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一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11岁入初等小学，13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入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1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忞、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这部译著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入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注释突厥碑文的经费，其年秋转到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文字，并在东方语学校学土耳其文。1935年，转入柏林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古文，并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同时进行突厥文诸碑的翻译和注释工作。19世纪末突厥文诸碑的发现，在世界东方学界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各国学者竞相翻译、考释，而我国学界却长久无人问津。因此，韩先生留学期间首先就着手这一项工作。他根据德国学者Schaeder和英国学者Ross的德文、英文译文，先将最重要的阙特勤碑译出，对碑文中涉及的人物、地理、部族、官号和史事一一进行考释；1936年又完成了毗伽可汗碑的译注和敦欲谷碑的翻译。这是我国学者研究突厥碑文的最早成果，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史和突厥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在留学三年中，他节衣缩食，从微薄的资助经费中省下钱来，购买了几十部很有价值的专业书籍，如1836年出版的波斯文《史集·旭烈兀传》的原文校勘与法文译注本，1881年出版的波斯文《纳昔儿史话》的英译本，1891年出版的阿拉伯文《札兰丁传》的原文校勘及法译本等等。归国前他还专程到伦敦购买东方学书籍，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对他的选择精当十分惊奇，不敢相信中国人在这种专门领域竟能如此内行，但又感叹说可惜他来迟了一步，许多好书让日本人捷足先登挑走了。①
1936年夏韩先生回国，徐炳昶先生②将他介绍给名望甚高的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接谈之际，顾先生对他的学识十分赞赏，研究领域又与其所创禹贡学会宗旨相合，当即推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先后讲授西部亚洲史、蒙古史等课)，并聘请为禹贡学会研究员。当时禹贡学会集中了一批学界菁英，有谭其骧、冯家昇、吴晗、童书业、齐思和、白寿彝、周一良、张维华、侯仁之等。韩先生携眷住在北平小红罗厂禹贡学会会员宿舍，与顾先生及诸同人过从甚密，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在《禹贡》半月刊发表其有关突厥碑文的多篇译注和介绍文章。1937年春假，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由顾颉刚先生组织北平的大学师生访问绥北。韩先生率领一路，考察了归绥—武川—乌兰花—大庙—达尔罕旗云王府一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国内蒙古东部并策划并吞西部，所以这次考察显然有引起国人关注该地区危急形势的意义。韩先生考察归来在《禹贡》发表《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开头就指出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在我国国防上的价值，并慷慨陈词：“今日外人势力虽已入我腹地，而阴山仍屹然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线，吾苟能坚保此线，则民族之逐日复兴，强敌决不能阻止也。”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1938年夏，经辅仁大学英国教授施格利介绍，韩先生转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他在讲课中常借历史上的外患抒发其激忿。一次，发觉有日本人来听课，联想起当时日本杂志曾发表《禹贡派的人们》一文评论中国学者的爱国志向，感到留在北平很不安全，遂决意逃离。1939年春，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时顾颉刚在该所)欢迎他前往的答复，遂携眷由塘沽乘英轮绕道香港、越南，辗转至昆明，任该所副研究员。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昆明，该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贝勒津刊本，韩先生常往阅读，并请人抄录了其中的《部族志》，开始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比勘，对古代蒙古部族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久，顾先生赴任成都齐鲁大学教授，经他介绍，韩先生也于1940年春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时该校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他和语言学家吕叔湘是主要研究人员。教学之余，有较多的时间专注于研究工作，两年多发表论文近20篇。其时后方生活艰苦，图书缺乏，研究条件很差，他却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一方面是凭借坚实的根底和丰厚的积累，一方面则是依靠无比的勤奋。1942年，他曾因过度劳累导致肺病发作，咯血不止，卧床数月，仍不间断其研究工作。1943年初，顾颉刚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主任朱家骅)，推荐韩儒林继任。这个委员会是1941年顾向朱家骅建议设立的，附在国民党组织部，任务是组织一批蒙、维、藏族人士翻译书籍，聘请汉族学者任编辑之责。韩先生遂从成都移居重庆，主持编译工作，并继续从事个人的研究。