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当前所处位置:向达

选择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向达小传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即觉明的对应梵语)。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中古和明清时期)和敦煌学而闻名于世。

1900219,向达出生于湖南溆浦县。1911年入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17年毕业。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化学,一年后,转入文史部。1924毕业。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是学校史地学会的主要领导人。

大学毕业的当年的夏天,考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英文见习编辑。起初在百科全书委员会译百科全书稿。后调至史地部审查校对史地书稿。他的翻译工作,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外国史地方面的内容,二是有关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三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内容。这几年的翻译工作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5年发表《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讨论的是苏祗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的关系;1929年发表《论唐代佛曲》,认为佛曲源于苏祗婆瑟琶七调,而敦煌发现的所谓俗文学的材料,并非罗振玉所命名的“佛曲”。此文对敦煌文书中唐代俗文学的认定意义重大。而在1928年发表的《唐代刊书考》中,已大量利用了敦煌文书。可见,他在中西交通的大背景下,利用新发现的敦煌文书,研究文化交流的学术取向,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

1929年的《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和1930年的《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都侧重于资料的收集;论著则是《论龟兹白姓》。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书评或译介,围绕的都是西域南海的史地。这标志着他已将西域史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

元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也引起了他的关注,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的情况,更成为他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元代马可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汤若望进呈图象残存考》、《十三洋行行名考》、《书熊三拔〈泰西水法〉后》、《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等。

总之,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材料,都与他大学就读的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学术氛围不大相同。他是用新材料、用专题论文的方式来研究新问题的。可以说,他一生学术研究取向的奠基时期,是在他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五年间。

1930 年秋,北平图书馆新馆建立,经赵万里介绍,向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编纂,参加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敦煌文书。1931-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56号和62号,他以“敦煌丛抄”为名,公布了一些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主要是变文和氏族志,其中又以变文居多。这是他此前《论唐代佛曲》的关于唐代俗文学研究的继续。

北图工作期间,他撰写和翻译的一系列著作,几乎都属于中西交通史的范围。如《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跋明陈诚〈西域行程记〉及李暹〈西域番国志〉》、《佛游天竺记考释》,书评《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我的探险生活》(斯文赫定著)等。这些成绩,无一不是沿着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所确定的研究方向的继续前行、不断探索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发表了奠定其“敦煌学”学术地位的《唐代俗讲考》,编写了《中西交通史》,翻译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四种著作,标志着他在以西域史地为中心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成熟,而《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空间虽在长安,所述内容却是西域的文化,可以说是“西域文明在长安”。此文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他研究所涉及的面,似乎仍为今天研究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所承用。此文奠定了他在西域史地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

1934年,他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标志着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已渐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193512月,向达作为北平图书馆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交换馆员,赴欧洲工作。这又可分作三个小阶段。193512月至19367月,他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临时馆员,主要工作是编该馆所藏中文书的目录。19367月至193712月,他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抄录英藏敦煌写本。193712月至19388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抄录法藏敦煌文书和天主教文献;其间的193712月至19381月曾至德国柏林等处调查、研究新疆文物。

他在欧洲阅读和抄录的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敦煌文书,二是太平天国的资料(成为日后金毓黻主持编集《太平天国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的资料。同时,也为国内学界同仁抄录了相关材料,比如,曾受顾颉刚之托,拍摄了敦煌文书中有关《尚书》的照片。同时,还为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敦煌卷子的照片。

19388月,向达离开法国,取道香港、越南,经昆明、贵阳,也回到了溆浦老家,与妻儿团聚。19393月,经张其昀的介绍,他携妻将子,前往浙大(在广西宜山)史地系任教授。半年后,转就北京大学之聘,于是在1939年秋又到了昆明,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中西交通史”导师,指导研究生;同时,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直至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1942-1943年、1944年两次赴西北进行的学术考察。这两次西北考察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巩固了向达在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特别是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石窟寺进行的研究,对推动日后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而他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所作的详细记录,价值极高。

抗战胜利以后,向达复员到了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治腐败极为不满,为争取北大教授的最低保障,在停教宣言上签字;他是《保障人权宣言》的十三位教授发起者之一。因此,被视为“进教授”、“民主教授”。

19477月至19487月,向达休假一年。其间,他就任南京中央博物馆专门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2月,曾代表中央博物馆至台湾筹备展览。

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维持小组;向达受命以历史系教授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直至北平解放。

1949年,他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他参加了第一次赴朝慰问团。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在学术方面,19497月,他是新史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筹备会。1951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他是理事,并任秘书长。19545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同年6月,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因民族识别中,主张土家族为单独一个少数民族,被划为右派。

向达划为右派后,直到文革爆发,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上,先后整理出版了《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等。1966年初,他草拟了《自明初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然而很快,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爆发后,他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又随同其他被批斗的人一同到了昌平,11月因病重返回,不久即于19661130病逝。

 

                                                 (孟彦弘供稿)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内大街五号 邮编:100732 网站主页

E-mail: hbliu@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 中国古代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