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后现代历史观的冲击下, 历史研究以及思想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当然也引发不同的争议。 ⁽³⁾ 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历史文本等基本问题成为焦点。特别在思想史研究领域, 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是否可以如有些学者所说:作者已死, 文本成为独立开放性的存在, 可以从任何视角进行解读, 思想史研究化约为只是文本的解读, 形成文本解读者至上的研究范式。面对这种状况, 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亟需澄清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能厘清这一关系, 让作者已死的观点继续流行, 不仅无法建立起历史性阐释, 而且也会让非历史性解读占据霸权地位。

一、作者已死?

如何看待文本作者的地位, 以及其和文本之间的关系, 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这一基本问题。一个文本是否可以不需要作者在场, 甚至质疑作者的存在, 犹如福柯所发问的那样:作者是什么? ⁽¹⁾ 作者在文本中起到的功能是什么, 对文本而言, 作者具有权威性吗?在持有作者已死观点的学者看来, 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建立的, 可以排除作者的存在。也就是说, 在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之间没有直接和内在的关联, 两者之间不是一种“私有”的关系, 不应该完全相信作者的思想和意图完全主导与控制着文本的意义和功能。在抛却了作者之后, 任何文本都将获得一种不再受制于作者意图的自主的意义空间。 ⁽²⁾

对此, 思想史家们自然不同意这一观点, “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就鲜明地指出, 思想史家在研究一个文本时, “他应该特别追问自己:这些作者在写作文本时都在干什么”。 ⁽³⁾ “诠释的一个中心目标应是致力于理解作者的意图, 致力于理解通过构写其著述这些作者可能意指什么。” ⁽⁴⁾ 从作者出发, 思想史家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也确立起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是以思想史家马克·贝维尔为代表, 他从作者自身的思想观念出发, 指出作者在写作其文本时, 自然会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图体现在文本之中, 或者说文本的思想表达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所思所想。这样, 作者的思想和写作文本的意图以及文本则浑然一体, 要很好地解读文本的意义就需要考察作者的思想观念以及意图。他在《观念史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观念史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所表达出来的观念。观念史家研究意义, 也就是说他们将研究意义的特性作为核心。我已论辩道, 他们研究阐释性的意义, 理解为个人的观点, 而非语义学或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观念史家所研究的意义是每个个体创造性的产物, 而非是语言性语境或社会规范下的结果。现在, 我试图去显示每个个体能动性地所创造出的阐释性意义是其信仰的表达。当人们发表谈话, 他们表达了观念或信仰, 而正是这些观念或信仰建构成为观念史家所研究的对象。历史的意义就包含在这些所表达的, 以及所传达给每个个体的个人观念的信仰中。” ⁽⁵⁾

另外一种则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 认为作者在文本中体现的意图和其自己的思想信仰绝非一定是对应性的关系, 相反常常是一种背离, 思想家撰写其文本只是对那个时代特定问题的一种论辩, 体现了作者在“干什么”。例如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展现的就是对当时的“德行”这一时代政治辩论主题的一种介入 (intervention) 。 ⁽⁶⁾ 因此, 解读者就不能把《君主论》这一文本所表达出的这些思想当作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思想信仰。由此, 斯金纳创造了解读作者意图和文本之间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其实, 上述两位思想史家均指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素, 和由此呈现出的复杂关系。作者的思想信仰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但不容忽视的是作者的意图也制约着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思想信仰和作者的意图有时是结合在一起, 有时却又是分离的。当解读者面对思想家的文本时, 首先就需要厘清这一文本与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 判定复杂的纠缠关系。正是因为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是如此复杂, 才需要思想史家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考辨研究, 确立起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说, 思想家在写作其文本时, 对文本主题的确立、意图的诠释、论据的展开等都是作者意图的体现, 即使是修辞性的表达也是作者意图的体现方式, 以及所要达到的对意图实现效果的一种运用方式。总之, 思想史研究者都承认, 文本就是作者的一种思想生产活动的产物, 也是思想家写作意图的具体化、呈现化和修辞化, 以及作者想要表达和达至目标实现效果等意图的实现。

