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灾人祸频仍，疫病肆行几成寻常之事，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虽有应对之策，但囿于政局混乱，且无充足财力、物力与技术支持，故实际成效往往不尽人意。近代医学界从专业防治角度，已对疫病史展开学术探究。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史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疫病问题，既有对疫病史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区域性研究，并以区域疫病史研究最为突出。区域疫病史研究中，以江南地区最受关注；两广地区虽有涉及，但无论深度和广度均远远不够。笔者参照已有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方志、档案、年鉴等文献，从疫病时空分布及危害程度、官民应对措施及实际成效、疫病防治的历史省思等三个方面，对民国两广地区疫病演化史做整体探究，以期弥补区域疫病史研究的不足。

 

一、两广地区疫病时空分布及危害程度

 

民国时期的两广与今略有不同，海南岛及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防城、钦州等地，隶属广东省。当时两广地区的疫病流行情况，可从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疫病类型、两省疫情对比、感染与死亡情况等五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从疫病发生时间来看，存在明显的轻重之分，不同年段的疫病频数相差甚大。笔者据地方志记载及已有研究成果，将民国期间两广地区疫病频数进行逐年、逐县（市）统计，得出相应数据。具体如下：

 

 

 

由图1 可知，民国期间两广地区累计发生各类疫病2 365 县市/ 次，年均62 县市/ 次。依两广200 余个县市总数计算，每年约有1 / 3 县市遭遇各类疫病侵袭，殊为严重。譬如，据广西省卫生处1940年报告，全省“发现疫症共一百五十九处”，发生天花34 县、脑膜炎22 县，赤痢16 县、疟疾18 县、白喉2 县、霍乱2 县，“其他未详者多起， 因检验设备缺乏，诊断不明者亦不在少数”。

 

据疫病频数来看，疫情走势大致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年段：民国元年至20 世纪20 年代初，系疫情的中度年段；20 世纪20 年代初至30 年代前期，系疫情的轻度年段；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至40 年代后期，系疫情的重度年段。另从20 世纪30 年代末开始，两广疫病频数便呈现急剧增加之势，并在1939年、1940年、1943年、1946年形成4 个疫情极重年份。概言之，可以20 世纪30 年代后期为节点，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段，后一时段两广地区疫情要比前一时段严重得多。

 

 

 

第二，从疫病空间分布来看，各类疫病遍及两广城乡各地，存在若干个频发县市。总的来说，疫病爆发点集中在粤东、珠三角、粤西、琼北及琼东北、桂东北、桂东南、桂中等7 个地区。具体而言：1. 至少有130 多个县市爆发过鼠疫，频发县市（10 年及以上）有大埔、丰顺、河源、兴宁、普宁、饶平、惠阳（含惠东）、东莞、顺德、新会、赤溪、罗定、高州、茂名、信宜、广州湾、海康、合浦（含浦北）、廉江、遂溪、临高、澄迈、定安、琼山、南宁（含邕宁）、苍梧、郁林、百色、崇善、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岑溪等30 多个县市，并以崇善、郁林、廉江、合浦等数个县份最为严重（25 —27年）；2. 至少有170 余个县市爆发过霍乱，频发县市（10 年及以上）有汕头、澄海、揭阳、惠阳、柳州（含柳江、柳县）、广州、桂林、苍梧等近10 个县市，并以汕头市最为严重（21 年）；3. 至少有160多个县市爆发过天花，频发县市（5 年及以上）有翁源、梅县、五华、紫金、河源、连县、汕头、饶平、惠阳、东莞、从化、南海、开平、新兴、化县、定安、桂林、南宁、柳州、博白、武鸣等20 来个县市，并以东莞、汕头等数个县市最为严重（12 年以上）；4. 至少有80多个县市爆发过疟疾，频发县市（5 年及以上）并不多，只有阳江（含阳春）、灌阳、龙州（含龙津）、桂林等四五个县市；5. 至少有50多个县市同时爆发过痢疾和流脑，频发县市（5 年及以上）同样不多，合计有桂林、柳州、藤县、龙州等五六个县市；6. 至少有20来个县市爆发过伤寒副伤寒，有10 多个县市爆发过白喉、麻疹、结核病、回归热等疫病。

 

