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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当具千秋识[1]——熊德基先生与其史学研究

                                                                   刘驰

 

学术界很重传承,在学术交往中也经常有人问及我的师门。不过熊先生的研究较为专门,加之故世较早,所以现在许多人不熟悉他的事迹与著作,这本不足为奇。不过,往往有人在听我报出师讳后立即讲拜读过你先生的某某著作,甚至讲与之很熟悉,但多数却是张冠李戴,误会为另一位姓熊的先生。当此之际,欲说不忍,欲止不能,无论言者还是聞者,皆处于尴尬境地。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拟出版专家文库,我为熊先生编辑文集后,曾在集前介绍熊先生的生平及其研究著作。适李尚英兄约我写介绍熊先生的文章,遂将之加以增补,希望学术界对于熊先生的为人与研究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艰苦奋斗的曲折经历

熊德基先生是江西省新建县人,1913723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年轻时撰文、写诗曾署名鉴堂。他自幼家境贫寒,小时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他父亲是编织女鞋花边的手工工人,母亲则在家纺织以贴补家用。尽管父亲未上过学,但却每天请人代写几个字,自小教他识字。当他8岁上私塾后,已经能勉强看章回小说了。在私塾的两年半中,除一些启蒙书外,还念了《鉴略要注》、《龙文鞭影》及许多唐诗,培养起他对历史及诗词的兴趣。

1924年,他插班进入一个市立小学,读三年级,初小毕业后考入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毕业考试时,获全校第一名,但因家境困难,几乎辍学。在赏识他的张劼老师劝说下,父亲才勉强供他上了初中。上初一时,经人介绍到一家私人报馆当校对,因工作十分繁重,报酬又低,只干不长时间就辞职了。不过在此期间,接触到一些新文学作品,遂开始学习创作新诗与小说。上初二时,所撰小说在报纸上发表,并得到稿费,从此即靠撰写新小说来自筹学费与伙食费,不再依靠家里。直到初中毕业后进入供给膳宿的师范科,他的学习与生活才得到保障。

1934年,他自师范科毕业后,曾就任一个市立小学教师,并兼教务主任。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不久就在教育界到处贪污与相互倾轧的现状下破灭了,故只教一个学期就辞职离开江西,先到南京,后又转至北平,走上继续求学之路。

在北平他住在前门外的江西会馆,恰碰到邹文轩(原名恩洵,邹韬奋幼弟)等几个中学同学和旧友,经常一起纵谈国家大事,民族兴亡,并借到《共产党宣言》及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较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深为之吸引。1935年夏,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入学考试,因数学、英语成绩不合格而落选(由于师范科这两门课程安排较少),后考入中国大学文史系,开始系统的学习生活。

1936年初,熊先生因参加学生抗日运动而被捕,在狱中的两个月中,他认识到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是密不可分的,原来设想的作学者专家的道路在当时是很难走通了,只有大家都投身革命队伍,国家才有希望。这次被捕,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校方保释出狱后,他更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并与邹文轩、刘春等集资合办文艺月刊《忘川》,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对爱国学生的镇压等。1937年中,他经一位江西同乡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知道原来邹文轩等都是党员,以前自己所参加的一些活动也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因他留在城中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要他回乡去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变卖东西筹得旅费,匆匆离开北平,几经周折,才返回江西,与组织也失去联系。1938年夏,他于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的寝室里再次宣誓入党。在南昌期间,他筹办《大众日报》,宣传抗日,报道新四军的抗敌战绩。虽然不久报纸为国民党所接管,但他仍继续从事其他地下工作。

1939年南昌陷落,同时他的身份也有些暴露,无法继续留在江西工作,组织上决定他去昆明复学。到昆明后进入西南联大,插班在师范学院史地系三年级。在校期间,他师从陈寅恪、向达、汤用彤等著名史学家,不仅开阔了学术眼界,还掌握了进行研究工作的方法。由于他年龄较大,同学们多尊称为老学长。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他听从向达先生的劝告,利用当地的史料,撰写了《南诏之种族与宗教》一文,颇得好评。

