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从兵：罗尔纲先生的学术风格
罗尔纲（1901～1997），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30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后，即随校长胡适学习考据学。1932年，由辨伪考信而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此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长期进行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和《水浒传》的研究，形成了擅长考据的独特学术风格。一生出版学术专著约50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共900余万字，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万字。
作为后学小辈，我不敢说自己对太平天国史有什么研究，但一直对太平天国史保持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得益于恩师钟文典教授的学术指引，而且也得益于太平天国史一代宗师罗尔纲学术魅力的吸引。罗先生一生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果约900万字，经他搜集、整理、出版的文献史料多达3000万字，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学术宝库，这宝库，“以其方面宽、寓意新、层次多、经纬交织，构成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完整体系”。① 虽然这座宝库中不可能无所不有，但任何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学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前总是要到这座宝库中寻觅想要的东西。正如有些论者所说：凡从事这项研究的，“无人不读罗先生的书，无人不受他的启迪，从他的书中吸取养料。”② 罗先生的这种学术魅力来自于他的学术风格，而这种学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史学史上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因此，深入探讨罗先生的学术风格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罗先生的学术风格，其女罗文起同志有简明的概括，她说：“他的研究工作既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又反映了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理论认识，不断批判继承祖国史学传统，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认为他的治学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披荆斩棘，辨伪求真；第二，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创新；第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第四，刻苦学习，锲而不舍，不断前进。③ 此外，许多学者对罗先生的治学特点和风格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表述和提炼，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罗先生也曾经自己总结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沙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④ 窃以为，他自己总结出的“基本功”，加上他对后学的热情奖掖，构成了他基本的学术风格。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其“基本功”概述为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内容、治学精神、奖掖后学和根本出发点这六个方面。本文的旨意在于对这六个方面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罗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一、治学态度：不苟且——一丝不苟，忍耐小心
态度决定命运，学者的治学态度决定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和学术生命力的久暂。罗先生的好友谷霁光先生说：“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⑤ 罗先生取得世所景仰的学术成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苟且的治学态度。所谓“不苟且”，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忍耐、小心，一丝不苟”。他对治学的任何环节，都非常认真、细致、诚实，从不马虎从事，并坚持到底。他认为：“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史学家。”⑥ 这是他一生以“不苟且”的态度治学的深刻体悟。
罗先生的治学态度来源于儿时的家教，他自述说：母亲“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价钱便宜的乱丝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她要我帮她做这件工作，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⑦
罗先生的这种治学态度也得自于胡适的师传师教。胡适在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的序中认为“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并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他还预言道：“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⑧ 而罗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也说：“我想起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我觉得我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得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治学任事的信条吧。”⑨ 罗先生也十分坦诚地承认自己有过“痛心”的教训。他在《师门五年记》中说：“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文稿就不得不是急就章了。”原来，为了生活，他在1935年春至次年夏这一年半时间里共写了近40万字的文章，其中只有《洪大泉考》和《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是其“精心苦作”，他承认“别的文章都是为生活而出卖的，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⑩ 当时的胡适曾写信告诫他说：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的就流为‘滑’，流为‘苟且’。”(11) 这段时期，对于治学如何不苟且，胡适不断地对他训育规诫，概括起来，约有四点，即：要求他不要轻易判断；不能胡乱概括论断；排除主观见解，尽力重构“制度”；必须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12)
罗先生的这种不苟且的态度，他早年在胡适家时就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主要有几件事：一是他整理胡适父亲胡铁花的全部遗集。由于胡铁花生前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因此，胡适将这部遗集“搁置了许多年还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去整理”。但是，如此艰难的任务，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从1930年6月至1931年3月花了8个月多的时间完成了。(13) 罗先生后来说：“这件工作，使我母亲给我忍耐、小心、不苟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在工作中经年累月的锻炼。”(14) 二是编纂混合本的《聊斋全集》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为胡适写作《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创造条件。胡适要他先把《聊斋全集》的两种版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和淄川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然后单就那两种钞本，校其异同，重新辑录一部清华本与马本的混合本《聊斋全集》。这也是一件繁难的工作，但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为之，完成后有了新的发现，他对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诗，共262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15) 这种情况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
罗先生这种不苟且的态度，也表现于早年他在家乡初级中学的教学工作。他在教学中，发现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误将王涯作王播的用典错误，还指出了许多坊间出版的教科书和文选中袁枚《祭妹文》的一处标点错误。他说：“我觉得这两件事，都可以教人做文章得细心，编书的人得细心，教书的人也得细心，所以我便写了两段小札记寄呈适之师请教。”他的这种态度，得到胡适的赞扬和鼓励，胡适回信说：“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所以罗先生就说：“适之师自始就以不苟且的精神教我，到我回到故乡来仍旧叮咛我要继续这种精神。”(16)
罗先生早年还有一件事也最能体现他不苟且这种治学的态度，那就是1934年他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艺风堂10800余种金石拓本。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他先从胡适的书架上选取有关金石的书来学习，预备了一个多月，在“略知金石学的门径”之后才去工作。他在这里，“前后三年，从周、秦整理到宋代，一直到北平陷落”，他才停止。他每天独自一人在考古室的长方桌子上摆上那些拓本，“用尺去量它，沿着桌边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它，然后坐下来去登记它”。根据胡适的要求去登记每一种拓本的目录，“是一个细致的工作”，而要将所有的拓本登记完，则是一件“道远途长的苦工”。但是，罗先生却“感到乐此不疲”。而且这项工作也给罗先生留下了终生的印象，他说：“我究竟给这件工作训练，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我此后所要做的任何一种工作，不消说，自是我学习过程中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17)
