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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毓棠

 

太山

 

孫毓棠1911419859月)江蘇無錫人。512歲在家塾中讀書。19288月肄業於天津市南開中學,19308月肄業於天津南開大學。19338月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嗣後,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任史地系講師。19358月東渡日本,19377月肄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歸國後,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講師、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教授。19458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聘,與陳寅恪、洪謙、邵循正、沈有鼎等連袂赴英、任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客座研究員。19478月至12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社經理事會專門助理。19481月至8月任美國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歸國後,19489月至19527月又回到清華大學續任歷史系教授。19528月至195812月任中國科學院(1978年後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91月起轉爲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直至去世。其間,兼任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客座硏究員(19819月至19826月)和華盛頓威爾遜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19827月至8月)。

 

 

 

孫毓棠自30年代起,長期從事歷史科學的教育與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中國經濟史,特別是中國近代經濟史領域。

孫毓棠編輯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中最早出版的一種。全書90餘萬字,一點一滴地彙集了中英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有關中國新式工業的基本情況的零星資料,徵引中外檔案、報刊、私人著述不下300種。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北華捷報》、《英國駐華各口岸領事商務報告》、《海關貿易報告》、《教會新報》、《申報》等等,凡當時國內所能找到的有關資料,哪怕是臨時散發的小冊子和文件,也都在收輯之列。這番沙裏淘金的工夫,需要何等堅強的毅力。

值得強調的是,編者在編輯這部資料集時,並未滿足於資料的檢出,而是寓研究於整理之中。經編者仔細分析、歸納,精心編排,全書綱舉目張,研究者稍加注意便可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繫。因此,可以認爲,這本資料集(連同汪敬虞所編第二輯)爲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爲《資料》序言,孫毓棠寫了《十九世紀中近代工業的興起與工業無產階級的誕生》一,分六個部分綜合敘述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過程:1. 1819世紀中國近代工業的基本情況;2. 外國資本在中經營的近代工業;3. 清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4. 清政府經營的採礦、煉鐵與紡織工業;5. 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6. 近代工業工人初期的情況。

這篇文章寫於50年代,但即使在今天讀來,其中不少論點仍很精闢。例如:作者認爲,19世紀後半葉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在不小程度上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剌激和影響;但是,如果當時國內工廠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一定的水準,近代工業的發生,尤其是70年代以降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生,將會是很困難的。這些在各地區各行業中散在著的手工業工廠,代表著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種新的經濟關係對於已經發展到了末期的中國封建社會,起著一定的分解作用。因此,手工業工廠的存在,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手工業與機器工業之間的中間環節,給19世紀後半葉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又如:他在分析清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的性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人認爲這是清朝“中興大業”、“自強”“新政”,或認爲是李鴻章、左宗棠等個人的“豐功偉績”。這種看法顯然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

有人認爲這是中國開始學習西方文明,是中國“西化”或“現代化”的開端。當然,在那時的歷史條件下,西洋資本主義文化中進步的東西,中國是應該學習的,但是這些“全盤西化論”者認爲只要是西洋東西就都是好的,顯然是買辦階級的論調。尤其是不學習當時西洋資本主義的好的部分,而單學習軍器製造以鞏固封建政權,實際上是站在封建買辦階級的立場。

有人認爲這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開端。誠然,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民確是需要工業化,但當時所需要的只是有利於人民的資本主義工業化,主要應是能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民用工業生產技術的變革,而不應是只便於封建統治階級屠殺人民的單純的軍器、軍火製造。

他還指出,又有人認爲這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開端,這種看法也是不正確的。代表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是早已發生並慢慢發展了數百年的民間工廠手工業;而清政府經營的近代軍用工業,只是兩千餘年來封建官府工業的直接繼承者。這些軍用工業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因爲它們並不從事商品生產,它們只是封建政府從榨取人民所得的財政收入中撥出經費,來進行生產只供封建政府使用的軍器、軍火;它的經營不爲利潤,產品不爲交換。它們和資本主義的企業本質上毫無共同之處。

同樣,在闡述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清政府經營的採礦、煉鐵與紡織工業,以及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時,作者也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

在《資料》第五章中,編者對中國近代工業工人人數作了一個初步的估計1870年前後,中國近代工業工人大約到一萬人;到1894年,約共有九萬數千人。在序言中,孫毓棠則在概述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中國封建時代末期的社會裏,地主、官僚、豪商、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剝削統洽階級如何通過暴力掠奪積累著貨幣財富之後,指出:這個貨幣財富積累的過程,同時也就是獨立小生產者——主要是農民,其次是小手工業者——被剝奪他們原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逐漸轉化爲無產階級的過程。而在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社會經濟起了新的變化,大大加速了農民與小手工業者被剝奪生產資料而轉化爲無產階級的過程。對中國工業無產階級誕生的過程作出如此具體描述的應推孫毓棠爲第一人。