另外，疫病的空间分布还存在明显的城乡之别。广州、汕头、南海、广州湾、南宁、柳州、桂林等人口密集城镇，疫病流行程度远重于偏远乡村地带。不过，也不绝对如此。譬如海南岛、两广瑶区等偏远地带，因经济落后、卫生恶劣，以致疫病滋生、传播的速度及危害程度，几甚于人口密集城镇。海南岛上的霍乱、疟疾、天花、赤痢等疫病极为常见。广西瑶山直到解放初期，仍因经济和卫生条件不足，而致瑶民“疾病较多， 尤其是小孩，往往因医药缺乏，死亡率极高”。这说明疫病的爆发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第三，从疫病类型来看，两广地区不仅有各类法定疫病，还有一些“地方病”，总数近20 种。不同疫病之间，发生频数明显不同。具体可见表1 ：

 

 

 

由表1 可知，两广地区主要疫病有鼠疫、霍乱、天花、疟疾、流脑、痢疾等数十种， 并以鼠疫、霍乱、天花、疟疾等4 种疫病最为频繁。鼠疫与霍乱的流行时段又存在明显差异。鼠疫多见于民国前期，20 世纪40 年代以后较少见到。相反，霍乱集中爆发于民国后期，尤以20 世纪40 年代最为严重。此外，两广地区尚有白喉、麻疹、回归热、结核病、猩红热、百日咳等多种疫病，以及多以“瘟疫”代称的数种未明疫病。以广东为例，据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1947 年调查，全省“计有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鼠疫、赤痢、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疟疾、回归热、黄热病及黑热病十三种”。

 

上述疫病之外，麻风也是民国两广地区极为常见的一种传染病。麻风虽为慢性传染病，但流行情况较霍乱、天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国民政府20 世纪30 年代初调查，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麻风病频发国家，两广地区又是中国麻风病频发地区，两广地区麻风病集中在广东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麻风病院26 所，广东有9 所（全国最多）；共有麻风村8 个，广东有2 个。广西麻风疫情虽不及广东严重，但也是全国重灾省份之一。据档案记载，1940 年广西全省便有麻风患者900 人。由是可见，民国两广地区麻风疫情的严重性已非同寻常。

 

第四，从广东和广西两省疫情对比来看，广东整体情况要比广西严重。这从两省主要疫病频数对比结果即可看出，具体如下：

 

 

由图2 可知，民国时期广东省内鼠疫、霍乱、天花等疫病频数，比广西省多得多， 而疟疾、流脑、痢疾、伤寒副伤寒及其他非常发性疫病频数则比广西省少一些。由于当时两广地区主要疫病为鼠疫、霍乱、天花、疟疾，故整体观之，广东疫情要比广西严重。

 

此外，从两省重度疫区覆盖县市范围来看，广东亦比广西严重。笔者统计发现，民国时期广东鼠疫频发县市25 个，广西11 个；广东霍乱频发县市5 个，广西3 个；广东天花频发县市17 个，广西6 个。其他如疟疾、痢疾、流脑等疫病，两省频发县市数量则大致相近。由是可知，广东重度疫区范围要比广西大得多，其疫情也自然较广西严重。

 

广东整体疫情之所以比广西严重，要因之一在于广东人口密集程度和城市发育程度，均胜于广西。尽管这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表现，但同样是各类疫病滋生、传播的“催化剂”。广东省内以广州为首的珠三角区、以汕头为首的粤东区、以韶关为首的战时省会区、以广州湾为首的南路区，都是南北人口往来与东西商贸交流的繁华地带或中转站，人口密集很容易滋生和传播各类疫病。相比之下，广西省的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人口密集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明显逊色，对外往来亦不如广东频繁。如此，疫病的滋生和传播有所限制。

 

第五，从疫病危害程度来看，人员感染和死亡情况已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两广当局早有清醒的认识。1928 年，广东南区行政会议指出：“近二十年来，本区疠疫言之，举凡鼠疫、虎疫、天花、痢疾、伤寒、恶疟各种国际急性传染病，年年流行，无时或息，而尤以鼠虎二疫为祸更烈，每次死亡人数实较死亡兵刃饥馑者十百倍以上”。饥荒和兵燹对人类社会无异于一场“屠杀”，而广东政府却认为疫病危害犹在饥荒、兵燹之上。可见，两广疫病危害程度之深并非耸人听闻！

