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平：白寿彝先生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贡献
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筚路蓝缕，积极探索，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早年就对边疆研究非常重视。1934年，顾颉刚等先生筹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白先生就是“当时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据白先生回忆，“因日军入侵活动的猖獗，半月刊在创刊不久，研究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地理的研究，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作为回族的一员，白先生更为关注和推动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研究，他在代顾颉刚先生所作《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
白先生先后主持编辑了《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出版）、“回教专号”（第7卷第4期，1937年4月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禹贡学会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造就了一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学人，包括白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成为“驰骋于边疆史地研究学坛的骁将”。1937年，他参加了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对当地民族、宗教、教育、水利等状况进行考察。抗战期间，他避难大西南，这一时期他对元、明、清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穆斯林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自己多年来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疆域理论、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理论进行了阐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论述对于中国边疆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总结白寿彝先生的相关学术思想，对于今天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的贡献
历史疆域问题是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进行过多次热烈讨论，而引发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学术争鸣的是白寿彝先生于5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
1951年5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提出了在中国史的研究和教学中怎样处理历史上祖国国土的问题。他说:“我们祖国的历史，无疑地，要以国土的存在为一个构成条件，并且是一个必要的构成条件。如果把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错误，有时把别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有时却又把自己的历史写在别人的帐上。”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不少学者处理历史疆域问题时，通常做法就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作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他结合自己中国史教学、研究的实践，对以历代皇朝疆域为历代国土范围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它显然是受着皇朝历史观的支配，是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等号，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限制本国史的内容，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同时，这样的做法还可能导致人们孤立地看待中国历史，不能把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由此，他提出了处理历史疆域问题的新方法，即“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并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白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碰撞、交锋。此后，他一直坚持和完善自己的观点。如他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我们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包括台湾省在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是以我国现在的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写道:“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主张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时要兼顾历史和现实，“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民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活动的舞台，包括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历史上“有在中原地区的汉族的政权，有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这些政权都是中国的”，这样认识历史“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多民族历史的精神”。他还说:“不管过去几个政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曾经从事活动过的事迹和勋业，都应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这个范围里边”，否则，“民族关系就没法谈。把他们算作外国人，就不必谈民族问题，而是中外问题了”。1991年他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再次总结说:“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白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的突出价值在于，突破皇朝史观的束缚，将历史上中原皇朝统治区域之外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活动纳入到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使之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真正体现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思想。他反对以历代皇朝疆域作为中国历代国土的观点，已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同。有学者在回顾相关学术史时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讨论中，“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次大讨论，多数与白寿彝的观点较为一致”，“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框架，以此上溯去框定整个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视角，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在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中，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先生认为，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因而他反对“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关于中国的历史疆域，谭先生主张“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l8世纪50年代到l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有学者指出，谭先生强调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主张不能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这与白寿彝的基调是一致的”，但鉴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大面积侵占，谭先生采取清朝统一后、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朝疆域作为中国的历史疆域。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陈连开先生所言，虽然中国历史疆域问题“仍旧处于继续讨论当中，白先生的阐释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关系的论述
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是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以今天的情况来看，“全国省、自治区总数的近2/3处于边疆，总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公里”，“边疆地区遍布全国50多个民族”。广大边疆地区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占据重要的地位。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人文环境和自然条件存在差异，社会发展过程也不尽相同。边疆地区经历过怎样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边疆少数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国边疆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白寿彝先生在多年来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他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他说:“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除了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他充分肯定边疆少数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方面的功绩:一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功不可没。他说“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二是他们“在边疆上巩固边防，起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他批评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认为“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边疆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在论及当时大学里中国通史的教学现状时说到，“我们的中国通史，一直在内容上只是汉族史;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大民族主义外，他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即“国内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我们没有见到关于蒙古史的更多的材料、关于回回民族史的材料，甚至于弄不清楚新疆境内都有些什么民族，西南各省又有些什么民族”，因此，他呼吁“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他身体力行，不仅在中国民族史领域积极开拓进取，同时也努力在中国通史的研究中揭示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研究的重要意义。
