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官方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时期。之所以如此，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明朝；日本；认知
 
    自陈寿创写在中国正史之中记载日本国情的专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之后，这种体例一直为历代撰写正史的史家所遵循，成为正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记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官方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各朝正史中的不同称谓如“倭人”、“倭国”、“日本”等，说明中国古代官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日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进步。明朝中期以后，这种主要由政府主持进行编撰记述的传统、独秀一枝的格局被打破，民间私撰有关日本的著作纷纷涌现。根据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朝官修《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所著录明朝私撰与日本有关书籍统计，大约不下数十种之多，其中薛俊《日本国考略》(又称《日本考略》)、郑若曾《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侯继高《日本风土记》、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和郑舜功《日本一鉴》等，可以说是明朝民间人士认识、了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重要的资料之一。因此，这些著作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如中国日本史专家武安隆、汪向荣先生等和日本语言学专家新村出、春日政治、大有信一，东洋史专家市村瓒次郎、渡边三男先生等的研究，可以说是用力不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往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的确取得不少成果，然而，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有些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明人私撰日本图籍所记载的内容和分析明朝民间人士认知日本的背景及途经，从而揭示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的认知程度及其局限。
 
一、明人认知日本的背景及途经
 
    有明一代，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民间私撰有关日本的著作纷纷涌现，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何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这与明朝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一，中国与日本由于地理上一衣带水，相隔很近，两国之间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明朝，这种交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频繁，特别是朝贡贸易、私人贸易的兴盛，促使人们需要认识、了解对方。其二，明朝时“倭寇”势力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倭患”日益严重，促使明朝人更加关注日本、关注倭寇。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促使明朝民间人士积极投入对日本研究热潮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14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出没”，“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为此，太祖朱元璋曾数次派遣使者到日本，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的劫掠活动，但“不得要领”，于是，下令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增加戍兵。因此，洪武时期，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永乐年间，太宗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倭寇也未敢大规模侵扰。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猖獗起来。这是因为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日本国内南北朝的战乱，最后以南朝的失败而告终，由北朝的足利义满于14世纪末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统一政权。不过，到15世纪后期，日本的封建藩候又纷纷割据称雄，足利氏的政权名存实亡，长期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战国”时代。这些众多的日本诸侯国，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只好动用武装在中国沿海抢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嘉靖二年，便发生了有名的争贡事件。这次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驰、将佐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使日本封建主、武士、商人更加轻视中国。尤其是明朝罢市舶之后，日本船舶到中国就投托沿海的豪绅奸商，而有的豪绅奸商乘机侵没商货，日本人就用抢掠来进行报复;有的豪绅奸商则与日本人互相勾结，到沿海地区进行劫掠，使得倭患更加严重。严峻的形势和残酷的现实，激发了生活在江浙沿海地区的有识之士及肩负抗倭重任、战斗在抗倭第一线的军事指挥官关注倭寇、关注日本的兴趣，正如郭光复在《倭情考略序》中所说的:
 
    “承平日久，民不习见兵革，一闻警息，鲜不股栗，则以未知倭情故也。兵贵知彼知我，夫所谓彼我者，情也。知其情则知有所以御之，可无惧倭矣。”
 
    明朝人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去面对日本，了解日本，认识日本，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古代对日本的认知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又如薛俊本人在《日本国考略》“寄语略”一栏最后的按语里，把搜集、记录这些词汇的目的说得非常明确，他说:“然言者心之声，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诚与伪。故特寄其常所接谈字，仿佛音响而分系之，以资御边将士之听闻，亦防御之一端也。”可见，明代民间所出现的研究日本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明朝民间人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投入到了认识、了解日本的行列中去，他们为了获取更多、更细的有关日本的信息，主要通过以下多种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摘抄旧史记载，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深对日本的认识、了解。如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一书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魏志》、《隋书》和《宋史》摘抄、整合而成的。二是直接采自来往于两国间的商人、使臣。如郑若曾在叙述他刊刻《日本图纂》时称:
 