 

就具体数据而言，当时两广地区每发生一次重大疫情，便会出现数以万计的感染及死亡病例。据档案记载，1939 —1946 年广东各类疫病感染患者共计487 774 人， 其中死亡14 403 人。该数据虽不完整，但足以说明两广疫病的严重性。若以具体县市观之，情况则更为明显。1912 —1913 年北海鼠疫，致使“城镇的一些住宅区的居民几乎死光”，原本人烟稠密之地，经此浩劫，恍如鬼域，了无生息。1933 年广西龙津县，全县总人口101 452 人，疟疾患者便有81 104 人，以致当地纷传“稻谷黄、病满床”。1943 年粤东海丰县，本即霍乱肆行，加之旱荒饥馑交织，结果全县病死者不下60 000 人。这些都表明当时两广地区疫病流行情况已超出社会正常承荷范围，已成为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巨灾。

 

两广地区不同疫病所致人员感染与死亡情况又有不同。其中，霍乱、鼠疫、天花、痢疾、疟疾、伤寒副伤寒等情况较为严重，而百日咳、回归热、麻疹、结核病等情况则相对缓和。兹以20 世纪40 年代情况为例，可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具体可见表2：

 

 

 

 

由表2 可知，霍乱、天花、疟疾、痢疾4 种疫病的感染和死亡病例，远多于其他疫病。若虑及民国前期两广地区鼠疫肆行情况，则鼠疫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也同样骇人。譬如今湛江市，自1890—1949 年，鼠疫患者至少有76 156 人，死亡74622 人，病死率高达97.99%。

 

二、两广地区官民应对疫病的措施

 

一旦疫情发生，官民各界应对方案便相应启动，以求在最短时间内、尽最大能力平息疫情。两广地区基本以政府的防治举措为主，以慈善组织为辅，民众亦有一些应对方法。在特定环境下，官民都会采用极端方法强行控制疫情。

 

第一，政府最主要、最有效的方法是推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通过防疫注射的方法防止疫病的滋生和蔓延。

 

早在清末民初，随着西医的传入，两广地区便陆续出现防疫注射之事。譬如广州市经过1914 年鼠疫之后，当地中外医生愈来愈多地采用疫苗注射的防疫方式，民众也渐知疫苗的重要作用。民众认识的变化，为政府开展防疫注射工作提供了可行性。20世纪30 年代以后，防疫注射已成两广政府的常见事务，仅1931年3 —4 月，广州当局便免费种痘24111 人，全年为市民注射伤寒、霍乱、痢疾等三种疫苗，合计2 162 人（多系免费）。该年广州无重大疫情发生，实与防疫注射工作得当有关。不过直到全面抗战以前，两广政府的防疫注射工作仍处于一种较低水平。正如广东省政府所言：“二十八年以前，本省防疫，尚在草创时期，一切设备，多付阙如，颁布各种命令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挖其原因，实缘各级卫生机关未能健全所致。”

 

