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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原历史所所长李学勤教授发言

发布日期:2014-07-01 原文刊于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为什么我要强调以在历史所为荣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历史所不是简单的、一般的一个史学团体、史学单位。记得那时在所里常常听见一句话:“历史所是史学界的火车头”。不管大家怎么看,我们心里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历史所自建立以来,长时期是历史学界的领军和典范,重心和动力,比喻作火车头,是恰如其分的。
  我个人体会,历史所之所以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是因为历史所有其特点,我想能不能说有这样三点:
  首先第一点,是历史所一贯坚持谨严正派的学风。
  自成立以来,历史所集中了多位著名的历史学专家学者。我们所的学者前辈,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各自的学术渊源和修养,彼此并非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很不相同,然而有一点他们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学风端正,坚持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都有体会,不烦在此举例。
  其次第二点,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历史所从来有重视理论的传统。
  人所共见,历史所60年来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整理了浩瀚的史料文献,但就大方向而言,是强调重视理论的。我们的第一任所长郭沫若郭老,早于1930年代就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中国的古代补充马恩没有讲到的空白。我们的第二任所长侯外庐先生,在四十年代继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统绪,写出了《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以及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我们的尹达先生,原来是田野考古出身,然而是他在历史所创立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室。这些,也都是大家熟悉的。
  再有一点是,历史所一直有着承担国家重要任务的义务感、责任心。
  历史所之所以建立,本来就是要应对国家的任务需求,多年间,历史所承接过多少或大或小的国家任务,从来都是全心全意地实施和完成。尤其是像《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工作曲折地延续进行几十年,也培养了整整一代的学者。直到最近的2012年,所内还承担编著了《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大家认为,只有历史所才适于保质保量地做好这样的工作。大家知道,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多次讲到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尤其是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内容更是系统深刻,而我们历史学界,特别是历史所,正是要探索和研究我们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揭示其起源、发展和演进过程,研究其优秀传统和核心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可以向大家报告的是,从2012年5月起,我们清华大学和历史所等11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已经联合组成“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正在顺利发展,申请国家认定。我在这里,诚恳希望社科院、历史所给予我们更多的指导、更大的支持和帮助。
  谨此对历史所60周年再次热烈祝贺!
  谢谢大家!
                                                           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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