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正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或已经是显学。不管对概念史有无概念, 似乎都能说些什么, 至少可以望文生义。国际学界有一个“惯例”:一说到“概念史”, 马上会脱口而出:“德国!”接着会提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这位德国概念史的标志性人物。在研究文章中, 论者常会直接采用德语词Begriffsgeschichte (概念史) 。但中国学界的情形似乎不完全一样, 有时给人留下张口就来、自说自话的印象, 比如概念史的张冠李戴。

《史学理论研究》二○一二年第一期发表李宏图等人的《概念史笔谈》, “编者按”的第一句话是:“概念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泽莱克所开创。”我看到这句话时, 确实大吃一惊。让人吃惊的还有笔谈文章中的不少知识性错误, 例如把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 (一九六二) 中对一些新词汇的追溯、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 (一九七六) 说成“概念史研究的前奏”, 把科塞雷克看作“德国概念史创始人”。再往前推, 《历史教学问题》二○一○年第一期发表“论题:概念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那是一个场面更大的“笔谈”, 主要是李宏图给大家讲“概念史”, 两次笔谈中存在不少重复文字。

近读李宏图《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一文, 得知他把“剑桥学派概念史”这一“理念”带进了两个不小的研究项目, 该文是作为两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发表的。文中依然能够见到“……以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概念史’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等字样。并且, 李氏文章有一种出格的论述路径和逻辑, 把斯金纳作为主线来论述, 给人留下“斯金纳主打”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 在欧洲学术界, 不单单是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欧洲大陆, 以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 并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由此呈现出思想史研究的德国风格。”另有如下之说:“德国的‘概念史’基本上是与英语世界中的‘概念史’同时起步的。” (注意:对照三篇李文, 关于概念史的产生年代有三种说法, 当然都是不正确的。)

本来, 有些事情不必当真, 然而不时有人问我:“剑桥学派概念史”是怎么回事儿?鉴于过于随意的治学态度和轻率的说法, 已经严重干扰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概念史研究, 也对一些硕博论文产生严重误导, 加之网络中严重的以讹传讹, 以及伪命题会影响真问题的讨论, 我以为有必要厘清一些学术事实, 因而写此小文求教于学界高明, 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特邀的“我国这一领域的几位专业学者”。

哪来的剑桥学派概念史?当然事出有因:我的书柜里就有李宏图主编的“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凡四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一○年) 。当时见到这套书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哪个剑桥学派?弄得我一头雾水。第二反应是:Made in China!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从何说起?这四本书中, 里克特著《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一九九五) 是一部介绍性专著, 主要介绍德国概念史, 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 并无剑桥倾向。汉普歇尔-蒙克“著”《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一九九八) , 当为汉普歇尔-蒙克等人主编的书, 选录了十多篇概念史经典论文和个案研究, 作者中有科塞雷克、伯德克、舒尔茨、赖夏特、鲁斯布伦克等德国概念史名家, 以及荷兰等国的概念史专家, 该书出自荷兰史学家的一个概念史项目。另外两本书要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著述, 要么与剑桥学派无多大关联:《概念变迁与美国宪法》 (一九八八) 是一九八七年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宪法两百周年纪念会议文集;《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二○○六) 则是斯金纳的《基础》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文集。 (关于这套丛书的翻译质量, 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四本书中对同一人名、书名和文章名, 时有不同的译法。)

李宏图在该“译丛”的“中文版前言”中说:“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 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 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 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在此我要先做两个说明:其一, 斯金纳不是一直对修辞感兴趣, 或曰这不是他的政治思想研究的“全部”, 他的所谓“修辞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二, 说斯金纳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概念史的开创者之一, 那我只能说, 彼时英美还没有“概念史”之说, 英语中甚至还没有“概念史”这一术语。总体说来, 这一状况一直要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带有剑桥倾向的美国政治学教授鲍尔 (Terence Ball) 在其专著《政治话语的转型:政治理论与批判性概念史》 (一九八八) 中提出, 应当发展一种批判性概念史, 并将之用于 (剑桥) 政治理论研究。

何来所谓“剑桥学派概念史”?披阅整个“译丛”, 果然发现《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这部文集中有与此相近的说法, 言者还是鲍尔, 见之于氏著《“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 (一九九八) 一文。他说“概念史”的两种主要路径在平行展开, 一为德国的概念史样式, 即Begriffsgeschichte, 一为“英美版本的‘概念史’, 也即conceptual history, 或者如我所称的‘批判概念史’ (critical conceptual history) ”。这或许就是有人相信存在“英美版本的‘概念史’”的依据, 并因此大做文章?鲍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说概念史有两个“学派”或两种“途径”, “或许有些夸张”。他指出:德国概念史家“充分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 并试图在范围和广度上成就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著述。而英语世界的概念史家们则大部分各自为战”。此时,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各自为战”的概念史, 如何成为学派?又如何与德国的相提并论?其实, 鲍氏文章的标题, 已经暗含一个明确内容: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走的不是“概念史”之路。

