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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半个多世纪来留下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足迹,为发展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耗尽心血和精力,做出重要贡献。

 

 

尹达,姓刘名燿,字照林,又名虚谷,笔名水牛。19061017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198371病逝于北京,骨灰撒在黄河郑州段。

清末刘氏家族以贩盐发迹,至刘燿父辈发达起来。父刘绍宣,最后一次乡试举人,先任县立小学校长,后到开封新式中学任职。

五四运动之初,刘燿始读私塾,1920年入滑县小学,1922年入县12中。1925年考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1928年升河南大学本科,先在哲学系,后转国文系。当此之时,中国社会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帷幕刚刚揭起,数量众多的本土文化遗存陆续被发现,以史前遗址为最多。社会性质变革、文化遗存出新,对于刘燿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使他在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抉择。

作为青年学生,首先关心国家命运。“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是减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向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时候,正迫切地要求着这一问题的解答”,刘燿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最直接感受是:“以锋利的文学手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一针强心剂。”[①]

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开始殷虚发掘。根据本人函呈、学校查核成绩,19313月刘燿与石璋如作为河南大学“函送学生”参加殷虚发掘。刘燿最初在安阳小屯北地见习,随即赴安阳后冈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发掘。19325月主持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发掘,秋季参加浚县辛村卫墓第二次发掘,毕业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1933年春参加浚县辛村卫墓第三次发掘,随后主持安阳后冈第三次发掘,与石璋如一起调查安阳同乐寨遗址,1934年春主持安阳后冈第四次发掘。

其间,兄长赵毅敏(原名刘焜)为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奉天市委书记,被日本宪兵搜捕入狱。正在参加发掘的刘燿立即赶赴沈阳探视,并设法筹款营救。赵毅敏回忆说:

 

我被捕以后,他为了安慰父母,过一段时间就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写封信,告诉父母我又来信了,实际上我一封信也没写过。我的太太凌莎和孩子,那时候也都由他照顾着。[②]

 

1934年秋,刘燿研究生毕业,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发掘,负责西区1001大墓,后又进行东区小墓发掘。1936夏初,参加梁思永主持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发掘,负责瓦屋村遗址。不久,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撰写两城镇发掘报告,“抱病从事”,图版及器物草图基本完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长沙圣经学校。126,刘燿在未完成的两城镇发掘报告稿最后留下3页文字,其中有这样几段:

 

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

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著(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但是,事实的诉语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在极度理智的分析之后,才压抑了这样的矛盾,暂时苟安于“考古生活”之内。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③]

 

1214日,考古组举行“离别宴”,石璋如有一段“清溪阁醉别”的回忆:

 

十四日的下午在长沙清溪阁二楼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燿、李景聃、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霈、胡福林、高去寻、潘悫、杨延宾,还有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连青等。……酒菜上来后,大家起立,先恭祝研究所人员、文物均能平安的迁移到理想的目的地,一杯;次恭祝三组同人,不论随所或他去,日后均能保持联系和安全,一杯;……第二天十二月十五日,照林、子湘、延宾、霈苍要离职的几位朋友,把早已理清的作业捆好交给公家,醉意尚未完全离身,便忙着上路去开拓另外的新天地了,这是考古组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国仇组恨终身难忘。[④]

 

193712月底,刘燿到达延安,19381月改用母姓,始称尹达。经陕北公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进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11月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教。19392月调入马克思列宁学院,为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兼陕北公学总校教员。不久,开始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与范文澜、佟冬合撰《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9417月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194511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出版工作。其间,完成《书籍版式汇编》一书。

正当《中国原始社会》出版前后,传来一件更为伤痛的消息。小妹刘涑(刘淑芬)在山西灵丘黄木沟转移群众时,为抢救一个孩子而壮烈牺牲。刘涑,北仓女中高中生,“西安事变”后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先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受训,后到延安学习,丈夫李天焕。

抗战即将胜利,为促进国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以“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尹达与傅斯年面晤,以《中国原始社会》一书相赠。19462月尹达即将调赴北方大学,捎信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告知“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然发见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力于学术事业”,这才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3月在《中国考古报告》第2册和《北方杂志》212期的同时发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⑤]的意愿,虽因时局变化未能实现,却表现出尹达对“未完成”的两城镇发掘报告的牵挂之情。

19465月,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任教。1948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任教务长。北平解放初,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负责接管古都众多的文物单位。华北大学改名中国人民大学,任研究部副部长。19539月,调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195312月调中国科学院,协助郭沫若筹建历史研究一所,为副所长。19546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56月,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1959年至1962年,兼考古研究所所长。19602月,历史研究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为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协助郭沫若创办《历史研究》,担任主编至1960年。同邓拓一道筹建历史博物馆,同吴晗、谭其骧负责组织编绘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负责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的组织工作等。其间,撰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自1954年起,连选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后,继续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增订《中国新石器时代》为《新石器时代》198210月为历史研究所顾问,主持编写《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自1978年起,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对于尹达“宁愿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忘我无私的高贵品德”,长期与之共事的侯外庐“深有感受”的回忆说:

 

建国以后,尹达同志接受党的委派,担负起全国历史学科的组织建设任务,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作为历史学科的组织工作者之一,其功不可没。……我和尹达同志在历史所长期合作共事,而我于全面工作尽力甚微,主要工作都由他承担了,因而使我得以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我在历史所工作以来所出版的著作中,虽然都没有写上他的名字,但和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⑥]

 

 

 

尹达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郭沫若,一是梁思永。

尹达曾明确表示:

 

三十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吸引着我。从此,我就逐步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阵地了。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

 

19316月,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社会分期问题》。1945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尹达在延安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周恩来往返两地转达彼此的著作,尹达与郭沫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49年北平解放,尹达见到郭沫若,“得到了面受教益的机会”,从此“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直到郭老去世。”尹达多次表示:

 

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⑦]

 

在梁思永“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之于田野的调查和发掘的考古工作”的年间,尹达一面系统学习近代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即是关于《考古研究法》的评论;一面参加河南、山东等地的考古发掘实践,而其中许多发掘都是由梁思永主持和领导的。因此,尹达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梁思永“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的重要意义,在第一篇发掘报告《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结语”部分明确写道:

 

后冈在中国史前史上地位的重要,梁思永先生在他的《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里曾经详细的加以叙述。它具有小屯、龙山和仰韶三期的文化遗存,错综的分层堆积在地下。我们顺着层位的关系,自下而上的揭开,由小屯而龙山而仰韶便很清楚的一层层的见到了。这发见解决了中国史前史上不少的悬案,给我们一条正确的坦途去探索中国的史前期的社会。……以这遗址各期的文化遗存作基石,精密的去考究中国所发见的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则它们的先后系列不难找到。

 

这是尹达对梁思永贡献的评价,也是尹达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依据。

尹达主持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报告“已成十分之九”,夏鼐见过“报告的底稿”,认为“无论就材料而论,或就整理编写方法而论,都远胜大赉店遗址报告”,“附有尹达的留言,希望梁思永加以完成”[⑧]。虽为未完稿,梁思永仍然给予极高评价:

 

这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区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而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⑨]

 

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重写于南京鸡鸣寺旁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正是以梁思永参加、主持、领导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坚实基础,准确地运用梁思永关于“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这把“钥匙”,经过缜密论证得出确论的。1939年冬在延安蓝家坪写成《中国原始社会》第一编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强调“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阳的后冈发见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上有着很重要的贡献”。195556月间,将此篇改写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特意把这部分稿子送给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过”。1955 8《中国新石器时代·后记》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的补充,就是梁思永先生提出的意见。他本来希望我插在那篇里面,因为那篇写得较早,不便大动,所以就附在后面了。现在梁思永先生已去世一年多了,我谨以这册书的出版永志思永先生的热情。

 

《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不仅“永志”尹达对梁思永的深厚感情,同时永远记录下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与梁思永的学术渊源。

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决定尹达必然走出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从1931年发表《关于社会分期问题》、参加河南殷虚发掘到1983年病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311937年,步入考古领域,即获重要创见;19381943年,把新石器时代考古推进到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方面,考古与史学研究初步结合;19441953年,从事出版与教育组织工作,基本中断考古与史学研究;19541966年,肩负新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学科建设重任,从事历史学理论、考古学理论探讨,考古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此后,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着长时间的理论思考。

 

 

“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使尹达先生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增订本)、《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

一、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在延安恢复中断两年多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把1937年以前发掘所得比较可信的材料进行整理,审慎地找出各种文化遗存的先后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文化遗存的具体内容,1939年冬写成《中国原始社会》第一编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论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序:仰韶文化遗存——在下层,属于后冈期;龙山文化遗存——在中层,属于辛村期;小屯文化遗存——在上层,属于殷代后期。以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论断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初步确立。

15年后发现安特生的新的报告里“对于分期问题的意见,只是过去的见解之继续发展而已;其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的旧说在我国的影响尚未清除,其新著却又在我国一部分历史学者中发生了影响”,19554月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重点考察了先前未及深入的不召寨、齐家坪遗存,根据夏鼐等的考古报告,所得结论是:“不召寨是纯粹的龙山文化遗址;仰韶村遗址里有龙山文化的墓葬”,“安特生所假设的‘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的基点就站不住了,他为这一错误论点所作的辩护也就不攻自破了”;“齐家坪遗址确属另一系统的文化遗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为一谈”,“安特生把齐家期放在仰韶期前面是错误的”。

