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呈现三大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深度调整中继续前进，西方史学的涌入引发中国史坛的结构性变动，国学复兴与乾嘉朴学风气有新的发展。期间，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有不足和教训。新时代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将中国历史“中国化”：本土化是重铸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出路，中国史家要有更大历史当担，中国史学应进一步加强在世界主流史学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中国化；话语权
与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共振，历来是史学演变的基本规则，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也同样如此。“文革”结束之初，历史学曾深度参与此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创造者，在“拨乱反正”中起了特殊作用。“历史动力”“近代史线索”“洋务运动性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作用”等问题的讨论，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又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彰显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后社会大变革的许多重大时刻，历史学也一直扮演着一个积极而主动的角色，与时代共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给人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提供了契机。回顾并梳理改革开放40年历史学演进的主要脉络和趋势，总结和掘发其中所昭示的不足和教训，展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前景，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一、40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学的三大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深度调整中继续前进
“文革”结束之后，史学界即开始了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当时一部分学人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历史主义清算“文革”中流行的“阶级观点”，“回到60年代初期去”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但更多的人则呼吁“回到马克思去”，以马克思的经典原义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正本清源，以澄清人们的困惑与误解。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学，是这一时期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方面所达成的最大共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推进，随着西方史学和各种思潮的涌入，史学发展的外部格局日趋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形势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随着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巩固主流地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史学多元并存的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必要从学术理念上继续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发挥史学在新的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在坚持跨学科治史路径的同时，重拾其“问题史学”“宏观史学”“民众史学”的学术特色与优势，应是其发展的最佳策略选择。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需要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做出深度回应，以彰显唯物史观的理论活力。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新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概念框架，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困境、光大固有优势的难得机遇。
（二）西方史学的涌入与中国史坛的结构性变动
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全面融入世界史学的进程之中，是4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的另一最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没离开世界史学主要流派的影响。率先对中国史学界造成冲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此学派以“总体史”“跨学科”和“眼光向下”为核心主张，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工具大量引入历史学，推动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年鉴学派在帮助中国史学界消除“阶级斗争史学”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继年鉴学派之后，对中国史学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美国“中国学”。这一史学模式借鉴人类学、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概念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创造出“区域市场模型”“士绅社会”等解释范型，揭剖了中国历史被隐匿的层面，显示出新的阐释力，深刻影响着国内史学的走向。在这些理论的示范下，中国大陆史学越来越往社会科学化路径的纵深推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的全面复兴上。在跨学科治史理念的引导下，大陆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这三种倾向，且从题材上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区域的历史和底层的历史。总之，西方史学的大规模涌入更新了大陆史学原有的观念框架，塑造了目前国内史学的基本格局。当下中国史学早已超越对西方史学的引介与模仿阶段而进入史家的思维深处，在与西方史学特别是与美国“中国学”进行学术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国学复兴与乾嘉朴学风尚的新发展
如果说“文革”期间史家的思维模式深受“影射史学”的影响，那么改革开放至今，则是经验主义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国学复兴”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在清算“影射史学”和反对空疏学风时，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考据学家或“史料派”的方法和尺度观察和评判史学界，遂形成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这股思潮认定只有归纳才出真知，因而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从根本上回避理论思考。在对历史的宏观研究仍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这种史学思潮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语境明显发生转变，许多人纷纷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转向文献考订，国学开始“复兴”。一些学人认为，将来最为稳妥也最具意义的研究是意识形态色彩最薄弱的传统典籍研究。正是这种心态使不少人回避“问题”，转向实证。
国学复兴当然还有更为深刻的背景。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民族的复兴呼唤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和基石；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道德危机、认同危机、价值危机的存在使古典人文主义的再生变得极为迫切。但愈演愈烈的国学复兴表现在学术和学科上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崛起，而文献学的基本学术路向早在乾嘉朴学繁盛时期即已奠定。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在学术层面上实际是80年代初“回到乾嘉去”思潮的逻辑延伸。回避理论、排斥概括的朴学传统的复兴，可能是国学复兴带给史学界的最大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完成了从对宏观理论探讨趋之若鹜到埋首实证研究的学风转换。
二、“以偏治偏”：40年来历史学发展中的主要不足
学派竞争和碰撞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提供了这种基本动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傲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坛，甚至放在《春秋》诞生以来长达两千多年史学史的长河中，也毫无愧色。详细盘点这40年史学研究的成就，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只想在此指出，4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局限。
40年史学的业绩是辉煌的，但也有不足和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不足和教训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以“拨乱反正”开其端的40年来的史学，先天带有某种远离现实政治的学术品格。但“去政治化”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的歧途，成为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的借口，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一）在历史研究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矫枉过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派成为史学的主流，历史研究被全面纳入服务现实的轨道。但在“评法批儒”期间，历史学颜面尽失，沦为政治运动的附庸。于是“文革”甫一结束，学人痛定思痛，反思政治干扰学术的危害。“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并未完全脱离“现实”，但20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学者多有意避之。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历史学研究者多遁入象牙塔中，在最需要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镜鉴的时候史学却不能及时发挥应有作用。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是阻碍学术发展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因素。“二十四史”中，哪一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而“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这些教导现在都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史学工作者所遗忘。
