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一个人做学问最好有九条命
问：您指导的研究生共有几名？您带研究生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周振鹤：硕士、博士总共有三十几个吧。最大心得是尊重研究生的学术兴趣，鼓励他们独立思考。
问：您原来是工程师，为什么后来选择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在奋斗的过程中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可以分享？
周振鹤：因为过去数理化念得好，我们当时的风气，自然是要考理工科的，而且还更偏重于工科，但心里始终很喜欢文史，喜欢人文科学。在这方面的训练我们虽然不如老师一辈，但在当时还算好，实际上我就只依靠高中的文史基础与自己的自学成绩贸然报考了历史地理专业。
我是以旁门左道的身份进入历史地理专业的，所以不能说有什么经验。但有一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不将知识范围限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另外，我还有一点刻苦精神，读书能刻苦，做研究也能刻苦，做不出来不肯放手。我的特长也许是考证，比较善于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恢复历史的原貌。我不敢说我是好学深思之士，但我的确极喜欢读书，或者说除了读书与旅游以外，我没有其他兴趣了。而对书的嗜好尤其厉害，家里的摆设只有书。另外我还有个缺点，就是喜欢不务正业，只要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本专业的也想探个究竟，所以在近代新闻史、语言接触方面也做了些研究，但这不足为法。
周振鹤
问：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果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很好但是在品德上有一点问题，您会怎么处理品德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周振鹤：对学生我主要关注他们的个性。只要品德上没有什么出格的，就不会太引起我注意他们的道德问题。在品德方面我多半是不正面说的，我做我的事，他们自己看着办。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学生学术做得非常优秀，但品性有一点小问题，我觉得可以教育好，我还是愿意要。因为人才还是很重要的。
问：您心目中的好导师有哪些人选，他们在学术或人格的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周振鹤：我心目中的好导师主要就是谭其骧先生了，跟其他老师接触也少。如果说古代与近代学者中我的偶像是钱大昕与王国维，现代就是谭先生了。谭先生做学问特别认真，他把做学问当生活过，肯从事艰苦考证的工作，且有独立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谭先生有些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当年他当上学部委员时，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但他说，现在学部委员当中，浙大出身的是多数，学部是老委员选新委员，浙大出身的学部委员认识我的自然就多。这种话现在有谁会说呢？所以谭先生的人品与学问一直是我的楷模。像谭先生这样写了许多在当时有影响的文章，以后还要继续影响下去的学者，现在看来是太少了。
问：您要求您的学生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和学术规范？是怎样要求他们做到这些的？
周振鹤：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建院二十周年年会上，我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这就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做学问先要求真，而不是先问它有什么用。如果将学问应用到工作当中去，目的也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仕途升迁。我觉得这里品德与规范都有了。具体而言我希望他们做学问不要浮躁，要踏踏实实，不要求他们多发文章，而是要打下扎实的基础。
问：您认为复旦校园中的研究生有哪些优势？有那些不足？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周振鹤：复旦的研究生没有多大优势，但如果是从复旦本科或其他优秀的大学升上来就有优势。复旦的本科生比较强，因为入学比较严格，基础比较好。其他方面的优势我说不上，只有一个优势，就是复旦的氛围。因为复旦是文理科综合大学，而且有传统的文理科综合的优势，有文科理科教师举行讲座的优势，让学生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育，这比较要紧。复旦的优势恐怕就是这点，它是文理科综合大学。
缺点也有，因为扩招相应地降低了研究生的水准。虽然复旦不算严重，但也有影响。
做研究生和做本科生不一样，最好导师有个性，学生也有个性，那样就可以做出一些成绩。如果导师比较平庸，没有个性，一切都是程式化教育，学生也平庸，成为程式化学生，那样就没有什么成绩。谭先生喜欢跟学生闲聊，但学生要跟老师聊得起来，就必须有底子，如果学生没有准备，没有基础，没有资质，就聊不起来了。我对学生当然也希望这样，但现在有时达不到。
问：作为一个学者，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有哪些？
