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是由已故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和版本目录学专家张政烺先生（1912-2005） 自1958 年开始负责的重大课题。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工作，终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努力下出版面世了。全书共12 卷，17巨册，是在张政烺先生原先工作的基础上，并依据他所制订的框架和条例，增添新发现的内容而成的。用丰富的文物资料展示中国的悠久历史，阐述中华文明史，阐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是该书的宗旨。该书以图片为主，配以适量的文字。每卷内容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利用丰富的文物、古遗址、古建筑、古籍、古图画等，以图说史，以图证史，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一个朝代的历史全貌。此书突出中国古代教、科、文的成就，以求表述中华古文明的灿烂辉煌。该书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学术成果，也是纳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出版项目。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纂过程及其特色
黄正建
1958 年，为配合《中国史稿》撰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决定立项编纂《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下文简称《图谱》），由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项目受到文化部重视。张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热情组织历史所学者，在没有先例参考的情况下拟定指导方针，发凡起例，很快就在1959 年3 月制定了《“中国历史图谱”编辑计划》和《“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
坎坷艰辛的编纂历程
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初稿确定后，在历史所没有一张图片的情况下，张先生采用自购相机拍摄和聘请摄影师拍摄等方法，带领《图谱》组成员从1960 年到1964 年将近4年的时间内，跑遍了陕西、河南、浙江、江西、福建、黑龙江、内蒙古等17 个省市以及有关县市，拍摄收集的照片有六七千张，为《图谱》的编纂打下了良好基础。可惜的是，随着1964 年“四清”运动的开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革”，《图谱》组人员流散，工作停顿，《图谱》编纂项目实际等于下马。
“文革”结束后，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78 年前后《图谱》编纂工作再次上马，仍由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原《图谱》组成员有5 人参加。1981 年历史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有4 人被分到《图谱》组（包括笔者），再加上从所内抽调的数人，形成了新的《图谱》组。
这次上马，重新拟定了编辑体例，决定《图谱》由10 卷14 册构成。限于当时条件，图片分为黑白图片和彩色图片，后者不超过四分之一。每页为一个图版，收入一至若干张图片，顺序写图版号、图片号、器物名称、说明文字。文字体例为：“每卷以图版为主，前为概述，略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及重要文物保存或发现情况，尽量吸取史学界的新成果。字数一万字。”“将文物按历史性质以类相从，并在每类之前作出分类（专题）说明，字数以四百至一千为宜”“高层次的内容放在概述里讲，低层次的内容放在分类说明里讲。抽象的东西放在概述里写，具体的东西放在分类说明里写”“每册收入文物约四五百件。每件文物的说明包括以下几点，即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价值。实事求是，宁缺毋滥。每篇约一百至五百字”“每卷之末列参考文献目录，统编号码，概述及说明中如果征引或使用，只注号码。”这一严谨体例反映了张先生对《图谱》内容与形式如何完美结合的深思熟虑，一直为此后的实际编纂工作所遵循。《图谱》后来被列入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但是到1991 年前后，因为种种原因，基本完成初稿的编纂工作不得不停止。项目组成员、《宋代卷》作者朱家源先生因病去世。
此后不久，一家地方出版社愿意出版《图谱》，《图谱》的编纂再次启动。此时的学术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到各地博物馆拍摄文物已不可能，只好主要依靠各种公开出版的考古文物图书挑选相关图片，于是图片的版权成了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图谱》的许多卷册已经完稿，但仍然于1996 年7 月被正式从“国家项目”中撤销，再次下马。《图谱》组成员《两汉卷》作者朱国炤先生因病去世。张政烺先生也受到极大打击，在1998 年令人心酸地写到：“1958 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作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
进入21 世纪后，2001 年《图谱》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Ｂ类课题立项，但因出版资金没有着落，《图谱》组成员流失严重，工作迟迟不能开展，而张先生身体也每况愈下，直至病重卧床。到2004 年，历史研究所的王曾瑜先生毅然决定重组《图谱》课题组，将张先生开创的这项工作进行下去，于是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仍以张先生为主编，除老《图谱》组成员的3 人外，动员了包括70 后在内的十余位学者参加，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全书编纂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张政烺先生不幸于2005 年仙逝；《夏商西周卷》作者张永山先生和从“文革”前就参与此项工作的《明代卷》作者安守仁先生也相继去世。