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他仍坚持进行革命工作。组织关系自江西转到后,即担任联大师范学院支部书记,接受南方局的领导。皖南事变后,许多同志被迫撤离,他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调任联大总支书记。19415月,改任昆明环湖十县教职员部门委员会书记。

1942年他毕业于联大,系主任雷海宗因他历年成绩优秀,向校方推荐他留校任助教,但此前有一个变节分子的供词牵涉到他,故为校方所拒绝。经云南省工委同意,他离开昆明,到设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史地系讲师。由于当地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尽管云南省工委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湖南,却仍与组织失去联系。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李园感怀》:“偶因避祸欲埋名,何意真成世外人。夜读每缘灯可恋,山居渐觉鸟堪亲。岂期黌舍能修史,幸得名园容卧薪。任是蓝田丘壑美,黄昏独步总伤神。”隐晦地表达自己无所依托的心情。这种情况下,他在讲课之余,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历代的正史。

1946年,他受聘于厦门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他通过与进步学生的交往,积极寻找组织,于1947年春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历任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厦门市临时工委书记,向闽西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区输送大量骨干,并为解放厦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临近解放时,为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他转移到香港。一听到厦门解放的消息,即乘第一艘开往厦门的船,涉险偷渡金门海峡,回到厦门。

建国后,熊先生担任厦门大学副教务长,兼任厦大党组书记。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调去筹建福建师范学院,仍任副教务长。在高校工作期间,他一直兼任历史系教授,没有离开教学岗位。工作之余,他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坚持完成通读历代正史的计划。

1957年,他奉调至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不久,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仍任副所长,主管行政与图书馆的工作,为保证全所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1958年,他去河北昌黎蹲点,主持编写《昌黎县志》,这一工作直到十年动乱后才完成,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十年动乱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后,他重新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现实,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答案。在干校的两年中,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不仅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历史上一些过去不太了解的事情,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打倒“四人帮”后,除所内事务外,他又兼任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并亲自担任导师,负起培养研究生的责任。尽管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但仍全心全意地抓紧史学后备队伍的建设。1982年离休后,还是时时关注所里的各项工作,作为历史所的学术委员,在审核职称晋升工作中,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审阅交来的评审材料,致使目力锐减,即使阅读一般书籍也离不开放大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直笔耕不辍,力求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写出来,供史学界参考。直到临终前一个小时,他仍在伏案写作,可以说他将一生的全部精力与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史学研究工作。

二、集腋成裘的史学研究

熊先生多年担任行政工作,白天的时间基本上都被占用,只有业余时间可以用于研究,经常工作到午夜一两点或更晚,他的大部分论著就是这样靠牺牲睡眠时间写出来的。这造成了他身体的早衰,加之他的资格较老且不喜活动,以致在不到60岁时,已经被尊称为“德老”。以下分类介绍他所发表的主要论著,并兼及文章的写作背景。

1.独树一帜的农民战争史研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研究是统治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2],依现在的眼光回顾一下当时发表的此方面论著,可以发现大部分只是简单的套用暴虐统治、残酷压榨和推动历史进步等观点来堆砌史料,反复论证,除朝代与事件的变化外,结论几乎是千篇一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这为数不多的特例中,就有熊先生发表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两篇文章。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农民战争的评价越来越高,研究范围也从史实拓展到理论。当时关于农民战争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有无两种不同的宗教?宗教对农民战争的组织作用如何?有无作为农民革命理论的宗教经典?一方坚持宗教就是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不能说有什么统治阶级的宗教和农民的宗教,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则提出中国农民战争往往是由某些“异端”宗教发动的,这种“异端”是农民的宗教,甚至将其称为农民革命的组织形式。由于《太平经》被一些学者称为“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做出许多类似的推论。因此,熊先生认为要清除后人的臆断,恢复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原貌,必须首先从对《太平经》的深入研究入手,《〈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写出的[3]