19626月以后“重温了搁置已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综合起来”的“全国范围内三千多遗址的丰富内容”为基础,“忙里偷闲,深夜捉笔”,196310月正式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这一长篇论文,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根据新的发现、新的问题,提出尚待深入钻研的学术问题,论证了“怎样前进”的诸多方面,“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⑩]

1979年《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出版,成为尹达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科学体系的代表作杨向奎、张政烺称之为“把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二、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地原始社会研究,《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紧跟其后以唯物史观对史前社会作出系统研究的是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4012月修订改版为《中国原始社会史》几乎同时,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409月,完成全书主体部分,即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着重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第一编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费力最大”,以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论断为“基石”,第一编第三篇《在崩溃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的写法及引用的基本史料均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并“借重”了“彦堂先生的成果”。19401月至19411月写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作为第三编《补编》,与第一、二编合为一书,19435月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扉页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它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著。

《中国原始社会》深受梁思永、郭沫若两人影响,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中国原始社会的系统研究上,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成沟通近代考古与“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标志。对此,夏鼐作有这样的评论:

 

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字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他们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新路子,为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史学阵地打下了基础,立下了影响深远的功劳。[]

 

三、为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不久,尹达将“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19771978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阵地,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

1982年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室成员讨论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尹达没有来得及完成主编工作,编写组在编者说明中这样写着:“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尹达同志史学生涯的一个纪念。同时,也寄托着我们的缅怀之情!”全书六编,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成为具有创新尝试的代表。当时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代表作,分别代表尹达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清晰地展示出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历史足迹和治学道路。

 

 

重视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走“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形成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沟通考古与史学,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早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初期,尹达的这一治学特点就为梁思永所赏识。据夏鼐回忆:

 

梁思永喜欢尹达,说他的工作认真、细致,说他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有综合研究的能力。[]

 

19377月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文章将1936年以前17年间“境内关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作以系统清理,按其内容进行分析,“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两者“层位关系”的5处堆积情况,得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的重要结论,指出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将两种不同之文化遗存混于一处”,“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

《中国原始社会》第一编第三篇《崩溃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多处将综合研究的方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其中,关于将“帝王”用品与一般氏族成员用品区分开来的论述,尤具方法论的意义:

 

将这两部分材料配备在一起,分类说明,从各类之一般状况说到其各类特别发展的部分,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有更具体的了解。

 

这既是针对仅凭片面考古材料下结论的研究方法,又是针对只追求“豪华”出土物的“大发掘”而不愿进行仅有“一般”遗物“小发掘”的偏向。综合研究的方法作为尹达的重要治学特点,在1938年—1943年这一时期形成。

1955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1963年《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谈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怎样前进”,在阐述综合研究、科学发掘及其相关诸问题时,有一则带总结性的论述:

 

综合研究和发掘工作之间应当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关系。不在科学发掘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学术成果;不在科学的综合研究指导下进行发掘工作,往往会处于盲目状态,忽略其应当注意的重要现象,从而失却其可能解决某些学术问题的机会。这是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

 

这是尹达走“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积累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既是个人的经验总结,又是新石器时代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验积累。这不仅限于新石器时代研究领域,实在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谈到多学科协作,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它迫切需要史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物理、化学等等学科的大力支援,从这些学科中吸取必要的营养资料。

 

直至病逝前,依然不忘“把史前考古、民族学、历史学以及各个有关学科的学者们密切地联合起来”[]。这一愿望,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①] 《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学集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收《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下同)、《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下同)。

[②] 刘增杰《历历人生——赵毅敏》,《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原载《古今论衡》1998年创刊号(10月)。

[④] 石璋如《照林与侯家庄1001大墓》附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按:胡福林即胡厚宣,照林即尹达。

[⑤] 王汎森等《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印行,第222页。

[⑥] 侯外庐《深切悼念尹达同志》,《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⑦] 前引《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

[⑧] 夏鼐《悼念尹达同志(19061983年)》,《考古》1983年第11期。

[⑨]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附“参考目录”,英文原文载《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志》第4本(1939年),中文译文载《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⑩] 《新石器时代·再版后记》,《新石器时代》254页,《尹达集》431页。

[] 杨向奎、张政烺《斯人离世去,业绩在人间》,《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 前引夏鼐《悼念尹达同志(19061983年)》。

[] Б·Г·ДОРОНИН: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Ρ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中文摘译,勃··多罗宁《现阶段中国史学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9期。

[] 前引夏鼐《悼念尹达同志(19061983年)》。

[] 《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第261266281页;《新石器时代》,第9498118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235238252页;《尹达集》,第364054页。

[] 《衷心的愿望——为〈史前研究〉的创刊而作》,《尹达史学论著选集》450页,《尹达集》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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