可是在作者已死、文本是独立和开放的、可被读者任意解析的指导思想下, 这些研究者大都从既定的现存的文本出发来展开考察, 导致其最为严重的一个缺陷就在于, 将文本看作孤立的存在, 文本产生的特定语境被置之不顾, 仿佛存在于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 思想家似乎也是经由文本在向任何时代的人们表达其思想观念。同样, 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也完全失却, 只剩下被孤立的文本自身, 也就可以放任解读者带着任何目的进行解读, 这样文本自身成为解读和阐释文本意义的关键, ⁽¹⁾ 并且作者在写作文本时的思想以及意图也都被解读者所给出与赋予。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 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性的解读范式。针对这一情形, 昆廷·斯金纳在其代表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评, 斯金纳认为, 过去对思想家的解读犯下了很多错误, 例如, 研究者常常带着自己特定的预期观念来理解这些思想家的文本, 期待从思想家的文本中找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 而完全不顾思想家撰写这一文本时是如何思考的, 其意图何在。斯金纳以马基雅维利为例指出, 评论家过于热衷于“发现”他们已被安排好要找到的那些“现代”元素, 这样的诠释可能与任何原则上合理的有关马基雅维利政治著作意图的描写完全不搭界。 ⁽²⁾ 在列举出这些“时代误植”的解读方式后, 昆廷·斯金纳指出:“只要我们发现不同的著作家为之做出的贡献的所谓确切的观念实际并不存在, 而只是有着不同意图的著作家们所发表的形形色色的论断, 那么我们会发现并没有什么观念史可写, 只有不同的观念运用以及运用这些时的不同意图的历史。” ⁽³⁾ 因此, 斯金纳认为, 作为思想史的研究, 我们必须要有历史性, 这种历史性阐释就是要实现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 从对思想家文本的研究转换为研究思想家在什么历史的“时刻”和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 即文本的形成, 并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和修辞手段来组织文本。这也意味着, 在对思想家的文本进行解析时要将思想家的文本 (text) 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 (context) 来研究, “正是在这些‘思想语境’中, 文本才得以写作, 同时, 文本的写作也是针对这些‘思想语境’”, ⁽⁴⁾ 因而切忌用今天的概念工具来生搬硬套地进行理解, 随意诠释。目前, 这一“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研究范式。

在“剑桥学派”看来, 历史语境有多维度的指向, 既可以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 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语境 (如法庭) , 以及历史语言语境, 即人们某时期的说话方式和支配这些说话方式的规则。 ⁽⁵⁾ 根据这一研究范式, “剑桥学派”取得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如此, 当代英国思想史家蒙克教授指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由于斯金纳等人的努力, 在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研究中有了一场历史性革命, 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 追寻作者的行动和意义的历史; ⁽¹⁾ 并且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从“文本中所引申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在历史上可以辨识的意义”。 ⁽²⁾

的确, 从历史语境出发也就意味着, 无论是对作者的考察, 还是对文本的研究, 都离不开历史性这一基本原则, 这种历史性在两个层面展示其重要性并得到体现, 或者说, 作为定语, 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使用, 它成为一种限制性条件。首先, 它限制了解读者们对历史的歪曲或随意性, 避免了历史相对主义, 同时也摆脱了独断论;其次, 将文本放在历史语境中来理解, 避免了对作者意图的抽象性与武断性的哲学式理解, 从而使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思想史家波考克将此称之为“要从哲学的解释”转变为“历史的解释”。“剑桥学派”的开创者拉斯莱特旗帜鲜明地断言, “哲学已经死亡”。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呼吁, 今天的历史研究要表现为“历史性”。波考克更为明确地说, 作为思想史家, 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重建某一特定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 也即作为诠释者, 我们所附加在文本或者言说中的意义必须是该文本或言说呈现在特定历史语境 (historical contexts) 中的意义。 ⁽³⁾ 斯金纳也说, 即便是在哲学家看来最可靠的解释, 也必须根据历史的证据来检验, 甚至可能被抛弃。他还进一步阐述到, 我们不应该追问词语的表述性意义, 而应该追问词语的用法, 特别是应当追问词语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以特定的方式被使用时所呈现出来的意义, 即把语言本质上看作是有目的的话语, 并追问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隐藏在语言用法背后的不同意图。意图和意义, 无论是就行动而言, 还是就言说而言, 是一个公共问题, 要想理解意图和意义, 不是要让人们发挥神通进入历史人物的大脑 (探知他们所思所想) , 而只是要人们去考察历史人物在其中行动的生活方式。 ⁽⁴⁾