   “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其国无典籍流于中国，山城以东漫无可考，今所据者，《日本考略》而已，其图真欤？否欤？则莫我敢知。昔年予捧檄至浙，询诸有识，皆譁《考略》为未真。无何，诣招宝、金塘诸山登眺咨访，凡浙洋山沙、国初设险要，罔不昭晰，惟日本诸岛，讯之长年火掌，不知也；讯之擒获倭党，不知也；讯之贡臣，不知也；讯之通事，不知也；讯之被掳去之人，不知也。归质所疑，总督大司马胡公谓予曰，于识是也何有，鄞弟子员蒋洲、陈可愿，志士也，宣谕日本，能道其山川远近风俗强弱之详，其言不诬。且召夷来廷数辈，陈所睹记。奉化人宋文复持示南嶴倭商秘图，参互考订，默有所得，乃命工重绘，而缀以所闻众说。汇成一编名曰《日本图纂》，与《考略》并传，俟后之天使，往而正之。”
 
    可见，郑若曾在著书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广泛接触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商人、使臣等各类人员，从而获得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资料。三是亲临日本，实地考察，得到第一手资料。《日本一鉴》正是作者郑舜功通过这种途经完成的。郑舜功，安徽歙县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向明朝政府献防倭抗倭之策，他以一介布衣身份，特意从家乡来到北京。不久，总督杨宜派遣他到日本，探访夷情。次年，到达日本丰后，要求当时掌握九州岛实权的源义镇禁绝倭寇。回国后，被捕入狱。他是一位有志于研究日本的有识之士，著书立说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在滞留日本六个月间，作了大量、广泛的实地调查，“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从而使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由作者亲临实地考察的著作得以问世。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的认识、了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对日本认知程度的新提升
 
    明朝民间人士通过上述几种途经而撰写出的有关日本的图籍，从记述的内容来看，即由原来简略记述转到了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日本地理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爱好等各个方面，从而反映出明朝人对日本认知程度的新提升。这种对日认识的新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记载的形式突破了以往的格式。具体表现在篇幅上，由原来纪传体史书中外国志传的一个篇章，扩大到了拥有少则一卷、多则十数卷部头较大的单行本。如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今存虽为一卷本，但在《万卷堂书目》卷二则著录为四卷本，《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著录为三卷本;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共计五卷;郑舜功《日本一鉴》一书则达十六卷之多。在记述类型上，也由原来的不分类目，通篇直述，变成了详分细目，按类分记。如侯继高《日本风土记》一书分一百一十四目之多。可见，其篇幅之大和分类之细是前所未有的，无疑为容纳更多的知识和内容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其次，记载的内容更加广泛，明朝人的记载除了继承前人关于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活动、生活状况、风俗人情、婚姻嫁娶、土产、动植物、中日两国间的往来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开辟了新的领域，增加了新的栏目。如开始记载通往日本的航道和航线，郑若曾的《使倭针经图说》就是一例。作者在该图中分别介绍了从中国福建、浙江或江苏通往日本的航线，其中“福建使往日本针路”就是介绍从闽江河口的梅花东开船，面向东南，经过台湾北部沿海、鸡笼屿、花瓶屿、彭嘉屿、钓鱼岛、赤尾屿、琉球群岛，到达日本兵库港，作者对该航道的线路、暗礁的躲避、船只的操纵都介绍得十分详细。“太仓使往日本针路”就是介绍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到日本的航线，不过作者因虑及“频年倭寇之人，往往取间道突至”，故仅“稍从《入寇图》中指画”，不予分条书写，以防“传者或贻奸孽，以幸衅也”。又如对流行于日本民间喜闻乐见的山歌、乐曲、象棋、围棋等娱乐方面的知识，明朝人也有了记载。侯继高《日本风土记》一书第五卷就直接收录了以描写自然美景、感怀人生和思念情人等为内容的“山歌”十二首，如:
 
“日春清水寺：此日春京清水寺，水流滴响似琴声。此乃日春京有此一景，故有此景也。”
“青春叹世：十七八时，难算二世；好比枯木残花，霎时又是一世。”
“美女忆郎：月被云遮，花遭风摆；想着来不来，不想来偏来。”
 