罗先生“不苟且”的态度最深刻地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坚持和维护，真理既是学术追求的目标，岂能“苟且”对之？1937年，他的《太平天国史纲》出版，胡适看了以后，对书中“贫农革命”的观点十分不满，把他叫去严厉申饬，斥之为时髦，指之为毛病，胡适与他是多年的师生关系，情谊很深。但这次罗先生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听老师的了。“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不正是一个学者难得的学术品性吗？这里有对“真理”的敬畏，更有对坚持真理的“不苟且”。在“文革”期间，罗先生被“勒令”所写的检查盈尺，他只承认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作研究指导所存在的问题，却始终不肯改变李秀成伪降、欲争取曾国藩反清的学术观点。面对狂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文章”，罗老以沉默表示抗争，具有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忍耐力。他一不随风俯仰图安宁，二不放弃真理求过关，三不颓唐丧志混日子。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天大的压力也不屈服。他说：“可以不刊登我的论文，可以不发表我的著作，可以对我论著全部拆版，历史真实却不能擅自改变，不可以强迫我改变学术观点。”(18) 这里不又体现了一个学者不畏权势，为坚持真理而决不苟且偷生的豪迈气概吗？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对坚持和维护真理，罗先生决不苟且从事。
罗先生儿时和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形成了受益终生的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和治学态度，他此后的治学生涯无时无处不体现这种态度，他学术著作的字里行间、他为人处世的言行举止闪耀着的都是这种态度所放射出来的光辉。对此，龙盛运先生有深切的感受，他说：“师于书法不甚讲究，但大至所著书的手稿，小至私人信件（包括给我的信），甚至在我初稿上写的纸条，都是一笔不苟的楷书，从不写草书。有时函件页数较多，师必加上封面，亲自用针线，装订成册。我初不在意，后来见多了，虽敬服师之精细，凡事不苟，但又觉得太麻烦了，甚至窃笑有点古板。后读师《生涯六记》，方知师少年时期，就饱受遇事‘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师并且认为‘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具有一种精密的能力……而养成这种精密的能力，就须先有小心、忍耐和不苟且的习惯，犹如醍醐灌顶，至此我方知这是师毕生治学力行不殆的主张，……’”(19) 由此看来，这种不苟且的态度，不只是他的治学态度，还是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因此，学术大师又成了后学们的生活导师。
二、治学方法：不轻信——辨伪求真，考证求信
一般说来，治学态度不同，治学方法也就不同。历史研究最先接触的是史料，那么，对于史料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治史者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一个不苟且的人，实际上就是最认真的人，他对史料的认真对待，首先就是从解决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开始，由此而可能生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史料的真实性也就得到确认，这正是历史研究工作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部分。吴晗在评价罗先生时说：“尔纲在朋友中是最忠厚笃实的一个，可是在著作中所表现的却是一个不安分的打破砂罐问到底的人。他不肯轻信，也不肯武断地否认一切记载的可靠性。”(20) 罗先生在《谈治学》一文中说：“我们做历史研究工作，必须记住：断断不能不加稽考就轻信，断断不能‘摸到头髻是阿妈’。”他总结治学经验时说：“怀疑使我走上了对太平天国史进行辨伪考信的清道夫的道路。”(21) 他对任何史料的真实性都要有一个“疑”字，所以，笔者将罗先生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不轻信”，就是说他乐于怀疑、善于怀疑、勇于怀疑。恩师钟文典教授在选编《罗尔纲文选》时，全面概述了罗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此基础上，又将他的学术思想概括为“怀疑虚谬，追求真实”，认为：在这个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罗先生一生治学，“断不盲从，断不轻信。故为去伪存真要探索，要考证；为实事求是要探索，要考证；为求知要探索，要考证。”(22) 应该说，恩师的概括是相当准确的。关于“怀疑”，罗先生指出：“疑而后考，经过考明才能相信，这是考据的原则。从事考据工作而不具有怀疑精神，就会给虚伪骗过，无从发现问题。”他又说：“当然，这一种精神必须正确掌握，就是说怀疑必须从细心观察得来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出自主观唯心论，那只有陷到错误的泥坑去。”他将这个方法概括为：“细心的观察，大胆的怀疑”。
其实，“怀疑”还只是研究的起点，怎么释疑才是关键。“不轻信”的具体内涵“辨伪求真，考证求信”正是“释疑”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考据，或称考证。罗先生在上海大学学习“历史方法”课程时，就对考据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说：“我从梁启超所举许多辨伪考信的例子里，知道史事、史料有不少是虚伪的，研究历史必须考证史事，鉴定史料……”(23) 那么，又如何进行考证呢？胡适很明确地提出考证的基本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关于假设，罗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假设看做是一般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形式。科学知识是借助于假设而发展和充实起来的。”罗先生还说：“考据提出假设，必须从实际材料出发，而不允许凭空提出的；假设的证实，必须依靠更多的证据，并且尊重反证来作检验，而不允许主观臆断的。”(24) 不难看出，罗先生对治学方法的探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胡适的思想。由“细心的观察，大胆的怀疑”，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好从总体上构成了考据的完整过程。
接着的问题是：具体地说，如何求证？祁龙威教授认为：搜集，是占有史料的第一步，在这方面，罗先生攀登了以往考据家所未能到达的高峰。比较对勘，是占有史料的第二步，在这方面，罗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罗先生又是如何进行比较对勘的呢？祁龙威教授对罗先生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1）考辨伪书，先用已肯定的文献记载与伪书内容相比较对勘，列成对照表，发现矛盾，揭出破绽；（2）对记载同一历史事件的多种史料进行比较对勘，考辨异同，求得近真的结论；（3）对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勘，分辨先后，区别正误；（4）善于利用书证和物证，还充分发挥人证的作用；（5）借助法医的科学技术；（6）接受科学的唯物史观（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论及）。祁龙威教授还提出了罗先生从事考据学工作所遵循的4个原则，即“言必有据”、“坚持真理”、“推陈出新”和“发扬光大”。(25) 而彭大雍教授则把罗先生考据学的具体内涵概括为4点：提假设（存疑）、抓关键（细审）、究根底（明辨）、慎判断（慎断）。(26)
因此，罗先生的治学方法就是从对研究的对象怀疑开始的，然后进行辨伪求真，考证求信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也才能为他人和后人研究时掌握可靠的史料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在这个意义上，他自喻为“清道夫和铺路工”。(27)
关于罗先生这种“怀疑”的方法的来源，钟文典教授的分析是深刻的：“一是来源于家庭教育，是母亲自小培养了他‘对观察事物的怀疑态度’，‘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精神。二是来源于‘五四’时期追求真理思潮的熏陶和当时学术界‘疑古’风气的影响。”(28) 此外，师传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罗先生在《师门五年记》中说：“适之师教我懂得怀疑，教我要疑而后信，而引动我开始太平天国研究的动机，便是由于怀疑薛福成所述张嘉祥故事的传说，结果，史实给我证明了薛福成记载的虚谬。这一件事对我以后研究太平天国史有至为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罗先生解释说：“因为太平天国史事，当时官书野乘已经传说纷纭，加以清季有一班人又特意伪造太平天国文献借来鼓吹革命。所以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史，除非先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具有辨伪的功力去从事鉴别史料，考证史事，恐怕不免堕于五里雾中，难见真面目。”他接着指出：“我一开步走就存着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步伐不会走错：以后我怀疑洪秀全与朱九涛的关系，怀疑洪大泉，怀疑石达开的诗文与其出身等等，都是继续这个步伐进行的，其后几年，我把我的怀疑一一地考证出来了，便在太平天国史上开了一种辨伪考证的风气。一点一滴的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去。”(29) 他通过考证石达开诗为赝品，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不要轻信载籍，教训我们要常用怀疑精神，鉴别的眼光去评判史料。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是值得做历史研究工作的人谨记的。”(30) 可以说，正是“不轻信”这种方法使罗先生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而在治学的道路上，这种方法一直是他的基本方法。
由不轻信而求真求信，这对学术研究来说，并没有完成，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真史、信史的坚持和捍卫。对于已经明确为是伪史料的东西，罗先生是坚决拒绝的，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加以拒绝。他在20世纪30年代作贵县县志时指出：“今所见石达开诗，……除庆远《白龙洞题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后人伪造的。”想不到却因此触怒了国民党政府的权势者。他们以罗老修志“不为家乡历史人物增添光彩”，“否认革命英雄诗歌”为词，大加排斥打击，“一点面子也不给”。友人对此忿忿不平，罗先生坦然无畏地说：“春秋时有董孤笔，生死尚置诸外，不给面子算得了什么，县志可以不让我写，假史料绝不能当真史。”(31) 由此可知，捍卫真史信史有时比考求真史信史还要艰难一些，对罗先生来说，对史料的不轻信和对真史信史的捍卫，是同样的坚定和执着。
三、治学内容：不偏废——文史兼资，专博结合
