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与这三个问题相关，不乏可资借鉴的生动事例；在经典著作中，能摸索出与之呼应的核心概念和系统表述。“定分”是与政绩观最为密切的概念。“定分”的“分”，是指职位、角色；定分就是根据社会角色和身份，确定该做什么、怎么做。《老子》说“信士分财，不如定分而探筹”是实指；《吕氏春秋》里说“凡为治，必先定分”是虚指；海瑞在《兴国八议》中说“大造屯田黄册，军民各有定分”是虚实兼而有之。三者都认为，身份、角色是为官者尽职履责、有所作为的基础，所说所做要与之相符合。这一点与政绩观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取得政绩，前提也是明确身份、确定职责。这用古人的话，就是为官要明职定分，如此才能尽心尽力、为国为民。

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少政绩观缺失的现象，值得我们今天在思考什么是适宜于时代的政绩观时，仔细辨别，由其果、判其因，从个人动机和社会环境的角度，认真反思。

有对政绩的本质内涵理解有误，为了政绩，不顾客观条件，肆意妄为的例子。崇祯朝，为了节约经费，下令裁撤全国60%的驿站。这个意见的两个主要提出者，没有丝毫地方政务经验，缺乏调查研究，对政令的负面效果估计不足，强行仓促上马，结果央地失联，驿卒无力维持生计，各地官员却中饱私囊。

有对政绩的表现形式理解狭隘，以金钱至上，认为凡是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就是好的政绩。北宋潘美平定湖南后，征收三税，除了房子要收税，茶叶要收税，连死了的牛也要收“枯骨税”，结果怨声载道，显然不是好的政绩。

有的误认为政绩就是“唯政绩论”，有了政绩就可以忽视其他一切约束，放松道德要求。北宋政治家寇准在辽军南侵之际，极力反对南迁，鼓舞了士气，于国有功。但他生活铺张浪费，“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用度铺张奢靡，司马光在家书《训俭示康》中将他作为反例，称“寇莱公豪侈冠一时”。明代的张居正的例子更为突出，他清丈田亩，增加了国库收入；推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派；奉行“考成法”，提升官员治效；裁撤冗官，提高了行政效率。短期内，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史称“万历中兴”。但是他大肆敛财，死后被抄家，查得金银奇珍异宝无数。从两位的从政经历，可以说是明白了“我是谁”，推行改革取得了有益的效果，但是对“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没想通，所以不能说取得过好的政绩。这些例子中的官员，从政绩观的角度判断，不仅不优秀，甚至不及格。

历史上对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商君书》中，就从“定分”角度，对该为谁做官、如何做官的问题做过提示，为我们今天思考政绩观提供了可以作为历史借鉴的线索。按照《商君书》的说法，设法置官是为了“为天下师”，给天下人做示范，让老百姓不陷入危险。有了分，明确了角色，才能履行职责。

这一思想脉络在历史上形成了明显的延续脉络。《资治通鉴》、程颐、谢良佐、吕祖谦等著作和思想家都提过“上下之分明”而后民志可定，有了志向就能治理了。这是一套从人的内心鼓舞士气，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做法。一旦方向明确了，就不怕工作中出差错、有闪失。连历史上以不理朝政著名的万历皇帝都说“及职分当言者，何尝禁人不言”，该说的当然要说，但前提就是明确在什么立场上说，为了谁说。

对古代官员，不能简单地以画脸谱的方法去判定功过；对政绩，也不能简单地据一事、看一时、评一任。今天，判定政绩观是否正确，重要标准就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甚至这条标准对历史上推动历史发展人物的认定也有意义。

在《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的问题。结合专业，读了史书，我们能发现历史上其实很多错误政绩观的想法、做法，今天仍然存在。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入思考政绩观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思想认识，锤炼坚强党性，坚守初心使命；其次，要紧扣时代，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三，要结合我院三大定位，好好读书、认真做事，明职定分，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个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