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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9月23日11版
郑任钊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而《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也丧失了原有的具体属性,被抽象化为一种符号,成为可以盛装义理的容器。更为重要的是,文本性质的转换带来了诠释空间的骤然膨胀,这样一来,《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就摆脱了文本的束缚,有效地突破了原先文本性质所限定的诠释范围,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没有大义,其文本属性将往何处转?如果不是通过微言来寄寓大义,《春秋》的文本性质也就根本没有理由被转换。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其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道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公羊传》阐发的“大居正”说显然与“葬宋缪公”这一历史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葬宋缪公”在这里只是提供了一个借以展开论述的线索。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董仲舒即言:“《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春秋繁露·玉英》)因而,《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

隐公十一年“公薨”,《左传》的解释是“不书葬,不成丧也”,认为《春秋》不书葬,是由于没有按国君的规格为隐公正式举行丧礼。《左传》可能叙述了一个史实,但《公羊传》却认为隐公不书葬是因为隐公被弑,鲁国臣子未能为君复仇,由此揭示出一条“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的《春秋》大义,即以复君父之仇为臣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周王的军队吃了败仗,《公羊传》判断是“盖晋败之”,但《春秋》为什么“不言晋败之”?因为“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所以要记成“使王自败于贸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样子。而据《左传》载,晋国是去调节贸戎(茅戎)和周天子的冲突,周的军队确实是被贸戎的一支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