全面抗战以后，两广地区大半县市相继沦陷，战争使难民急剧增多，加之水旱风蝗等灾害频仍，各类疫病进入集中爆发期。为有效防止疫情蔓延，两广政府加大防疫注射的工作力度。战时广东省政府认为：“本省自广州沦陷后，则遵行指导，例如防疫设备之加强，天花、霍乱、[ 疟疾]、流脑、鼠疫，各种传染病预防注射之推进，日渐普遍。”据实际数据，两广政府的防疫注射工作确有成效。譬如1939 —1940 年上半年， 经广东省政府主导，全省至少有699 186 人接受天花、霍乱、流脑、伤寒、鼠疫等疫苗注射。广西省1938 —1946 年，经省政府主导推行，至少有8 986045 人次接种痘苗， 2 468307 人次接种霍乱疫苗，79 792 人次接种流脑疫苗，17 216 人次接种伤寒疫苗， 13 842 人次接种赤痢疫苗，还有若干人接种鼠疫、白喉、猩红热等疫苗。1941 年，广西全省共计免费接种霍乱、天花、伤寒、痢疾、脑膜炎等疫苗1 965 849 人，其中最多的是接种霍乱疫苗者，达459 816 人。这年，广西总人口为14 828 399 人；也就是说， 全省13.26% 的人口都接种了不同类型疫苗。这些数据凸显出两广疫情的严重性， 同时也说明政府防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战时环境艰辛，但两广政府对防疫注射一事尽心尽力，常常提前购备疫苗，推广接种。1939 年7 月，广东省政府颁行《广东省强迫霍乱预防注射暂行办法》，请求中央卫生署拨发霍乱疫苗1 000 瓶，并饬令省卫生处试验所制备不同型号霍乱疫苗6 250 瓶， 转发给各县市局施行注射。事实证明，广东政府相当明智；因为1940 年至1943 年， 广东迎来霍乱集中爆发期。尽管政府的实际工作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目标，但工作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在防疫注射工作的具体流程上，两广政府亦称井然有序。以战时广东天花防疫为例，“每届春秋二季，必先购备大批痘苗及订定种痘运动实施纲要，分发各县局实施，并在本省省会所在地召集各有关机关组织种痘委员会，办理一切种痘运动事宜”。规范运作之下，广东省1939 —1941 年（上半年）种痘人数分别为279 398 人、277 330 人、280 848 人，天花病死率则为26.98%、26.00%、18.56%，渐有下降之势， 防疫注射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抗战胜利以后，两广政府借助善后救济机缘，大量购存疫苗，以备疫病侵袭。1946 年上半年，广西省政府就提前统一购置天花、霍乱等疫苗，并饬令各县市成立专门性防疫委员会，统筹辖区内防疫注射工作。截至是年4 月，全省已有18 个县市成立防疫委员会，防疫注射工作借此平台得以有序推进。广东省政府的相关工作则更加出色。1946 年，广东省卫生处、广州市卫生局、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联合生产了满足500 万人需求的痘苗。同时，广东分署另拨发霍乱疫苗3 277 700 毫升，为省内2 233 345 人进行免费注射，并分派医防队携带疫苗开赴粤东和南路开展防疫注射工作，仅拨配潮梅一带的鼠疫疫苗便有89 500 毫升，约45 050 人得到免费接种。广东分署又拨发白喉血清17 180 000 毫升，分配给全省医疗机关使用，并在广州等主要城市组织DDT 喷射队，开展防疫消毒工作，以求减缓疫病爆发及蔓延情况。

 

两广政府在防疫注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疫病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卫生清洁及改良、日常防疫宣传等。据不完全统计，1939 —1944 年，广西全省卫生机关共主导及发动修建水井323 个、改良厕所948 个、开展消毒4 513 次、清理垃圾2 801 906 担、取缔人畜同住3 920 次等。战后复员期间（截至1946 年），又新建和改良厕所271 个、水井600 个、恢复与新建县及乡镇卫生院（分院）24 所，并多次发动民众开展大扫除活动。开展卫生清洁工作有效地防备了疫病的爆发及蔓延，成为基层政府防疫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为提高民众对疫病的科学认识，广西省政府开展过多次防疫宣传活动，借助通俗易懂的街头标语和广播放送等方式，指导民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防范疫病侵入。譬如，1938 年南宁街道墙上的防疫标语：“预防霍乱，要吃煮熟的食物”；“预防霍乱，第一要打预防针；第二要喝用开水；第三要扑灭苍蝇”；“要防疟疾， 常吃奎宁，即金鸡纳霜”；“要免天花，快种牛痘”；“脑膜炎病，传染危险，快来注射预防针”等。标语内容并非全然准确，民众也不一定照做无误，但宣传确实为民众了解及预防疫病提供了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二，民间组织应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施赠医药防治疫病；二是殓埋尸骸以防疫病滋生、传播。民间主要是慈善组织中的善堂善社。

 

