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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群

 

贺昌群,字藏云,1903105生于四川省马边县(今马边彝族自治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至1921年就读于成都联合中学。毕业后,考取上海沪江大学。1922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随即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建人、向达等人共事,被委派撰写元明清小说提要。其间,得东方图书馆丰富藏书之便,勤奋读书,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美术、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时有文章、译著发表,开始研究生涯。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开始将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敦煌学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1931年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兼任北平图书馆工作,与马衡、余逊、劳榦等人对部分西北汉简进行了考释。1933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图书季刊》,主编《大公报·图书副刊》,选购外国研究中国的书籍。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举家南迁杭州,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随浙大内迁。1939年应马一浮之邀,至四川乐山佐理复性书院事务,不久因办学方针相左离开。1940年回乡创办马边中学,并担任校长。1941年赴三台东北大学执教,不久受聘于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逐渐重视汉唐间政治、思想和文化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聘为民国教育部清理战区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次年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及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广聘贤达,深得人望。因支持学生运动,参加游行示威,被当局监视,1948年赴上海开明书店工作。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后,返回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受聘为南京市第一、二届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0年调任国立南京图书馆馆长,组织编撰《国立南京图书馆善本书草目》,为丰富馆藏图书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汉唐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开展研究。1954年参加标点《资治通鉴》工作。1956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1957年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58年辞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职,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101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1岁。

贺昌群学贯中西,兼治文史,著述甚丰,在简牍学、敦煌学、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唐间政治思想与文化、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宋元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的、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其主要学术论著收入三卷本《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和《贺昌群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一)简牍学研究。贺昌群为我国简牍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居延汉简出土后不久,即参与整理和释读工作,写下释读手稿16册。建国后,将这些释文手稿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居延汉简》使用。《汉简释文初稿(上、下)》2005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在汉简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视释文的校订,强调简牍出土背景及简牍遗存形态,注意出土材料和文献的相互参证,主张简牍研究应注重“基本的历史联系”,对整理和研究简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流沙坠简〉校补》(《图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烽燧考》(中央大学《文史哲》1943年第2期)、《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敦煌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我国关注者却不多。贺昌群不仅大声疾呼国人重视敦煌学,而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第2817号,1931年)、《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等论文,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小说月报》第22卷第5期,1931年),还撰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大公报》194317),呼吁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期间,推动了《斯坦因劫经录》的编制工作。

(三)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贺昌群较早认识到西北地区出土的新材料直接影响于我国旧有学术的整个地盘的意义不可估量,为此撰写了《西北的探检事业》和《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中学生》第1316期,1931年)等文章,对相关情况进行详细介绍。其专著《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0年)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力作。《瀛书脞语》(《大公报·图书副刊》第3038期,1934年)一文,介绍了欧洲汉学研究与翻译的一些情况。《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65年第6辑)等论文,对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了研究。

(四)汉唐间政治、思想和文化研究。《汉初之南北军》(《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年)、《两汉政治制度论》(《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等论文,对两汉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对魏晋时期玄学思潮进行了整体梳理。《唐代女子服饰考》(《大公报·艺术周刊》,19351月),对唐代妇女的发式、面部化妆和服饰作了详细生动的考证和描述。他还对唐代诗歌特别是杜甫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诗中之史》(《文史》第3辑,1963年)鲜明地反映了他研究杜诗“以史论诗,诗中觅史”的特色。

(五)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农民战争,是建国后贺昌群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一书,对汉唐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展开了细致分析。这部专著不但为国内众多学者所称引,而且为外国汉学家所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0年贺昌群担任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及史料编委。他还在《论黄巾农民起义的口号》(《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谈“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主义”的区别——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新建设》1961年第5期)、《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等论文中,对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六)宋元戏曲研究。贺昌群早年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元人的戏曲小令发生了兴趣。他的第一部专著《元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从域外乐舞来探求宋元戏曲的渊源,取得了当时“多数研究宋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成果。他还译介了《昆曲的演变与皮黄调的繁兴》(《朝华》第3卷第1期,1932年)、《刘知远诸宫调考》(《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4号,1932年)等。

贺昌群重要的论著还有《上古哲学史上的名家与所谓的“别墨”》(《东方杂志》第24卷第21期,1927年)、《语言的缺陷》(《民铎杂志》第11卷第1期,1931年)、《三种汉画之发现》(《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益世报·史学》1935年第14期)、《历史学的新途径》(《中学生》第61期,1935年)、《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禹贡》第534合辑,1936年)、《民族的自信》(《国命旬刊》创刊号,1937年)、《论王霸义利之辨》(《责善》第24期,1941年)、《汉唐精神》(《读书通讯》84-86期,1944年)、《升斗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等。

贺昌群治史既注重实证,又追求经世致用。他主张治史要重视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力求从历代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他关注新材料,在利用考古新成果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敏锐地指出:“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要在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他还把历史研究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卢沟桥事变后,他撰文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激烈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统治,支持与保护学生的民主运动,被誉为“民主教授”。建国后,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在图书馆管理与建设、文物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凌文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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