2011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看到了这套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决定出版该书。由于涉及大量图片，出版难度超出想象。但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坚定支持，责任编辑则不断将种种不可能化为可能，凭着湖南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坚强意志和不懈努力，终于在2016 年完成了此书的文字和图片编辑工作，将这部拥有近万张文物图片的巨著一次性推出，在《图谱》组全体作者努力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张政烺先生的遗愿，为这部持续编纂了近60 年的大型图书画上了圆满句号。
高度的标准和要求丰富的特色和价值
这套大型图书的编纂前后持续了60 年，究竟难在哪里？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以及人员流动、图片版权问题不易解决等原因外，从专业角度说，最主要的难点在于作者必须具备历史和考古两方面知识，并系统掌握所涉及断代的全部历史资料和文物资料。因为若没有对本断代历史的全面熟悉，就不能判断哪些历史问题需要用文物展示、说明；而若没有对本断代文物的全面熟悉，就不能判断哪些历史问题没有相应文物因而无法展示和说明。这种专业要求迫使作者在掌握本断代各种事件、各项制度、各类文化风俗的历史知识以外，必须对已出土或传世的文物有全盘了解，才能成竹在胸，从中挑选出最能说明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的文物来。为达此目的，各卷作者必须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来所有已经公开的考古文物资料全部翻检一遍，以自身的历史知识予以鉴别，挑选出最能反映本断代历史的数百张图片。这一过程显然不是东拼西凑就能完成，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一旦这一过程被打断，或搜集的资料被打散，或原有的作者被替换，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加之近二十年来，新出文物层出不穷，更增加了搜集资料的难度。凡此种种，都是本书迟迟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也是本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即本书是用历史知识赋予文物以生命，又用充满生命的文物让历史变得丰满形象。从编纂角度看，本书有以下主要特色：
本书具有通贯性和全面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又是文物资料丰富的大国。用丰富的文物资料全面展示中国的悠久历史，是本书的宗旨。纵向看，本书所涉及范围从原始社会直至清朝，涵盖了全部“中国古代历史”。以往所忽略的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几个政权，只要有确定文物，就都予以分别展示。横向看，每个断代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中外交流等十几个门类，特别是加重了社会生活类的份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为人类最基本的历史活动，同时也是由于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比较丰富。张政烺先生在1959 年拟定的编辑计划中就已经明确将“一般人民生活（衣食住） ”写入，反映了张先生一贯且超前的历史挂念。
本书以图片为主，图片大而清晰，这也是张先生定下的方针。1989 年张先生在拟定的出版合同中曾要求道：“印刷必须清楚，如果图版模糊则为废品，必须毁弃重印。”图片占据每页的中心地位，文字只是辅助说明，不能喧宾夺主。这一特色体现了本书与以往一些“图说中国历史”类书籍的不同。本书还尽可能吸取最新考古成果，出土文物的翻检和选择截至2014 年（个别文物为2015 年甚至2016 年出土）。举凡新发现的陶器、青铜器、简牍、文书、碑刻、壁画、陶俑、乃至藏于国外而国内以往少见的书画（例如元代卷的元代帝王皇后画像以及梵蒂冈藏的书信）均择要收入。新而大的图片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可以使读者在获得历史文物知识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本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不仅每件文物的选择坚持以有无“历史价值”为第一标准，而且所有图片都注明出处，包括出土年月、出土地或收藏地、尺寸、质地、形制等。本书保证每件文物都能回溯，也就保证了书中所收每件文物的真实可靠。“科学性”是本书最大特点，也是区别于以往“图说中国历史”类图书的显著标志之一。
从内容上说，可以指出两大特点：
用文物展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本套书各卷都给了少数民族文物专章专节，辽夏金还是专卷，此外如管理西藏（金瓶掣签（金本巴瓶））、统一台湾、钓鱼岛等都有专节。从中可以看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比如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唐西州、出土文书主要是汉文文书；渤海国壁画上的服饰与唐代基本相同，使用的国书不仅是汉文，格式也与唐朝相同，等等。）在本套书中还可以通过文物展示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例如输入的金银器，输出的瓷器等）。
用文物展示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高水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过去很少重视，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丰富经验，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本套书各卷都有专章或专节，展示出土的法典、诉讼文书、司法过程等。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法制，不过与西方不同而已。用文物展示制度文明，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这部饱含张政烺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型图书，经过老中青三代数十位作者和出版人的不懈努力，终于面世了。我们祝贺本书的出版，为张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感到欣慰，希望能在传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贡献一份“历史文物”的独特力量。