周振鹤：比较欣慰的，不能说自豪的，就是薪尽火传。说句笑话，一个人做学问最好有九条命，很多大学者都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去的，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等于有九条命了，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至于最自豪的，大概是能在学术的大道上很踏实地打上个脚印，以后其他人研究某个学术问题总绕不开你，这就够了，至于说著作等身，那倒是次要的。能在学术上有个脚印这一生就没有白过。谭先生有一次和我一起散步，走在路上，指着路灯下打扑克的老人说，我们做历史地理的好处就是老了以后不用这样打扑克，能有事做。话似乎平淡，但一个真正的学者，并没有什么特别，如果说有些特别的话，那就是将学术研究当成生活来过。大约在政区地理、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研究方面，我可以算是有自己的脚印的。文化语言学方面或许也可以算是有开创之劳。
问：您平时是如何关注研究生生活的，如他们在经济、心理上遇到问题与困难等？
周振鹤：我比较少关心，但碰到研究生有困难的，会具体帮助，在经济上有时也会关心。另外也想办法争取一些事情来让他们增加一点收入。如做英文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部分稿子的订正，给学生提供了一点补助。有时自己解决不了，也争取让所里出面帮助。
问：您平时与研究生主要是哪方面的接触？除了业务指导外，还有别的交流吗？
周振鹤：最主要的是教学方面交流，或是聊天。我很少请研究生的客。我是有名的不大请人吃饭也不大被人请吃饭的人。
问：您是怎样定位与所带研究生的关系的？纯粹的师生还是亦师亦友？
周振鹤：应该还是亦师亦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朋友，但是要交谈得来的朋友。
问：您对当前的研究生及研究生教育有何评价或期望？
周振鹤：研究生教育还是要以质量为主，不要以数量为主，质量比数量要紧得多。研究生大量扩招不大合适，另外，我们现在的博士没有淘汰机制，凡是招了进来的都戴帽子出去了，全世界没有这样便宜的制度。所以我公开投过博士生论文答辩的反对票，我指导的博士生也有人没有拿到学位。我认为现在研究生教育制度中对质量要求不大严格，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非常平庸，没有创见，完全是拼凑的，甚至连学术著作都是这样，名家都是这样，大家都要获取大名誉，要抢摊，没有什么学术积累，就大写某方面的专著，这种风气很不好。
问：您有没有座右铭？如果有，是什么？
周振鹤：我似乎没有什么座右铭，我也不知道谭先生的座右铭是什么。但我五十岁时，谭先生送我一幅字，上面写的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喜欢的几句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问：您认为您最近的新的突破是什么，最满意的成绩是什么？
周振鹤：我对政治地理有更深的认识。过去着重于做具体的政区变迁考证，最近逐渐转向理论思维，可以说大体上完成了从政区地理研究到政治地理研究的转向和提升。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成绩就是近代史料的搜集，我在这上面花了不少精力，可以补充公共图书馆的收藏。
问：在治学过程中，您是怎样形成自己的风格的？
周振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中求博，博的目的是为了专深。博士的题目可以窄而深，知识不可以窄而深，绝对要宽了才能深得下去，否则你就没有联想，不能同时具有发散思维和收敛性思维。很多人怕接触专业以外的知识，这是不对的。专业以外的知识能使你联想到光靠本专业学习不到的知识，所以不要怕学习不相干的知识。我本人是从理工科来的，理工科的思维就对我有作用，让我在考证方面比较擅长。到复旦来，是先进历史地理门，再进而历史，同时我又对语言感兴趣，所以再有语言和文化关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所以如果担心离开本行就会把本行的东西丢掉，这样只能证明你对自己的能力不是那么自信。而且知识的拓宽对专门知识的加深有好处，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学科联想而来的，绝没有多读不相干的书会把本专业丢掉的道理。
问：您有没有特别的培养学生的成功经验？可不可以谈一些具体的事例？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特别鲜明、感触特别深刻的事情？
周振鹤：我比较主张教智慧，而不是教知识。一要教学生如何获取知识，二要教他们如何做学术研究。所以一般我不帮学生想选题，因为学术兴趣很要紧。当然，有的导师是把学生组织到自己的科研小组里头，这当然很好，但我一般不大这样做，我比较尊重学生自己的学术兴趣，就是他自己喜欢做什么，因为这个是最要紧的。一个人做研究，兴趣是很大的动力。过去许多汉学家研究中国，并不是用来混饭吃的，而是他们自己有兴趣。但如果他们没有特定的学术兴趣，我也帮他们出题。有时候他们提出的选题不合适，我也会断然反对。比如去年毕业的一个博士生本来想研究民国财政史，可是新中国成立前这方面的著作八卷本都写出来了，以他的条件，不大可能超过。后来我给他建议了两个选题，他选择了亚洲文会。他原来英文并不是特别好，但做这个题目非要英文好不可，他刻苦攻读，写出了一篇像样的论文，参加答辩的人都很满意。所以尊重学术兴趣，选对题目都很要紧。我很多学生研究的东西跟我做的项目没有关系，要从学生出发，不是从自己，做老师要以学生为重。
人的脑子多少都有点偏向，有的擅长考证，有的擅长爬梳资料，有的长于作理论思考。要注意发现学生的不同特点而加以指导，让他们发挥最大的特长，才能写出最好的论文，而不要对他们有千篇一律的要求。我指导的那些优秀论文，主要是博士生自己的能力所致，我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不过是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罢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优秀的博士生是能与导师教学相长的，不但是你教他，他也能教你。我的学生中就有让我受益的，不是哪一个具体问题受益，而是在互相启发中思维受益。所以我说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还有这方面的道理。
摘录自《行不由径——周振鹤演讲访谈录》，周振鹤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