举例来说, 从历史语境, 特别是特定的语言惯例来说,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不可能是一种讽刺作品, 而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中的第五章也不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辩护;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样不可能是对“极权主义”的一种辩护。这是因为:对于这些作者而言, 这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陌生的, 故而不可能进入到他们的写作意图。 ⁽⁵⁾ 再如, 密尔在1859年出版了《论自由》, 其实在出版之前, 这一文本的形成经历了多年的写作, 以及和妻子哈瑞特讨论的过程。人们在研究中就需要考察这一过程, 从而辨明密尔的写作意图, 以获得对《论自由》这一文本更好的理解。试想如果将作者排除在外, 把文本独立出来进行考察, 就切断了文本和作者意图之间的内在关系, 无法回答作者为什么要创作这一文本。可以说, 对作者的研究应该置于文本研究之前, 而非无视作者的存在, 只管孤立地研究文本。下述斯金纳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简练地表达出对文本进行历史性阐释的要旨: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对思想家的文本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 不仅要掌握言说的意涵, 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 ⁽⁶⁾ 同样, 历史性阐释的要义更体现在:“要想理解一个文本或一个行动,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即不仅仅视其为一种事件, 而应视其为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 因而, 解释学事业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个问题———即去‘复原’特定的问题, 而我们所研究的文本或行动可以看作是对于这个特定问题的回答。” ⁽¹⁾

二、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形成

当然应该看到, 有些文本并不能直接体现作者的意图, 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并非是不证自明、通透和显现的, 而是复杂甚至是变化的。有些作者自己的思想信仰, 和写作文本的意图可能会始终如一, 坚定不移;有些自然也会随着自己所处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就需要研究作者的情感、时代关切、教育经历、交友网络、那个时代观念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具体受到谁的影响, 等等。这就要求研究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 借助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探寻、考证和辨析, 因而历史学的规范性、历史学的基本要素将会发挥作用, 保证自己的解读是建立在第一手资料这一基本的史实之上、符合文本的文献资料性这一内在规范要求并使其体现出历史性。