张政烺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贡献
陈绍棣
张政烺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下文简称《图谱》）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贡献。
拟就《图谱》编写提纲
为了给课题组成员指明方向，张先生“以史为纲”，即参照《中国史稿》的编写提纲，结合《国谱》特点，集思广益，拟就了《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约8400 字，这实质上是《图谱》的编写提纲。同时张先生还拟就了《“中国历史图谱”编写计划（初稿）》和《“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初稿）说明》。前者阐明了本书的定名、旨趣、内容、时代范围、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后者是编写时对章节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这就使编写时有所适从，便于取舍抉择，利于编写工作的进展。当年，先生为了在全国史学名家座谈会前交卷，在编写提纲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令人感动。
广泛搜集资料
张先生满怀热情，尽一切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资料。为此他派专人购置照相、翻拍器材；言传身教，培养照相人才；通过所领导向有关单位求援，借调从事文物照相的专家等等。以做好人力、物力准备。
1959 年，借历史研究所协助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机会，先生率有关人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拍照了约八百件国家一、二级文物。先生对文物成像要求很高，他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先生还规定每天的照片当天冲洗、登记、造册、装袋。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敬业精神。
从1960 年10 月到1964 年9 月，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跋山涉水，到北京、西藏之外的全国各地收集文物资料，足迹遍及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十七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共收集、拍摄的照片有六七千张。先生关注胶片冲洗，为陪摄影师冲洗胶片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外出差的日子，先生一贯保持朴素的本色，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困难时期他曾以糠代粮，坐“闷罐子”车，住普通职工宿舍，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还从中国书店为组里选购珍贵书籍、名人信札、图册、画册、碑帖等，给《图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拟定了《图谱》的结构与体例
张先生拟定，《图谱》以图为主，以类相从，加以文字说明，按朝代编排。每卷包括概论、专题说明、图版、图片说明和参考文献。概论置于每卷前，可分两部分：一是该书本卷断代史；二是该书本断代的文物、考古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概论一万至两万字。专题说明按政治、制度、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顺序排列和分类。各卷在拟定类目时，注意互相照应，尽量统一，但也要注意本时期的特点，不强求一致。专题说明一般八百至一千字。一般来说，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在概论中叙述，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 在分类专题说明中叙述。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艺术价值次之。文物说明包括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历史与艺术价值。每张图片的说明文字一百至两百字。语言力求准确、精炼、优美。这就为编撰者制定了遵行的条规。
（节选自陈绍棣《张政烺先生与《中国古代历史图谱》》）
6月24日，《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特色，深情怀念本书主编张政烺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向《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出版表示祝贺。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谢清风、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也先后致辞。
《中国古代图谱》饱含了以张政烺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坚持不懈的努力。张先生晚年将《图谱》的编纂工作嘱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曾瑜先生。十几年来，王曾瑜承担起了《图谱》编纂的实际主持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朱诚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陈高华、历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祖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余新华，本书主编张政烺先生家属代表，以及本书各卷的作者共5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