他在文中利用当时尚无人注意的敦煌文献中的《太平经》目录,大体弄清这部书的最初概貌及其流传删改情况。指出现存传世本是由一些思想相近者的作品拼凑而成,其文体、观点等虽有所差异,但经中的主导思想是规劝统治者修德省刑,周济贫民,以求得统治的稳固,同时劝诫小民要各安本分,不得逆上作乱。因此,《太平经》不仅不是农民革命的“经典”,而且是与黄巾敌对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

在此之后,熊先生又进而探索中国历史上所有与农民战争有关的宗教,认为前面提到的关于宗教与农民战争的两种对立观点都只注重表面现象,用孤立、僵化的观点看待宗教问题,难免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他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及其相关诸问题》中指出[4]: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正统与异端两种不同倾向的宗教,不过,两类宗教具有认识上的共同性,在面向神、面向来世或天堂而安分守己的思想感召下,与面向现实的反抗斗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异端宗教本身并没有革命的因素。出身下层民众的信徒发动起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而不是受宗教的影响。

异端宗教的组织也与农民起义的组织不同,两者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在内、外部因素具备的条件下,前者才有可能转化为后者。因此,泛泛将各种异端宗教组织都视为革命组织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历史现实的。熊先生特别指出,并非只有异端宗教组织可以被革命所利用,被改造为革命组织,其余农村中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如宗族、军队、“盗贼”等山林队伍、武装私贩集团、矿徒、秘密会社等,都可能转化为革命组织。同时,对于有些研究者将异端宗教与秘密会社混为一谈的做法也提出批评。

关于这些“异端”宗教的经典是否具有革命思想或者农民革命理论的问题,熊先生认为,从现存经典的内容以及历代统治阶级成员对于各类“异端”经典的评价看,中国没有任何宗教的经卷具有革命思想,更说不上是农民革命的宣传品。有些农民革命领袖对于宗教经典做出革命性的解释,在农民斗争中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但这些都不是经卷中原有的教义,而是革命斗争展开时对于教义的改造,宗教语言只是其外在形式,内容却是与宗教信仰不同的革命思想。

这两篇论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学术界有很大反响,对于日本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学者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小林隆夫将第二篇文章全文翻译后,连载于《史苑》第34卷第12期和第35卷第1期。

2.功亏一篑的六朝阶级结构研究

在大学任教期间,熊先生先是忙于革命工作,后来又有行政事务缠身,他的阅读与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教学任务来开展的。1957年调到历史所后,工作环境稳定下来,他将研究视野确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上、下限放在东汉后期至唐代中期以前。他认为要全面考察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首先需要弄清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再考察土地占有制 ,进而分析政权结构中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与其消长变化,以及各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因此,从1963年开始着手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级的分析》,但这一工作因下乡参加“四清”而中断,仅写出部分初稿。1974年他从干校归来后曾做过初步整理,可又因其他工作的牵扯而搁置下来。1979年整理出全书的序言,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级的分析〉序说》[5],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而且由于副标题的缘故,使得许多老友及后辈学者纷纷来信询问全书的出版时间,曾给他带来不小的压力。但他过于重视此书的写作,想在重新阅读这一时期史料的基础之上做较大的修改,却又很难抽出那么完整的时间来进行,故一直拖延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级的分析〉序说》实际上是这一历史时期阶级结构的总论,他指出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名词与概念十分混乱,同一名词经常有着不同的内涵,而同一概念又由许多看似相差甚远的名词来表达,必须逐一加以分析研究,切忌望文生义,进而在研究工作中产生无法解释的谬误。在文中旁征博引,对于户籍、等级、阶级、门阀和民族等主要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指出某些论著将这些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所造成的混乱。辨析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尽管有些观点在今天已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年提出来的时候,确实还需要创新的勇气。

除此篇之外,书中的其余部分皆未定稿,已经成形的《六朝农民的负担、阶级地位与历史作用》、《六朝豪族考》、《六朝的兵家与家兵》、《六朝的官私奴婢》、《六朝的屯、牧、官商、伎作和杂户》等五篇初稿是由师母从先生遗物中清理出来交给我,再经历史所同仁整理及核对后收入《六朝史考实》中[6],发表出来以供学术界参考。