鲍氏文章中的不少观点, 早已见诸德国概念史理论, 他只是把德国说法变换了一下, 试图将之用于英美的政治思想研究, 即英国的剑桥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的思想史研究。该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借题发挥, 大发其“批判性概念史”之感慨, 即捍卫“‘政治思想史’写作中的‘概念史’范式”。批判性概念史的核心思想是, “概念”必须在“话语”框架中进行阐释。我以为, 所谓“‘政治思想史’写作中的‘概念史’”, 似乎还有点靠谱。不能否认英美政治思想史“中”的概念研究, 但它不足以成为一个概念史学派。该书主编之一汉普歇尔-蒙克在“引论”中说, 鲍尔偏向所谓“英语学派”, 可是对“概念史”甚至“政治思想史”的看法缺乏整体性。这一评判是中肯的。鲍氏并未明确说“剑桥学派概念史”, 而是“英美政治思想史”, 这当然就与剑桥学派有联系。

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 尚未发现国际学界还有谁在说“剑桥学派概念史”, 这里不排除论说历史语义学即概念史的时候说及波考克和斯金纳, 他们毕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尤其是其论题和研究方法与概念史时有纠缠, 但关键要看立论能否站住脚。或许也有人会说, 斯金纳的某部著作中关于某个概念的考察, 简直就是概念史研究, 比如李宏图在“译丛”的“中文版前言”中提到的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对“国家”概念的考察, 或《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对“自由”概念的探索。可是, 这哪能成为号称一个学派的依据呢?德国观念史大家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在其名著《新近历史中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思想》 (一九二四) 详实考察了“国家”概念;曼海姆深入研究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阿伦特在其《人之条件》 (一九五八) 中, 探讨了行动、制造、工作等范畴自古至近代的巨变, 有观念史也有概念史。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太多。

说斯金纳研究过某个概念, 这不稀奇, 这在西方著作中很常见。在斯金纳的实际研究中, 有无专门的概念史文章或专著?似乎没有。诚然, 他在《政治思想和行为分析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七四) 这篇论文中, 详谈了概念变化问题, 但这与倡导作为方法的概念史没有联系。换言之, 有些论者在讲述所谓“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概念史”时, 会援引斯氏讨论概念的相关论述, 但这不等于斯金纳自己做的就是概念史;西方思想家、史学家时有关于概念的言说, 这一现象太平常了。斯金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也是其研究早期) 最著名的著述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一九七八) , 那是一部新式观念史大作, 或曰政治思想史研究, 体现出思想史研究的新写法, 但绝对不是概念史!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写过《语言与社会变迁》 (一九八○) 、《语言与政治变迁》 (一九八九) 等文章, 也都没有涉及概念史, 更多的是谈论政治思想史与语言的关系。对于“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之类的言说, 首先要在时间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在英美世界, 里希特 (Melvin Richter, 这是一个德语姓氏, 李宏图等人译为里克特) 是最早关注德国概念史的学者之一。他于一九八六年在《政治理论》 (Political Theory) 杂志上发表《概念史与政治理论》, 一九八七年在《观念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上发表《概念史与观念史》。后来, 他又分别于一九九○年和一九九一年用德英两种语言发表两篇几乎相同的文章:《论政治语言史的重构:波考克、斯金纳与“历史基本概念”》。一九九五年, 他的《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历史—综合述评》问世, 即前揭“剑桥译丛”中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作者在书前的“致谢”中说, 他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市著名的赫尔措格—奥古斯特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正是在那里, 我第一次得知一种德国史学类型:Begriffsgeschichte, 即History of Concepts, 或Conceptual History (目前英语对德语‘概念史’的通用译法) 。”里氏接着说:“概念史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给英语学者。概念史家们系统深究了与他们最为接近的英语世界的同行未能钩稽的原始资料, 发展出全新有用的研究框架, 以此阐释重大问题。”显然, 里希特是要在英语世界为概念史代言, 以此开启和促进德国学者与英美学者之间的对话 (前文提及的鲍尔倡导批判性概念史, 很可能与里氏概念史介绍有着直接联系) 。里希特又在该书“导论”的起首说:“本书旨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简要评述Begriffsgeschichte, 这是自二十世纪中期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门史学类型。它的理论目标、研究计划和实际运用, 都同英语学者所从事的观念史、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有着很大的不同。”

