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8年, 傅斯年刊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作为该所的开山之作。有学者谓, 光凭这篇名文, 以及他所推行的研究事业, 就足令傅氏“名垂史林”了。作为“史语所”的创办人, 傅斯年毫无疑问即得侧身中国近代史学的行列。《旨趣》一文, 乃是该所成立的宣言, 影响既深且远, 甚值探究。本文则拟借着析论该文, 厘清傅氏和兰克史学, 以及传统学问 (尤其考据学) 之间的纠葛, 并梳理出他执著“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深层理据。

关键词：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兰克史学; 考据学;

作者简介： 黄进兴, 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The Manifesto of an Institute:Contextualizing “The Aims of Found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y Fu Ssu-nien in 1928

Chin-shi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Fu Ssu-nien in 1928 wrote The Aims of Found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s the very first academic text institute to ever publish.As one scholar put it, this singular text and the research establishment Fu promoted were in themselves sufficient to win Fu “everlasting fame among the rank of great scholars.”Certainly, as the founder of the institute, Fu had more than earned his pla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Aims was the institute's declaration of intent, and a deeply influential text.My study is an attempt to untangle Fu's relationship with Rankean historiograph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pproaches to history, including kaoju xue ( evidential research) , and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his statement, “historiography is merely the science of historical sources.”

Keyword：

Fu Ssu-nien; The Aims of Founding the Ins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Rankean historiography; evidential research;

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忽略:其一, 是1902年梁启超 (18731929) 所发表的《新史学》; ⁽¹⁾ 另一, 则是1928年傅斯年 (1896-1950) 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²⁾ 前篇系开风气之先, 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 既深且远。之前, 个人对梁氏《新史学》略有抒发, 于此不再赘言。 ⁽³⁾ 以下则拟语境化 (contextualize)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希冀能彰显该文划时代的学术意涵。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甫完成学业后, 考取官费留学, 于1919年冬便迳赴英国深造;然而这段期间, 他投入实验心理学与其他自然学科的修习, 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但1923年秋, 他由英国转至德国进修, 则深受德国学术氛围的影响, 受到比较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熏染, 遂奠定他对史学研究的理解。1926年他从德国返国, 不到两年便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该文不啻为设立“史语所”的宣言, 并引领了下一世代的学风。

世纪之际, 欧洲学风已有相当大的变化 (包括德国) , 但傅斯年留德期间对当时德国史学界的认知, 似犹笼罩在19世纪历史学派之下。该时“语言学” (philology) 和“档案” (archives) 的重视, ⁽⁴⁾ 依旧主导了史学研究, 而较无感于新兴“社会科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 这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学的特征是一致的。 ⁽⁵⁾

傅斯年对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于史学的冲击较为低估。 ⁽¹⁾ 其时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似犹停留在“辅助科学” (auxiliary sciences) 的工具层面, 尚未察觉“社会科学”毋论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 均将掀起惊涛骇浪。 ⁽²⁾ 试对照当时中国史学的动态, 另股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史学业已隐然成形, 不容忽视;例如, 何炳松 (18901946) 于1924年移译了鲁宾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的《新史学》 (New History) , 该书极力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 主张“历史能否进步, 能否有用, 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 不去仇视他们”。 ⁽³⁾ 该书风行一时, 甚受学界欢迎。 ⁽⁴⁾ 不止于此, 原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声者———梁启超继其扛鼎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2) 之后, 于1926年复刊行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也坦承“史学, 若严格的分类, 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⁵⁾ 尤有进之, 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想法, 并非流于空谈, 视该时主流大学的史学教育学制的更革, 均能见其斧凿之痕。例如, 1920年起, 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订“社会科学, 为史学基本知识, 列于必修科”。 ⁽⁶⁾ 其劲敌清华大学也不遑多让。 ⁽⁷⁾

要之, 傅斯年所标举的“历史语言”研究的进路, 与主张和社会科学结盟的史学, 适代表当时两种截然有异、相互抗衡的史学流派。按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专擅“语言学”, 傅斯年深悉个中三昧:于公, 他立意将“语言”二字镶嵌入甫创立的机构名称:“历史语言研究所” (英文名称则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于个人实践, 他日后几篇中国上古史开创性的研究, 均与此息息相关。例如, 令他声名大噪的《性命古训辨证》 ⁽⁸⁾ 、《夷夏东西说》诸篇。 ⁽⁹⁾ 要言之, “语言学”乃是傅氏治史的利器, 其影响绝不止于工具而已;无论在研究进路和学术命题, 它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晚近, 我的同事张谷铭博士对德国“语言学” (philology, 或译“语文学”) 与傅斯年史学的形成, 有甚为精辟的阐述。 ⁽¹⁰⁾ 拙文则拟萃取傅氏大文的主要论旨, 稍加铺陈;俾便掌握其来龙去脉。