不同的治学方法往往会使学者对研究内容的取舍有不同的偏好。他的“不轻信”对太平天国史和《水浒传》研究是最适宜的领域，前者伪书伪史叠出无穷，后者主题、著者聚讼纷纭，罗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从这两个领域开始，可谓齐头并进、文史兼资。而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考据最重史料。史料的范围在近代以来正是随着史学方法的演进而不断扩展的，从六经皆史到一切皆史，是史料范围扩展的基本走向。因此，擅长考据的罗先生运用史料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作为他考据的材料，不只是一般的史料、历史文物和遗存、历史口碑，还包括了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民歌民谣、民间传说等文学样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先生的研究亦可谓是文史兼资。这就是说，只要对考据有用的资料，都会成为罗先生的史料，他不偏好于所谓纯正的史书记载，此即所谓的“不偏废”。郭毅生教授称他是“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专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金石学、校勘学和文博学兼擅的近代史家”，认为：“他不仅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卓越专家，而且在考据学、金石学、文字训诂、文学史、军事史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32)
从文学来说，罗先生小时候就读过《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看过吴沃尧的《恨海》、《九命奇冤》和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他大学时学的是中文专业，曾有过希望做作家的抱负，撰有小说、散文集《妈港集》，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批改；在早年编纂过《蒲松龄全集》，参加过《醒世姻缘》的考证。1929年，便开展了对明代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认真探索，1989年出版了考订的《水浒传原本》，1992年出版了《水浒传原本知著者研究》。他以无可辨驳的充分证据，证明《水浒传》原本只有70回，是明朝初年罗贯中所著，考出100回的《忠义水浒传》，乃明朝宣德年以后的人所续加盗改的。这一研究结束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400年的公案。
从史学来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兵制史。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用功尤多，池一生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属于太平天国史领域，被黎澍称为“一个真正的专家”。张一文先生说：“罗先生取得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当推太平天国史，这是众所周知的；当人们提起太平天国，就会想起罗先生；同样，当人们提起罗先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太平天国。”(33) 邢凤麟先生则说：“他和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同属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者，而又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时间最长、用力最勤、著述最多的一位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34) 他对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清代绿营、湘军、淮军、新建陆军、海军、练兵和兵工生产等，皆有专门研究，并且分别出版了《绿营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等3部专著。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对他的兵制史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中国军事历史家”，认为他的关于清代军事的著作，“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35)
罗先生在研究内容上，不仅是文史兼资，而且还做到了融会贯通。罗先生对太平天国政体问题很感兴趣，通过长期的潜心研究，终于发现太平天国开创并实行了一种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不临政，而以军师（东王）为军政首脑，总理国政的军师负责制，并认为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与君主制结合起来的政体，这种政体能有效地防止君主专制，发扬农民民主主义。这种政体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即渊源于农民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清代的天地会等会党实际上也崇尚军师负责制。罗先生还写有《〈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创立是取自《水浒传》的理想社会的，它建立了一个“百万兄弟俱姓洪”、“洪家兄弟四海通”的洪门组织，实行了平等共和的体制，当发动起义时，还用《水浒传》来鼓动。而清朝统治者和反对革命者则用禁毁《水浒传》和反《水浒传》的《荡寇志》来对抗天地会的起义，可见《水浒传》对天地会的关系是至深至大的(36)。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水浒传》研究就这样贯通了。
罗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和《水浒传》研究，亦可谓大专家矣。但是，罗先生的“专”有着广博的基础，科学地处理了专博结合的问题。他研究太平天国史这一专门领域，涉及到了太平天国史的方方面面，罗先生对自己提出了广博的知识要求，他为此而进行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彭大雍教授指出：“罗老治学70年，其代表作涉及太平天国的文、史、哲、经济、历法、宗教、艺术、书法等各个领域。其学识之广博，学力之专深，博识与专深相得益彰。”(37) 而且，他对太平天国史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都力求其通，不但自己旁征博引，还不耻下问，向每一个方面的研究大家请教。罗文起总结说：“例如他制作清代人口表，不懂统计，便向财会人员学习；研究太平天国的天历，不懂历法，就请教历法专家董作宾；研究太平天国壁画，不懂绘画，就请教画家陈之佛、傅抱石；研究太平天国建筑，不懂建筑，就请教陈从周教授。建国后，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38) 因此，我们读罗先生的著作，就不难通过太平天国史的某一方面而可了解到这一方面整个历史的概况，由此而知太平天国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创造之所在，由此而体现了“博”的宏通，而通过这种“博”的宏通，人们也愈见其“专”的深刻。
这就是说，“专”的深刻，是建立在“博”的宏通基础之上的。但是，“博”的宏通，如果没有“专”的深刻与之相结合，也没有了依托，“博”的宏通是为“专”的深刻服务的。因此，罗先生可谓是艺术性地处理了“专”与“博”的关系，“专”中见“博”的宏通，“博”中显“专”的深刻，是他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特点。当然，罗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他说：“我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直到四十年代研究天历时，因为没有历法知识，才认识到要求‘专’，必须先‘通’的道理。其后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种种问题，诸如政体、军事、社会以至艺术、建筑、戏剧、音乐等等问题，一件件都在我的工作日程上提出来了，使我处处感到不‘通’。”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研究《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问题。20世纪50年代，他通过多年的观察，认为《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神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神韵是抽象的，无法使人信服，而且，当时有人将两者的笔迹照片送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经专家认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怎么办？他试着把两者的文字笔画拆开来对照，这样，就愈发地表明两者同是一人的笔迹，由此即可证明《李秀成自述原稿》是真迹。在精通书法的丁云青同志的提醒和帮助下，他知道了这种办法正是所谓的“书家八法”，因此，他借来了宋朝陈思的《书苑精华》、明朝张坤的《法书通释》和潘之淙的《书法离钩》、清朝的《佩文斋书画谱》、冯武的《书法正传》和程瑶田的《书势》等书，学懂了书家八法，为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找到了学理的依据，问题得以解决。罗先生诙谐地说：“谁知道研究太平天国史，也要懂得书家八法呢？然而事实却如此，你不懂书家八法，就不可能解决《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这一个大问题。这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不‘通’，不‘博’，就不可能去做‘专’业。”(39) 但是，罗先生学懂了书家八法之后，并不满足于解决《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问题，还对笔迹鉴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以更求其通，为此他写出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和《笔迹鉴定举例》等文，于此又可见其“博”的宏通了。
在治学内容方面，给笔者印象深刻的当是罗先生对彭玉麟画梅本事的研究。罗先生固是专攻太平天国史，但凡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内容，他都会感兴趣，都可能要去进行探讨，这就体现了一种“博”。彭玉麟是湘军的重要将领，湘军是太平天国的死敌，因此，彭玉麟其人自然就在罗先生的研究视域内。关于彭玉麟画梅纪念情人的事，是众口一词的。但他的情人是谁？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罗先生独辟蹊径，从彭玉麟的感怀诗抓住关键，解决了问题，认为：众说纷纭的彭玉麟情人实乃王竹宾，此女年纪比他大一些，是他的外祖母的养女。(40) 就彭玉麟研究这个小的领域而言，罗先生也体现了一种“文史兼资”的倾向和特点。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先生是将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进一步提到方法论的高度，目的是要说明本证的一般方法。他认为：要考证彭玉麟的画梅本事，就必须从最能反映他真情实感的感怀诗中去寻找本证，不能只是从一般的他的文件中去寻找，否则，就是方法不对头。有了这样的高度，对彭玉麟画梅本事的研究，也体现了一种“博”的宏通。所谓宏通，就是让人能够从一扇小的窗口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广大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他对彭玉麟的研究，知道的不只是彭玉麟，而是更重要的本证的方法，甚至还有这种文史兼资的学术魅力。