里氏之言至少提供了两个简明的信息:其一, Begriffsgeschichte是一种“德国”方法;其二, 在他介绍之前, 英美对概念史基本上一无所知。而从里希特介绍概念史的第一篇文章到专著中的相关章节, 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获得第三个, 也是更为重要的信息:“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政治语言史”走的是两条路。

里希特在专著“致谢”中还感谢波考克和斯金纳, 说这两位老友为该书第六章关于他们的著述与德国概念史的比较研究而“不辞劳苦地写来洋洋洒洒又下笔谨慎的信”。斯金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在文章中论及德国概念史, 这是否与里希特和他的通信有关?这当然只是一个问题。对于德国概念史来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什么呢?那是曾经如火如荼的概念史研究将要落幕, 诸多持续几十年、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概念史辞书项目将要竣工的年代, 那也是德国概念史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斯金纳这样的聪明人不会太落伍。

行文至此, 在某种意义上只说了一些不得不说的边缘问题, 但不是可有可无, 那是为了回应“斯金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创概念史”之说。关键问题是, 剑桥学派做的是概念史吗?这就需要对何谓概念史有一个基本了解。关于概念史的来龙去脉、理论设想、具体实践、发展变化等, 笔者写过若干文章, 在此不一一赘述。下面我要讨论的, 主要是“剑桥学派”能否与“概念史”连缀, 在这之前还须扼要介绍一下相关问题。

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 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 即学术传统中的“正典” (canon)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阿奎那, 到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里, 再到霍布斯、洛克、休谟、伯克, 直至黑格尔、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到晚近学者的非难, 他们诟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 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钩稽。约在一九六○年前后, 西方史学界分析词汇和词组的蕴涵及其认识功能的意识日趋明显。思想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 导致德国、英美和法国史学界对语言和话语分析的浓厚兴趣。

于是, 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学术文化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国史学以“概念史”著称;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则倡导新的“观念史”模式;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 (Analyse du Discours) 或“概念社会史” (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 见长。三种研究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自为政, 且确实有着不同的特色。“历史语义学” (英:Historical Semantics;德:Historische Semantik;法:Sémantique historique) 是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者熟知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论, 西方的概念史、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 都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来归纳其方法。

总的说来, “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么被人看重, 一直没有得到普及, 而且迄今如此。剑桥学派波考克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 (一九五七) 和《马基雅维里时刻》 (一九七五) , 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一九七八) 等, 属于“观念史”著作, 亦可称为政治思想史。鲍尔提出批判性概念史, 出于一种期待, 即“概念史”与“政治语言史”必须相遇, 也就是两个研究方向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视阈的相互融合。可是如何融合呢?斯金纳本人曾长期否定“概念史”的可能性;我想, 他也不会答应把他的研究称作概念史。下面, 我就围绕这个问题对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做一简要分析。

德国史学概念史成型的年代 (比其历史更悠久的是哲学概念史) , 也是新的“剑桥学派”崛起之际。在政治学、史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英美观念史研究中, “剑桥学派思想史” (Cambridge School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 尤其是以波考克和斯金纳为代表的政治思想研究, 为方法论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石。需要指出的是, 波考克和斯金纳时常混用“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 和“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 英语学界的许多学者也都如此。

剑桥“政治思想史”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史的拒绝, 这与概念史相仿。德、英两种研究方案都极为重视政治语言, 力图透过语言来认识历史。然而, 波考克和斯金纳更偏重于“语言”或“政治思想”相关的研究, 而不是单个概念或相关概念群的考察。也就是说, 剑桥与海德堡的区别, 在“政治语言” (“话语”) 和“概念”之间, 或曰“政治语言史”与“概念史”的分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 是政治思想研究, 而不是概念史方法。

尽管德、英二派都拒绝了老式观念史, 但是“概念史”和“新剑桥学派”的哲学根基大相径庭:“概念史”是在德国史学和诠释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 “政治语言史”则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后者有两个重要来源:其一是剑桥学派的开创者、历史学家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1915-2001) , 他的历史研究重视未出版的档案资料, 将缜密的语文学阅读方法纳入政治观念史研究。他以洛克为例, 揭示后人对洛克著述的解读完全背离了作者原意。第二个来源是维特根斯坦晚期的语言哲学研究, 以及奥斯丁和瑟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波考克诸多研究的主要兴趣, 指向政治语言和英国近代早期政治理论家的习语及其纷繁的关联, 在方法上主张对政治思想的语言进行考察,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观念史变成思想家用何语言写作的历史, 研究说话的内容、动机、目的和策略。他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中, 辨析了“天赋人权说”“公民人文主义”“古典共和主义”等概念。他把事物及其发展称为话语, 他所撰写的历史带有浓重的语言论色彩。在《当代史学》 (History Today) 一九八五年十月号的《什么是思想史》“七人谈”中, 斯金纳称波考克的研究为“新政治思想史”, 同时指出:“波考克号召政治观念史家不要将精力耗在文本和思想传统上, 而要集中精力研究政治‘语汇’。”