简之,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义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 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 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命题而发。可是要理解此一论点, 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 以及所赋予的任务。以次, 方及他所引进“史料”的新概念。傅氏的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关系断不能机械性地看待, 否则恰如禅宗所云:“死在字下”。要之, 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欧洲或德国, 均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况;但若干治史的精神, 尤其对不同文化的外来人却仍是新颖可喜, 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首先, 《旨趣》一文, 傅氏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 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 且每取伦理手段, 作文章家的本事。 ⁽¹⁾ 傅氏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 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 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 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 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 皆不可取, 甚至是“危险的事”。 ⁽²⁾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道论》里, 傅氏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 他格外推崇王国维 (18771927) 和陈寅恪 (18901969) , 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 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³⁾

其实只要稍加比对兰克的论点, 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1494-1514) , 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 指导现在, 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 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 ⁽⁴⁾

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 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 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 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 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 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 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 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 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 并非史家分內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 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 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⁵⁾

而“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 不是文词, 不是伦理, 不是神学, 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不是作艺术的建设, 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 或那个主义。 ⁽⁶⁾

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 并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 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 就是极值玩味的线索。 ⁽⁷⁾ 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记录, 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 只要整理好史料, 事实就显豁了。

若依兰克之见, 欲达成上述的目标, 历史则必得植基于原始资料, 而非如传统史家以文采为高, 辗转抄袭, 以讹传讹。按, 兰克固然受后世封作“科学史学的始祖” (the founder or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 , 但他的文采与叙事风格, 生前身后均备受称颂的事实, 却往往不受重视。要之, 他的史著不止受到标榜“文史合一”的麦考雷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极大的赞扬。 ⁽⁸⁾ 稍后的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甚至将兰克与修斯狄士 (Thucydides, c.460 BC-c.400 BC) 、古佐亚地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 、吉朋 (Edward Gibbon, 1737-1794) 、麦考雷列为同一等级的叙事天才。 ⁽⁹⁾ 可见作为近代史学的肇基者, 兰克深刻动人的文笔并非传承所在;反而拟似科学而严谨的史料批评, 方被视为正传。 ⁽¹⁰⁾ 兰克要求自己的著作需得自原始资料, 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他借自己的作品:《宗教改革时期的日尔曼史》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现身说法道: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 吾人不复将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建立在间接的报道之上, 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 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¹⁾

要之, 兰克并非首创应用原始资料的史家, 但他却是第一个将此一原则引领至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于此, 兰克心目中的“近代史”必须稍行注解, 方能识其大义。盖15、16世纪以降, 欧洲各国所积存的外交档案, 于19世纪渐次开放, 兰克适逢其会, 善加运用, 成果斐然;这段历史材料的优势, 实上古史与中古史难以望其项背的, 以致兰克的成就以近代政治外交史最为耀眼。

终其一生, 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 辛勤寻找、爬疏原始的档案, 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 ⁽²⁾ 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³⁾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 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 傅氏为中国史家所塑模动态的新形象, 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

这种对原始资料的要求, 在西方亦迟迄近代, 方成为史学操作的普遍原则。 ⁽⁴⁾ 而该时西方史学方法的巨著, 亦将上述的观点融入其中。 ⁽⁵⁾ 例如:法人朗格诺瓦 (Charles V.Langlois, 1863-1929) 在其与赛格诺博 (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 合著的《史学原论》 (Introduction auxtudes historiques) 里, 甫开头便定调:“史家处理的是文献 (documents) 。” ⁽⁶⁾ 紧接着便不惮其烦阐述史料的征辨, 直作到巨细靡遗的地步, 方才歇笔。他的业师, 同时是法国科学史学的代言人———古朗 (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对原始资料有近似洁癖的要求, 因为他相信可靠的史料自会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况。对“史实自明”的信心, 令他在某个场合面对喝采的学生, 发出如许的豪语:

请勿为我鼓掌!在这里讲演的并非我自己, 而是历史透过我在讲话。 ⁽⁷⁾

凡稍涉猎兰克史学者, 初闻古朗之语, 立可知晓古朗于此无非重申兰克的信念。兰氏于其《英国史》 (Englische Geschichte) 的结论中, 曾写道:

我所盼望做到的是把自我袪除掉, 仅由事情现身说法, 让强大的力量显现出来。 ⁽⁸⁾

这段话曾经传诵一时, 且广为学圈所征引。对兰克与古朗而言, 史家旨在“揭露” (reveal) 历史, 而非“解释” (interpret) 历史, 乃是史学不证自明的预设。 ⁽⁹⁾

不容讳言地, 由于情境有异, 傅斯年终究不是中国的“古朗士”, 因为古朗士坚持:“历史是门科学, 爱国是项德性;两者绝不可以相混。” ⁽¹⁾ 然而傅斯年却明白宣示:本国史的教育价值, 主旨在启发“民族意识”上。 ⁽²⁾ 职是, 民族主义对傅斯年治史则颇有渗透力, 傅著《东北史纲》尤涉民族争议。 ⁽³⁾

相对地, 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艾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 则申言:

历史倘要免于遁词或争议, 则必得站在文献上, 而非徒逞意见。 ⁽⁴⁾

在一封发给《剑桥近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撰稿者的公开函里, 他更表示由于档案的开发与应用, 史学研究已臻最终的境界。他相信今后所写的“滑铁卢战役” (The Battle of Waterloo) 定能令法、英、德、荷, 敌对各方所接受。 ⁽⁵⁾ 他在剑桥大学的继承者———伯雷 (John Bagnell Bury, 1861-1927) 尚以为:只要聚集全部人类历史最细微的事实, 历史的真相终会明白。 ⁽⁶⁾

这种“史实自明”的乐观情怀, 于1900年举办的“首届世界史家会议”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 再次表现无遗。有位史家在揭幕辞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

事实、事实、事实 (facts) 本身即带有教训与哲学, 真相 (truth, 或译“真实”) , 所有的真相, 除此无它。 ⁽⁷⁾

值得注意, 同一时期的史学论著, 便出现言必有据、步步为营的脚注格式, 与之相互呼应。 ⁽⁸⁾ 而史料批评遂成为史家的必备条件, 经由共同方法的操作, 史学加速专业化。而职业史家的登场自然成为近代史学的特色。 ⁽⁹⁾ 在中国,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诞生, 无疑是最佳的见证。

实言之, “重视史料”, 尤其“原始资料” (original sources) , 并非始自傅斯年, 之前梁启超、胡适受西学影响, 业已阐发再三; ⁽¹⁰⁾ 惟所不同的是, 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氏复将此一论点激进化, 进而申论“史料的优先性”, 遂成就其“史料学即史学”的看法。职是之故, 在学理上傅斯年便直接了当地概称:“史学便是史料学”。 ⁽¹¹⁾ 因此他认为: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 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 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 便退步。 ⁽¹²⁾

倚此, 傅氏且分辨“科学研究”与过去“学院学究的研究”的差异, 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学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

至于对材料的态度, 傅氏主张“存而不补”;对处置材料的手段, 则是“证而不疏”。他认为史家应在材料之内发现无遗, 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¹⁾ 他执著:

史的观念之进步, 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²⁾

依他之见, 西方近代史学得以突破乃缘史料编辑学的跃进。举其例, 日耳曼的历史学派, 便以挖掘档案、整理史料为治史特色。这种史学, 实超希腊、罗马以上, 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 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工夫。他对西方, 尤其是德国的史料编纂工作印象尤为深刻。傅斯年甚至称“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 ⁽³⁾ 意谓, 史家只能从多方的史料里披沙拣金, 过滤出事实的真相。故他亦不落人后, 指示史语所投入人力整理出“明清史料”, 供学界取资使用。 ⁽⁴⁾ 日后, 史语所迁台, 依旧大规模整理、出版《清代內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324册 (19861995) , 即是秉持、延续傅氏前所奠定的学风。他砥勉本所同人之治史学, 不以空论为学问, 亦不以“史观”为急图, 乃纯就史料探究史实。 ⁽⁵⁾ 毋怪在西方史家中, 傅氏特别推崇兰克 (软克) 与莫母森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的史学成就;相对的, 在中国史学, 他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 ⁽⁶⁾ 而在史料应用方面, 他固贬抑欧阳修《五代史》的成就, 另方面却高度称誉欧阳氏的《集古录》乃是“下手研究直接材料, 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 ⁽⁷⁾ 其故无他, 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准。

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新史学的倡导者既是摒弃固有史学, 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工夫赞赏有加。此一情结不止见诸傅氏一人, 梁启超、胡适之辈亦复如此。譬如, 他们虽蔑视《资治通鉴》所蕴涵的史观, 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相称许。而代表考史工作的极致———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 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 考证工作必得重新对焦: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 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这也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 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 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 ⁽⁸⁾ 的正解。