两广地区善堂善社最为集中的是潮汕一带。当地大小善堂每逢疫病肆行之时，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施医赠药活动。汕头市的存心善堂，在1942 —1944 年饥荒疫病丛生之际，累计施药446845 人次、赠药475 926 剂、施棺11833 口、殓葬尸骸15 132 具等。1947年，潮汕大涝之后，各类疫病相继爆发，感染疫病而亡者甚多。为有效阻断疫病传播，当地善堂展开大规模无主尸骸殓埋工作。仅汕头市诚敬、慈爱等善堂，月均施棺殓葬尸骸二三十具等。除善堂之外，其他慈善组织在疫病防治方面也有所作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的广州万国红十字会，从1938年10 月至1939年9 月， 共计开设医治院（所、点）50余处、诊治病患430 230 人次、实施手术1544 次、留医治疗134 548 人次、开展疫苗注射31547 人次等。这些是慈善组织的日常善举，并非仅在疫病流行时所为。与政府的防疫注射工作相比，他们的作用显然薄弱，成效有限。但施赠医药有助于疫病患者的救治，殓埋尸骸则割断了疫病传播、扩散的一条途径，民间组织也是疫病防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普通民众有些“特殊”应对疫病的方法。除常见的求医问诊和清洁卫生之外，两广地区民众还热衷于“赶鬼驱疫”，直到民国后期，诸类做法仍极为盛行。如粤东梅县乡民感染疫病之后，“专请僧尼巫卜以求神力”，因之耽搁病情者不在少数。两广黎、苗、瑶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地林区的民众，更迷信神鬼。如海南岛黎、苗族区，乡民若遇疫灾，“多延请道士驱鬼，小儿曰进胎，老人曰进流年”，各种“巫人祈卜，杀牲祭鬼”等“治病”之法随处可见。民众“赶鬼驱疫”之法不可能产生实质成效。相反，人群聚集还会加速疫情扩散。个别巫医因通晓中草药而能治愈患者，也非神力护持。

 

第四，民国两广地区还存有一种极端的疫病应对方法，即官民双方以默许的方式，将疫病患者集体捕捉，关押到一起，尔后采用武力屠杀方式，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强行杜绝传染源，隔断传染途径。此种凶残之法主要施行于麻风患者。两广方志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官民集体枪杀、活埋、烧死属地麻风患者的案例。譬如1929年，开平县政府以枪杀和抛海的方式，杀害县内40 多名麻风患者；1935年，广州市官民联合，在白云山上枪杀300多名麻风患者；1937年，阳江县驻军张寿部枪杀和活埋县内200多名麻风患者；徐闻县发生胞兄用煤油烧死感染麻风的胞弟的事情，等等。官民双方的杀戮行为多系防止麻风蔓延的无奈之举，亦或是出于对麻风恐惧心理反应。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疫情之时表露得淋漓尽致。在科学落后的情况下，群体以及旧政权为了防止麻风传染，不约而同地隐藏起道义与法律，直接选择牺牲弱势群体的残暴做法。医疗技术的低水平导致社会群体的野蛮和失态。

 

三、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省思

民国两广地区官民各界在疫病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一定程度上起到救治病患、遏制疫情的作用，也为后来防疫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但从疫病发生频数、流行范围、感染与死亡情况等各方面来看，民国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并没有完全达到及时、有效防控疫情的目标。造成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成效有限的原因约有两端：一是疫病过于频仍剧烈，医疗资源却极度有限，此为直接原因；二是乱世荒年持续不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均无力专注于疫病防治工作，此为根本原因。

 

显然，防治疫病的最好方法便是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当时两广政府已经意识到疫苗的重要性，主要疫病的疫苗研发技术也渐趋成熟。但两广地区却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疫苗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据不完全统计，1942 —1944 年，广东省共出产牛痘疫苗328 242 瓶、霍乱疫苗17 918 瓶、霍乱伤寒混合疫苗4 214 瓶、流脑疫苗25 瓶、伤寒疫苗24 瓶等。当时广东正经历民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旱荒疫病，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亟待疫苗注射。可是，依如上数据，除牛痘疫苗稍显充足外，其他疫苗数量远不足以起到平抑疫情的作用。同类情况在广西省更为严重。1940 年，广西桂林、平乐等12 县市，计有法定疫病和其他疫病患者597 870 人。同年，广西卫生试验所（省内疫苗多由该所供给）共出产牛痘疫苗92 281 打、流脑疫苗10 900 瓶、霍乱疫苗10 227 瓶、霍乱伤寒副伤寒疫苗7 301 瓶、伤寒及副伤寒疫苗2 531 瓶、赤痢疫苗2 091 瓶、鼠疫疫苗300 瓶等。将全省疫病患者数与出产疫苗数相比，需求显然大于供给。此外，还有相当多健康民众急需接受疫苗注射，以防止感染。据方志记载，1932 —1934 年，广西南宁疫苗接种人数为11 086 人，仅占总人口数4.10%。南宁是广西发展较好的城市，疫苗缺口尚且如此之大，其他偏远县份情况可想而知。

