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申史鉴与延安整风

1944年，恰逢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三百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撰写并发表了史论经典《甲申三百年祭》。此文的问世，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有力驳斥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歪曲与攻击。1943年，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困境，溯源至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指责明末农民起义是导致清军入关的直接诱因。其真实意图在于借古讽今，将矛头直指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沫若于1944年3月19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文明确指出明王朝的覆灭，根源在于其执政者自身的腐败堕落，最终丧失了民心。该文同样深刻剖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短暂取得胜利后，便陷入“纷纷然、昏昏然”的状态，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丧失了对潜在危机的警惕性，最终导致起义功败垂成，揭示了历史进程中“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对立与斗争”，向时代发出了深刻的追问与警醒。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毛泽东同志捕捉到这篇文章所蕴含的政治警示价值，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当时，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广大党员干部中逐渐滋生出一种松懈情绪，认为胜利即将到来便可以松一口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艰苦复杂局势缺乏足够的预判与准备。为了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常怀忧患意识，毛泽东同志专门指示各解放区全面印发《甲申三百年祭》，将其作为深入推进整风运动、强化党性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

二、甲申教训对“两个务必”与赶考理念的思想塑造

（一）筑牢执政思想根基：“两个务必”的提出背景与深刻启示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立足《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镜鉴，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程，着眼于破解历史周期率、巩固人民政权，向全党郑重提出彪炳史册的“两个务必”重要论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是对《甲申三百年祭》历史教训的理论升华。它针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核心病灶，开出了共产党人拒腐防变的“政治药方”：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艰苦奋斗抵御享乐，以人民宗旨坚守初心。

（二）赶考命题的时代意蕴：执政政绩理念的奠基建构

与“两个务必”相辅相成，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前往北平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赶考论”，指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一简洁而深刻的比喻，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定位为一场接续奋斗、永无止境的“大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内涵与价值导向。

“赶考论”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三大核心要义：其一，人民是考官。党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绩，最终都要接受人民的评判、历史的检验，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其二，执政是考试。从革命到执政，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党面临的考验从未停止，执政的每一步都是一场新的“考试”，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清醒之态。其三，为民是答卷。共产党人的政绩，不是为个人谋私利、为仕途谋升迁，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交出优异答卷。

三、“三个务必” 与新时代政绩观的价值旨归

（一）赓续赶考精神：“三个务必” 的时代价值与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郑重提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三个务必”重要论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守正创新、赓续升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党性准则与行动纲领。它既坚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与优良传统，传承“两个务必”的核心精髓；又赋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内涵，将党性修养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结合；更增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要求，直面新时代风险挑战。

（二）历史赓续与时代新境：从史鉴启示到思想引领的发展跃升

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警示，到“两个务必”的执政警醒，再到“三个务必”的时代号召；从“赶考论”的庄严宣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系统构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与政绩观建设历程的，是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一是人民立场的一脉相承。无论是《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规律，还是“两个务必”“三个务必”坚守的为民宗旨；无论是“赶考论”以人民为考官的价值定位，还是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要求，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核心、政绩观的灵魂、执政活动的根本。

二是忧患意识的一以贯之。从汲取李自成失败教训、防止重蹈覆辙，到警惕“糖衣炮弹”攻击、跳出历史周期率；从“赶考远未结束”的警示，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判断，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拒腐防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教育、端正政绩导向的重要出发点。

三是作风建设的持续深化。“两个务必”聚焦作风建设，“三个务必”将作风修养与初心使命、斗争精神紧密结合；从西柏坡“六条规矩”到中央八项规定，从反对“四风”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强的党性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而优良作风是党性修养的外在体现，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保障。

四是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赶考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党的理论始终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与使命任务，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三个务必”与正确政绩观，既传承红色基因，又回应时代呼唤，既坚守党性原则，又彰显实践要求，实现了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共产党人的“赶考”之路未有穷期。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殷鉴，到“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再到“三个务必”的时代号令；从“进京赶考”的铮铮誓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再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遵循，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兼程中，始终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智慧、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持续深化党性锤炼、不断校准政绩方向。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务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铭“三个务必”、笃行正确政绩观，以史为鉴坚守初心、以党性立身勇担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创造实绩、以艰苦奋斗开拓新局，在新时代的赶考征途上，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璀璨的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