1944年秋，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遂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但因他擅长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其后又短期被请到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并兼任过独立出版社编纂，拟订边疆丛书计划。这两年间，他又发表论文十余篇。1945年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聘请他出任法学院边政系主任。1946年，随校复员至南京，仍任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学先后开设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课程，并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和中国史。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聘请他为该所的兼任研究员。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韩先生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学术委员。1956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元史研究室，亲率研究生将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集中，其后陆续增加，建成颇具规模的专科资料与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独健、邵循正组成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订中、苏、蒙三国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协议；次年，赴莫斯科讨论拟定编写提纲，并举行了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的报告。他利用访苏机会深入了解苏联的蒙古史资料及研究情况，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译本等书，回国后给研究生作了介绍，教导他们研究元史须随时掌握国外研究动态，才不致落后于人。1961年，他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与历史组学者共同议定分工合作编选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分头撰写断代史专著。韩先生承担了此项高校教材建设任务中的元代部分，带领助手投入史料的编选和《元史纲要》的撰写。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项科研任务。50年代中期，按毛泽东的要求，由范文澜、吴晗、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进行到60年代初，因编绘边疆地区图的需要，邀请傅乐焕、韩儒林、冯家昇、方国瑜等参加编委会，分别负责东北、蒙藏、西北、云南地区。1963年暑期，韩先生带领助手移师北京，完成元史参考资料编选任务后立即转入历史地图工作。1965年10月，经乌兰夫提议，国务院任命他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虽已过耳顺之年，仍愉快受命，离南大赴任。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员召到北京，与西藏图组一起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加紧进行蒙古和西藏地区历史地图的编绘。“文革”开始，编绘工作停止，人员解散回校。不久，他从内蒙古回南大“参加运动”，所任职务自然被一并罢去。
“四人帮倒，十年乌云消，画皮剥去总是妖，喜看鬼哭人笑。七四岂敢云老，指日四化非遥。今朝书卷重理，鸡鸣再迎春晓。”这是韩先生于1976年10月填的一首词《清平乐——庆祝四人帮垮台》。再逢解放，他已年逾古稀，而且有病在身(1971年发现患前列腺癌，做了手术)。但首先想到是重理书卷，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他和助手重新拟定了断代史专著《元史纲要》的章节，逐节讨论，加紧撰写。1977年，在他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创办了国内最早的专史杂志《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每年一辑，刊载本室及国内同行的专题论文，以富有特色和较高质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在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与翁独健等提出建立全国性专史学会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学科发展的倡议。次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两会的副理事长。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分别推举他为名誉会长、会长。是年12月，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被选为副主席。江苏省历史学会于同月成立，他当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撰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进行，他参与了编撰规划的制订，并受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主编。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批博士点的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
50年代以来，韩先生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工作和培养青年研究人才，同时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文革”后，他更以百倍热情投入研究工作，除主持编撰《元史纲要》(后改名《元朝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等项目和指导研究生之外，还连续发表十余篇论文。他以老病之躯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终于在1982年冬旧病复发，多方救治无效，1983年4月7日与世长辞。
二