对作者意图的追寻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文本形成的考察, 关注作者为什么要写作这一文本, 如何组织论据, 展开论辩。因此, 如果从文本的形成这一发生学和文本的形成完全应是一种历史性过程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的话, 则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意图和文本意义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 钩沉与显现这一关联将会有助于人们理解作者为何要撰写这一文本和文本所包含的意义, 从而为理解文本的意义展现出一条历史性阐释的路径。例如以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为例。1831年, 托克维尔和好友古斯达夫·德·博蒙假借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为名, 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于是, 他们向法国司法部申请, 并得到了批准和经费上的支持。1831年4月2日, 他们离开法国, 5月9日到达美国, 1832年2月22日离美回国, 总共在美国考察了9个多月, 回国后也的确交出了一份关于美国监狱改革的报告。但这些并不是托克维尔撰写《论美国的民主》这一文本的意图所在, 如果借助于其他资料, 则可以获得撰写这一文本的真实意图。1831年4月25日, 就在托克维尔和博蒙在前往纽约的船上, 博蒙给他父亲的信中公开了他和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考察的真正意图。“我们有着宏大的计划……就像我们将考察美国的监狱一样, 我们将考察她的居民, 她的城市, 她的体制, 以及更多。我们将研究共和国的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这种政府与欧洲的政府完全不同。我们将写一本书准确地叙述这个美利坚民族, 描绘他们历史上的众多爱国者, 概括他们的特性, 分析他们的社会状态, 纠正对他们的很多错误理解, 难道这不是很好吗?” ⁽²⁾ 同年6月, 就在他们刚刚到达美国, 托克维尔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自从我们到达这里后, 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去研究我们将要走遍的这个国家。为此, 我们必须先要分析我们的社会, 去发现我们社会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以便我们能够在这里询问到有价值的问题而不留下遗憾。我们的这项工作尽管困难, 但非常诱人, 它使我们注意到了很多以前没法事先做好分析的遗漏。” ⁽³⁾ 当然, 尽管托克维尔希望访问美国, 研究这个年轻的共和国, 但他事先没有计划要去写一本日后让他一举成名的书。他说:“我没有带着要写一本书的观念去考察美国, 但在考察之后, 写本书的念头才向我袭来。” ⁽⁴⁾ 1835年1月, 即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1卷出版之后, 托克维尔在给他的朋友凯戈莱的信中也公开了他当年为何要考察美国的这段秘密。“我去美国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彰明我的观点, 考察监狱制度仅仅只是借口, 我利用它以便得到可以在美国到处旅行的护照。在这个国家, 我考察到了无数的对象, 我探讨了常常问我自己的问题。” ⁽¹⁾

托克维尔这一个案, 告诉了人们理解和找寻作者撰写文本的意图, 不仅是在思想家自己撰写的文本中, 还需要从文本转向思想家的人际交往关系, 特别是他的知识圈和知识交往关系。例如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 从青年时代就结识了一批朋友, 例如在1822年密尔16岁时, 因为学习罗马法, 通过为他教授罗马法的老师约翰·奥斯丁, 认识了后者的弟弟查尔斯·奥斯丁, 后又结识了麦考莱、哈代、查尔斯·维利尔斯等人, 特别是认识卡莱尔对密尔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密尔在“自传”中这样写到, 他在提出理论时有一种惊人的力量, 他让我印象深刻, 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最热忱的崇拜者之一。 ⁽²⁾ 因此, 通过阅读约翰·密尔的书信集, 可以发现在与这些朋友的通信交往中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前后思想的变化等。同样, 这些朋友们在彼此交往时也会提及密尔, 复述和密尔谈话的内容, 并对密尔的一些想法进行评论。而这些资料对于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具有重要价值。1835年6月, 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也说:“我根据兴趣热爱自由, 根据本能和理性热爱平等。很多人假装有这两种热情, 我相信只有我真正地具有, 并准备为它们而牺牲。” ⁽³⁾ 因此, 这些历史资料直接帮助我们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如何表达在他们的文本中。