《六朝农民的负担、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首先分清编户与客户两类不同性质农民在各朝代的名称及其基本状况,然后考察各个政权所征敛的赋役数额,并综合各类史料计算六朝时期编户农民和客户的家庭收支情况,指出南方的剩余劳动率高于北方,若仅从上交租米一项看,编户农民是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的,但问题在于还有沉重的徭役与兵役;客户所受的地租剥削远高于编户,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客户不仅没有剩余,而且地租已经侵占到必要劳动的4060%,;客户之所以宁愿忍受高额地租剥削,正表明当时政权的徭役与兵役是一种完全依靠暴力强制的超经济剥削,其限度已经使编户农民难于生存。农民在此境况下,为求生存,首先是从事家庭副业以补主业的不足,其次则是借债和拖欠租调,还有采用改注户籍和假冒出家来逃避赋役,最后则是逃亡山泽和揭竿起义。

《六朝豪族考》中首先明确指出六朝文献中的豪族、大姓、豪右、富人、豪侠、豪猾、土豪、宗豪、首望、乡望、宗主、豪望等,实质上多指这种阶级属性相同的人群,也即是前文提到的庶族地主阶级。认为豪族与士族的主要区别在于先世无高官,本人缺乏儒学或文才等文化素养,尽管许多豪族依仗财势横行乡里,但并不拥有政治、经济与法律特权,还被士族视为“非类”。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协调状况,决定了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豪族与士族是有可能转化的,而且这种转化不单纯是个别家族的偶然现象,是有其深厚社会基础与政治背景的。

《六朝的兵家与家兵》深入论述了兵家与家兵的来源、身份、性质与其消亡过程,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断,如家兵部曲的消亡,主要是官兵化,只有部分随身部曲成为家仆等。《六朝的官私奴婢》考察了这一时期奴婢的名称与来源,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劳动形式以及奴婢的斗争方式与放免。指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某些人占有大量的奴婢,但奴婢的总数量在人口比例上与前代相比并不算多;在奴婢的总量中,婢多于奴,这是因为无论是罪犯家属还是战俘,男人多被处死,只有妇女作为奴隶生存下来;奴婢并不都参加生产劳动,从事耕作者更少,尤其是官奴婢;相当数量的奴婢主要供主人役使,从事家务劳动或用以自给的纺织。认为有些研究者过高的估计这一时期的奴婢数量及其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地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六朝的屯、牧、官商、伎作和杂户》专门研究隶属于政权某些机构的具有特殊户籍的劳动者,虽然中、日学者已经做过一些研究,但还很不充分。本文中对各种户籍的设置由来及其演变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许多概念的内涵也逐一进行辨析,如指出杂户与杂营户的区别,杂户这一名称在十六国时期与北魏有着全然不同的内涵等。

3.六朝唐代史研究

在六朝史研究方面,除去阶级关系研究外,熊先生的关注重心在于政治史,其主要代表作是《曹魏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入魏后之变质与灭亡》[7]、《鲜卑汉化与北朝三姓的兴亡》[8]

前一篇的写作时间与阶级结构的写作时间相近,从中尚可明显感受到阶级分析理论的影响。文中指出曹操一身兼具宦官子弟与士族名流的双重身份,因而在其思想中也存在许多矛盾。虽然自己在素养与喜好上与名士相近,但在作风上却蔑视名教礼法,不婚高门;在用人政策上则是不重德行,只重才能;在政治上倚重豪族,利用士族,控制方士。因此,曹操政权是以曹氏、夏侯氏为核心的豪族政权,士族出任官职的人数虽多,但权力有限,只是被动的工具,不足以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曹丕继位后,受汉献帝禅位,正式建立起魏政权,但这也正是曹魏政权蜕化变质的开始。曹丕兄弟都自小接受士族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自然受到影响而有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曹氏与夏侯氏子弟中绝非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曹丕的用人政策发生改变,使得士族地位大为上升,在政治上日趋活跃,控制了选举大权,并开始拥有军权。到魏明帝曹睿时期,已经完全修改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出任要职的士族更多,不仅控制军权,而且染指民屯与军屯。在此基础上,作为士族代表的司马氏才有可能在高平陵之变中击败曹爽,并进而控制整个政权。