40年代是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四个方面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蒙元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的名称》、《爱薛之再探讨》等十数篇论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诸碑的译注外，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突厥官号考释》、《唐努都波》等篇；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与宦族》、《吐蕃古史传说研究》、《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著有《西北地理札记》、《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清代中俄交涉史札记》、《女真译名考》等篇。几个方面的论著都体现了他的学术风格：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语言学方法)，同时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直接利用民族文字和外国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校，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进步。
韩先生在给研究生作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报告中，将明清以来元史研究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重点评论了清末洪钧以来诸家的成就和缺陷，指出元史史料不同于一般史籍，人、地、部族、制度等类译名有待考证者甚多，而重要的外国史料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原文抄本误写字形和脱落或置错音点者比比皆是，如不用他种史料校订，则无法定其正确的写法读法。西方学者的译述就存在不少误译。洪钧、屠、柯诸家既不识波、阿文，也不通西文，只能请仅懂西文且无专业知识的人将西人的译述转译过来，无法订正其中的讹误。根据这样的材料做研究，又不能用科学方法对来自多种民族语言的译名进行审音勘同，成绩自然不佳。于是韩先生提出，新阶段的目标是必须直接利用外国史料之原文．与中文材料作比较之研究，如此才能相互订正补充，解决前人未能解释或误解的诸多问题，这样，元史的研究才能有新进步。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等多篇论文，就是用这种“直接互校法”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如汉文史料《圣武亲征录》记载十三翼组成多有漏略，波斯文《史集》足以补之，但俄人贝勒津译本及洪钧书之重译，译名多有错误。其第三翼洪译为“撒姆哈准之后人布拉柱把阿秃儿”，此二名系据贝本之Sam Qachim，及Bumju译出，而《亲征录》则作“三哈初来”和“奔塔出”，查检波斯原文诸抄本的异写，以汉籍校之，前者应采取Sam Qachulai的写法，后者应订正为Bultachu，贝译误，洪译随之而误。第九翼有一部落，洪钧译作“委神”(据贝译之Hujin)，认为就是许兀慎部，但是原文有多种异写，以《亲征录》此名作“嫩真”校之，无疑应采取Nuniin的写法。同时，《元朝秘史》所载相应部落名“温真”(曾被误认为人名)，也可以据波斯史料订正为“嫩真”(畏兀字母N脱音点，Nunjin变成Unjin)。《史集》记载蒙古部族甚详，适可补汉文史料之缺，但译名之讹误若不加订正，则反致混乱，屠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即是如此，如蒙古Sunit部，哀德蛮译《史集．部族志》误作Suweit，柯氏据之重译为苏畏亦忒，不知即是《秘史》所载之雪你惕部，竟另作一部列表，屠寄又据此误译之苏畏亦与《秘史》所载主因部勘同；雪你惕部有一分支部落，多桑《蒙古史》译作Caironnes，哀德蛮译作Kebteren，柯氏兼采多桑和哀德蛮的译写，谓“喀伊伦(据多桑)，亦曰喀泼特伦(据哀德蛮)”，屠寄又以为此“喀伊伦”即郝华(Howorth)。《蒙古史》所述塔塔儿分部也鲁忽依(’Yerkui)，谓系“重译之音差”。查波斯原文，此部之名写作OB丁RQS，恰可与《秘史》(十二卷本)所载雪你惕分部“合卜秃儿合思”勘同，知原文应读作Oabturqas，柯、屠根据西人误译来做考证，错上加错。以上数例，略可见韩先生用中外史料直接互校法整理元史史料的成绩。
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中的名物制度问题最为复杂，这些名称出自多种民族语言，各民族间又有因袭、转借现象，语音和意义往往随之起变化；译写这些名称的汉字读音，也因时代或地域不同而有差别。韩先生认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译名的审音勘同，要根据所在时代的汉字读音和译写规则找出其原语，弄清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材料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需要懂得相关民族语言及其语音规律，并具有一定的比较语言学和音韵学知识。以前的学者由于语言知识不足，又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审音，多牵强附会，如谓亦都护(idiqut，畏兀国主称号)为叶护(yabghu，突厥官号)之音转，不亦鲁黑(buimq，唐译梅录，突厥官号)即孛极烈(bogile，女真首领号)之异译，斡脱(ortoq，意为合伙，元时官商之称)即犹太人，等等。此类错误在晚清以来的元史和西北史地著作中随处可见，是我国这门学科落后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韩先生十分注重名物制度的考证，这也是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所在。他对突厥、蒙古官号的考证，总是根据相关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语音及译写规律，先将译名尽可能复原，进而考察在历史上的演变和不同时期的意义、地位和职掌等。如考突厥之“俟斤”(irkin)系袭自鲜卑、柔然，后又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离堇、移里堇)；“特勤”(tegin)之号亦非始于突厥，后来回鹘的“狄银”，契丹的“惕隐”，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袭此号。其考元代答剌罕之号，上起柔然(塔寒)，突厥回纥(达干)，下及明清蒙古，对其封授及所享权利等作了全面研究．从历史上将此词的各种含义解说得明白清晰。阔端赤为元代怯薛执事之一，《元史》误将它与云都赤并释为，“侍上带刀及弓矢者”，有学者以蒙语kotechi(意为向导者、侍从)释之。韩先生据元时“阔端”对音为koton／kotan，而元时音译非汉语词的规律，以-1收声之音节通常变-l为-n，故肯定阔端赤之原语必为kotolchi／kotelchi。《元朝秘史》有可团勒(kotol)一词，旁译“从马”，《华夷译语》注此词为“牵”，波斯语之kutal意亦为“从马”，显然来自伊利汗时代蒙古借词，据此可证阔端赤意即“掌(牵)从马者”。音义既明，乃能依此线索发掘有关资料，对其职务、地位及相关史事作出全面的研究。
