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谈史学论题选择
研究历史，首要的是选择题目。就小范围说，是一篇专门论文题；放大些说，是研究范围，也可说就是:面。无论是一篇论文题或一个研究的广面，对于研究的成绩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都有极大关系。关于此一问题，我想分下面几点谈论。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历史上的某些问题比较具体，某些问题比较抽象，当然这很难作绝划分，但无可否认，可作大体的划分，例如就大范围说，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比较抽象，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问题就比较具体。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学术又比思想具体些，政制又比政事具体些。前辈学人中，如陈寅恪先生喜欢讲比较具体些的问题，少论抽象问题。这在俞大维先生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已明白讲到。
综观陈先生的全部论著明显的有此倾向。再如陈援庵先生，更是如此。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但具体，简直就是一项机械工作，其功不细!我个人也喜欢研究具体问题。我的主要工作涉及两大范围，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历史人文地理，都是具体性，少涉抽象性。
我认为研究工作，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做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不容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容易成为定论；但抽象问题，虽然同样用可靠史料，同样下深刻功夫，但所获成绩就不一定能站住，也就不容易成为大家都接受的定论。因为具体问题的证据也比较具体，较容易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少，但抽象问题的证据往往也比较抽象，较难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多。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较容易走上主观意向，作错误的判断。在读者而言，在其它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参入主观成份，有不同的认识，作不同的判断。因此人各有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难得到大家都能承认的公论。然而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倾向。这或许是因为对于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甚至于仅得少数数据，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连，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丰富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但实际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不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未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
然则大家都搁置抽象问题不予研究吗？我实并无这意。不过就一般人言，以正时弊。若是对于抽象问题实有浓厚兴趣，自信天份极高，能见人所不能见，自亦可从事抽象问题的研究。不过要特别警觉，谨慎从事。天份高，功夫深，能谨慎，所得成果，纵然不能得到公认，但若能真正「一家之言」，也就是一项成就。
(二)问题的实用性
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并对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欲有较大影响力，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谦顾，但也可以谦顾，关键是在问题的选择。当然，实用性对于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为时代不同而有异，这是关乎时代学风的转变。在前一个时期，某类问题很热门，研究的创得对于他人可产生很大影响力；时代一过，若再研究此类问题，纵然成就很高，也可能无人去看，自然就谈不上有影响力。所以就实用观点说，也很难有绝对标准。不过就目前一般观点，言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有重要贡献，较易为大家所注意，看重，便可有较大影响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访问，参加一次野餐会，大家谈起中国学问，杨联升兄说假若列举一百个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日本人要占五十个或以上，意谓中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成就不如日本人。我和李定一、周法高两兄听到，都有些反感。不过，我后来仔细分析，觉得联升兄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深度而言，日本学人自然比不上中国学人，但在成绩表现方面，中国学人就显得比日本学人要落后。例如史学家，像陈寅恪、陈援庵与宾四师的造诣，在日本学人中显然找不到；但次一级成就的学人，成绩表现很显著，为人所重视的，在中国实在比日本人为少。我想这不关乎学问的深浅与程度的高低，而关乎研究方向。中国人做学问喜欢兴之所至，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不管对别人是否有用，只就个人僻好去做，有时所涉问题与历史大势毫不相干，而一字一用的去钻牛角尖，用功极大，效果极小，自得其乐，而别人从大处看历史，就根本用不上。这类论文在中国人著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没，不为人所重视，在国际上更得不到一席位。反观日本学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就中国历史上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细密功夫。最显著的成绩，如经济史、佛教史、边疆史等。中国人在这些方面: 经济史在较早期只有一位全汉升兄可与他们相抗衡，现在也慢慢有些人跟得上；佛教史尽管有一位汤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学人所能比拟，但毕竟太少。我们要想对于中国佛教史有个概括性观念，还得要看日本著述，至于边疆史更瞠乎其后，说来岂不惭愧？日本学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不少错误，并且很有名的学者，引用材料，断句有误，也有根本不懂那条材料的意义而加以引用者，闹出笑话。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学者引用李白《系寻阳上崔相涣诗》: 「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人口殷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卒四十二万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国学者，尤其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断不会开出这样大的笑话。而在日本学人中就经常见到，并不出奇。然而这不能深责异国学人。因为语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读中国古书，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赶不上，中国人读自己的书，假若易地而处，我们更当惭愧万分。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虽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错，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很有价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参考利用，进而在国际上居很高地位。原因是他们研究的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专治琐细不相干问题的比较少。国际学术界所以重视日本学人的成绩，固然因为日本是亚洲先进强国，西方人学日文远在学中文之前，他们多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学问，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但日本人的实用性也有绝大关系，不能一味说是西方人有偏见。就如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种种问题，参考近代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成绩，可能不比中国学人的成绩为少。如果日文好，可用的地方可能更多。这总不能说我也有偏见再以我个人的成绩而论，我已出的两部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册百万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时代的精心结构。然而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制度史」所得的反应都比《唐仆尚丞郎表》为热烈，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唐仆尚丞郎表》除极少数的专家备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影响自然也很少!
其实就我自己评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实远在「制度史」之上。 「制度史」显然有许多具体的、明显的创作，但功力并非极深，只是能看出重要问题而勤务澈底的搜集史料，并条理化而已!我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年之内都可写得出来；但「仆尚丞郎表」的内容往往因为材料冲突与记载失误，而须转弯抹角，辨析入微，这些就非学力较低的人所能办到，亦非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自清代中叶以来，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数十家，论规模、论精密，自信这部书都远过前人，然而却影响不大这不能怪人家不欣赏，而是对于人家没有大用，只有在人家讲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时，偶一取用而已。这是我自己所亲身感受的例证。讲学问当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用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前一个时期， 前辈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方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一步。这大抵是主张专精的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它，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价值。但有些人则认为要选择大问题做研究，才有意义，纵稍有疏漏，也焦关重要，小问题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精审，也无大意义! 这大抵是主张通识的一派。照我的看法，这两派意见，都很正确。但若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建臆说，没有踏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不论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浮薄的一途，毛病更大!
我想，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份；或者也说着手研究的个小问题，但心目中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研究大问题之用，这也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意义因去大问题愈远愈消失。至于应做主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偶尔做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以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尚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部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未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彩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而为常，终致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础，复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和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博大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供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日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工作，所以只得小规模的做工夫，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恰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时常劝告老年学人，不必写烦重的研究性论文，只做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待后来的研究者参考，纵不能代为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之效，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识我治学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专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作深入一层体察，便当了解我并不走偏小的路。我少年读书时代起，就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条理化、系统化。这也许和我的才性有关。我的记忆力极差，几乎毫无记书的本领，但理解力也过得去。为应付考试，任何课程的教科书，我只极仔细的看一遍，而以条理系统化的题识或笔录，以后只看题识笔录，很少看全书，所以花的工夫不太过，也能得相当高分。
文章来源：（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