《鲜卑汉化与北朝三姓的兴亡》是熊先生所撰写的最后一篇长文,试图以鲜卑族为代表,讨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对于北朝时期鲜卑族的汉化过程与北魏、北齐、北周三朝统治者的兴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文中指出少数民族汉化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经常会出现反复,不能单纯以某一封建王朝的兴亡来判定汉化的成功与否,也不能把统治者的一姓一家与民族等同起来;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必须出于他们自觉的要求,主要还得靠他们君主带头来推动,因此,最高统治者的知识、才能、个人爱好乃至其心理与病理状态,都会对汉化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某些少数民族的成员来说,汉化不仅要改变他们的生产劳动习惯,而且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前途,的确是一个矛盾与痛苦的过程,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即成为胡、汉两派的对立,甚至导致政变或亡国。

在论述少数民族汉化脉络的的同时,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对北齐统治者高澄死因的质疑,对于高洋精神病学症状的分析,西魏宇文泰推行貌似胡化措施的内涵及其作用等,都相当精辟。

在唐代史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武则天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评价方面。应该说这两方面原本都不在熊先生的整体研究计划之中,前者是对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歪曲历史的拨乱反正,而后者则源于一次出访后的副产品及随之而来的一场笔墨官司。

在“四人帮”横行之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曾大肆吹捧武则天。熊先生出于义愤,也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开始广泛收集有关史料。在“四人帮”倒台后即写出《武则天的真面目》[9],对于澄清历史事实,肃清“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流毒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加以修改增补,列入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出版了单行本,改题为《论武则天》[10]。此后,他又就文章中所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撰写《关于武则天评价问题答客难》[11],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981年,熊先生受日本太平洋学会等单位邀请,参加在日本神户举行的“遣唐使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学术讲演会,作了《唐王朝的形成与特征》的专题报告[12]。在考虑唐代的特征时,他认为唐代的民族政策较任何封建王朝都更开明,对建立与巩固多民族的国家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故在回国后写成《唐代民族政策初探》[13],对于唐代,尤其是唐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唐初民族怀柔政策是接受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在统一各民族地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政策争得各民族的支持,共同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民族间的友好相处和民族融合。不过《历史研究》在发表此文的一期,同时发表了胡如雷先生《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一文,主要是谈唐太宗对各少数民族所采取的一些分化、离间的措施,认为在看到各族友好交往的同时,也应揭示一些民族矛盾的阴暗面。

观察角度的不同,引发了两位先生的一场争论,熊先生先后发表了《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与胡如雷同志商榷》[14]、《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15],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

4.兴之所至的文学史研究

假如说熊先生的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联,并有着相当的目的与计划性,那么他的文学史研究则更多地反映出文人的随意性。在发表的几篇文学史论文中,只有一篇最初与政治风潮有关,但在写作过程之中,政治性也逐渐淡化,而为学术性所替代。而另外几篇,则充分展现出作者知识面与其思想的跨度。

1954年文艺界举办纪念洪昇的活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请熊先生去作报告,在准备时,发现虽然中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未弄清的问题,遂在演讲后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洪昇生平及其作品》[16]。他在查阅了被清朝统治者列为禁书的《稗畦续集》等一些当时还未为人注意的材料后,对洪昇的身世与生平做了详细考证,对其主要作品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洪昇身为明末遗民,遭遇家难,因此其所作的《长生殿》虽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死恋情,但却流露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对故国的怀念。