蒙古和女真名称的考释，也是韩先生借助语言学手段研究古代史上译名问题的范例。蒙古的名称自唐代始见汉籍记载以来。先后有三十多种译名，韩先生将其分析为五组进行考察。最早的“蒙兀”按唐音是对其原名Mongghol的完全译写，“兀”收声-t正对应于原名之-l；“蒙古”及其相类译名是从女真语转译的，而“盲骨子”“萌古斯”等则是其带后缀的复数形式，波斯／阿拉伯人将Mondlol误读为Moghul，明末人译为“莫卧尔”；洪钧、屠寄不究音韵，以今音读唐代之“蒙兀”，又改波斯人误读之原音迁就已见，杜撰了一个“蒙兀儿”的译名，而“儿”字辽代以后北方音渐变为er，可用来译写他族语之r音，但不用于译-l音，故此名绝难成立。女真之名始见于五代，据载“本名朱理真(Jurchin)，番语讹为女真。”(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但“朱”(照母)何以讹为“女”(娘母)，尚未有合理解释。据韩先生《女真译名考》分析，最早知道朱理真族并以“女真”译名介绍于世的汉人，应为契丹侵据之燕云一带人，故需了解其时方言中女字是否有特殊读音。虽无直接材料，但从教煌发现之唐五代间藏文音译佛经残卷中找到女字译为ji音，证以日语女字汉读jo，以及另一些方言，知此字除n-声母外尚与j-相近之声母；从音韵上解释，娘母鱼韵字在一定情况下声母韵母均会发生变化(n>nd，y>i／u)。据此判断，以“女真”译写Jurchin者，其方言必读女为nju，至于女真国号“金”的音译“安春”．据突厥语altun译作俺吞、蒙古语ahan译作按坦例，无疑应复原为alchun，盖金元至明代常以-n音译外来语音节尾音-l，而t变为ch是阿尔泰语系常见的现象。
如上所述，这个时期韩先生的研究以中西史料的校订和名物制度的考释为主，其所考突厥、蒙古、吐蕃等民族古史传说和部族、地理、官号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非烦琐考据。
50年代以后，韩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新时期，正如他在《穹庐集·自序》中所说：“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不仅要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经历了重新学习过程，他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新的进步，注意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时代背景等方面来考察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又保持着严谨求实、重视考据的学术风格，坚持根据充分、可靠的史料作出判断的科学立场，反对生搬硬套现成的理论。他在50—60年代所著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诸文，都是在细致辨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西藏自元代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韩先生根据汉、藏文史料，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辖吐蕃地区的各种制度以及十三万户的名称和地理，充分证明元朝对西藏地区实行了直接的统治。国内外对成吉思汗这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人物，历来褒贬不一，韩先生认为这种简单的毁誉不是科学的态度。他从当时蒙古高原各部争战、民不安生，并受金朝压迫的历史背景出发，论证了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大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处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蒙古贵族以掠夺为荣，对邻国进行大规模、残酷的扩张战争，给他民族带来严重灾难。蒙古征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复杂的，也要多方面作具体分析，例如客观上带来一个时代东西交通的繁盛，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大量确凿的史实上，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60年代前期，韩先生主持的元朝断代史专著、蒙古地区历史地图等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正陆续取得成绩，却因“文革”中断了。70年代初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恢复，他的参加和指导对蒙古地区图幅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到1982年是韩先生学术生涯中晚霞灿烂的时期，这五、六年间，他除主编《元史纲要》及百科全书元史分册外，还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其中一类是名物制度和史事考证，《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总结了中外学者的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和缺点，根据突厥文、波斯文、蒙文、汉文史料考证各部的名称、方位及迁徙情况，考述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该地区的斗争等史事；《元代诈马宴新探》从元代西域人、西域物品之多和波斯语的使用等史实，考明“诈马”一词来自波斯语jamah(意为“衣”)，与蒙古语jisun(只孙、质孙)同义；《唐代都波新探》据汉文史籍和突厥文碑铭资料，考证了都波、弥列哥、俄支三部的分布、官号及与唐朝的关系；《清代蒙古驿站》利用清代内外蒙古地图的部分考释资料，考证了通内蒙古各盟旗的五条驿路和阿尔泰军台、巡查卡伦站的所有驿站名称和方位。另一类是讲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我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谈辽金元史籍中的译名问题》等，对研究元史与西北民族史的学者极有帮助。《元史纲要结语》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有元一代历史的总体认识，立论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公允，是他数十年研究心得的精当总结。