此外, 清代朴学之受重视, 与清末民初科学主义中的方法论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早在1902年总结有清一代朴学, 即认定考据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 颇饶有科学的精神”。 ⁽⁹⁾ 他相信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 “其第一要件, 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民国以后, 他愈发推衍此说, 进而赞扬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 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 取得丰硕的成果, 甚值后人发扬光大。 ⁽¹⁰⁾ 他鼓吹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中的文献学问, 而《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他所谓科学方法的实践。梁氏亟思以新史学扩充、检验资料的态度, 打破传统经学的束缚, 以树立一派“新考证学”。 ⁽¹¹⁾

这种“方法”意识稍后愈演愈烈。胡适在民初主张“整理国故”, 但怎么整理呢?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 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 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¹²⁾

他又说:

科学的方法, 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在应用上,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求证。”

在历史上, 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¹⁾

他不止称誉:“中国旧有的学术, 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²⁾ 更迳言, 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 乃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 ⁽³⁾

梁启超、胡适等对“科学”本身了解的正确与否, 并不是本文关心的要点;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科学方法”当作获得正确文史知识的保证。 ⁽⁴⁾ 清代考据学则恰好符合“史料考订”与“科学方法”的双重用途, 以致成为接引西学的方便桥梁;但“桥梁”本身毕竟不是西学“净土”的终点站。作为胡适高弟的傅斯年尤加肯定“方法”之普适性, 他认为:“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 要想做科学的研究, 只得用同一的方法, 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 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 ⁽⁵⁾ 所以他坚決反对有所谓的“国学”、“中国学”诸名词, 也不屑洋人所造的支那学“新诺逻辑” (Sinology) 一事。

必须点出的是, 胡适于清代学者推崇备致, 认为他们治学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⁶⁾ 但是傅斯年则有些许保留。他固然承认:“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 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 ⁽⁷⁾ 可是他最后的结论却急转直下:

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 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 仍然是一无是处, 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 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 ⁽⁸⁾

从上可以获悉傅氏之所以看重清代考据学, 只不过将其定位为解读资料的“辅助科学”, 犹非史学的主体。

约言之, 傅斯年与兰克的关系, 绝非食古不化。兰克治史的强项存于他对“文献” (documents) 的搜寻、爬梳与娴熟的解读, 由于他有“文本崇拜” (textual fetishism) 的倾向, 致使他轻忽考古文物的价值, 尤其在其晚年处理西洋上古史时, 此一弱点更暴露无遗。 ⁽⁹⁾ 然而19世纪下半叶, 形势丕变, 考古发现成果丰硕, 举世注目, 使得兰克门徒亦不得不正视考古遗址及文物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总之, 兰克史学原系与时俱进, 并非一成不变;而傅氏当时绝非鹦鹉学语, 确能领会该学派的真精神, 并贯通其治学的大经大脉。故“考古学”在傅斯年的治史策略, 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不但可交相印证纸上、地下的材料, 且能扩充、创造新的史源, 其重要性有逾王国维前所倡发的“二重证据法”。 ⁽¹⁰⁾ 具体的见证便是他对“安阳殷墟考古”的卓见, 与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与一昧只寻觅地底甲骨文的董作宾 (18951963) , 诚然有所分辨。 ⁽¹¹⁾ 他献身说法道:

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 日益加多, 作史较易, 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 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 ⁽¹²⁾

的确, 他比起当时受兰克史学影响, 却又拘泥于兰克教条的中国学人, 实高人一等。 ⁽¹³⁾

况且, 傅斯年也重视其他学科对历史研究的助益。例如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 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 地理, 考古, 生物, 气象, 天文等学, 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¹⁾ 举其例, 他说清代大学者顾亭林 (16131682) , 研究历史事迹时, 虽知观察地形地物, 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 成绩岂不是更卓越呢”? ⁽²⁾ 有趣的是, 顾亭林与当年德国大史家莫母森的境遇如出一辙, 只缘莫母森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 竟连“冰河期” (ice age) 和“图腾” (totemism) 均闻所未闻, 遂遭致鲁宾逊的讥讽。 ⁽³⁾ 简之, 在《旨趣》一文, 傅斯年放眼所及的学科仅止自然科学, 而除语言学、考古学之外, 并无片言只语涉及其他新兴的学科。可见他对社会科学如何应用到史学研究则所知较为有限。 ⁽⁴⁾