四、治学精神：不满足——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不苟且”的治学态度、“不轻信”的治学方法和“不偏废”的治学内容熔铸了罗先生“不满足”的治学精神。凡事认真的人，不会满足；凡事存疑的人，不会满足；凡事求深求通的人，更不会满足。所以，笔者将罗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不满足”，而其具体的内涵则为“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这种治学精神，从其一事一文而言，突出一个“钻”字，通俗地说，就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也来自于他早年的家教，罗先生追述他儿时母亲给他讲故事时，他总是不断地提问题，而“她尽了她所能尽的智能来回答”他的问题，这样，就逐渐地培养他“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习惯。(41) 这种精神也有师传的因素，罗先生自己说，在做完《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后，“我知道要做一篇证据充足，结论站得住的学术文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适之师常常教我做文章应该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42) 这种“一改，再改，三改”的做法，就是一种不满足于现有成就，不断进行探索的精神。所以，茅家琦教授曾说：“罗师的治学精神是什么？后学妄言：——‘打破沙锅问到底’。”(43) 罗先生的这股“钻”劲，吴晗先生有比较形象的评析：“恰像剥笋似的一层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穷根究底，一直剥到笋心才肯甘休。再接着，他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事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44) 罗先生的“钻”劲，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上：
一是对《李秀成自述》的研究。罗先生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为《李秀成自述》做注，自称是“从青春注到自首”，注文超出了《自述》正文的好几倍。他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出过5种版本，直到1995年还出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版增补本，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他自己对此总结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去作注。”
二是对所谓“铁公鸡”的研究。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刊载了罗先生的《铁公鸡考》，认为铁公鸡就是太平天国国宗提督军务石祥祯的绰号，不久，他在近代史所图书馆又得到张集馨《椒云年谱》里一条“由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讲述始末，叙述全部真实情况的极重要史料”，又写了一篇《铁公鸡考补证》。1980年4月，他给该刊编辑部写信希望能够发表，在信中他说：“纲写这篇补正，心里颇有感慨。昔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曾有‘獭祭难言博，虫雕亦可怜’之叹，知考证工作不易，而为人所轻视由来已久。至今更视为不费吹灰之力，为破铜烂铁所干。纲在此一小小问题上，稽考了40多年，尚有犯错误之处，殊深愧惭，更感考证之不易。”(45)
三是关于杜文秀问题的研究。他根据自己占有的材料及当时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早在1963年就写成了《杜文秀“卖国”说辟谬》一文，但是，他认为：“必须有详博之考证，始能廓清谬说，自愧浅学，力不从愿，郁结于心者多年。”他将自己的文章搁置了17年，直至1979年《学术月刊》登载钱昌明《杜文秀是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1980年，他才将这篇文章投寄该刊发表。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仍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因此。罗先生致函田汝康先生请求他继续查找3件最重要的外文资料。(46)
四是他对《水浒传》的研究。他对《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不懈，至20世纪80年代，他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47) 1981年5月，他在给史式的复信中说：“五个月来，为了30多年的愿，勉力写成了《水浒真义考》，……”(48) 后来，他又陆续写成了两篇文章，对此，他自己总结说：“从1934年开始探索《水浒传》到1984年解决了真本和原作者问题，断断续续前后经过了50个春秋。真可谓皓首穷经了。”(49) 1989年，他出版了考订的《水浒传原本》，1992年，又出版了《水浒传原本知著者研究》。
五是他最突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祁龙威先生对此总结说：“罗先生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点一滴地钩稽史料，查明问题，终于把一部太平天国史的事实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50) 其鸿篇巨制《太平天国史》历时三十载，前后五易其稿，是他毕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部总结性的力作。可是，他自序还说这部书“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陆续发现，庶有以增补而已”，并表示说：“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我竭诚地恳求读者对我这一束荒芜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纰缪，大力帮助我前进！”(51) 这就是一位耄耋老人的不断探索的精神风貌。
这种治学精神，从其一生一世而言，突出一个“勤”字，就是他青春治史、皓首不懈的献身精神，直到他94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工作3小时左右。他的妻子陈婉芬在罗先生接受家乡记者采访时说：“他自小就这样勤。”(52) 吴晗则指出：一个“勤”字成为他“才、学、识，突飞猛进的催化剂”。(53) 南京大学陈得之教授早年拜访罗先生时也悟出“他过人的才学是来源于一个勤字”。(54) 罗先生之勤超乎常人的想像，任何因素都没有动摇或影响他对学术的不断追求和探索，概括起来，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时势。罗先生治史前后7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任凭时势变迁、世道沧桑，他总是以治史为己任，坚守岗位，锲而不舍。(55) 罗先生之勤，鲜明地表现在：即使在解放前动荡的岁月里，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他也从未停止过对学术的追求。对此，郭存孝有过分析，他指出：1937年7月，日本发动泸沟桥事变，社会研究所迁往长沙、再移广西阳朔，罗先生在此写成《湘军新志》和《捻军的运动战》两书。1940年初，社会研究所又迁至云南昆明，罗尔纲又写成《绿营兵志》。是年秋，研究所再移四川南溪县李庄镇，1942年，在此罗先生又著成《晚清兵志》。他在迁徙途中竟连续完成三部清代军事专著，实非易事。在1937年至1948年的12年间，他相继出版了《天地会文献录》、《湘军新志》和《洪秀全》、《太平天国史丛考》、《太平天国金石录》、《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等。(56) 抗战时期，他在“敌机下面做学问”，“破衣箱上著文章”，反映了一个学者的不懈追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学者的爱国情怀在支撑，他认为：“自念一介病夫。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笔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57)
（2）世道。十年“文革”是对我国学术事业的严重摧残，但罗先生却在“文革”期间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的学术事业。郭毅生教授对此分析说：“在十年浩劫的炼狱般的生活中，罗尔纲已年近七十。当他挨完批斗，回家摘下黑牌时，一种出于对祖国、对科学的热爱，使他马上投进了书的海洋=书中有他的自由王国，太平天国史中有他的乐园。他忘掉窗外‘横扫一切’的喧嚣，像蜜蜂一样在这乐园里翱翔。在随之而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讨伐下，许多人被迫放弃科学研究，罗尔纲却以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静继续钻研着。他的学术成果就是在如此多难的环境中坚定不移地猎取到的。”(58)
（3）健康。除了时势和世道的因素外，我们还应该明白，罗先生对学问的不断探索是在他不断地与疾病的斗争中进行的，他还有一部长达70年的“挺胸咬牙的痛苦抗病史”(59)，在他90岁时，他出版了记载他与疾病斗争历史的《抗病记》。他自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青年时，他与遗精症作斗争；中年时，他与肠胃炎、水泻和疟疾作斗争；中年以后，他与神经官能症、眩晕、高血压、偏头痛、失眠等疾病作斗争；到了耄耋之年，他又与便秘、痔疮、前列腺肥大、眼疾、牙病、皮炎等疾病作斗争。有时，他坐不得，动不得，只好站着写稿。长期的磨难，使他久病而成良医。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有自己对生命的自信，有对身体锻炼的重视，有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利用，更有对学术研究事业热爱的支撑。他在长期临床经验中坚毅和努力探索的精神，在令人钦佩的同时，也许还会感到几多的愕然。(60) 其与疾病的斗争史，未尝又不是一部不断探索的历史呢？
（4）家庭。罗先生有5个子女，早年就靠他一个人挣工资养家糊口，撑起这个家很不容易。1934年，罗先生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当时一家五口人，就靠六十元工资过活，生活很困难。孩子们长大工作后，情况并不乐观，夫人陈婉芬没有工资，最小的女儿罗文昭从小就落下终生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在家护养40多个春秋，子女受罪，父母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另一位女儿罗文陟在南京工作，体弱多病，生活困难，也需要为父的接济；在老家，罗先生的七妹一生坎坷，晚年境况不佳，罗先生也曾设法解决她的养老问题；再后来，与他青梅竹马的夫人久病多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他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他对子女充满了爱，1975年10月30日，他在给其六妹、七妹的信中说：“至于文昭从小患痴愚症，医药无效。四姊还能料理自己，她比不上四姊，需要人照料。我们健在时还好，到我们身后，如何打算，这是我和你嫂一个重累。”(61) 但是，家庭的重累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追求。