三
实事求是，是韩先生一贯坚持的学风。首先，他研究问题要求尽量掌握充分的材料，曾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上穷碧落下黄泉”，来说明搜集史料应有寻根究底的精神。如为了研究答剌罕之号，他搜集资料的范围上起南北朝，下迄明清，旁及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就元代此号封授情况及所享特权等问题，他搜集和分析了二十多个事例，从而得出此号初以授对大汗及其家族有救命之恩者的结论。他的《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在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增益东西史料多种，进一步考明传说中的狼、鹿、天光、苍色诸因素揉合的过程及其与北族萨满教Tengri崇拜的关系，以及接触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后加进的外来传说，从而加深了对各族文化相互影响和古史传说附益追加，逐层增建现象的认识。其次，对所搜集的资料要求作审慎的考订，一名一事务得其实，方可作为写史立说的依据，否则宁付阙如或存疑，决不附会凑合成说。这种态度在他的第一篇论文《十三翼考》中就有明显表现。他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考证工作，但眼光并不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名物的训释。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在三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充分掌握材料，其次是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弄清历史的真实，最终目的是求得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前两步工作就是史学家的科学实践，没有这样的实践，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可见他是把材料的搜集、考订、分析和综合视为紧密相连的研究工作整体．以扎扎实实的材料为基础，以反映历史的真貌为宗旨。韩先生的学术实践说明，考证是求得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
实事求是的学风也贯彻在他培养新一代史学研究者，主持史书的编撰，以及史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指导之中。他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元朝史》的撰写，指导助手从基本的文献资料工作做起，如辑录各种史籍所载历代蒙古地区地名部族名及前人的西北史地考证成果，编制资料卡片和中外学者《元史研究论著目录》等。南京大学元史室完成的四十多幅蒙古历史地图和逾百万字的地名考释，订正了晚清西北舆地学者的许多疏误，填补了蒙古历史地理研究的大量空白；《元朝史》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取材广博和重视考证受到学界的好评。这正是韩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学风的成果。
韩先生特别重视扩大眼界，随时注意吸收各国的研究成果。他经常说，蒙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在一些方面，例如穆斯林史料和欧洲史料的利用，外国学者有比我们更优越的条件和更好的成就，所以最忌闭门造车。同时他又强调既要掌握他人所长，又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新的创造。他有一句常说的话：“人家会的，我们也要学会；人家不会的，我们更要会。”他的论文通常是先评介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未解决，在此基础上开始自己的研究。这样研究问题，视野阔，起点高，就能有新贡献。近几十年，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者较之其他史学领域更为重视了解国外研究情况，掌握世界学术信息，哪怕在中外交往很不方便的年代也是如此，这与韩先生及翁独健等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60年代初，出版社就约请韩先生出一部论文集，于是先生着手整理旧作，进行仔细的校订。记得他在指导助手誊录《史集》有关成吉思汗十三翼记载的波斯原文时曾说：以前受条件局限，只有贝勒津的刊本可用，现在苏联学者已收集多种抄本作了汇校并出了新译本，可惜其原文汇校本还没有出版，无法用来修订旧作，总觉不安。大概是出于这种考虑，论文集迟迟没有交稿，即此可见先生对学术著作的严肃、慎重态度。其后，编选校订工作又因故中断了十来年，“文革”以后才得以重新编订完成，收集解放前后论文34篇，定名《穹庐集》，1982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韩先生去世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又收集了他的多篇论著，其门人复从遗稿中整理出几篇，连同《穹庐集》已收之文，编集为较完全的《韩儒林文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丰富的学术成果，还有他在元史学界培植的严谨治学风气和以身作则昭示后辈的诚实做人品格。他常教导学生治学必须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一字空”，研究问题须全面搜集和仔细分析资料，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1966年夏初，他带领助手在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绘历史地图，时值“文革”前夕，“批判”空气越来越浓，学部组织大家看“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散场后他对随同的弟子说，剧中邢师傅教导其徒的话“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说得很对嘛，我们也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他说得很自然，全没有觉得这种观点在当时正是批判的对象。从这件小事即可见他为人之老实坦白。
转引自公众号：“明清史研究辑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