    在“琴法”一栏里，介绍了制琴、定音、操作之法，认为“皆同中国”，“但谱曲之声悉系本国乡谈俗语，非正音也”；“琴谱”则摘录“忆中华调”和“又迥文词”二曲；“棋格”一栏通过“象棋”、“棋子造法”、“棋子步法”和“棋盘式样”、“围棋”和“双陆”等栏目的设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棋子的游戏规则，尤其对各种布局及其步骤都作了详细叙述，并附有各种棋局的图形。这些无疑都反映了明朝人记载日本国情的涵盖面、范围比前人扩大了许多。
    再次，从记述的深度而言，明朝人凡在前人记载涉及的所有领域，都分设专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扩充和增加。由于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太多，不胜枚举，为方便起见，笔者选择其中的若干类，略作介绍，以证明明朝人记载日本国情的程度之深。如关于日本的地理位置，前人只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而明朝人除了引用了前人“依山岛而居”数语外，还绘制出了地图，郑若曾《日本图纂》中的“日本国图”即是一例。该图不仅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式，与现代地图一样绘制，而且记载有“东北至毛人国界，东南至女国界，北至月氏国界，南至大琉球国界，西北至朝鲜国界，西南至福建界”的四至，特别是对九州岛部分的描绘大为详细和准确。郑舜功《日本一鉴》一书揭载的日本地图更多，除了“桴海图经”有海图之外，在“绝岛新编”卷之一首先就载有“中国东海外藩篱日本行基图”、“丰后岛夷意画图”、“初梓考略图”、“续梓考略图”、“广舆图附图”、“日本图纂图”、“夷都城关图”、“夷王宫室图”、“久保宫室图”、“山城坊市图”、“平户岛屿图”等十一幅地图，其中第一幅和第二幅是郑舜功到日本国之后得到的日本地图。如果把“中国东海外藩篱日本行基图”与现存日本有名的《行基菩萨说大日本国图》作一对照比较的话，不难发现郑舜功得到的就是这幅《行基菩萨说大日本国图》。该图中绘制的日本国土、地名与位置大体都是正确的，其详细度和精密度在明朝人绘制、刊行日本地图中是最好的。郑舜功在日本得到“行基图”，并最早把它介绍给中国人，这不能不说他为使中国人进一步正确、详细地了解和认知日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接着第三幅至第六幅的四幅地图则是转载了明朝人薛俊初刻和再刻《日本国考略》两个版本中的“日本地理图”、嘉靖《广舆图》中附图和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同时，郑舜功对上述每一幅地图都写了评语，指出它们的错误之处。正是由于郑舜功把明朝人的数幅地图集中在一起刊刻出来，所以，后人认为他的《日本一鉴》是集大成之名作。
    又如关于日本的语言文字方面，中国从很早就开始用汉字来记录日语的发音，如《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里就有“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郡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等，这里的“尔支”、“泄谟觚”就是官名的日语发音。到了明初，火源洁和杨振都编出了专门的译语。而在明朝中期以后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中，则都专设“寄语”一栏，用来介绍日本语言文字。其中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是最值得一提的。该书第三卷设“字书”、“以路法四十八字样”和“歌谣”三个类目。“字书”栏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日本字母的构成、文字的特点及其应用等。随后又将四十八个日本字母用草书、读法和读音全部列出，尽管其中还存在着注音不很标准、甚至错误和费解之处，但把这四十八个字母的写法和读音全都写出来，为中国人学习日本语，了解日本文字提供了方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创举。接着作者在“歌谣”一目里，皆以草书(日文平假名)为主，旁注汉字音，后附“呼音、读法、释音、切意”四栏的形式，介绍了39首日本歌谣，尤其是“切意(翻译)”部分，忠实地翻译出和歌的原意，表现出和歌优美的诗情画意，如：
 
“松风搅睡：夜坐倦，猛思念，我心不快活。睡倒时，风吹松动，惊醒难安。”
“鹿悲红叶：远山红叶落，鹿踏自悲鸣。时值秋残后，声叫苦难听。”
“春野采花：春野为君出，才把花枝折。采花遇春雨，我手衣袖湿。”
“皓月逢云：十五夜月正中天，今夕云影人不见。”
      
    作者又用该书第四卷整卷的篇幅，分五十六个类目，收录词汇达1143个，每个词汇都有草书(平假名)、读法。如“兄 阿尼 あに”、“孙蛮俄 まご”、“汗 阿设 あせ”等，除了少数有误和费解之外，绝大多数的草书和读音注释是对的，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如关于植物，《三国志·魏志》中的《倭人传》记载“柟、杼、豫樟、楺枥、投楺、乌号、枫香，其竹筱竿、桃支”9种，而明朝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专设“花木”一目，介绍植物达245种之多。
 