（5）名利。不断探索的精神，还表现在他心无旁骛，不为功名利禄所诱，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事业。他平时粗衣素餐，起居简朴，淡泊名利，不尚虚荣。罗先生自己回忆说：“1934年，我再来到北京。当时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有一个文书工作要我做，每天只写几封信，工作很清闲，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做满两年，由该会送去美国留学。我认为不是学术工作不愿干。另一个工作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整天要做编目工作，月薪只六十元，这个研究所的助理都是多年不升级不加薪的，我认为是学术工作，却欣然接受了。”(62) 解放后，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著名的历史学家，工资待遇应该高一些。但他觉得自己拿了高薪，深感不安，遂向所方申请，要求降低工资。后来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才心安理得。(63) 1956年，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天国纪念馆建成之时，江苏省文化局热望罗先生出任馆长，可是罗先生坚辞名位，结果文化局另派吴荣成任副馆长。他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但他总是谢绝当主编而署单位名称，而本该属于他的稿费，他却分文不要，全部留给博物馆。每次给他寄稿费，他总是原款退回，一再要求把这些稿费用于该馆的事业发展。(64) 1989年，太平天国史学界筹备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当时陆仰渊和方之光赴京请罗先生担任会长。一提到会长，罗先生就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连上小学班长都没有当过。会长应当请学有专长，又有活动能力，且为大家公认的人来当，茅家琦不是很合适吗。”罗先生的这一建议，后来即为太平天国史学界所共同接受。(65) 一生不计名利的人，其事不胜枚举，以上只是为众所稔知的事例而已。
罗先生的女儿罗文起说，生活困苦，干扰不了她父亲；人世冷暖，甚至像当年那样陷于全国性的挞伐，他也视若虚无，专心治学。(66) 有记者曾经问罗先生治学有成最重要的体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两条。第一，要敢于硬着头皮碰困难。第二，不为名利，忠于真理。”(67) 由知可知他顽强的探索精神。罗先生能够克服以上因素的影响干扰而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追求真理，成就自己的学术伟业，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确是超乎常人想像的。
1931～1934年，罗先生在贵县期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道路。他在整理家中藏书时发现《光绪贵县志》残本中《张嘉祥传》与薛福成《庸盦笔记》中《张忠武公逸事》对张嘉祥的人物形象的记载完全不同，由此引发了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兴趣。后来，贵县成立修志局，聘他“专负责关于贵县太平天国史迹的咨询”，由此他得以有条件阅读了不少与太平天国史有关的书籍，并根据所见到的材料，写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1934年，他重入师门，胡适叫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书，他“专看太平天国史料部分”，由于这里的太平天国史料丰富，他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我从前在家乡所见的史料的贫乏，根据那些贫乏的史料写成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算得什么呢！”此书已交当时的亚东图书馆印行，因此他赶紧写信去要求取消前议。自此以后，他除了在北平图书馆“锐意阅读太平天国史料”外，还“自己也搜访太平天国史料，一天一天的积聚”。(68) 这就是一种永不满足、坚持不懈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不断地去追求，才能构起自己的学术大厦。在史料搜集方面的这种永不满足、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南图摸底这一壮举上得以充分的表现。他从1950年开始，用了10年的时间，在南京进行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南京图书馆的各处书库去摸底搜寻，把70多万册书按其编类，逐排逐架、每册每页地翻阅查找，终于搜集整理出1200万字的太平天国资料，使许多被蛛网尘封的孤本秘笈，得以重见光明，公之于世。正是由于他亲自带头入库，坚持10年不懈地沙里淘金，才给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简又文评价这一壮举“当为太平天国史吐发不少新光”。(69)
由此看来，历史研究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罗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的搜集，而史料的搜集是没有尽头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搜集的史料总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搜集的史料会越来越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建立在原有史料基础上的一些结论，是否会因为新的史料的发现而不能成立呢？而且，不同的学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对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也会不同，那么，在同一问题上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人们是否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呢？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对待这些现象，因此，他才会不断地发现新的史料，对他人的观点从善如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从不把自己一时得出的观点作为定论，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勇于不断探索的人，总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在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事例。
1965年2月9日，他在给恩师王庆成的信中就说：“我从1958年起即已改正从前在《钱江考》所说建都天京为预定的说法。及得读影印《李秀成供》原稿后，所定有关方面各稿，就完全肯定天王主建都河南与东王主建都南京这一历史事实。”同时他还说明他从1955年已改正了太平天国曾行耕者有其田的看法，而有些同志直到当时还引据他的“旧日不正确的看法”。(70)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起义于何时的问题提出了再讨论，钟文典教授专门就起义的具体时日问题写信向罗先生请教，罗先生很快答复说：“太平天国起义日期是一件大事……既有同志提异议，必须严肃对待问题，若纲考错了，即应公开声明照改；若不误，亦应‘疑义相与析’。故1981年有《金田起义日期再考》。”(71) 其实，关于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罗先生长期在进行研究，早在1937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曾经放弃过自己原先的看法，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而至此时，仍能有这样的表态，于此尤能见其执着的探索精神。1980年6月，他在给邢凤麟的信中说：“考证要如法官审案，铁面无私，自己以前的认识有错了，也同样要否定。”他指出，关于洪秀全之死，我们过去记洪服毒而死，是据自曾国藩刻的《李秀成供》所载，这是曾国藩的盗改，所以我们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都改作病逝了。(72) 关于太平天国的民歌问题，1980年9月，他在给陈聆群的复信中指出：“最近有同志在报刊上批评我在《太平天国史稿•李秀成传》（增订本）内引《农民领袖李忠王》这首民歌，这确是我的错误，是应该检讨的，……”(73) 1980年12月，罗先生又给祁龙威教授写信，对祁先生《太平天国研究概论》一文中对他的批评表示虚心的接受。他说：“至承示‘美化’一点，确为缺陷，正在考虑如何掌握事实，怎样端正观点，力求‘平实’，敬请时加指教，……”他还说：“又大著指出纲误用歌颂李秀成民歌，确是不错。近年撰的《李秀成传》已经删去了，承指出，至谢。”(74) 1983年，罗先生发表了《苗族英雄张秀眉传》一文，6月22日，他给郭毅生教授复信说：“尊示与前年祁龙威同志所指示者完全相同，纲同深感激，非交谊诚笃，曷能如此。”他承认：“拙著各传采用传说、民歌不少，尊示‘58年前后间，调查者或有未尽如实，往往有意拔高，文词亦或嫌现代化’，实为主要毛病。……今蒙赐教，一定对拙著加以严肃检查。”(75) 1984年，《安徽史学》发表了徐川一先生《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该刊编辑部给罗先生寄去2册，罗先生收悉后，“非常感动，特撰《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一文”，立即改正自己以前的观点，他在给该刊编辑部的复信中还坦诚地说：“纲撰此文，怀有区区微意，窃拟向贵刊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76) 1987年6月，他给钱远镕复信说：“承指示拙文《〈资政新篇〉的版本》，只能说明剑桥本比上海本先，而不能即此断定剑桥本为初刻本。尊见很对，至感指教！因即使将来再有新发现，能证明其确为初刻本，而今天只据两个本子的校勘即作此论断，也是不合于考据原则的，处理问题必须严肃。”(77)
罗先生在从善如流方面最令人感动的是关于天历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罗先生便对太平天国天历进行研究，多次与董作宾、荣孟源等专家讨论，并于1937、1948和1954年先后3次写出考证文章，提出了57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设和结论，应该说他所下的结论是相当谨慎的。但是，在他第三次写成考证论文后两个月，中华书局的曾次亮提出了罗先生的考证中假设不合理的问题，罗先生不但没有将曾的意见视为异端，反而视为朋友对自己的诚心爱护和帮助，他虚心地听取意见并深入研究，勇敢地承认曾次亮的意见是对的，并通过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使新的结论无懈可击：由此可见，罗先生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从不觉得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就是定论，这正是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也是不断探索的目的所在，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接近真知。
