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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厚宣

 

胡厚宣先生,191112月出生,19954月病逝。籍贯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汉族。

先生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学,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两年后升入史学系。1934年北大毕业,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到安阳参加殷墟发掘团,发掘侯家庄王陵。1935年回到南京所内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甲骨。1940年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大学部教课,任历史社会系主任。1947年至1956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下半年,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所。

早年先生就读北京大学,随诸大师游于古史,即接受王国维“古史二重证”思想,并用此种方法来写作论文。那时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从广州迁来,所长傅斯年兼代北大史学系主任,请所内专家在史学系教课。内容均由史料结合考古发掘所得,使学生们耳目一新。

1934年北大毕业后,胡先生加入了田野工作的行列,开始了他六十年的甲骨学、考古学、古代史研究的历程。在安阳期间,于梁思永带队下,先发掘同乐寨的三层文化,又主持西北冈1004号大墓的发掘。墓中出土牛鼎鹿鼎,青铜戈,青铜矛和青钢盔,曾轰动一时。

1935年胡先生回到南京本所,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先协助董作宾编辑《殷墟文字甲编》,然后根据拓本,对照实物,撰写《殷墟文字甲编释文》,并有简单的考证。抗战结束,曾计划付印,后研究所迁台,因胡先生已经离开,就由屈万里以考释名义出版。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在安阳小屯村北地挖出编号127的一坑甲骨,由于在工作地清理不便,就连土一起制成大木箱,将甲骨运到南京史语所,由胡先生带技工数人作室内发掘。“七七事变”后,胡先生随史语所一路疏散,甲骨材料仓猝促装箱,先运长沙,经桂林,再运昆明。乃由胡厚宣、高去寻两人登记编号。127坑甲骨先后经剔剥、清洗、绘图、拼合、编号,历八个月,共得17096片。胡先生曾写有《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一长文。为纪念这一甲骨史上发掘最多的盛事,特制成石雕模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40年研究所迁四川宜宾李庄,甲骨遂逐渐墨拓编排,先后出版为《殷虚文字乙编》上中下三辑。

先生到中研院参加殷墟发掘,由求学时“每感书阙有间,文献难征”,至此“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最基本之材料。”(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从此便与甲骨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又以往研究甲骨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比较零碎。先生则力求结合殷商历史与商代遗迹、遗物进行研究,从而解决了不少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先生研治甲骨,“期能综合归纳,分析疏通、著笔之前,必先将有关材料,网又无遗,悉参于前人之说,通其辞例,考其字源,验以金文,证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旧说,固不敢妄比时贤,盖自求能免穿凿附会而已耳。”先生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即是此一研究成果的典范。其中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两文,说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时已有之,非周人所创,能补正王静安《殷周制度论》之疏误,持论尤为精湛;而《殷非奴隶社会论》,《殷代焚田说》两文,纠正社会史学者新奇怪异之说及不深究卜辞,偶摭其若干单文只字,以妄论古史之弊;《武丁时五种纪事刻辞考》,《殷代卜龟之来源》两文,综合五种同类之记事刻辞,会而考之并知殷代采贡与祭祀龟骨之制,及南北交通之问题,还纠正此前一般认为凡甲文均属卜辞的观点,并连带解决了一系列相关问题;《殷代年岁称谓考》知殷代除‘祀’之外,亦有‘年’‘岁’之称。以证治殷历者言殷无‘年’‘岁’,而《尔雅》谓‘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说为不误之谬。《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将甲骨文的四方风名与古代文献中成套材料相结合,更是应用“二重证据法”的佳例,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之作。《卜辞下乙说》一文证下乙当为人名且考知下乙当为祖乙,在殷先祖中,实占一极重要地位,可破以下乙为地名之非,此篇可称作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之后,探讨卜辞中殷商帝王、世系之成定论者。他如《殷代工方考》,考殷代对于方国之征伐;《殷代之天神崇拜》考殷代对于天帝日月星辰云虹风雨四方之信仰;《殷人占梦考》,考殷人关于梦幻之风俗;《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考殷代已有五方及中国之观念;《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古代北方多水患,故不能不营丘而居;而《殷人疾病考》更成为我国古代医史研究上公认的重要文献,文中依甲骨文字考证殷人疾病凡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正因此书(《甲骨学商史论丛》)“网罗放失,广徴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获得学术界好评,初集印出即获得当时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科学发明奖。日后此书在港、台都有翻印本问世,国内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也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选》。

先生治学的另一大特点即是注意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早先缘于前辈学者经常言及做学问首先要详细占有资料,后在实践中亦深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又念研治甲骨文字,倘欲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于是下决心收集国内外所有公私收藏的甲骨资料,先作一总括之研究。先生致力于甲骨资料的搜集,是“怀着这样一个意念:为了提供大家研究的方便,我应该把自己所搜集得见的甲骨材料,及时地公布出来,”。而先生在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资料方面的成就,确已超过前人,有力地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在甲骨著录上,先生是依个人力量刊布新资料最丰富的一家。即使不提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事,先生先后刊布的甲骨片数也已近两万片,约占存世十五余万片的八分之一强。此一数目比素以著录丰富闻名的罗振玉明义士等人所发表者要超出两倍多,较之由大规模科学发掘所获而著录的《殷虚文字》之总数也多。先生先后发表过七部甲骨文著录书,七部专著的出版,前后相距四十余年,足见用力之勤。此外,先生尚有十余篇文章著录或考释到甲骨新材料,不仅数量丰富且著录方法科学。先生于《宁沪》一书中,首创依王世分期、依事项分类相结合的著录形式,一改其前仅作分类、甚至不分类则杂乱排比的旧貌,向科学著录走出关键一步。

提到甲骨文的著录,不能不谈及《甲骨文合集》。那是1956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举行主要在北京,一部分也在上海举行。先生参加了在上海的工作,在会上提出了一项《甲骨文合集》,被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采纳,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同年下半,周恩来总理亲笔写条调先生来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并主持先秦史组。《合集》本为先生个人计划,研究所尹达副所长建议,先秦史组除参加《中国史稿》人员外,全部参加《合集》,要求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这样,《合集》就成了集体的工作。经过几年筹备,正式工作1961年开始,首先是搜集资料,先生身先士卒,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几乎跑遍全国各大都市,在交通食宿方面吃了不少苦。然后就是对这些材料经过对重、拼合、复拓、换片、选用、聚群、分期分类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编辑成书。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工作时做时停,至“文革”后期,工作才又进行并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书成之后,1978年始付印,1983年初,十三册印完出版,收甲骨41956片。作为集八十余年甲骨文出土大成的《合集》一书的总编辑,先生从计划的设想提出及日后的搜集资料、体例编排等,为之耗费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甲骨文合集》一书,饱含着先生的心血。《合集》一书,体现着先生的执着。1983年《甲骨文合集》一经出齐,即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表彰和奖励,称“这部书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以后又陆续获奖。《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极大方便了学人研究,为今后殷商历史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准确的资料。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此后,以此为基础的著述间有问世,带动了甲骨学这一学科研究进一步展开。先生也籍由《合集》的编辑,带出甲骨学商代史研究的一批新人。薪尽火传,至今未有间断。

                                            (胡振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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