 

比疫苗不足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体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据不完全统计，1941 年，广东全省公私立医疗机构不过238 家，各县市公私立医院只有医师97 人、护士168 人、助产士33 人、司药人员56 人（1938 年数）。大约同时期（1936 年），全省总人口已达30 642 310 人。1941 年，广西全省计有公私立医院及诊所133 所、医师284 人、药剂师61 人、护士301 人、助产士113 人；而当时广西总人口已达14 667 415 人。

 

也就是说，两广地区每百万人以上才有1 名医师及护士。医疗资源如此匮乏，无论是广东还是广西，均不可能开展庞大的防疫注射运动。

 

从根本上说，医疗资源极度短缺是时代环境所致。灾害频仍已是对社会的严重打击，连年战争更让社会百孔千疮。据笔者统计，民国期间两广地区至少发生水旱风虫震等各种自然灾害（不含疫灾）3638 县市/ 次。战争创击方面则更加严重。仅全面抗战期间，两广地区直接与间接伤亡人口计6230 849 人，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达国币921 958 684 683 元。这些无疑给疫病防治工作增加了极大难度。本即匮乏的医疗资源，如今更需大量挪移至救助水旱灾民和战时伤残方面，结果更加削弱了疫病防治的能力。而持续性的灾荒与战乱，更急剧增加了疫病滋生和传播的可能性，使两广地区疫情更为严重。社会环境问题涉及制度层面，往往需要天翻地覆的运动之后，才有可能重新踏入正轨。社会环境问题是造成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难收良效的根本原因。

 

 

 

民国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的得失成败，可供多方反思。尽可能防止历史错误重演，是两广疫病史研究的现实价值所在。笔者认为，相关启示至少有如下数方面：

 

其一，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保持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疫病防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前提。因为持续性的天灾人祸，不仅成为疫病滋生的温床与传播的快捷通道，更会急剧消耗掉已有的和潜藏的国力与民力，导致包括疫病防治在内的所有社会民生事业都流于空谈。

 

其二，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加快攻克医药技术难关，这是取得疫病防治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疫病防治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故重点应放在技术攻关方面。一方面，需要大量一线医护人员和急需性医药物资，将疫病控制在一个极度有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需要科研人员研发出有效药物，最终达到消灭疫病的目的。民国两广地区麻风之所以泛滥成灾，关键便在于当时国内缺乏治愈麻风的有效药物。

 

其三，破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疫病防治政策，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疫病防治机制，尽可能将疫情扼杀在初始阶段。民国两广疫病防治工作的一大漏洞便在于各方匆忙应对、疲于奔命，时而霍乱、时而鼠疫、时而天花，结果按下葫芦又起瓢，顾此失彼。久而久之，防治工作成了一项临时性应急举措，缺乏整体性、常态化、持续性的防治机制。两广偏远山地林区直到20 世纪30 年代仍没有任何正规医疗机构，遑论系统防治机制。建立各层级的疫情应对机制，势在必行。

 

其四，疫病防治工作不仅是疫区内部的事情，也是疫区周边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事情，需要跨区域、乃至跨国界联合行动。民国两广地区疫病防治工作基本依靠内部力量自我解决，很少与周边地区联合防疫。即便是广东与广西两省也往往各自应付。可偏偏当时天灾人祸频仍，跨区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结果，随着人口流动，疫区范围不断扩大。水旱风蝗等灾害过后，更是出现成片区、跨片区的疫灾。诸类问题在当代中国防疫工作中仍一定程度地存在。而当今防疫工作不仅限于一国之内，亦是全球多国共同的任务。各国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承担责任、联合化解危机。

 

其五，充分发挥民间慈善组织在疫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疫病防治工作的主体是政府，但民间组织同样很重要。乱世荒年之下，两广慈善组织还能帮助政府分担起防疫重任，当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也应发挥一定的作用，协助政府做好疫病防治工作。

 

疫病防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定位在人民群众身上。政府和民间需要联合起来，对疫病患者及家属予以更多的帮助与理解，对疫区民众予以更多的支援。疫病防治工作必须以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位，不能打着防疫旗号，行伤害群众之事。

 

 

作者李华文，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