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利益。1906年，在大连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作为执行日本侵略国策、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地方机构。为了配合日本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殖民活动，“满铁”与日本学界相互勾结，对该地进行了大规模历史和地理调查，在获取战略情报的同时，也以“学术研究”方式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制造学理依据。1908年，“满铁”成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以白鸟库吉为首的日本学者在大规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系列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建构起一整套带有侵略色彩的“东洋史”理论体系和叙事方法，为日本的殖民侵略提供“历史合法性”。
 
　　成立“满鲜史地调查部”
 
　　一般认为，“东洋史”概念最早由“支那学”专家那珂通世提出，在白鸟库吉与内藤湖南的“努力”下，东洋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学科，并逐步形成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献学派”和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帝国大学）实证学派”。
　　中学时期，白鸟库吉与那珂通世、三宅米吉有师生之谊；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白鸟师从里斯（兰克助手）和近代日本国史之父重野安绎，接受系统的西方史学和汉学训练； 1890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学习院，受三浦梧楼影响，专事东洋史研究；1904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专攻东洋史的学术初衷源于“振兴我国（日本——引者注）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的“野望”。他曾直言“欧美人在东洋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中国、蒙古、中亚等的研究，确实取得了非常权威的成就”，“为了不输给欧美学者”，在“尚有未开拓之处”的“满洲朝鲜历史地理”方面，日本学者应“取得自己的成果”。为此，白鸟一方面联合相关学者成立东洋历史学会、东洋协会等组织；另一方面主张“与实业家、政治家携手，提倡研究东洋根本的必要性”。
　　白鸟库吉的努力与时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不谋而合。1906年，后藤新平就任“满铁”首任总裁。在日本，后藤因喜好编制规模宏大的殖民开发和都市营建计划而素有“大风吕敷”（意为“大包裹”）之诨名，而且后藤主张殖民活动必须遵循“生物学原则”，即依据被殖民地区的自然、人文特点制定开发和统治策略。早在担任日殖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时，后藤就曾组织对台湾法律制度、风土人情、语言等“旧有之习”的详细调查。1908年1月，经与白鸟协商，后藤在“满铁”东京支社成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及其门下弟子津田左右吉、箭内亘、松井等、池内宏、和田清等，相继进入调查部，分别负责“满洲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正式启动。
　　1919年“满铁”出版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对成立调查部的目的进行了以下说明：“横跨满洲、朝鲜的历史及古代地理属于历史上最不明确的部分，不免在学术上留下重大空白。满铁认为此方面调查与公司诸事业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为了奖励学术研究的趣旨”。学术旨趣与殖民意图一拍即合，看似“各取所需”的背后，白鸟等人的学术追求已经深深打上了殖民色彩的烙印。
 
　　调查活动奠定学术格局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8年1月至1914年12月，以“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为据点；第二阶段从1914年12月至1941年10月，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为据点。
　　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对“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情报的基础调查。早在1906年，为了组建调查部，白鸟一行曾实地踏查朝鲜、中国各地。调查部成立后，背靠“满铁”这棵大树，白鸟等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实地勘察，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如1908年在白城子（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发现了上京府碑，从而明确了当时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金国国都问题。白鸟等人的调查也包括搜集各种文字资料，据考证，仅“1906年满洲朝鲜之行”和“1908年朝鲜之行”带回各类图文资料就达5000余册。凭借这些资料，调查部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满洲大地图》《朝鲜历史地理》等一系列历史地理著作。资料收集工作不仅为“满铁”的殖民开发提供了基础情报，也为白鸟等人日后的东洋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为“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4年底，“满铁”以学术调查活动不符合公司营利目的为由，撤销调查部。于是，白鸟团队的大多数人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从而开启了学术“研究”工作。第二阶段的工作大致有三方面。第一，继续整理调查部时期搜集的资料。机构虽然撤销，但“满铁”以编写调查报告为条件，继续资助白鸟等人的研究工作。从1915年到194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陆续出版了16卷《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对“满洲”和朝鲜地区历史上的民族盛衰、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等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第二，利用调查资料，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松井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人相继出版了《朝鲜史研究》《塞外民族史研究》《蒙古史研究》《满鲜史研究》《东洋史讲座》《东洋史精粹》等著作，构筑起“满鲜史”、“蒙古史”、“中国史”乃至“亚洲史”的完整史学体系，奠定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基本框架和学术基础。第三，在研究过程中，白鸟等人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风格，随着“尧舜禹抹杀论”、“邪马台国九州说”等重大命题及后续成果的悉数推出，所谓“东京文献学派”登上近代学术舞台。不宁唯是，上述调查和研究活动还造就了一批如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松井等、池内宏等名噪一时的学者，他们奠定了近代乃至现在的日本东洋史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