加上19、20世纪之际, 正是历史与社会科学此消彼长的分水岭。自此而下, 社会科学在学术版图上, 纵橫捭阖, 远交近攻, 而史学却节节败退, 困守一隅。甚至连兰克史学之集大成者的伯伦汉 (Ernst Bernheim, 1850-1942) , 亦不得不正视社会科学的挑战, 于其新版的《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道论》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里, 耗费篇幅, 据理以争, 亟求维护史学的自主性。 ⁽⁵⁾ 此外, 同为世纪之际历史方法论巨擘的赛格诺博也适时刊行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 (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 1901) ;他对社会科学的“概化” (generalization) 和“抽离” (abstraction) 满怀戒心, 而强力推销社会科学应采行历史方法, 却遭致“方法论帝国主义” (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 之讥。 ⁽⁶⁾

众所周知, 傅氏素不喜玄虛的历史哲学。他甚至援引“可笑”一词, 来讥讽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的唯心史观。 ⁽⁷⁾ 他深受欧陆实证哲学的影响, 故有此一心结;但若就史学内在理路而言, 兰克学派本身便蕴育了此一倾向。举其开宗祖师兰克而言, 兰克万分厌恶历史哲学, 尤以黑格尔为最。兰克认为“历史”和“哲学”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 ⁽⁸⁾ 其及门高弟———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更斥责历史哲学是只半人半马的怪物, 本身即自相矛盾;因为历史和观察是同等的, 因此是非哲学的, 然而哲学却是将观察物附属于原则之下, 所以是非历史的。布氏谓:

无论如何, 我们不追求永恒的智慧, 因为它们远超过我们认知的范围;有关世界计画 (world plan) 的大胆假设之所以导致谬误, 正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假的前提。 ⁽⁹⁾

傅斯年本人则论断:“历史哲学”乃语言的泛想, 只能当作私人的事, 不能作为研究的工作。 ⁽¹⁰⁾ 换言之, 即非科学探讨的对象。

由史学史观之, 兰克与后世“科学式史学” (scientific history) 的关系相当错综复杂, 兰克是否为始作俑者, 真相与否, 犹有商榷的余地。 ⁽¹¹⁾ 但是他对“事实” (facts) 的重视与对史料的考究, 毫无疑义立下近代史学的典范。举其例:创刊于该时的西方历史专业学报, 更直接反映兰克的观点, 法国《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 的发刊词即声言:“本刊只接受立基于原始资料的原创研究。” ⁽¹²⁾ 因此, 若单就著史的原则和史料的观点, 中国的傅斯年确是兰克史学的同调。 ⁽¹⁾ 是故, 有位同为留德的友人追忆:傅氏生前曾告诉他:“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 ⁽²⁾ 应是言而有征。

另方面, 正缘傅氏执着“史实自明”不疑, 令他无从预料之后“历史相对论” (historical relativism) 的崛起, “史实自明”遭受空前的质疑, 顿成遥不可及“高贵的梦想” (That Noble Dream) 。 ⁽³⁾ 尤有过之, 果依《旨趣》一文结尾所言, 傅氏放声疾呼:不但要袪除主观的“仁义礼智”的道德史学;同时要把“科学的东方学”移植中国, 甚至要建设“历史学和语言学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⁴⁾ 至是, 他则坠入“科学史学”的窠臼了。傅斯年曾说过:现代的哲学已受过科学的洗礼, “哲学既和科学用一样的方法, 那么, 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的, 未便谈哲学了。” ⁽⁵⁾ 度之傅氏的理路,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史学。

按, 史语所创立于1928年, 依傅斯年的规划, 拟借重德国历史学派的“语言学”一展鸿图;究其实, 傅斯年终其一生未曾忘情于兰克, 于其晚年犹思购得一套《兰克全集》, 忠诚之忱不言而喻。 ⁽⁶⁾ 反观创立于同年的法国“年鉴学派” (the Annales school) , 其奠基者———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和费夫雷 (Lucien Febvre, 1878-1956) , 却选择摒弃德国旧史学, 而对史学与社会科学作了近乎完美无缺的结合;毋怪布、费二氏共同的景仰者正是法国社会学的大宗师———涂尔干 (mile Durkheim, 1858-1917) 。 ⁽⁷⁾ 而涂尔干学派在法国正是传统历史学派的挑战者。所以就开宗立派而言, 中、法确是渊源有别, 但不容讳言, 就影响所及, “年鉴学派”迄今犹历久不衰, 无远弗届, 而傅斯年的史学只囿于中国史学一隅, 至今或有广陵散绝矣之叹呢! ⁽⁸⁾

是故, 欲评价傅斯年的贡献, 不能光从傅氏倡导“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着眼, 而必须端详制度的建制;一如西方史学史家所言, 兰克创设“研讨课” (seminar) , 专责史料分辨, 以培育出新世代的史家。正是凭借此一教育机制及其自身作品广受欢迎的程度, 令他跃身为西方近代史学首屈一指的人物。 ⁽⁹⁾ 而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与个人的史学实践, 显有异曲同工之妙, 致使傅氏亦不遑多让, 骤成近代中国史学的领军人物。东西史学互相辉映尽见于此!