總之,《資料》的內容和序言相得益彰,孫毓棠爲中國近代工業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除了編輯上述資料外,孫毓棠還寫下了一系列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論文。茲將最重要的篇什作一簡單介紹。

《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一文,長達六萬餘字,詳細論述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近代工業的情況,條分縷折,加考訂,逐一弄清在此期間外資創辦的一百餘家企業的名稱、國別、設立年代、所在地及基本經營情況,並附有表兩張,供讀者鳥瞰當時外資在華經營工的資本、投資額和雇傭工人數。此文可視爲《資料》序言,特別是第二部分的擴充。

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初期開設的銀行,有關記載分歧混亂。作者在《中日甲午戰爭前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設立的銀行》一文中,彙集各種記載,經考訂後重新敘述,列舉各銀行的開設年代和背景,爲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掃清了障礙。

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開始了一個新的方式:政治借款。作者在《中日甲午戰爭賠款的借款》一文中,詳細考述中日甲午戰爭賠款的前後三次總計三萬萬兩(加上利息一共六萬萬兩)的大借款過程,將政治借款的侵略性揭露無遺。他沉痛地指出:這筆龐大的外債從此便重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數十年吮吸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沒有間停,嚴重地破壞了已瀕破產的清政府財政,損害了中國很重要部分的財政行政權,帝國主義列強假此從清政府攫取了很多特權,使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帝國列強的枷栲下難以自拔。這對於我們今天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還是很有幫助的。

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數十年間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便是鐵路投資作者在《中甲午戰爭後美國資本與蘆漢、津鎮、粵漢諸鐵路的借款1895-1898)》、以及《日俄戰爭後日、美、沙俄在中國東北鐵路投資的競爭(1905-1910》、《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問題1898-1911)》等文中,引證各種資料,縷述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攫取中國諸鐵路的投資過程,以鐵的事實掲露了各帝國主義把鐵路這種建築事業變爲壓迫、奴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工具的真相。這些文章不僅對研究中國近代工業史、外交史有極重要的價值,也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此外,作者在《幣制實業借款1903-1911》一文中,考述了幣制實業借款的淵源,借款草合同簽訂的過程,美、英、法、德與、沙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圍繞借款問題的勾心鬥角,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借款的鬥爭。在《三都澳問題與所謂“海軍借款”(1900-1922)》一文中,作者又掲露了美國在1800-1922年二十餘年中,連續不斷地占三都澳的企圖,和控制中國全國軍港、兵工廠和造船廠的一系列陰謀,指出,美國多年喜歡用一句話做騙人的宣傳:“美國對中國從來沒有過領土野心。”這完全是撒謊。

以上諸文均發表於50年代。1980年,作者將這幾篇文章,連同《資料》的序言,結成一集,題爲《抗戈集》,交由中華書局出版。今天看來,《抗戈集》應是孫毓棠有關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孫毓棠不僅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領域內有卓越貢獻,在國古代經濟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在4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論叢》一書,以及此後陸續寫作的《漢代的財政、《戰國秦漢時代的紡織業》、《關於北宋賦役制度的幾個問題》、《清代的丁口記錄及其調查制度》等論文都是這方面的明證。尤其是《戰國秦漢時的紡織業》(凡8萬餘字一文,充分挖掘、利用了文獻資料和當時經掌握的出土文物,對戰國秦漢時代紡織、染織技術,包括絲織、麻織、葛織、毛織和煉織技術的進步作了十分具體的探討,極盡耙剔梳理之能事,填補了我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特別是手工業生產史上的一項空白。按照作者的計畫,打算接著論述戰國秦漢時代紡織業勞動組織,交換與消費情況經濟情況和封建政權對紡織業生產的政策與措施,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實現。

早在解放前,孫毓棠已經認識到歷代文化盛衰嬗替的原因深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之中,因而在治史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各種社會經濟現象,並開始探索其本質和規律。解放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堅持認爲,在歷史科學裏,沒有也不可能有純經濟史。經濟與歷史的發展本是同一個整體。所謂經濟史的研究,不過是從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角度(有別於從政治、軍事、文化諸角度)去闡述歷史。只有承認純經濟史並不存在,更不存在脫離政治的經濟史,經濟史的研究才有意義。因此,他無論研究古代還是近代經濟史,都密切聯繫政治、文化諸因素,且抱著明確的爲現實服務的目的。他決不是一個書齋裏的學者。