罗先生治学精神的重心在于不断创新，惟有创新的目标，才能激发学者进行不断探索的热情，由此而使“不满足”内化为学者的日常精神状态和平常的心理构件。罗先生的学术创新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他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不断打破陈说，包括推翻他自己早年的论断，他以80岁高龄，还执笔万言，写成《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发表，文中论证太平天国统治苏、浙地区时，“着佃交粮”是普遍的，而地主收租却是局部的，这个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再如关于李秀成的评价，他并不单看《李秀成自述》上的“白纸黑字”，而是深入联系其一贯表现及其“足智多谋”、“外柔内刚”的特点，从而提出伪降说与“苦肉缓兵计”的学术观点，这也是独树一帜而很有说服力的。(78) 类似的学术观点很多，不再赘述。
罗先生治学的不断创新，不只是表现在他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这应当是他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并不满足于得出若干创新的学术观点，而是要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长期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因此，他对考据的方法有过总结，写出《本证举例》、《辨伪举例》、《说考据》等论文；他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正如前文已述，他对笔迹鉴定亦有过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他长期注释《李秀成自述原稿》，又对注释体例进行探索，写出了《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一文；他多次撰述和修订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总是在不断探索这种著作的体例，终于形成了“综合体”这种通史著作的新体例。他的新体例是“对纪传体经过多年三番四复的改变而成”，又可以说是“用多种体裁结合而成”。1986年7月7日，他在给刘大年的信中，记述了他探索这种综合体的过程：“我对此体裁（指纪传体），一改再改，先加‘序论’，概括全书，以补救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其后又把‘本纪’取消，将洪秀全、洪天贵（幼主）事迹移入‘传’内，另立‘纪年’专记大事，取消了纪传体所体现的浓重封建性。接着，在‘序论’内特写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企图扫除纪传体所遗留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残余。最后，在‘纪年’的写作上，又把以用《春秋》流水账式纪事写成的稿，改用纲目体重写，并把‘列传’改为‘传’。这样，以序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一种新体裁。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才可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79) 正是对史书体裁的这种创新，才使得用综合体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作，该书被茅家琦教授称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立体史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80) 罗先生对新体例的探索是对中国史学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贡献。
在罗先生不断探索的治学道路上，其治学方法前后有过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这是其学术不断创新的最突出反映。解放前，他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一专题时，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与会党等6个因素，并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都用考据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被当时的陶孟和评价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此他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到解放后，他通过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他的局限。此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他认为：考据只能做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工作，它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考证史料的真伪、诠释史料的内容和考证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事实现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的第一步。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从考据现象，到根据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不是它所能担负的。因此，他逐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检讨和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1957年，他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集》（共七集）约150万字的著作，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在史学方法和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经过长期的探索，他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6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据工作的原则：（1）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2）从本质看问题；（3）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4）发展地看问题；（5）揭露阶级斗争；（6）运用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81) 罗先生解放前后的这一转变，是他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探索真知、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罗先生始终没有停步，他永不满足，他之钻，他之勤，他之谦，他之新，都包含在他的治学精神之中，而其钻、勤、谦的最终落脚点则是为了获得新法，猎取新知，故其治学精神的灵魂乃在学术的创新。
五、奖掖后学：不吝惜——慷慨无私，鱼渔俱授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有赖于学术的传承，青年学人往往代表着学术的未来。因此，罗先生不满足于自己个人从事学术研究，他还时刻关心着学术的传承。这是他的治学精神的必然要求。罗先生非常爱惜青年人的求知热，他说：“在旧社会，我从来不曾见过青年人有这样求知热。今天青年人这种求知热，是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培育出来的。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青年人这种求知热，使我不由得想到我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罗先生平易近人，从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和气派，使青年人很容易接近他。1955年，作为罗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的龙盛运第一次去南京见自己的老师，当时的感受是：“初出大学校门，又是第一次见面，不免有点紧张；但一见面，师的朴素、亲切、谦和，就使我的局促无影无踪。”(82) 1982年，自认为“后学小兵”的陆仰渊通过与罗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和交谈感悟出一条真理：“大凡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品格高尚的人，就越是朴素大方，就越是平易近人。”(83) 苏双碧说：“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为人笃诚质朴，和蔼可亲。尤其是对待晚辈，他诲人不倦，以诚相待。受过他指教和帮助的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十分深刻的。”(84)
他对中青年人的学术指导和帮助从不吝惜，给中青年写信或审改文章，非常热忱和认真，而且不惜放弃自己手边正忙着赶写的著作，他不但从研究方法上给中青年以指导和点拨，而且还直接给他们提供史料的信息，甚至亲自复印史料寄给他们，可谓“鱼渔俱授”。1954年9月13日，罗先生给林言椒复信指点他如何研究太平天国史。罗先生要他先“把观点立场弄明确了，然后再进一步来读太平天国史料”，并认为“初学的人应先看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他开列了若干种这样的资料。在看完了太平天国本身的材料后，他主张看看当年6月中华书局新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从中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人治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接着，他要求林言椒再进一步阅读清朝方面的记载，因为这里面就面临着“辨伪”、“考证”的问题。他建议林先生应该读他的考证论文。(85) 1960年代初，郭毅生写成《太平军克南京人数考》寄请罗先生教正，罗先生不仅给郭先生“详长的复信”，而且寄赠他当时未刊稿本中的珍贵史料，更足以证明他在文章中的论断。(86) 1980年12月10日，他给桂林博物馆梁碧兰回信，肯定了她关于广西团练问题的论文的优点和贡献，也指出了论文应注意团练作用的两个方面，还一一回答了她来信中所提出的3个问题。(87) 当时罗先生还复印了30多页史料寄给她，并指点她如何使用史料。1981年4月，他寄给钟文典教授一份资料代转给一位青年朋友，在给钟教授的信中，他特地请钟教授将这份资料的错误立场、观点指教给这位青年朋友，他说：“我必须将其立场、观点一一指出才算是帮助青年人。”(88) 1982年9月24日，在给李敏的复信中，就年青人如何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对她建议说：“我认为是应先对太平天国史有全部了解，其次博读太平天国史料，然后选择专题，进行精研，如此方能有所成就。”他指出要议论太平天国人物，前提是要对他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稽考清楚。