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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先生传略

 

 

    谢国桢(1901-1982)先生字刚主,祖籍常州武进,寄籍河南安阳,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家、版本目录学家,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谢国桢祖父愃,字仲琴,雅好藏书,曾与江安傅增湘同僚;其父为官在外,不及照顾家室,致使先生生活困顿,幸得祖母朱夫人课训,能入私塾,对文史之学有了初步认识。

    1919年春,谢国桢从安阳赴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并加入爱国团体“敬业乐群会”,投身于“五四运动”。随后,转入北京汇文高等补习学校预科,但因不谙于英文、数学和物理等“新科学”,连续三次投考北京大学均未被录取,只能“望红楼以兴叹,见沙滩而增悲”了。但他坚持不懈,在桐城吴北江先生的提携下,半工半读数年,终于在1925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随梁启超等导师从学,与刘盼遂、刘节、王力、吴其昌、陈守实等同学游。期间,谢国桢先生完成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敏锐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其毕业论文《顾亭林学谱》更得梁任公赏识,后于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得梁启超先生提携,谢国桢赴天津“饮冰室”梁宅,课其子女思达、思懿等人,同时在任公的亲自讲授和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及建筑园林史迹。此外,谢国桢先生还参加了梁启超主持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辑工作。这段经历,为谢国桢日后致力于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及明清文献的整理并取得精深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梁启超先生辞去北平图书馆馆长一职后,介绍谢国桢到南开中学教书,半年后,推荐他入北平图书馆编纂部,参加馆藏丛书目录的编辑。谢国桢先生便在馆长徐森玉的领导下,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并继续明清史的研究。当时北平图书馆环境宽松,谢先生在此环境中,得以优裕从学。他仿照朱彝尊《经义考》体例,为1500余种丛书撰写了解题,并采录原书序跋,撰成《丛书考》稿。在1942年完成《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国丛书综录》时,将它寄给了顾廷龙,供其参考。

    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谢国桢先生在傅增湘的安排下到江浙观书。得以遍观张元济的私人藏书以及涵芬楼、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藏书楼、南浔嘉业堂、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等处珍藏善本。此外,他还北上沈阳,东渡日本、朝鲜阅读古籍,加上他此前在北图馆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日庚款基金会所办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等处披览的馆藏珍籍,谢国桢先生对当时明清文献的保存状貌,有了通观的了解。

    凭观书所得,谢国桢先生在1931年撰写了《清开国史料考》,书凡6卷,特色之处在于对档案,特别是满洲档案给予了充分关注。例如该书将清初档案分为辽宁旧档、故宫旧档、内阁大库流传各地诸档等部,分别缕述其内容及价值。以此书为基础的扩充之作是同年4月完成的《晚明史籍考》,80万言,20卷。该书以明神宗始至清一统之后的野史为搜录对象,对采录古籍的版本、序跋及凡例,也一并著录,并加按语以评价其史料价值。该书1932年刊行后,被柳亚子称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20世纪50年代末,谢国桢先生开始增订此书,蒇事后共著录明清之际的史籍1140余种,未见史籍620余种,篇幅增加了约1/3

   1932年,谢国桢承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前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讲师。期间,谢国桢先生整理旧籍,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此书在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厘清了将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提出在明末清初社会腐败的环境下,尚有竞争和社集,存在着相对的言论自由,表现出了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复杂性。此书的出版,在当时有助于唤起民族之精神,鲁迅先生故而称赞此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之后,谢国桢先生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1934年他辞去教职,回家乡河南参加《河南通志》的编纂。不久,返回北平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并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采集与整理。此外,他开始关注清初东北满族的兴起,对与其源流相关的契丹、金源以及汉代乌桓、鲜卑的史迹都十分关注。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谢国桢先生在1937年秋到长沙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任职。次年,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指派,回北平典守北图文献。在此期间,谢国桢受周作人之聘,在伪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因此被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辞退。谢国桢先生在北平期间,参加了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资助、由当时北平学者参与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工作,负责该提要稿本的第29册、30册、31册和37册之撰写。之后,由傅增湘先生介绍,谢国桢在私营大众银行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任教于北平临时大学。

    1946年经周扬介绍,谢国桢先生通过解放区回乡省亲。在回安阳的途中,在邯郸遇到了范文澜先生,受托到上海为解放区华北大学购买图书。1947年谢国桢先生在上海校辑了全祖望《鲒埼亭集内外编》的严元照评校和杨凤苞评注的稿本,还撰写了《清初东北流人考》一书,翌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书对明遗民的评价在当时颇具新意,认为由清初大兴文字狱获罪的江南明遗民,为东北的民族团结与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谢国桢经钱穆先生推荐,到昆明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次年,谢国桢先生欣闻北平解放,在19492月从镇江渡江,投奔解放区。

    经范文澜介绍,19495月,谢国桢先生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9月间分配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该系教授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明清史、目录学、历史文选等课程。授课之余,他完成了《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与张献忠》等论文的撰写,编纂了《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他这阶段最为重要的研究是完成了《南明史略》,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说了南明诸政权的兴替,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民族的反清斗争,总结了南明政权腐败导致败亡的历史教训,是按照唯物史观来分析南明史的重要成果。此书出版后,谢国桢应郭沫若之邀,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60年,谢国桢先生将整理阅读野史稗乘所得,结集为《明清笔记谈丛》出版,1981年再版。

在“文革”期间,谢国桢先生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度被发配到河南息县明港干校劳动,夫人也含冤病故。但恶劣的环境并未动摇先生投身史学研究的决心,他从1972年开始撰写《两汉社会生活概述》。“文革”之后,谢国桢先生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指导研究生。不久,他发表了重要论文《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认为在明代嘉靖年间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迟缓、曲折,但积累的财富却有利于明代文化的发展。

1980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谢国桢先生搜辑、整理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和《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这两部书以明清野史笔记资料中涉及明代的史事为主,兼取清人诗文集和地方志资料,以补充《明史》相关记载之不足。1982年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先生在解放前撰写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解放后撰写的论文十一篇。

 1982年谢国桢先生因病入院,94,病情恶化,引发败血症,抢救无效,赫然长逝,终年82岁。

 

                                              (解扬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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