末了, 值得一提的是, 傅氏所创立的史语所在大陆时期, 网罗诸多名家, 治学成绩斐然, 自是蔚为汉学重镇。嗣后迁台, 史语所同仁不畏时局的困厄, 坚守岗位, 一心向学, 犹得弦歌不辍;尤其1980年后, 再次成为台湾史学生力军的汇聚之所, 各方学人归来, 尽情挥洒, 大放异彩, 然已非原初傅氏史学所能矩矱了。但这并无损于傅氏创业的伟绩, 因为只要“史语所”存在的一天, 他永远功不可没。

注释

1 梁启超:《新史学》, 收入《饮冰室文集》, 第2册“文集之九”,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60年, 第132页。

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收入《傅斯年全集》, 第4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 第253266页。

3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收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附录, 台北:三民书局, 2006年, 第229267页;或见简体字版, 附录, 北京:三联书店, 2008年, 第217255页。

4 傅斯年当年称之为“语言学” (philology) , 今则译为“语文学”, 而与今之“语言学” (linguistic) 有所区别。概言之, “语文学”的对象系文字书写, “语言学”则是言说口语。较详细的讨论则参阅Ku-ming Kevin 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Transcontinental Responses, ”W orld Philology, ed.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Elman and Ku-ming Kevin C hang (C ambridge, M assachusetts: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 2015) 311-331.

5 cf.Fritz R inger, Max W eber's Methodology: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35.

6 举其例:他的晚年定论可见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 (1950) 一文, 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362365页。马克思主义一般视作社会科学的分支或特殊型态。傅氏发表《旨趣》不久, 即发生“中国社会史论战”, 围绕历史唯物史观而发, 多方针锋相对。遑论之后, 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请参阅拙著《历史的转向》, 《文化中国》44 (2016) :110。

7 “辅助科学” (auxiliary sciences) 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 例如:钱币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 前者为史学之工具, 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和方法。

8 鲁宾逊的《新史学》发表于1912年, 其在美国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ew York:Vintage Book, 1970) 的相关章节。何炳松 (18901946) 受朱希祖之托, 将所授课之英文教本译为中文。何炳松译:《新史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年, 第151 页。

9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18821949) 》, 第五章《鲁宾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92239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收入《饮冰室专集》第1册,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72年, 第151页。

11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 1929) , 第7071页。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序》, 《新史学》, 第12页。

1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 (19261952)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6页。

13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 《傅斯年全集》第2册, 第161404页。

14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全集》第3册, 第86157页。

15 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7.2 (2016) :375460。另外, 王汎森的傅斯年传记, 迄今仍是傅氏学思最为生动翔实的力作, 甚值参考。请见:Fan-sen Wang, 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有中译本。

16 (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53、262页。

17 傅斯年:《史学方法道论》, 《傅斯年全集》第2册, 第723页。

18 T he T heory and Practice of H istory:Leopold von R anke, ed.Georg G.Iggers and Konrad von M oltke (Indianapolis:Bobbs-M errill, 1973) 137.

19 Ibid., pp.137-138.

20 傅斯年:《史学方法道论》, 《傅斯年全集》第2册, 第5页。

21 “神学”主导西洋中古史学。“文词”、“伦理”向来是西方上古史学至18世纪启蒙史学所牵涉的面相。“社会学”则是因19世纪法国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建立之后, 将史学附属其下。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The Essential W ritings, ed.Gertrud Lenzer (New York:Harper&R ow, 1975) , pp.66, 91-92, 247-261.

22 举其例, 麦考雷对兰克的名著《教皇史》称颂备至。参阅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vol.III (New York:D.Appleton and C ompany, 1895) 303-340.

23 W ilhelm D ilthey, Selected W ritings, ed.and trans.H.P.R ickman (C ambridge:C 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76) 188.

24 Lord Acton,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 riting of H istory (Indianapolis:Liberty C lassics, 1985) 331-332.又G.P.Gooch, H istory and H istorians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Boston:Beacon Press, 1968) 97.

25 Leopold von R anke, H istory of the R eformation in G ermany, trans.Sarah Austin (London:George R 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1905) xi.