孫毓棠認爲,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既有共同性,又有千姿百態的具體表現。爲了更好地揭示中國社會經濟各特定時期發展變化的特殊規律,進而把握和充實普遍規律,他常常運用橫向比較研究的方法,其成效體現在上述有關古代和近代經濟史的許多論著中。直到晚年,他還爲自己制定了一個“西歐中世紀經濟與宋代經濟比較研究”的規劃,業已積累了數量十分可觀的中西文有關資料,只是由於接受了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史卷》的任務,才不得不擱置起來,以致未能完成。

 

 

 

雖然孫毓棠治學的重點在於中國經濟史領域,且如一般所認爲他在斷代史方面尤精于秦漢史。但是,孫毓棠治史追求的是一種融古今中外於一爐的境界。他決不讓自己局限於某一斷代史或某一專史。顯然,在他看來,只有將每一項專題研究同時置於縱的和橫的聯繫之中,才有可能窮其底蘊;而只有盡可能多角度、大跨度的考察,才有可能使死的史料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歷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毓棠常說,一個具有歷史實在感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歷史學家。

事實上,孫毓棠興趣至廣,文、史、哲無不涉獵。由於他平生謹慎,不肯輕易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留給我們的不是太多。但僅就有關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而言,巳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係各個方面。其中,如《西漢的兵制》、《東漢兵制的演變》等篇雖寫於30年代,但迄今尚爲人稱道。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他已經注意於對外關係的研究,他的學士論文便是《中俄北京條約及其背景》。他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都可以視爲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他又是我國較早研究中非關係史的學者之一。雖然他發表的有關古代中國中原王朝與西域關係研究的論著僅《條支》、《安息與烏弋山離》、《漢代的中國與埃及》等爲數很少的幾篇,但他在這方面也是頗下過一番功夫的。1978年以後,他響應中央的號召,積極籌建並領導了歷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研究窒(任室主任),和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外關係史學會(任理事長)。這使他得以發揮所長,能對這一當時在我國還是新興的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作出貢獻,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孫毓棠還一貫重視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史的研究,而用功最勤的是古代東北諸族。令人遺憾的是,有關成果未及發表,均在十年動亂中喪失殆盡,連一紙卡片也未能留下。

孫毓棠去世後,他的學術論文,除已收入《抗戈集》者外,已被彙集成《孫毓棠學術論文集》一書,並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50餘萬字,除一小部分外,均是發表過的(上文提及各篇均收在論文集中)。

論著之外,孫毓棠曾參加標點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和《清史稿》。並與人合作標點了《大慈恩等三藏法師傳》一書(亦由中華書局出版)。

 

 

 

孫毓棠酷愛戲劇和文學。30年代曾致力於新詩創作,在詩歌藝術方面多所探索和追求。他的代表作短詩集《海盜船》和長篇史詩《寶馬》在我國新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

統觀孫毓棠早斯詩風,從語言、格調來看,總不脫新月派同人方塊詩正宗的框框。後來解脫了,卻沒有釆用聞一多“音尺”說、孫大雨“音組”說、陸志韋“詩拍”說,及以後從其中發展出來的“頓、拍”說,也不理會陸、聞等注意押陰韻的講究,而一貫以重音單字押腳韻,始終符合這一流派的方瑋德、陳夢家等的新正宗或嫡系的習慣。這方面可以《海盜船》的開頭幾行爲例:

 

今晚黑水洋上起了風暴,

聽沉重的槳聲在浪裏敲!

滿天濃雲鎖成這黑的夜,

飆風緊掃著瀰空的大雪,

扶著急雨鵝卵大的冰雹,

拍怒了海上瘋癲了的波濤

黑的浪山著黑的浪

濕風噎著海不住的號哭。

 

基本上一刀切齊而用雙行一韻隨韻。在較後的八百餘行的敘事詩《寶馬》中,則模仿西方不押腳韻(素體或白體)史詩,不再講究把詩行一刀切齊,同樣不採用“音組”、“頓、拍”安排。也可舉幾行爲例

 

向西去,曲折蜿蜒這幾十大軍

象一條大花蛇長長地爬上了荒漠,

白亮亮戈矛的鋼刃閃耀著鱗光,

是鱗上添花紋,那戈矛間翻動的

五彩旌的浪聽銅笳一聲聲

著銅古,戰鼓冬冬冬敲落下

鋼釘的驟雨,駝吼,驢嘶,叱騾的長

前軍的呼嘯應著後軍的吆喝,

半空裏抖著蕭蕭的怒馬的悲鳴

蹄得得得象雜亂冰河上

敲碎了雹子點。這一片喧囂裏又

滾著隆隆的沉悶的澀雷,那亁沙上

頭交尾轂交轂是一串串輪軸的粗吼,

戰鼓冬冬冬撼著大漠,笳聲奔上天,

托著層層鐃歌,象怒海上罡風的叫嘯。

 