五十年代初,胡适先生作为一种象征,受到全方位的批判,身在局中的熊先生,当然不可能无所表示。骨子里是个文人的他,选择了胡先生的《〈水浒续集两种〉序》作为靶子,通过对方志、野史笔记及陈忱自己诗的研究,认为胡先生对于陈忱的出生年代及其秘密抗清活动都未能搞清,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其创作《水浒后传》的现实生活基础。不过此文以后经过修改,定稿时政治色彩已然淡的几乎看不出来,改名为《陈忱与水浒后传》,成为一篇考证史实的文章。

《天雨花》是清初诞生的弹词名篇,在民间流传甚广,甚至有人将其与《红楼梦》并提,称为“南花北梦”。但多年来对其作者却始终不能确定,以致有多种说法并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熊先生将其与明末起兵抗清的刘淑英联系起来,并写成《〈天雨花〉的作者为明末奇女子刘淑英考》[17]。提出九种理由证明《天雨花》的作者为刘淑英,认为现在书中所署作者陶贞怀是刘淑英的化名,目前通行的刻本是经过别人修改的,而且修改者歪曲了原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诗钟是清代中期以后文人雅集时用以炫耀才思敏捷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兴起于福州,并随着福州人的迁徙逐渐发展到京师及各地,由于被视为“小道”,未见载于任何诗文集,诗话与笔记中也很少提及,近年来知之者已甚少。有鉴于此,熊先生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诗钟》[18],介绍这一流传一百多年的诗歌特殊体裁,考证了诗钟的起源、流传和发展过程,列举了诗钟中分咏格和嵌字格的各种形式,以及历代文人的佳作。

除研究与介绍前人的作品外,熊先生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词,或有悟于读史,或有感于时事,皆直抒胸襟,颇多慷慨悲壮之辞。但诗作发表不多,且他生前未作系统整理,相当零散。先生辞世后,师母陈可贞女士及家人将家中零乱的诗稿整理出来,按写作年代编排,印行《鉴堂诗草》,分赠亲朋友好。

三、渊博的学识与坦荡的胸怀

熊先生自幼即倾心文史,在求学时期及以后繁忙的工作中,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史籍及相关典籍,为研究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他通读了除《元史》外的其余二十三部正史,使得研究视野不局限于某一朝代,而是有一个贯通古今的全局观念。此外,他对别史、杂史、方志、文集、笔记小说、诗词以及碑刻、考古材料等都很重视,所以在撰写论文时往往可以应用前人所未注意的材料。他还大量涉猎有关当代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论著,认为只有了解现实,才能深化对历史的认识。

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他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只是摘抄几段语录,关键在于联系实际去理解,去思考,以之指导史学研究工作,驾驭所掌握的史料,从而达到认清历史规律的目的。正是由于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在研究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阶级结构等问题上,能不囿于陈说,提出许多创见。

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是他在研究中的另一主要特点。他经常强调要注重学术信息,多看别人的研究成果,不能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即使晚年行动不便,还常托朋友和学生代借各种图书与杂志,以避免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劳动。新意不多的文章,他宁可不写。如他曾对曹魏时期的屯田问题有些看法,拟动笔撰写,但在看到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文章后,觉得许多问题西嶋先生已经论述的很清楚,就未再动笔。他所写的每篇论文,皆有着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并加以充分论证,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因有人约稿而匆忙赶完交出。由于熊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成就,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时,他与唐长孺、周一良先生等一起被聘为学会顾问。

建国后,虽然他一直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始终平等待人,从不摆出师长或领导的架子。有后辈去请教时,一定尽心竭力地帮助,指点需要看哪些史料,选什么样的题目比较合适,并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哪些人进行过研究,而什么地方还存在着疑问,可以进行探索。无论所内所外,识与不识,他都热情接待,尽管这耗去了大量他本已不多的研究时间,他却从不厌烦,使很多人都获益匪浅。