他奉劝青年人“下手做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从打基础做工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89) 1984年12月1日，他给李乔复信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对于治学，他建议说：“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对于李乔提出的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他谦虚地表示完全不懂，但建议他学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最后鼓励他说：“总之，多看书，多积蓄知识，坚决走自己要走的路，将来一定能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作出杰出的业绩的。”(90) 1985年1月，罗先生给华强复信，就其《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意见，除了建议断案时须用委婉语气和“思精”方面再进一步外，还罗列了一些具体的值得推敲的问题供华强参考。(91) 在20世纪90年代前，他曾多次希望苏双碧能写一本从理论上阐述太平天国历史的著作，并一再表示，他的那部当时尚未出版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中的史料任苏使用。这种无私的思想境界使苏先生十分感激。(92) 恩师钟文典教授也深情地回忆说：“他对晚辈是非常关怀的，而且非常热心指导。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的时候，他不但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完善的回答，而且还把有关的问题也指了出来，甚至有几次他还抄了十几页的资料寄给我，使我非常感动。”(93)
罗先生不只是热心地指导和帮助一个一个的中青年学人，对中青年学术群体的成长，他尤为重视。为了给青年人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从自己大量的著作中特地挑选了一些文章编为《困学集》，他说：“我这部集子，是专编给年青一代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的。”他之所以极力奖掖后学，是因为他笃信“后来居上”的学术发展规律。他分析说：“前人好的东西，可以吸收。前人的缺陷，可以改正。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前人积累的成果，可以利用，并把它向前推进。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后来居上’，就成了一条必然的规律。”他以坦荡的胸襟，以青年人为老师，号召年青人记取“后来居上”的学术规律，去读他的书，改正他的错误，鉴戒他的经验教训。(94) 他还从史料方面关注学术团队的培育和成长。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史料，就意味着掌握话语权，能够将自己掌握的新史料无私地奉献给他人，在时下的学术界是罕见的。但是，罗先生却一直如此，从没有垄断史料的想法，相反，他的慷慨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郭毅生教授就说：“珍贵史料对史学家而言是无价之宝，罗老为支持后学，便毫不吝惜地慷慨赠珠，这种无私的高尚品质，是足以垂范于永远的！”(95) 前述他给一些中青年学人的帮助，只是例证。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希望复制罗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摸底编纂的800万字资料，他慨然答应，无偿提供。这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太平天国史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96) 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全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方重镇与罗先生在这方面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
罗先生不断奖掖后学的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至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得到过罗先生的教益。一代代青年学人在罗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各地科学研究事业的中流砥柱，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开展。茅家琦教授指出：“对待青年学子，罗师极其热情，鼓励成长。他不偏爱任何人，他对所有研究太平天国的青年学人都热情给予指导。无论是亲授弟子，还是私淑弟子，都深深地感到春风化雨，泽惠情深。”(97) 郭毅生教授也说：“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因为罗老自己勇攀高峰，取得世所钦服的卓越成果，还成于他培养提携了一代新人。”(98)
六、根本出发点：为人民服务
学术应该不分大小，不分新旧，不分中外，不分过时趋时，不分有用无用。但是，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学人们未必再认可这样的公论。因为学术的目的往往决定了学人对学术领域的选择。因此，学人的学术信仰至关重要。罗先生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99) 的一部分，明确地指出，他的学术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他治学的根本出发点。1950年，他曾表示“愿一生尽我所学，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用唯物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去整理史料和撰述历史，以尽我为人民服务的责任”。(100) 他还非常明确地说：“做历史研究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论一述都必须向人民负责。”(101) 当然，这种学术信仰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罗先生在回忆他早年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目录时说：“我不敢说那时候我就有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但我却有献身学术的愿望。”(102) 为什么罗先生会有这种学术信仰？他儿时家庭生活的困顿使他懂得了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伴随着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而成长，相信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早在1926年，他只是一个刚跨入上海大学的青年，就发表了《怎样集中革命力量？》、《农民运动的紧要》等几篇宣传革命的政治论文；1934年，他就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是梁山好汉们企图建立一个平等公有的社会；1937年，他又提出了太平天国革命是“贫农革命”的观点，此后，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因此，他对太平天国怀有特别的感情，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时申请研究太平天国未获批准，转入中央研究院又申请，仍然碰了钉子，他只得拖着病体在夜里自己研究。解放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更坚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撰有《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认为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他也坚持群众的观点，走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的历史作用，对人民充满热爱，这就是他持有为人民服务这一学术信仰的根本原因。
抓住了罗先生治学的这个根本出发点，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他的学术风格。为人民服务，非小事，需要“不苟且”的态度；为人民服务，无穷尽，需要有“不满足”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要全面，故治学不能“偏废”；为人民服务，要科学，故治学不能“轻信”；为人民服务，是千秋伟业，故需关注学术传承，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了“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或有了学术能“为人民服务”的自信，罗先生才能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水浒传》研究而毫不动摇，这种信仰和自信构成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源。1954年3月29日，罗先生在给范文澜的信中说：“现在我首先向先生致以恳切的衷心的敬意，请求先生把我认为一个还可教育的学生，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但只要他还有工作的活力的一天，就不断地对他训诲、提高，使得更好的为人民服务。”(103) 同时，这样的学术信仰也使他意识到所肩负的使命，由此而使他具有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他说：“写历史，事关重大，一定要上无愧于祖宗，下对得起后代。”(104) 因此，他研究历史，不仅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还要对未来负责，这是多么不一般的史家责任感啊。史学工作者谨记和具备了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就是对罗先生的最好纪念。
注释：
① 郭存孝：《永恒感念，乐忆往事——献给罗尔纲老师》，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② 苏双碧：《一代宗师，笃诚质朴——悼罗先生》，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③ 罗文起：《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 郭毅生：《永远的怀念》，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⑤ 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⑥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⑦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62页。
⑧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
⑨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6页。
⑩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
(11)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7页。