三、明人对日本认知的缺陷
 
    明朝人对日本的记载远超前人，明朝人对日本的认知程度与前人相比，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他们的认知也还存在着不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日本认知的这种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明朝最高统治者和当政者的充分重视，他们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了解日本，所以当派遣使臣前往日本时，从来就没有下令使臣以获取日本军政信息情报为首要任务，而是往往以宣谕大明皇恩、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骚扰为急务。
其次，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了解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为数不多，而且在这为数不多的群体中，也仅仅是局限于生活在江浙沿海地区饱偿倭患骚扰的士人，或者就职于该地区的地方官员，或者战斗于抗倭前线的高级军事指挥者，总共三类人员而已，这一点可以从众多有关日本书籍作者的身份得到充分的证明。
    如《日本国考略》的作者薛俊，浙江定海人，自称“梓山宗正老儒”。他说:“岁嘉靖癸末，变生仓卒，职是事者，虽闻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且不能为身计，而况于他乎。时南闽郑侯崇善宰定海，目击其弊，谓往者既失之不预，而来者宜图之未然。谬以俊颇学古好修，以待时需者有年，于兹猥属为《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
    可见，《日本国考略》实际是在定海知县“南闽郑侯崇善”即郑余庆的授意之下问世的。又如《倭情考略》的作者郭光复，曾于万历年间出任扬州府知府，由于“嘉靖中，东南屡中倭患，而扬州当江海之冲，被害尤甚。光复以为必得其情，始可筹备御之术。因考次所闻，为此编。”《日本风土记》是侯继高任“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时，作为其《全浙兵制考》一书的附录而面于世人。由此可见，这些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了解日本的人也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行动也是被动的，而生活在明朝其他未曾发生倭患地域的人们对日本国情几乎不关注，甚至还处于漠视的状态。一旦倭患稍趋平静，也就不再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自郑舜功《日本一鉴》问世以后，乃至清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这些著作记载的范围和内容。
    再次，认知内容尚缺乏全方位、系统性。比如薛俊《日本国考略》“世纪略”仅记述了历代日本国王的世系传承，对其运作方式以及对日本政局的影响等，却只字未提。又如侯继高在《日本风土记》“倭国事略”里，虽然有记述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但其中的内容实在是少得可怜，现不妨引录如下:
 
   “山城君号令不行，徒寄空名于上，非若我中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统之治也。山里、丰后、出云开三军门(如中国总督府之义），各以大权相吞噬，今惟丰后尚存，亦不过兼并肥前等六岛而已(肥前、肥后、筑前、筑后、丰前、丰后)。山口、出云以贪灭亡(山口原并国十二，曰石见、长门、安艺、备前、备后、备中、出云、伯岐、丹后、因幡、但马，后出云夺归其地，山口长子死焉，其君亦为陶殿所杀。丰后君以其弟摄山口事，吞安艺，安艺杀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无君，丰后独称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为山口所有，向来入贡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乱，宫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损一角，不知所归，贡自此绝矣)。欲望彼国之约束诸夷，断断乎不能也。”
 
    可见，明朝人对于日本历史沿革、政权结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等重要的军政信息情报实在是知之甚少，有些方面的记述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
    最后，在明朝人所介绍、了解的知识中也还存在不少的错误。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承袭中国古代正史旧说，使某些方面的认识仍然停留原有的范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日本风土记》称日本“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西南皆距海，东南隅隔以大山，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也。东北山外历毛人国至文身国，约七千里。南到侏儒国，约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目+光】罗，渡百济，到乐浪及带方等郡，约一万二千里”文中提及的“毛人国”、“文身国”、“侏儒国”、“一支”、“乐浪”、“带方”等国名或地名，皆见于《魏志》、《隋书》和《宋史》等书的记载，这些国名或地名大多数早在明朝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如“带方”，西汉时置带方县，东汉末，增乐浪郡南部地区，置带方郡，北魏时被废，西晋末为高句骊所兼并。其表现之二，可能是由于信息来源的误差，导致有些内容记载的错误，如同书“国王世传”一节关于宋雍熙初年以前日本国王世系传承的记载，根据《宋史》删改而来之外，最后增加了“至今尚以天皇为号，远不记世，迩来天文天皇乃当世也，传永禄天皇，我国嘉靖庚申，彼国号天正元年”数语，如果查阅一下日本历史的纪年，不难发现，即使在这短短的数语里也有误记，嘉靖庚申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日本永禄三年，而天正元年则是万历元年(1573)。
    总之，尽管这些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的认识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了解毕竟超越了中国古代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前进了一大步，从而进入了一个认识日本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