对旧日的朋友,他从未以党的领导身份出现。如厦门大学的郑朝宗先生是他40年代的老友,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虽然他远在北京,但遇到熟人就打听郑的消息,得知郑“摘帽”的信息后,立刻就去告诉郑的另一位好友錢钟书先生。1961年,熊先生因公到厦门,特意到郑家探望,鼓励郑不要灰心丧气,要继续做学问。他的关怀使老友銘感于心,熊先生逝世后,郑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特意提及此事。

他性情耿直,胸怀坦荡,有什么意见总是当面向别人提出,极厌恶背地里议论、攻击别人。在负责所里党政事务时期,有个别人经常在背地打小报告攻击别人,他收到此类小报告后,皆付之一炬,从不理会。

当然,在过去的政治气候下,迫于无奈,他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情。如向达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时,他被指派作为历史所的代表出席在北大召开的对向先生的批判会。因众所周知他与向先生有师生之誼,且关系很好,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会上发言。但他又怕向先生因接受不了而想不开,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拜访北大另一位也在联大教过他的先生,讲了自己的苦衷及此时不宜到向家劝慰的情况,托那位先生去劝向先生想开些,要保重身体。并告诉那位先生说:“向先生可能正在生我的气,不要讲是我托您去劝的。”随着韶光的流逝,尽管事过境迁,可直到晚年他提起此事来仍心有歉疚,觉得那样对待向先生这样一位老专家,又是自己的老师,实在不应该。他在《悼向觉明师》写道:“昔年问学侍程门,座沐春风夜语深,每忆清明乙丙祸,寸心耿耿向谁论。” 虽然当时事出无奈,可他并未以此为自己辩解,来减少心中的歉疚之情。

1978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他兼任历史系主任,并亲自担任魏晋南北朝史的导师,为培养史学研究的接班人,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招生、阅卷到安排课程、聘请各方面专家指导授课,他都逐一过问。当时除本所和北京的专家外,凡路过北京的知名史学家,几乎都被请来各展所长,熊先生曾戏称为“雁过拔毛”。有次部分同学因忙于其他事情而未去听课,他曾大发雷霆,把全系同学召去训斥一顿。尽管当时有人不以为然,但多年过后,许多同学回忆起来,都觉得这实在是个一心与人为善的“好老头”。

在严肃纪律的同时,他也切实为同学们解决过许多问题,尤其是改善学习条件及图书利用等方面。一个同学在外出考察时不慎将车票丢失,无法报销。他知道后,让那位同学写一份说明情况的检查,他在上面批:“该生糊涂”,并请校方量情予以报销,结果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事后,他还怕那位同学对批语不接受,特意对其解释,只有那样批才能打开原先的僵局。

虽然与同时代的史学家相比,熊先生的著述不算丰富,但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坦荡的胸怀、乐于助人的品格,都会与他的著述一起,永远留在聆听过他教诲或研读过他论著的人们心中。

 

原刊于《炎黄文化研究》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7



[1] 出于熊先生所作七绝《奈良怀古》:“文采风流话奈良,遣唐使者几回航。史家当具千秋识,互市亲邻国运昌。”收入《鉴堂诗草》。

[2] “五朵金花”原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制作、放映的一部电影,后被借指当时中国史学界所主要讨论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

[3] 《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4] 《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6] 中华书局,2000年。在熊先生遗下的六篇未定稿中(除上述五篇外,还有《九品中正制考实》),张泽咸先生整理三篇,朱大渭先生整理两篇,笔者整理一篇,详见《六朝史考实》笔者所撰后记。

[7]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此文在熊先生生前交给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编辑组,但正式出版已在其逝世之后。

[8] 此文原已交中华书局《文史》杂志,因篇幅过长,决定分两期连载,但尚未定下具体刊出时间。在中华书局决定出版熊先生文集《六朝史考实》后,他遂将稿抽回,修改后直接收入集中。

[9]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1978年。

[10] 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 《历史教学》1979年复刊号。

[12] 此报告收入江上波夫主编《遣唐使时代之日本与中国》,日本小学馆版,1982年。

[13] 《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4]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5]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6]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17]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

[18] 《学林漫录》第9集,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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