由于知识生产是一个系统, 出版和翻译就成为这一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环节, 因此不可忽视的考察对象还包括出版商和对思想家著作进行翻译的译者。还以密尔为例, 他与他的出版商约翰·威廉·帕克多次通信, 并和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密尔的《论自由》一书除了在英国出版发行之外, 还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版。例如在1860年出版了法文版;1861年出版了俄文版和德文版;德文版由奥地利哲学家、密尔的崇拜者, 曾经翻译过密尔的《逻辑学体系》等著作的提奥多尔·龚佩慈翻译。为了便于翻译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文本和作者的意图, 密尔还和提奥多尔·龚佩慈多次通信, 信中直接表达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意图。“我的《论自由》这本书还未完成, 希望在下一年冬季能够出版。这里所涉及的自由是关于道德和思想而不是政治自由。而这些内容如同在我们英国一样, 你们德国那里也并不是如此迫切需要。” ⁽⁴⁾ 同样, 1837年3月22日, 托克维尔给英国友人里夫, 也是他的著作的英译者的信中, 这样解释了他的出身和他的那个时代, 透过托克维尔自己的这段话, 我们可以理解贯穿于他一生的思想品格。“民主和贵族的偏见在我这里是互换的;也许我有了这一面, 也有着另一面, 就像出身在另一个世纪和国家。但是, 出身的偶然使得我可以自由地去保卫这两者……当我出生时, 贵族制已经死亡, 民主还没有诞生。所以, 我的本性将不会盲目地朝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纪, 40年来我们尝试过每一件事情, 但都没有聚焦于每一件事情, 所以, 我没有轻易地企求政治的幻想。因为我属于旧的贵族的世纪, 我感到我没有天然的仇恨和偏见来反对它, 由于贵族制已经被摧毁, 所以我也对它没有更多的天然的热爱, 我们仅仅只是强烈地偏袒其存在……总之, 我是如此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平衡, 我并没有自然地感到和本能地朝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 也没有很困难并带着失望来看待这两者。” ⁽¹⁾

三、重回历史性阐释

从上述这些思想家们的事例中可以明确地看到, 作者的思想形成和意图与文本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正如剑桥大学思想史家约翰·罗伯逊教授在批评美国学者阿瑟·诺夫乔伊“观念史”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 “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抽象概念, 观念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承载观念的文本和文本作者, 并将所研究的观念与特定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但他们所关注的是思想本身, 至于思想产生的环境和思想家的具体关切则退居次席。与此相反, “思想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类活动, 其研究方式与政治史、经济史并无二致。这里的观念不再被当做抽象之物来对待, 而是将更多的研究精力聚焦于提出观念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 “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和文本作者的主体行为, 即他们是谁, 他们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 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观点而不是其他的观点。 ⁽²⁾ 从这一指陈中, 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 思想家作为作者一定占据着主体性的地位, 研究者必须首先界定和回答“作者是谁”这一基本问题, 认识到其文本无法独立于作者和社会语境之外。作为带有自己观念、意识、思想甚至情感的作者会将这些倾注在自己的文本之中, 使得作者和文本浑然一体, 无法割断其内在的关联。同样, 我们还需重视作者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已被斯金纳反复告诫, “如果我们不能建构起这样一种解释性语境, 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对该言说的重要性给出解释, 也不可能说出其作者的真实意旨。” ⁽³⁾ 这里, 包括斯金纳在内的思想史家均已指出了思想史研究所包含的几大要素———作者和文本, 意图与语境, 这些内容成为历史性阐释的基本要素。沿着这一路径, 思想史研究应该从目前单一性的文本研究转向重回作者、重建作者的主体性地位, 以及对作者进行语境化的考察。也就是说, 重回作者, 并非像以往那样仅是描述性地叙述思想家的生平和如何撰写文本的过程, 而是要再语境化。在确立起作者的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 将作者和文本视作一体性的存在, 而非分离或者对立, 并共同置于语境化中进行考察, 实现从原先的“文本至上主义”向“作者—文本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此, 可以用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直陈的一个观点作为示例来加以说明, 密尔在该书的引论中写道:“法律的约束逐渐减轻, 而舆论的桎轭却益见沉重”。 ⁽⁴⁾ 这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难道只是指正在形成的大众民主, 或公众舆论?如果了解密尔个人所遭受的境遇, 结合《论自由》、《论政治经济学》、《妇女的屈从地位》和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撰写的书评等文章, 以及置放在思想史的谱系中进行考察的话, 便会发现密尔的这一表达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演进的一个重大转折。诚如斯金纳所说, 在这里密尔表达了一种质疑, 自由是否真的一定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个体在共同的风俗习惯的主导和控制下, 已经不会产生偏离任何风俗习惯的意向, 个人的意志彻底受制于风俗习惯的枷锁, 从而不再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动。由于无视自身之真实愿望, 这时抑或夺去你自由的人, 恰好可能是你自己。 ⁽¹⁾ 这样, 密尔就发展出了对“自由”的全新的理解, 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同样, 在密尔生前, 他就写好了自己的自传, 饶有意味的是, 他在开头特地加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写自传正文之前, 似乎应该先说明一下, 是什么理由使我认为值得把我平庸的一生, 写下来传给后世。我从未幻想, 我所叙述的任何部分如同一篇记叙文或者由于与我自己有关而能使公众感兴趣。但是我想, 如今教育或改良教育是比以前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受广泛重视 (如果不是更加深刻的话) 的研究主题, 在这里记录下一些具有不同寻常的颇具特色的教育情况, 也许不为无益。不为别的, 这种教育已经证明人在幼年时期能接受并且能很好接受的东西比一般设想的要多得多, 在早年, 倘若以寻常叫做教导的方法施教可以说是相当浪费时间。” ⁽²⁾ 在随后的第二段介绍自己的时候, 密尔直接写明了自己的身份:1806年5月20日, 我出生在伦敦, 是《英属印度史》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作者詹姆斯·密尔的长子。 ⁽³⁾ 为什么密尔要这样安排文本的结构, 这两段文字表达透露出什么样的含义, 唯有结合密尔早年教育的经历, 以及他和父辈们的关系等这些历史资料和历史过程才能准确地解析出这段文本的含义。

