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忆刘大年同志的几件小事 

　　全国解放后，我读到《美国侵华史》，知道作者是刘大年，但未曾有机会见面。以后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在同一个研究所），才有了见面的机会。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共同在河南息县，我与大年见面的机会多了。后来我们两人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共有6位，还有冯至、夏鼐、吕叔湘、唐弢。人大开会的座位按姓氏笔划排列，任刘姓氏都是六划，我们邻座。开会在一起，回到住处又在一起，接触更多，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以后住处相距不远，常常找他谈谈学术上的问题。 

　　大年同志参加革命较早，却从不摆老革命的架子，没有教条气息。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兵和他交谈，很受教益。比如他讲述范文澜同志对于“批判继承”的理解时说，批判地继承就是把旧文化中一切合理的东西榨干，吸收为我们所用。这个比喻生动而深刻，令我心折。  

　　1958年以后，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若干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不满意，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还欠了公社的债，填不饱肚子。老百姓为了抵制人民公社，才出现了包产到户（后来通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很快得到恢复。这个变革改变了过去农民不关心生产的弊病，有速效。刘大年同志却指出，从长远看，农村生产发展还是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广大农民还是不能从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有新的组织形式才行。他这些见解，后来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证明是正确的，他真正搞通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哲学的不同，凸出之处在于它深入社会，干预生活，不是手持高头讲章，坐而论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我国历史学界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上古史，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造就了大批人才。刘大年同志是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专攻近代史，他在50年代写的《论康熙》是继《美国侵华史》以后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论文。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陈寅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晚年双目失明，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心情郁悒，写成《柳如是别传》。刘大年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此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在对陈寅恪一片赞扬声中，能提出此种评论，不啻一付清凉剂，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目空千古，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  

　　打倒“四人帮”后，出于对“文化大革命”荒谬批孔的反弹，学术界有些人把孔子抬出来，以补救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学术界有人宣传，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是得力于孔子精神，只有恢复孔子之道，才可以救社会的时弊。刘大年同志对此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说，孔子的学说既然有如此神通，何以对邻居慷慨，对本土反而不帮忙?他指出，孔子学说不是最近才出现，也不是外国引进，何以几千年来孔子学说没有救了旧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民贫国弱，孔子学说的威力哪里去了?孔子学说有价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发展，但把孔子学说拔高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理，这是错误的。  

　　凡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过的大小学术会议，刘大年同志必有发言稿，我有时只有一个提纲。这些细节都表现出一个科学家严肃务实的学风。刘大年同志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刘大年同志的专业范围在中国近代史，他在这个领域内带出了不少青年学者。近代史研究处处涉及西方各国，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问题。中国人民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枷锁，要站起来，对此，在中国拥有既得利益的各种外国势力、集团必然要反对。一方要争取民族的自由，一方要维护既得利益，不希望看到从前的弱小国家站起来与他们平起平坐。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凡是涉及中国的变革进步的思想、改革，外国敌对势力必然反对，并且找出一些理论根据来论证中国不应改革，不应革命，不应反对西方侵略势力。近20年来，这种思想以不同的学派、学说来论证中国革命搞错了，“五四”以来从来没有找到自救的道路，甚至推论说没有辛亥革命，不推翻清政府，中国会比今天共产党领导得好。这些议论直接向社会主义中国挑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理应做出科学的答复。范文澜等同志在新中国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科研领域，刘大年同志继承发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这一事业，还要靠我们后死者继续努力。近代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国近代史研究失去一员主将，但现在已有千万生力军跟了上来，他们必将开创更光辉伟大的新局面。  

　　最后，举一件小事，作为此文的结束。我见过不少老干部，当年为了革命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义无返顾。等到进入老年，反倒怕死了。这说明，一个革命者，完全彻底相信唯物主义，并不是人人能办到的。大年同志患病住院，曾对他的家人说，如果他的病无法治愈，不必用抢救的办法维持生命，要相信医生的诊断。身后坚决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他这种明达的生死观，不愧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令人敬佩!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