26 请参阅Gino Benzoni, “Ranke's Favorite Source”与Ugo Tucci, “Ranke and the Venetian Document Market”, 均收入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 istorical D iscipline, ed.Georg G.Iggers and James M.Pow ell (Syracuse:Syracuse U niversity Press, 1990) , chs.4&9.

2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64页。虽然我揣测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兰克的治学特征, 但此一句话似由英国史家崔威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 转手而来。崔威廉于1903年发表《重新发现克里欧》 (注:克里欧[Clio]为历史女神) , 旨在驳斥另位史家伯雷 (J.B.Bury, 1861-1927) 科学史学之说。1913年崔氏修订后复收入《克里欧:一位女神》。该文形容敌对的学派“Collect the“facts”—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参较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The Varieties of H istory, ed.Fritz Stern (C leveland:M eridian Books, 1957) 232.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寻资料的动态观念, 此与囿于饱读经史的传统学者有所区别。

28 Arnaldo M 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Studies in H istoriography (N ew York:Harper&R ow, 1966) 1-39.

29 19 、20世纪之交, 西方广受欢迎且最具份量的两本史学方法巨著, 其一为德国史家伯伦汉 (Ernst Bernheim, 1850-1942) 于1889年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 eschichtsphilosophie) , 与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及赛格诺博于1897年合著刊行的《史学原论》。两书一方面绍述兰克史学, 另方面有所订补, 但于此二原则仍深信不疑。这只要稍稍检视它们在“史料征辨”所费的巨大篇幅即可得知。

30 C harles V.Langlois and C 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H istory, trans.G.G.Berry (N ew York:Henry Holt and C ompany, 1898) 17.

31 quoted by Emery N eff, in T he Poetry of H istory (N ew York:C olumbia U niversity Press, 1947) 192.

32 quoted by Helmut Berding, in“Leopold v.R anke, ”in D eutsche H istoriker, ed.Hans-U lrich W ehler (G9ttingen:Vandenhoeck&R uprecht, 1973) 13.

33 James W estfall T hompson, A H istory of H istorical W riting (N ew York:T he M acmillan C ompany, 1942) 456.

34 Ibid., p.372.不要忘记, 兰克于论辩“宗教改革” (the R eformation) 时, 也宣称:首先, 他是位史家, 其次方是基督徒。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his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 istory (C hicago:C hicago U niversity Press, 1967) 337.

35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321页。

36 傅斯年治史与民族思想的牵联, 请参阅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 收入胡适等:《怀念傅斯年》,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 2014年, 第1726页。又, 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 《当代》116 (1996) :3749。

37 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332.

38 Ibid., “Letter to C ontributors to the C ambridge Modern H istory, ”396, 399.

39 quoted by Geoffrey Barraclough, in Main T rends in H istory (N ew York and London:Holmes&M eier, 1991) 7.

40 quoted by Peter N ovick, in T hat N oble D ream (C ambridge:C 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93) 38.

41 “注脚” (footnotes) 在不同时期的史家, 自有不同的功能。近代史学论著的书写形式则从兰克方才定型。见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a C urious H istory (C ambridge, M assachusetts: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 1997) , chs.2-3.

42 在西方, 史学的专业化各有不同的国情, 但众口一词的是“史料批评方法”的建立和盛行起了关键的作用。参见Felix Gilber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H istory:the D evelopment of H 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hn Higham w 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 (Englew ood C liffs, N ew Jersey:Prentice Hall, 1965) 320-339.晚近有美国史家专就美国史学初起的专业状况, 援“历史政治研究” (historico-politics) 的分合以修正兰克史学的影响, 但整体而言并不足以动摇前述的论点。比较Dorothy Ross, “On the M isunderstanding of R anke and the O rigi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America, ”Leopold von R anke and T he Shaping of the H istorical D iscipline, pp.154-169.此外, 必须一提的, 兰克及其门徒所创立的史学杂志对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亦不容忽视。参见M argaret F.Stieg, T he O rigin and D 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 istorical Periodicals (Alabama:T he U 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3-38.

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2) , 收入《饮冰室专集》第1册。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928) , 第3集,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90年, 第109122页。

44 傅斯年:《史学方法道论》, 第6页。

4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56页。

46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62、254页。

47 傅斯年:《史学方法道论》, 第5页。

48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 《当代》116 (1995) :69。

49 傅斯年:《明清史料发刊例言》,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357359页;《明清史料复刊志》, 第360361页。

50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356页。

51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356页;又见氏著:《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 第69页。有关兰克与莫母森的史学可参阅G.P.Gooch, History&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apters VI&XXIV.