(12)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4、47、50、54页。
(13)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83页。
(14)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页。
(15)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16)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19～22页。
(17)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40页。
(18)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9) 龙盛运：《敬悼罗尔纲师》，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20)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1)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2～303页。
(22) 钟文典选编：《罗尔纲文选•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23)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24)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88页。
(25)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35～42页。
(26)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51、53页。
(27)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83页。
(28) 钟文典选编：《罗尔纲文选•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29)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27～28页。
(30)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31)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32)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24、29页。
(33)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43页。
(34)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258页。
(35)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30页。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罗尔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
(37)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38) 罗文起：《编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9) 罗尔纲：《困学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
(40)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8～218页。
(41)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62页。
(42)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
(43) 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44) 苏双碧：《一代宗师，笃诚质朴——悼罗先生》，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87页。
(45)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6)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7)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48)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9)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56页。
(50)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1) 钟文典选编：《罗尔纲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52)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53)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54) 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55)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44页。
(56) 郭存孝：《永恒感念，乐忆往事——献给罗尔纲老师》，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57) 罗嘉驩：《耄耋老人的回忆与反思（第一卷）——纪念先父罗尔纲逝世十周年》，《贵港文史》特辑，2007年，第72页。
(58)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32页。
(59)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60)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56～59页。
(61)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62)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65～466页。
(63)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64)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9页。
(65)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53页。
(66)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67)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68)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8年，第28、30页。
(69)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3、31页。
(70)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1)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2)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3)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4)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5)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6)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7)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8)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30页。
(79)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0)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5页。
(81)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94～508页。
(82) 龙盛运：《敬悼罗尔纲师》，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83) 陆仰渊：《初识罗老教诲深》，贾熟村、罗文起编：《困学真知——历史学家罗尔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84)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7页。
(85)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6)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7)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8)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89)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0)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1)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2)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22页。
(93)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94) 罗尔纲：《困学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第3、17页。
(95)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25页。
(96)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6页。
(97)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6页。
(98)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34页。
(99)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98年，第10页。
(100)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101)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102) 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468页。
(103)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04)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罗尔纲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