（二）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
1949年后在“史论关系”的处理上，史学界主要经历了从批判旧史家的“重史轻论”，演变为“以论带史”，再从以反教条主义为旨归的“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不知不觉间，部分学人又重蹈“重史轻论”的覆辙。“过犹不及”“以论带史”无疑应当废弃，问题在于此后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在告别“以论带史”之后，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在拒绝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理论”和“思想”本身。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与此同时，有的历史学者还在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波折、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因此，当前史学界的最大问题，根本不在于微观研究的细化和深化，而在于同步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的回避。因此，历史研究必须重回对宏大背景的关注，必须从史学理论重回历史理论，着力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
40年来史学的不足当然远不止此，拥抱西方史学，放逐“自主叙事”，历史评价伦理尺度的缺席等，都值得反思。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40年来史学的演进中存在着一种“以偏治偏”的倾向。“文革”是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偏差，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反思“文革”、清算“文革”作为一种纠偏行为，难免“矫枉过正”，这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为历史而历史”是为了纠“古为今用”之偏，“史料即史学”是为了纠“以论带史”之偏，“碎片化”是为了纠片面重“宏大叙事”之偏，但这些纠偏的行为本身即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些偏差的出现，是和此前史学“对着干”的结果。现在看来，反思“文革”给史学开的是一剂猛药，效果显著，但服至今日，它的副作用已日趋明显。毋庸讳言，“以偏治偏”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坐视史学滑向另一个深渊的理由，“以偏治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与“背道而驰”的思维方式必须结束。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将史学推向了对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政治与学术等重要关系进行“再平衡”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做的就是汲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在一种健康正确的路向下将中国史学推向新的境界。
三、将中国历史“中国化”：新时代历史学展望
如同人们已感受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都在发生巨变。朝着更加本土化的目标重新定向，则是这一巨变的本质。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当下正处在整装再出发、再启航的关键时刻。
（一）本土化将是重新铸造未来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之路
随着中华民族逐步复兴，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国学术从根本上面临着一个转捩点，即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对中国史学而言就是要构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史体系。这是当前中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史学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是锻造一个中国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探索，必须在中国史观的指导之下才能进行。当前中国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本土的经验和材料，通过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提炼出一个中国史观，然后在这个史观的指导之下开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探索。历史观就像一副眼镜，而西方观察中国的眼镜往往是有色的。西方人用有色眼镜无法完全看清甚至看错我们的来路与去向。中国史观的长期缺席，已成为制约历史研究前行的瓶颈。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研究中积极贯彻本土化的理念。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将西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时至今日，用西方框架、西方模式呈现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经验这种现象在主流史学界已销声匿迹。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给人的最深刻感受。把“中国史”从外来研究模式中搭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躯体上不合身的“西装”，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重返故土”的历程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展开。
（二）中国史家要有更大历史担当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几乎是所有有抱负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解释过去。”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也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这不仅是说现实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更重要的是，史学家们必须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涌现与提出的问题。
必须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历史学家们具有特别的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那么即将复兴的文明具有什么内涵、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是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无疑，历史学家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特殊的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尤其是一些攸关国运的重大方略的提出，更为历史学家通过挖掘重大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深度参与国家振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参与现实创造的广阔舞台。近几年在知识界掀起阅读《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热潮，就证明了人们对于了解丝路历史的迫切需要。尽管这部引起普遍关注的著作的作者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英国历史学家，但也的确反映了“现实”对“历史”的强烈渴望。
（三）中国史学应进一步加强在世界主流史学中的话语权
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国史学曾经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史籍在周边国家广泛流布，《史记》一直被这些国家视为编写史书的范本。中国的史馆制度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官方修史的重视。中国古代史书主要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在中华文明圈内被广泛模仿。这些都印证着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上曾经的辉煌。
历史学界已经意识到世界史学格局重构的重要性，并为此做了一些值得赞许的努力。众所周知，在世界二战史研究中，围绕二战中的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历史叙述主要基于美国视角，而欧洲史学界的二战研究则多基于欧洲视角。无论是美国视角还是欧洲视角，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没有或很少关注中国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的局部抗战。在西方的二战史研究框架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被严重忽略甚至完全遮蔽。但近年来，中国学者站在鲜明的中国立场上，针对二战中中国战场的作用、局部战争和二战爆发时点、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二战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等重大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而对现存的以欧美为主导的二战研究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在二战史研究中发出了洪亮的中国声音。二战史研究可谓中国史学在重大史学问题上冲破西方话语权垄断的一个范例。
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加强中国史家掌握世界史坛话语权提供了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对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中国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中心议题。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成为四个主题讨论之首。这种情形，必将日益促进世界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对话和交流，也促使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学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中国史学也将在与世界史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中赢得更为巩固的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历史发展将更加波澜壮阔。中国史学界必将顺应这一趋势，融入这一潮流，依凭40年来的丰厚积淀，汲取40年来的经验教训，立足本土，融通中外，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史学。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文史哲》主编，济南，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