白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特别是对封建社会的考察中，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他主张，研究中国历史的分期“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明确提出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纳入到研究视野。他提出，“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分不开”。“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好几个标志，最大的一个标志是民族关系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他所说的民族杂居地区封建化进程，“主要指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各族互相学习和影响中，由较低级社会形态向较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它显示出较大范围内历史的向上运动和质的飞跃”。白先生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4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述:
1．秦汉时期，这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也是汉族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
2．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这一时期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边疆少数民族如匈奴、羌、氐、鲜卑、突厥、回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有的深入内地，“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是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他对比两个时期边区的发展并指出，“秦汉边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可以说很落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边区有新发展”。
3．是宋元时期，这是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广大边疆地区进入封建化，“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4．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这个时期“从全国讲，广大地区进一步封建化，特别是由于满族入关，东北地区很快地进入封建化过程”。他从民族关系的视角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提出的新见解，“已获得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赞同和采用”。
白寿彝先生充分肯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将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进步同中国整个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明确地提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他论述到，“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做出了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他的学术思想在其主编的学术著作中充分体现出来，如在总结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说道:“怎样说明汉族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以往一些历史著作没有很好解决的。本书认为:‘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甚为重大’，并把它作为封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这就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一般著作中讲‘发展’只讲汉族地区的发展的倾向”。
三、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理论的阐发
马大正先生在论述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时指出，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二是研究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其中贯穿着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大一统的王朝，也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需要解答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关系，不能回避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分裂割据现象及其影响。白寿彝先生在长期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从统一的规模、统一意识的传统和“一”和“多”的辩证关系这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
白先生主张，“统一问题是逐步的、阶段性的问题。统一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他对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出现的统一的形式进行了研究，指出:“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他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白先生也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他分析说:“就封建社会讲，统一，割据;割据，又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原因在于“封建经济是分散的，地方性太强，同资本主义社会不一样”。他认为对于割据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从整个历史发展上进行考察，“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有曲折，“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过去历史上的分裂往往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做准备”。所以，他总结道:“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实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按照白先生统一形式的划分，过去被视为分裂割据的政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变成了一种统一的形式。如其所言，“如果我们看到统一的不同形式，这对于分裂问题，对于分裂同统一的关系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正确一些的理解”。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它们被纳入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的功绩得到肯定，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也得到合理的解释。
白先生也十分重视中国历史上统一意识的研究。他认为，统一意识起源甚早，在先秦文献中，天下统一的思想多有体现。“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他关注分裂时代统一意识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的情况。他指出，“有时候，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裂和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而且有时这种统一的意识反映很强烈”。在他看来，统一意识深刻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代为例进行了论述:“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他在论述统一意识的发展过程的同时，也揭示了统一意识的传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白先生还深刻地阐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提出个‘一’字，‘多民族’提出个‘多’字。‘多’和‘一’是相对的，怎么看‘多’和‘一’的问题，应当研究。”他认为，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他还用土豆和口袋作比，强调统一在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轴线作用。他指出，“‘多’和‘一’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像是土豆同口袋的关系，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就是把土豆放到土豆口袋里就行了。我想，‘一’是在‘多’的中间，它不只是一个口袋，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轴线，是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即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中国各民族统一的过程，及其统一的深度，都直接影响到我们全国社会发展的水平，是全国的大事情。从各民族统一的程度，统一情况的发展看，往往标志着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时，审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过程和影响，他又指出，“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都有他们对历史上的贡献，都有可能对历史上做更多的贡献。发挥‘多’，可以更丰富‘一’，使‘一’更丰满些”。所以，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总结说:“‘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理论的阐述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处理边疆民族问题，要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正是多民族的融合发展，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同时，又要加强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只有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才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作者:王东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