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短记主要是以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宗旨”的态度之转变来看这一段时间思想由多元转向一元的,由开门转向关门的变迁。
宗旨这个名词起于晋、唐之间,此后便被大量使用,在禅宗,它是指一宗的主要旨趣之意,所谓“建法幢,立宗旨”即是。在明代中期王阳明之学大兴以后它成为理学相当重要的观念。
宋元诸儒所习,“多务阐明经子,不专提倡数字,以为讲学宗旨。明儒则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标数字以为的。白沙(陈献章,1428—1500)之宗旨曰‘静中养出端倪’,甘泉(湛若水,1466—1560)之宗旨曰‘随处体验天理’,阳明之宗旨曰‘致良知’,又曰‘知行合一’。其后邹守益主戒惧慎独,罗洪先主静无欲,李材(1529—1607)主止修,王畿、周汝登(1547—1629)主无善无恶,高攀龙主静坐,刘宗周主慎独,纷然如禅宗之传授衣钵,标举宗风者”*。钱穆(1895—1990)说:“陆王之学为理学中之别出,而阳明则可谓乃别出儒中之最是登峰造极者。因别出之儒,多喜凭一本或两本书,或凭一句或两句话作为宗主、或学的。如二程常以《大学》《西铭》开示学者,象山则专举《孟子》,又特提先得乎其大者一语,而阳明则专拈孟子良知二字,后来又会通之于《大学》而提出致良知三字,作为学者之入门。同时亦是学者之止境,彻始彻终只此三字。后来王门大致全如此,只拈一字或一句来教人,直到明末刘蕺山又改提诚意二字。总之是如此,所谓终久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易再简,故可谓之是登峰造极,然既已登峰造极,同时也即是前面无路。”*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并不是所有阳明学派的儒者都是主张“宗旨”的。浙中王门的胡瀚便反对立宗旨。他说:
宋儒学尚分别,故勤注疏;明儒学尚浑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厌训诂支离,而必标宗旨以为的,其弊不减于训诂。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
胡瀚与后来“反宗旨”之风显然没有任何关联,在王门后学中是较特殊的例子。王门后学立宗旨的风气,反映一种简易直捷的风气,为的是尽可能空诸依傍,摆脱庞大的经典与注疏的拘束而谈道德实践。它同时是可以容许多元思想并存以供有志于闻道之人的采择。欢迎别人质疑问难,允许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有时分别其实相当细微,但是各不同宗旨之间的争论却是非常激烈的。
各标宗旨的前提是学问是多元而不同,是鼓励论辩的。如果道一风同则不必讲学了。有人问吕柟(1479—1542):“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柟答云:“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
既然每一家“宗旨”皆是其人心得之呈现,则一本万殊,每家宗旨皆有并列的同等地位,由一元散而为多元并列之局,人人皆可就性之所近有所取资。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中一再说的即是这一点:
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焉,固圣人之耳目也。……此犹中衢之罇,后人但持瓦瓯椫杓,随意取之,无有不满腹者矣。*
可是反对者,尤其是以朱子为正统者则不以此为然,他们认为对的不是许多,对的只有一个,所以必然要在众家宗旨中区分出一个对的来,而不是众说并存。
当时与王学余裔争衡的吕晚村(留良,1629—1683),便想恢复定于一的思想状态。陆陇其(1630—1692)完全继承了这一路的思想,所以他也是想将思想界再由多元的宗旨牵挽复归于一。
顾炎武也属于这一路关门的思想,他主张学出于一,他理想中是举业、学问皆出于一*,是“道一风同”之境界。
“宗旨”之说冲破了朱子以来层分缕析,以《大学》八步为主的修养观,因为既然是以一个宗旨贯串修身的一切,则便冲垮了所有层次及步骤之分。陆陇其《松阳讲义》中的一段话最能代表:
自明季学术淆乱,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为主,或以止至善为主,或主修身,或主诚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于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几如晋楚齐秦之递相雄长,其说虽不同,总之,朱子欲分为三为八,诸家则欲合为一,以分为支离,以合为易简,而圣人立言之旨,汩没久矣。故今讲此书者,只要晓得序不可乱,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牵合宗旨,都是乱道,三纲领还他三件,八条目还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
所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与任何一家之宗旨皆相矛盾,则《大学》除非与心学分看,否则必有如楚越之扞挌。
“宗旨”与反宗旨之争也反映在学术史的撰作上。宗旨是形式(form),掌握某家宗旨即以此形式去涵括其材料(matter),所以黄宗羲反复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而后之作学术史者在作客观的析述时也必须能把握住形式——宗旨,否则只是将其人的思想格言化,便是一团乱丝了。黄氏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
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
而最典型的是他对两个人的批评,一是他批评同门友恽仲升(1601—1678)之《刘子节要》,只将其师诚意宗旨当作格言摘抄,失其筋节大要:
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着之处。犹如《水经》为诸水分合而作,而读者止摘其隽语逸事,于作者之意亦何当乎?*
黄宗羲在另一篇文章中批评恽氏所作的《子刘子行状》也有同样的问题:
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
另外两位遭他批评的是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及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说周的书是“扰金银铜铁为一器”*。因为周是以禅学来去取安排各家学说,故他说“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黄氏认为孙奇逢(1585—1675)亦不能免此病。清季曾国藩(1811—1872)在读《理学宗传》时也有同样的观察,说“阅《理学宗传》中朱子、陆子,孙氏所录朱子之语,多取其与陆子相近者,盖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而黄宗羲自负能把握每一家宗旨,并将它们并陈于《明儒学案》中,在《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中说:
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与泽望皆能知其宗旨离合是非之故。*
但是以上这些标立宗旨,或是主张思想学术的理想状态必得要能将各种宗旨并存,以供人采择的想法,在清初遭到了挑战。挑战由各种方面着手,如吕留良平居讲学,未尝标立宗旨,说:
吾儒之学,正当从其支派脉络,辨别精微,方见道理精切处耳,一立宗旨,即是颟顸鹘突。且无论其所标立者云何,已失时中变动之义矣。惟异端之学,有纲提诀授,吾儒无是也。*
吕氏认为思想学问不能欛柄入手,便无余事。应该还要从各种支派脉络上辨别精致探索把握,才可能见道理精切处,也才可能不颟顸自足。黄建在彭士望(1610—1683)《与谢约斋书》后评说:“讲学偏执宗旨,欲人尊从,盛气争辨,此为意见,非穷理也。”*黄氏认为各立宗旨而又各自坚守一宗之宗旨,是等于鼓励意见与争论。明儒认为多元争论是学术常态,在清初儒者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反对立一宗旨的陆桴亭(1611—1672),认为争立宗旨,是以每个人的一偏之见来讲“道”,这是无法以整体地掌握“道”,好像是拿单方来治百病:
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大医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医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
《思辨录》中又说:
昔朱子,人问以宗旨,朱子曰:某无宗旨,但只教人随分读书。愚亦曰:仪无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圣贤。*
张烈(1622—1685)《王学质疑》中说:“望其(王阳明)藩篱者,皆欲扬眉努目,自标宗旨,乱儒术而坏人心,莫此为甚。”*足见张烈是将多元并置争论之习与人心之败坏放在一起看。在他看来,各标宗旨之风,不只影响于思想学术,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不过,将反宗旨与思想应该由多元而归于程朱一元正统之论,表现得最清楚的,是清初的几位正统派大将,如陆陇其、张伯行(1651—1725)等。张伯行认为正派学人的要件是不立宗旨,而一切以程朱为准的。他说:
学以程朱为准的,不参异说,不立宗旨。*
汤斌(1627—1687)则说:
未尝立有宗旨,为人指授。*
整体而言,反宗旨之说的兴起,代表思想学术由多元到一元的趋势。学术由多元收归一元的风气,还可以见诸于《明史》立道学传的提议及争论。《明史·道学传》主要有四条纲领:
一、以程朱一派为正统。
二、批判白沙、阳明、甘泉等人宗旨不合程朱。
三、批评浙东学派之流弊。
四、认为学术多元的流弊甚大,宜归一是,故不认为应该在程朱之外稍有异同。*
而在浙江的黄宗羲马上敏感到在北京明史馆中这一动作的思想敌意,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说:
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
明史最后虽未立道学传,但当时思想界的最后胜利者是斥多元归一元,主张立于一个正统的一派。
学术由多元收归一元的趋向,更表现在对学术史撰作的全新评论。晚明出现了不少学术史之作,在清初多因持多元并重的观点而遭到程朱正统派之严厉批判。譬如,张伯行便对几部当时流行的学案加以批评:
今曰两存之,则误人多矣。今之《明儒学案》《理学备考》,得毋类是。*
黄氏学案的基本倾向是江右王学,但基本上坚持一种多元的观点,让人各就性之所近以取法的,而范镐鼎(1626—1707)《理学备考》则是以程朱为标准的著作,只是因为其书并存诸说,所以也招致了张伯行之不满。张氏说:
见《理学宗传》《理学备考》《明儒学案》等书,调停夹杂,而不归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统纪而正涂辙。*
所谓“调停夹杂,不归一是”即是将各种说法并排,间加评断的做法,但张伯行认为这是不行的,应该“一归于是”才行。而他的《性理正宗》已不是编学术史的用意。清初另一位宋学家窦克勤(1653—1708)描述这部书说:
先生此书,伊洛渊源之正传也,其详其略,要不外求统纪之一而已,知统纪之一,而后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皆乱统纪者也。*
这个时候,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几部学术史著作,全部被贬为“乱统纪”之书,则学术由多元争鸣转向一元正统的迹象是再清楚不过了。
本文选自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