，有一定的道理，比“定是非”的说法要好。现代人的著作许多如孟森，结论相对正确，维持比较久，但不能说是最后的定论。“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认为那就是最后的思维”。可见，那封信对他颇有触动。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心平气和了。 

　　次年八月的一天，何先生又跟我谈起姚念慈的那封信，谈到他的几点看法，说姚念慈可算得上是“21世纪的头号史学家”。这让我吃了一惊。怎么说得这么直白、尖端呢？史学界有那么多的分支领域，这种“华山论剑”式的说话风格，如果在公开场合，会不会引起“头破血流”式的争斗？但转念一想，总强调大将出场要打急急风的何先生，既然是跟我聊天，谈论的对象也是彼此熟悉的人，没有包袱，没有负担，谈他自己的感觉和看法，又有什么不妥呢？何况原来他对姚念慈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更说明他已经过认真审视和反复思考，不是哗众取宠或故意一鸣惊人。何先生说对于那篇文章，一般人的反应都是 “思想的懒汉”，只有姚念慈的反应“最深刻，最准确”，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思维力度和深度。在自己收到的上千封书信中，姚信可谓是 “最深刻的一封”。姚念慈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维习惯，只是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把他一般化了”。还要求我也要“把思维往老姚那个方向转一转”。可见何先生基本上接受了姚念慈的观点。我辩解说每个人的禀性、能力各不相同，怎么能对我做同样的要求？实际上也是自甘堕落，流于做一个 “思想的懒汉”而不愿自振。行文至此，心有惴惴，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带来意外的伤害。 

　　在病房里何先生还谈过另一个看法，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对李世愉先生的评价很高，说“历史所的人对他估计不够”，可以说他“非同一般，有很大的特点。你看他，办起事来大气磅礴，不计较小是小非，比较放手”。在他调到清史室前，我并不认识李先生。只是在原来的《词典》组办公室买到过一套处理的上海古籍缩印版《二十五史》，因为所里撤销了《词典》组。何先生觉得历史所“近二十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四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中国科举制度大词典》《中国地名大词典》。这些虽然不都是李世愉做的，但他参与了大部分工作，是组织者、撰稿者和审核者，也是整个词典运行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看法，在所里从来就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而何先生那时刚从手术室里出来不久，却目光如炬，振聋发聩，所言所语都是我闻所未闻。不管正不正确，至少他的看法，跟别人、跟主流不一样，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且带有鲜明的“何氏”特征。这种特征在我尚未入所、聆听他在王钟翰先生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时就已领略过了。当时他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他的用词定位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何氏”特征的典型体现。 

　　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个活在“思想”里的人。尽管到晚年，他的思维经常会出现时空错乱，但无论是喃喃自语的嘀咕，还是确凿有据的书写，都说明他的脑子里热闹非凡，他就是思维世界里总不停息脚步的一个长跑者。在他的脑回路里，早年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日本军队入侵湘乡。1944年夏天，当时他12岁，大概在念小学四五年级，逃难的生活、日本兵要抓他的姨夫、抢他妹妹养的鸡，还在逃走人家里做好的米饭里拉屎，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刺激他不断重返现场。甚至在离世前一周去看他时，他在念叨的往事还是 “日本人很坏”，“会扮成中国游击队的样子，要抓我的姨夫”等等。这些刺激，是他一生的噩梦，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灾难，故乡那遭难的家令他毕生铭心刻骨。2012年夏天，我去贵州出了一趟差。回来打电话跟他汇报行程，他静静地听着，插了一句：“坐火车要经过我们家……”，然后就好半天没有声音 了 。 我 “喂 ”、“喂”了好几声，也听不见回应。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话筒里传来纸巾窸窸窣窣的声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泪了。“故乡”是他不能触碰的字眼，却反复萦绕在他的记忆中。刘齐说故乡管着你的成长你的胃，还有你的眼泪你的心。湘乡那块埋葬着他的父祖、挚爱的养母及其故旧亲朋的土地，正是先生回不去的故乡。他的眼泪经常控制不住，尤其是老病的身躯，载不动这许多乡愁。从此，我不再跟他提湖南。 

　　还有一种刺激则来自内衍的磨难。何翔师弟几天前说，他所收到的父亲最新的手迹是一份检讨汇报，这应该是先生中年前后生活中难以磨灭的另一些记忆。不仅使他神经紧张，甚至在潜意识里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那些往事：在春节临近之际，被遣散到河南干校，用杨绛先生的词是“连锅端——拔宅下放”而不是飞升，所以自己踩三轮车把精心积攒的学术书籍和资料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只留一小纸箱的书和卡片，精装书的封皮还得撕掉才肯收购，二毛八分一公斤。说起这些往事时，他口吻平静。但我知道它们带来的刺激，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20世纪的内忧外患在何先生身上留下的印记，在他晚年的病躯中体现尤甚。 

　　我很幸运晚生了卅年。去年九月，拿到《清初复明运动》一书后，何先生给我题字：“我们相识许多年了。随着时间的延续，始知你在史学研究的层面上拥有开辟局面、善于创新的好功夫。孔夫子不相信妇女能研究历史，班昭以后果无之人，使他的这一谬论长树学界数千年，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里的关键是理论。理论的创新能够产生除旧布新的社会后果，希望海英紧密地注视，果断地改进。长期受二竖折磨，字不成字，热望在精神实质上多加理解，便谅其他的过失。何龄修”。 时间落款写了“20”两个数字，后面则说不记得了。我把着他的手写完了“17.9.5”这个日子。那天，他趴在吃饭的小桌子上，喝了一小杯水，还有一袋乳酸菌奶，一字一句写完这些字。这再次让我很吃惊！连何翔师弟都说：“这哪里像重度老年痴呆的样子嘛！”勤奋的大脑颠覆了医生的诊断，人类的热爱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在我面对先生时深深地理解了！一个晚期帕金森症病人，医生判定为“重度老年痴呆”的患者，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且基本上一气呵成，中间睡过一小会。他写完后，我看了几遍，发现有几个字认不出，就问他是什么字，除旧布新的“除”字，二竖的“竖”字，还有长树学界的“树”字，都是他自己帮我辨认的。我还有些贪心不足，希望他能再多题一二本书，但他不干了，起身到旁边书架，取出一本邮票看起来，不再理会我和师弟、师母的叨叨。 

　　过了一两周，我再去看他。谈起这本书，他还反复说这是 “别的朋友出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了”，或者“多是读者（本人）掏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最后还写了 “此多是读者自购，让我顶名题赠”的纸条，叨叨说要去市场请人刻成章子，印在书册扉页上。这个总在不停思考的大脑，真的是从不空闲啊。即使是不再与现实对号入座的自言自语，也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忆反复回放。在或准确或变形的记忆和想象中，家国和故乡始终是这个“强势大脑”的主旋律。在丰沛情感的滋养下，他记忆的草原上牧草肥美，他在思维的世界里畅快驰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二零一八清明时节，三十年未见的寒潮中，谨以此为师父送行 

　　作者：杨海英（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