斯金纳是新剑桥学派第二个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进路, 对英美观念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他对老式观念史之主导思想的批判, 不像福柯那样对观念史断然拒绝, 而是在呼唤一种全新的观念史。他在《什么是思想史》“七人谈”中颇为自信地说:“我的明确主张是:假如观念史想要具有真正的历史性, 我所说的新方法才是最值得践行的方法。”他所提出的创新方案, 主要依托于维特根斯坦晚期的语用理论, 尤其是将奥斯丁的“以言行事”之说运用于政治观念史纂。

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修辞与自由”一章中, 着重探讨了人文主义修辞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关注概念, 没有论及概念含义在运用中的连续性或转变。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他开始对修辞进行深入研究, 发表长文《霍布斯:修辞与历史建构》 (一九九一) 和《古典修辞及霍布斯早期思想中的公民科学》 (一九九三) , 强调“意识形态”与修辞的紧密关系。他喜欢把自己所研究的政治思想称为复数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 这在他那里是中性术语, 指称许多思想家分享的语言实践, 例如用于表达主张的词汇、原则、假设和范畴等。修辞策略研究而外, 斯金纳还悉心查考了一些词语史, 他显然偏好“词语史”之说, 而不是“概念史”。

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中, 里希特指出了斯金纳学术的发展变化, 说他的政治思想研究在向语用概念史的方向靠拢, 但却显示出雄心勃勃的方法论批评与时常很保守的实际研究之间的矛盾, 尤其是其专注于经典理论家的言论 (这与传统观念史的做法相仿) , 将那些不该被遗忘或被忽略的思想置于不顾, 这就使他向概念史靠拢的方案很难兑现。应该说, 里希特的观察是准确的。说到底, 斯金纳的方法论原则与概念史方法存在龃龉, 也必然会阻碍他走向概念史。至少在里希特著作发表之际, 也就是一九九五年, 作者在该著中言之凿凿地说, 英语学者尚未展开系统的概念史研究, 当然也不存在德国那种政治和社会概念史。而其专著的名称《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直译为《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历史》) , 几乎就是科塞雷克等人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 (八卷本) 副标题“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的翻版。这并不奇怪, 他是在英美世界大力倡导概念史, 因而明显偏向德国概念史。

斯金纳起初对德国概念史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但在表述上较为温和, 不像他对英美现代观念史的奠基者洛夫乔伊的鞭笞。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 德国史学概念史压根儿没有引起斯金纳的关注。他认为科塞雷克的研究以及《历史基本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史, 只是词语史。在他眼里, 不可能存在概念史, 只有概念不同用法的历史 (见斯金纳《对我的批评者的回应》, 一九八九) 。因此, 他怀疑词语史是否是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合适方法。此外, 他否定借助基本概念来准确描述历史过程的可能性。他对概念史的反对态度, 很大程度上或许只能从英美学术传统中找到解释:英美观念史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常在论说普世观念和伟大思想家。

很长一段时间, 德国概念史与较多接受了法国话语理论的剑桥学派之间的嫌隙, 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合作。德国有翻译大国之称, 给人无所不译之感, 可是斯金纳的两部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一九七八) 和《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 (一九九六) , 迄今没有德译本, 简直匪夷所思, 但却有其缘由。科塞雷克和斯金纳都把谈论对方的方法论看作“雷区”。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贡布莱希特 (Hans-Ulrich Gumbrecht) , 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前辈人物之一。他在其《概念史的维度和局限》、 (二○○六) 的“前言”中指出, 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美国, 行李中带着德国概念史辞书和自己撰写的概念史论文, 他会失望地发现, “概念史只是德国人文科学中的一种特殊追求”。

尽管剑桥学派遭到来自多方的批评, 但它还是在英美世界的历史编纂学中获得了稳固地位, 波考克和斯金纳也备受崇拜和效仿。谁都知道“语境中的观念” (Ideas in Context) 与“政治思想史剑桥文本”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这两套丛书, 没有人会怀疑体现于其中的剑桥学派研究进路的成功。至于“剑桥学派概念史”, 它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