從中可知孫毓棠受聞一多影響顯然最深,儼然實現了聞一多似曾古題材長詩的部份願望(以上參看卞之琳《孫毓棠詩集序》)。

孫毓棠十分重視自己的詩歌創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因爲其中蘊藏著一個真實的自己。正因爲如此,他在創作時精益求精,他認爲,只有“思想和情緒經過藝術的雕鏤、鍛煉,才能給你最大的‘痛快’。”(見30年代生活書店出版的《我與文學》一書中所收孫毓棠的一篇自述)。他在臨終前還表示希望有人能收集一下他的舊日詩作。可見他生前如何認真對待了他的業餘詩作,在這方面他又傾注了多少心血。

孫毓棠的詩作中,不時湧現出失落的迷惘,陰沉的鬱積,反映出舊社會知識分子苦悶和徬徨。但亦不乏強烈的激情、浩瀚的氣勢,抒發了詩人希冀衝破黑暗,奔向光明的迫切心情。晚年,他自談《寶馬》一詩的創作時曾說:“1936年,國內是腐朽、昏聵、荒淫、暴政;國外則面對著一個軍國主義惡魔的血口,大難即將來臨;陝北一盞明燈,卻在迢迢數千里外。我這個一心想讀歷史的小孩子,愁腸中結,思緒萬千。緬懷古代兩千年前,我們是一個多麼光榮、偉大而有志氣的民族匈奴的統治者一時蠻橫、欺侮我們,我們就把它打退到漠北幾千里外。西邊的大宛國蔑視我們,我們去以禮相酬,通使饋贈,它卻對我們備加侮辱,那我們就要跨流沙,越嶺,給他個教訓。而當今,1936年,當政者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卻只會卑躬屈膝,節節後退,還讕言‘攘外必先安內’。這是賣國罪犯,不是漢唐的後代、炎黃的子孫!那時看到這些,感到這些,我心裏是悲憤而混亂的。打開案頭書,閱讀兩千餘年前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讓我懷念我們袓先堅強勇猛,剛正果毅的精神和氣餽,在我年青的心中,熱血是沸騰的。因此,我寫下了這篇《寶馬》。”(見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應當指出:詩人謳歌的不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全詩八百行,勾勒武帝者僅寥寥數筆,且對這位無上的天之子”不無揶揄也不是這次意義重大的、勝利的遠征,而是在這次遠征中表現出來的我們祖先堅毅不拔、艱苦卓絕、一往無前的精神。顯然,在詩人看來,這種精神乃是漢唐盛世賴以建樹的基礎,乃是炎黃子孫最可寶貴的東西,乃是祖國未來希望之所寄。詩人創作《寶馬》,歸根結底是要喚起這種精神,要喚起一個具有這種偉大精神的民族應有的自豪感。

詩人是史學家,因此全詩雖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卻並不違反歷史的真實,句句有來歷,字字有出典。但史學家作爲詩人,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嚴格遵循著我國詩歌史上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他著意謳歌遠征士兵披荊斬棘的大無畏精神,但毫不諱言封建軍隊的殘暴和腐朽作風,便是明證。依據史料而不爲所囿,進而駕馭史料,抓住歷史本質的東西,使《寶馬》不同於一般膚淺的借古諷今之作,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孫毓棠是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在舊時代就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思想。他在日本留學時,爲抗議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毅然中斷學習,提前歸國。抗戰期間,不管環境艱苦,堅持在西南聯大執教;當時聞一多治印相贈:“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全國解放前夕,他正在美國搞研究,待遇優厚,但他不顧一些人的勸阻,決定回到祖國,表明了他對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擁護。

解放後,孫毓棠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心國內外形勢,努力使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1957年以後,他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十年動亂中,又屢次遭到誣陷、衝擊,但他並沒有動搖一個老知識份子熱愛祖國的信念。

孫毓棠對工作一貫嚴肅認真、積極負責,努力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歷史。他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治學嚴謹,學風樸實。凡是國家需要的工作,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都認真踏實地去幹。例如,他爲了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史卷》,他放棄了個人的研究項目。直至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大百科的工作。他爲人光明正大,不爭名利,誠懇待人,謹慎謙虛,處處爲人著想。

晚年,孫毓棠身患多種疾病,但還是爭分奪秒地工作,即使在病床上也手不釋卷。他常說:只要一息尚存,就應該工作。

孫毓棠和我們永別了。他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大損,但他爲學術獻身的精神正激勵我們前進。

 

(原刊劉啓林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27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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