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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

发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半个多世纪来留下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足迹,为发展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耗尽心血和精力,做出重要贡献。

 

 

尹达,姓刘名燿,字照林,又名虚谷,笔名水牛。19061017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198371病逝于北京,骨灰撒在黄河郑州段。

清末刘氏家族以贩盐发迹,至刘燿父辈发达起来。父刘绍宣,最后一次乡试举人,先任县立小学校长,后到开封新式中学任职。

五四运动之初,刘燿始读私塾,1920年入滑县小学,1922年入县12中。1925年考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1928年升河南大学本科,先在哲学系,后转国文系。当此之时,中国社会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帷幕刚刚揭起,数量众多的本土文化遗存陆续被发现,以史前遗址为最多。社会性质变革、文化遗存出新,对于刘燿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使他在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抉择。

作为青年学生,首先关心国家命运。“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是减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向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时候,正迫切地要求着这一问题的解答”,刘燿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最直接感受是:“以锋利的文学手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一针强心剂。”[①]

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开始殷虚发掘。根据本人函呈、学校查核成绩,19313月刘燿与石璋如作为河南大学“函送学生”参加殷虚发掘。刘燿最初在安阳小屯北地见习,随即赴安阳后冈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发掘。19325月主持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发掘,秋季参加浚县辛村卫墓第二次发掘,毕业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1933年春参加浚县辛村卫墓第三次发掘,随后主持安阳后冈第三次发掘,与石璋如一起调查安阳同乐寨遗址,1934年春主持安阳后冈第四次发掘。

其间,兄长赵毅敏(原名刘焜)为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奉天市委书记,被日本宪兵搜捕入狱。正在参加发掘的刘燿立即赶赴沈阳探视,并设法筹款营救。赵毅敏回忆说:

 

我被捕以后,他为了安慰父母,过一段时间就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写封信,告诉父母我又来信了,实际上我一封信也没写过。我的太太凌莎和孩子,那时候也都由他照顾着。[②]

 

1934年秋,刘燿研究生毕业,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发掘,负责西区1001大墓,后又进行东区小墓发掘。1936夏初,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负责瓦屋村遗址。不久,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撰写两城镇发掘报告,“抱病从事”,图版及器物草图基本完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长沙圣经学校。126,刘燿在未完成的两城镇发掘报告稿最后留下3页文字,其中有这样几段:

 

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

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著(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但是,事实的诉语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在极度理智的分析之后,才压抑了这样的矛盾,暂时苟安于“考古生活”之内。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③]

 

1214日,考古组举行“离别宴”,石璋如有一段“清溪阁醉别”的回忆:

 

十四日的下午在长沙清溪阁二楼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燿、李景聃、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霈、胡福林、高去寻、潘悫、杨延宾,还有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连青等。……酒菜上来后,大家起立,先恭祝研究所人员、文物均能平安的迁移到理想的目的地,一杯;次恭祝三组同人,不论随所或他去,日后均能保持联系和安全,一杯;……第二天十二月十五日,照林、子湘、延宾、霈苍要离职的几位朋友,把早已理清的作业捆好交给公家,醉意尚未完全离身,便忙着上路去开拓另外的新天地了,这是考古组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国仇组恨终身难忘。[④]

 

193712月底,刘燿到达延安,19381月改用母姓,始称尹达。经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进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11月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教。19392月调入马克思列宁学院,为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兼陕北公学总校教员。不久,开始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与范文澜、佟冬合撰《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9417月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194511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出版工作。其间,完成《书籍版式汇编》一书。

正当《中国原始社会》出版前后,传来一件更为伤痛的消息。小妹刘涑(刘淑芬)在山西灵丘黄木沟转移群众时,为抢救一个孩子而壮烈牺牲。刘涑,北仓女中高中生,“西安事变”后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先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受训,后到延安学习,丈夫李天焕。

抗战即将胜利,为促进国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以“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尹达与傅斯年面晤,以《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相赠。19462月尹达即将调赴北方大学,捎信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告知“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这才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3月在《中国考古报告》第2册和《北方杂志》212期的同时发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⑤]的意愿,虽因时局变化未能实现,却表现出尹达对“未完成”的两城镇发掘报告的牵挂之情。

19465月,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任教。1948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任教务长。北平解放初,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负责接管古都众多的文物单位。华北大学改名中国人民大学,任研究部副部长。19539月,调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195312月调中国科学院,协助郭沫若筹建历史研究一所,为副所长。19546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56月,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1959年至1962年,兼考古研究所所长。19602月,历史研究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为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协助郭沫若创办《历史研究》,担任主编至1960年。同邓拓一道筹建历史博物馆,同吴晗、谭其骧负责组织编绘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负责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的组织工作等。其间,撰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自1954年起,连选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后,继续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增订《中国新石器时代》为《新石器时代》198210月为历史研究所顾问,主持编写《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自1978年起,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对于尹达“宁愿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忘我无私的高贵品德”,长期与之共事的侯外庐“深有感受”的回忆说:

 

建国以后,尹达同志接受党的委派,担负起全国历史学科的组织建设任务,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作为历史学科的组织工作者之一,其功不可没。……我和尹达同志在历史所长期合作共事,而我于全面工作尽力甚微,主要工作都由他承担了,因而使我得以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我在历史所工作以来所出版的著作中,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