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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传

 

沈从文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文学家、文物学家。他以小学文化的薄弱基础,经过不懈奋斗和努力,创造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文物研究成果,为学术界所瞩目,颇具传奇色彩。他曾被国家有关部门推选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021228日,沈从文出生在湖南省美丽的凤凰小镇。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与当时中国多数稍具条件的家庭一样,沈从文在刚刚跨入童年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入私塾读书,十年间,几经转暂,终于在顽皮中取得了他人生中最高学历——高小毕业。15岁,正当沈从文准备上初中继续读书时,因家中突发变故,只能改为加入地方军队,转战于湘、黔、川地区。这段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无奈的经历,实际非但不荒唐,而且还有些弥足珍贵,沈从文之后的精彩创作和再后来的文物研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本段生活经历。

1923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到了偏远的湘西,在新思潮的感召下,沈从文离开了家乡,奔向了几千里以外的北京。

正当沈从文怀揣读书梦,准备在北京实现理想的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困难时期的挑战。先是投考的“北大”等几所国立大学没能被录取,又因学费高的缘故与考中的中法大学失之交臂。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只能调整目标,将全部精力用于文学写作方面,结果也是失望的,以十二分刻苦写成的稿子,投往各个刊物后被悉数退回,甚至被奚落。一连串的失败下,至最后连自己的生计也发生了危机。寒冬时节,穿着几件单衣的沈从文伏在没有炉火的小房内写作,全身冻得发抖,前来看望他的郁达夫眼见此状,既惊讶又同情,立刻解下自己的围巾给沈从文围在身上,并在饭后将余下的钱留给了沈从文。不久,郁达夫便以沈从文为核心,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呼吁不平。面对困难,沈从文没有退缩,以他“乡下人”特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终于取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中,相继发表了包括名篇《边城》、《湘西散记》、《长河》等在内的各类作品400余万字,一举成为了当时文学界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沈从文刚刚迈入中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他全部事业生涯中文学创作部分的成功。他创作的那些饱含清新秀美乡土气息和注重人性描述的作品风格,在国内文坛独树一帜,其艺术特色还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国际文学界的高度重视,据悉,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委员们曾将目光重点的投向了沈从文。

1929年,也就是距沈从文“高考”失败的六年后,被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为讲师,这是沈从文以小学文化的学历资格首次登上大学的讲台,为学生讲授“新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此后,沈从文又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分别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位。

在成功完成文学创作与教学任务的同时,沈从文还抽出部分时间经历参与刊物和教材的编辑工作。他曾担任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平明日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艺周刊》等栏目的主编,与徐志摩、杨振声、萧乾、冯至等人一起,以刊物为纽带,聚结了梁思成、林徽因、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朱光潜、俞平伯等大批知名学者,使其刊物特别是《大公报•文艺副刊》办的有声有色。

1948年,因为某些原因,沈从文开始退出文坛,转入博物馆和文物方面的研究。北京解放后,沈从文就辞掉“北大”教授职位,来到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沈从文这次工作性质的改变,虽然最后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转身之初并不顺畅,更难谈华丽。面对新的工作和环境,此前在文学创作、教学和刊物编辑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帮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了负担,沈从文遇到了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个困难时期。

为了迈过他人生道路中的第二道坎,在最初的几年里,沈从文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他再次拿出其“乡下人” 的超强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压力,终于走出了思想阴霾,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沈从文在“午门楼上和两个回廊”的文物库房中“转了十年”。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春夏秋冬,四季如一。仅在五十年代的十年中,经他过目、把握、研究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钱币、丝绸、地毯等文物,就有近100万件之多。沈从文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陪伴着他那些钟爱的各类文物,默默地学习着、努力着,顽强地从事着他再次选定的事业。在具体的研究项目方面,沈从文用他积累的广泛文化史专长安排实施了多项计划,主要有“明清丝绸”、“刺绣史”、“唐宋铜镜”、“工艺美术简史”、“中国陶瓷艺术使”“中国漆器图案”以及为未来“丝绸博物馆”的成立做准备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沈从文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钻研,终于有了收获,从1953年较早发表的《明织金锦问题》和《中国古代陶瓷》开始,相继又有《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等论著的出版。此时的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注重运用研究理论方法,是沈从文文物研究成功的一个秘笈。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文物往往承担着为某种研究理论观点提供依据的作用,具体问题研究成功与否,鉴定把握文物的准确性成为了问题研究的关键。沈从文深知此问题的重要和严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任何事物存在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舍得在此投入大量的时间经历,在浩瀚文物海洋中,结合文献,认真观察、分析、比较每件文物的质地、造型、纹饰、色彩等特点,从中努力寻找出同类、同时代文物的共性与差别,找出相承时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类文物间的异同规律,形成经验,并用于文物的鉴定实践之中。比如,普遍被业界认为是五代画家顾闳中所作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沈从文通过画中所绘用具、礼仪习俗、人物服饰等表现内容都是宋代所具有的特征为依据,鉴定该作品的成画年代是宋代,而非被多数人认为的五代。

沈从文还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理论的积极推行者。他在美国圣诺望大学的一次讲演上说:“(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他又认为:“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多年来,沈从文用这种方法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汉代的进贤冠上帻巾出现的时间争议、中国古代铜镜变化区别等问题。

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可称得上是全材,其中,建树最深的当属服饰专题研究。

1963年,沈从文受周总理的委托,编撰一部研究介绍中国古代服饰方面的专著。沈从文不负重托,利用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广博文物知识,在馆里其他同志的协助下,于1964年底完成了书的初稿。就在著作将要出版之际,一场席卷全国的浩劫,差一点使这部成果毁于一旦。 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支持下,沈从文由历史博物馆调入历史所,很快组建起了一个新班子,继续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工作,并于1981年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顺利出版,在完成了周总理嘱托的同时,也宣告了沈从文文物研究事业的成功。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沈从文以大量各类文物作为第一手资料,从具体问题入手,旁征博引,深入分析,力求全面透彻。全书虽不是沿袭传统的体系构架而完成,但所论内容事出有据,具有突出的开创意义,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专著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空白,而且在学术领域还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

                                                                          (赵连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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