52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傅斯年全集》第1册, 第57页。

5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文集》第2册, 第87页。

5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台北:启业书局, 1972年, 第49、173页。

55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饮冰室文集》第7册, 第110113页。

56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胡适文存》第1集, 第736页。

57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胡适文存》第3集, 第109110页。

58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文存》第1集, 第391页。

59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文存》第1集, 第390391页。胡适在晚年追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 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年, 第94页。

60 请参考拙著《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 收入氏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1992年, 第261285页;简体字版, 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99220页。

6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62页。

62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第383412页。

63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411、415页。

64 G.P.Gooch, “R anke, ”H istory and H istorians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p.94.细论则请参阅拙作:《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

65 王国维:《古史新证》, 北平:来熏阁影印手稿本, 1935年。

66 试比较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267288页;《考古学的新方法》, 第289299页。除却甲骨文, 傅斯年更注重地底下文化层所蕴藏的历史讯息。

67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 第68页。

68 试比较留德而谨守兰克史学的姚从吾。姚从吾:《历史方法论》, 收入《姚从吾全集》, 台北:正中书局, 1971年, 第1册。

69 (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59页。

70 James Harvey R obinson, T he N ew H 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 istorical O utlook (N ew York:T he M acmillan C ompany, 1912) 91.按, 莫母森缘其巨著《罗马史》, 于190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71 傅氏对心理学涉猎颇广, 但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例如:傅氏生前曾撰有《心理分析道引》草稿, 并未发表, 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212252页。內容并未牵引史学问题。

72 Ernst Bernheim, Lehrbuch der H 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 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zig:Verlag von D uncker&Humblot, 1908) , S.92-99, 636-677.本书初刊于1889年。本书有陈鞱节略注释部分的中文译本。若伯伦汉著, 陈鞱译:《史学方法论》,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年。傅氏的藏书收有该书的简易通行本:Ernst Bernheim, Einleitung in die G 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und Leipzig, 1920) , 自署:傅斯年1937年重装。

73 Fritz R inger, Fields of K nowledge:French A cademic C ulture in C 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C ambridge:C 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92) 265-282 .又, Pim D en Boer, H istory as a Profession:T he Study of H 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Arnold J.Pomerans (Princeton: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 1998) 298-299.

74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 第71页。

75 Leopold von R anke, “O n the R elation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 he T heory and Practice of H istory:Leopold von R anke, p.30.

76 Jacob Burckhardt, R eflections on H istory (London:G.Allen&U nw in Ltd, 1950) 16.

7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62页。

78 Georg G.Iggers, “T he Image of R 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 hought, ”H istory and T heory (1962) :17-40.

79 Fritz Stern ed., “Preface:R eveu H istorique, ”T he V arieties of H istory, p.173.该刊创办于1876年。

80 据云:傅斯年处处以“中国的朗克 (兰克) 学派”自居, 应非空穴来风。引自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81 张致远 (贵永) :《张致远文集》, 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7年, 第124页。张致远在1952年发表《兰克的生平与著作》的前语, 谓此文“为纪念傅孟真先生而作”。

82 “高贵的梦想” (That Noble Dream) 乃是美国著名史家在1935年所发表的名文, 抨击“史实自明”的神话。详情则请参阅拙文《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 (Beard) 和贝克 (Beckon) 谈起》, 收入拙作《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第159191页;简体字版, 第117145页。之后, 史学客观性 (objectivity) 遂成史家热门研议的问题。姑举两例, 以概其余: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1993.及Richard J.Evans, In Defense of H istory (N ew York and London:W.W.N orton&C o., 1999) .

8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266页。

84 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1999) , 《傅斯年全集》第4册, 第207209页。

8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傅斯年档案I:817“傅斯年先生杂记”。

86 Peter Burke, T he French R evolution (C 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

87 在史学研究里, 能够领会和发挥“语言学”的强项, 实属凤毛麟角, 当年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二位惺惺相惜。撤台以后的史语所能承继此一治学特征, 唯有留学土耳其的陈庆隆 (19682002史语所专任) , 和哈佛训练回来、短暂停留该所的卓鸿泽博士, 两位而已。

88 兰克的信徒艾克顿, 认为兰克本身的作品影响极广泛, 但史学史名家顾曲 (G.P.Gooch, 1873-1968) 则认为“研讨课”提高了当时历史研究的水准, 且造就不少名家, 其影响不逊兰氏的作品。参较Lord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Collins, 1970) 32-33;and his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 riting of H istory, pp.331-332与G.P.Gooch, H istory and H istorians in the N ineteenth C entury, 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