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家族变迁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族谱是您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您是如何去寻找这些族谱的?

　　宋怡明:我的研究不是在图书馆完成的,而是在田野里。我学术的老祖宗傅衣凌(1911—1988)说,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所以,我们需要去民间收集(民间)文献、族谱等,有时候你跑好几天才拿到一个族谱,有时候一天就能拿到好几个。还有一点对我很重要,书的最后两章是谈民间信仰的,即通过谈民间信仰, 如拜什么神、办什么仪式等,来了解明朝的历史。这很花时间,需要在当地待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一个地方信仰的历史,然后还要把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才能写得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跑田野”的时候,会有什么困难吗?

　　宋怡明:其实都还好。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困难。有一次,我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招待所或者旅馆,所以我只能睡在戏台上。那个地方有个风俗,就是要牵着马去还愿,到了正月,人们纷纷前来还愿,到处都是马,那些马能放在哪里?只能放在戏台,所以我就得和马一起睡觉,这对我来说是件又困难又好玩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是正月,大家都很兴奋,天天喝酒,我一般都选在春节或者别的节日去,因为那时才能看到各种祭祀以及其他庆祝活动,所以,我就需要陪着他们一起喝酒,但我同时还要工作、做笔记等,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和厦门大学的学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的这本书离不开那里很多学生以及老师的帮助,其中有郑振满老师,我要特别感谢他,虽然他年纪大了,但还是跟着我经常跑田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初您怎么会跑到“华南学派”名下?

　　宋怡明:一开始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我选的是国际关系,后来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我慢慢发现我希望了解的问题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历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这些都是历史问题。我之所以能来哈佛,就是因为我为“华南学派”代言。华南学派也被称为是“历史人类学派”,它的宗旨是“以小见大”,就是从基层社会去了解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我们所谓的区域史、地方史,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特别有趣或者特别有意义,而是我们认为可以从该地区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去谈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以前完成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一书,当时的想法就是考虑到一些学者把金门作为一个个案,研究“威慑”(deterrence)、“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等,但是几乎没有人考虑到住在金门的人。金门是个社会,因为地缘政治的演变,金门的家庭、经济、教育、男女关系、宗教等方面都受到影响。我那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样是老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认为在讨论冷战等历史的时候,不能只讨论高级政治,还应该注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对那段历史的影响,否则是不完整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梳理家谱、族系等民间文献时,有没有利用数字科技来帮助您更好地得出结论?

　　宋怡明:我利用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他站起来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并翻开一页,指给记者看)这张图是“明代军事基地分布热图”,热图就是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多,颜色就深,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少,颜色就浅。这就是我利用GIS做的一幅热图,我们通过这个热图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明代的军事策略,你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地方的位置,都在什么地方?从北到南,防御满族的、倭寇的,以及与苗族交界之地、大运河流域等。这是我非常骄傲的一幅图,就是用GIS做的,通过它就可以看清楚明代的军事战略部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完成这本书用了几年时间?

　　宋怡明:我从2008年来到哈佛,在当时的入职演讲中我就提到,接下来我要研究的就是明代的军户问题,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从真正开始写作到完成,应该有七八年时间。

　　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去年您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学手册》,这本论文集总共收录了近30篇论文,相比于写专著,做论文合集是不是容易一些?

　　宋怡明:不是,事实上难度很大,但是非常值得。如果你是刚进入历史学领域的话,通过读那本书,你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历史教学意义挺大,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因为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很快地为研究者列出该领域的书单、指出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等,可以说,对于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这样一本书可以为其节省好多年的“血泪”。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体来说,您觉得美国或者西方的明史研究情况如何?

　　宋怡明:西方的明史研究没有清史、近代史那么热门,但是我认为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资料,比如族谱、碑刻等,有一些非常好的发现。其次,现在中国国内明史研究很热,很多学者对明史感兴趣,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我在这里想提出两点:首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而言,显然来自中国的学者有更多的经验,而且他们文献读得很快,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对自己的历史更了解,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作很多贡献。其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会很简单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那不是学术。当人们这么做时,只是提出了一个政治论点,并不是严谨的研究论点。我们在进行研究时,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观点,应该认真去研究其中存在的各种假定,展示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