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拓展费正清中心的对外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转眼您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已经两年多了,有什么感受?

　　宋怡明: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前只做教授的时候。原来觉得自己当教授很忙,现在我才发现当时其实很轻松。但是,虽然忙,这个工作让我有大量的机会结识新的不同的人,比如来自大学的、学术机构的以及来自商界的、政界的人们,这让我的经历更加丰富,我非常喜欢这点。不好的一点是,可能自己做研究的时间更少了。我现在正在做两个研究项目,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上,但是现在看起来挑战更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我的观察来看,觉得贵中心近两年有了不少新的项目、新的变化。

　　宋怡明:我是多么荣幸,能做费正清中心的主任。我想谈谈让我觉得骄傲的几件事。首先,我们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骄傲的出色的团队,他们的敬业和努力是我们保持中心地位的关键。我们承担了一些新的系列讲座,比如,“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系列讲座,同时我们参与合办“头条之外的亚洲”,以及聚焦美国政治变化如何影响亚洲,并举行“特朗普的亚洲”等系列讲座活动。

　　其次,我们还推出新的公共媒体平台:博客和播客。通过这些公共媒体,我们邀请那些具备学术专业知识的专家与媒体记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分享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看法。当然最让我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出版的一本论文合集《中国研究:问题及批判性洞察》,这本书收集了36篇论文,目的是向公众阐释正在影响中国的主要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该知道哪方面的情况等。我们的学者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各自浓缩在一篇3000字的文章里,这很不简单。这本书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我对此非常欣慰。

　　对我来说,我关注提高中心的“公共参与度”,通过拓展与外界的交流,让美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现状。显然,对于我的同事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研究去促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报》:都是研究中国问题,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学社有何区别?

　　宋怡明:燕京学社并不属于哈佛,它是个独立机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设在哈佛,也可以设在其他地方。很多来访的中国学者对此有误解,就问你们为什么会有重叠的研究机构,实际上,我们重复很少,因为燕京学社的宗旨是提高亚洲国家的教育水平,支持的主要是海外亚洲学者,而我们主要支持哈佛学者研究中国。还有一个经费的问题,燕京学社有完全独立的经费,它有很大的基金支持,这也是它有能力运作哈燕图书馆,以及各种访问学者的项目的原因所在。

　　新趋势: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您曾经说过,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及专家已经不能与费正清时代同日而语,但是不能否认,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它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宋怡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目前还是西方甚至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机构之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主要是靠我们团队的实力,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我可以举好多例子。比如,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不能单独研究中国事务,我们的研究范围要扩大至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对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因此启动了一个“中国与非洲”的研究项目。现在中国在非洲的各种领域都很活跃,从外交到基础设施建设,从公共卫生到教育、贸易、移民、投资、文化交流等。在以前,我们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只会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教育,而现在,我们也会关注中国教育在非洲的作用与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当下我们中心与费正清时代相比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在研究一些很传统的项目,比如中国外交、南海问题时,需要了解中国在南亚的地位、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等。即使是研究那些非地缘问题,比如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最常讨论的环境问题时,可能20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环保就是研究中国的污染问题,而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对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对改善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等。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

　　另一个变化是,现在和中国同行展开合作的,已经远不止是“中国研究”专家,而是已遍及哈佛各个院系,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者、经济学者以及来自商学院、卫生学院的研究者等,如何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有效的合作,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有趣的挑战。

　　此外,现在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有很多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向大众、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向他们说明中国的情况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中心一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为中国做宣传,而是要让人们知道,当他们在讨论美中关系时,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关于美中关系,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希望。现在双方之间的交流远远超出以前,我们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我本人每年在中国的演讲大约有十几场,所以在人员交流层面,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呈现出非常积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