因此, 在对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 解读者理应认识到, 这是无法任由读者自我解读的, 一种约定性的和内在规定性的意义已由作为思想家的作者给出。因此, 任何文本都是包含着作者在内的一种文本, 这就要求解读者去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撰写这一文本, 他要对时代的什么问题发出声音, 甚至考察作者的个性, 所属的党派, 以及家庭的出身。例如面对大众社会所带来的“同一性”这一相同的时代问题, 出身于思想精英家庭的约翰·密尔和具有贵族血统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给出的解释与修正的方案就大相径庭。前者提倡天才的作用, 后者寄托于贵族精神的复活。可以说, 文本意义的解析是与确立作者作为文本的主体性地位, 找寻作者的意图相关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文本的意义并非无视作者的存在, 而仅由读者单向度地自我析出。可以设想, 如果读者不能仔细地对此做出分辨和研究, 一味任性地仅靠作者字面上的表述对文本进行自我解析, 难免会出现流于空泛的演绎以及“误读”。

由此就涉及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否允许人们在阅读和研究文本中出现“误读”。其实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 在文本脱离了原先的语境后, 该如何进行解读。就文本而言, 在它产生后就会进入流通, 文本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就会和原先的语境相脱离。这一断离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空间上, 随着文本在不同国家的传播, 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空间上的流动和移位使得文本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二是在时间上, 即使在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空间里, 文本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使文本的原初语境被剥离, 甚至被遗忘。正是在这种状况下,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以为, 可以不顾作者的意图和原先的语境, 对文本进行独立解读。事实上, 用这种方法对文本的解读难免出现“误读”。尽管我们同意“误读”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可以视作对文本意义的丰富化, 或者因意义的创造性移位而获得新的内涵。但在我看来, 避免误读, 获得更为准确的阐释才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意, 也是析出思想家原先所表达的原创性思想的基本原则。如若不能解析这一点, 纵容后世的人们随意解读和阐释, 用逻辑性的演绎取代历史性的阐释, 那就忘却了思想家, 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要表达的那些高远的思想, 以及为解决那个时代的迫切问题而进行的思考。实际上, 也正是文本的原初含义和思想家这些深切的透视和表达才成为人类思想的宝库, 构成日后源源不断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的源泉, 或者说还原思想家在当时如何进行思考, 才是进行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所以, 进行思想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 理应是思想史研究的特性和思想史家的基本任务。同样, 也正是因为语境会在时间和空间中被遗忘和丢失, 也就格外需要思想史家进行艰苦细致的历史性研究, 考察作者的思想, 追踪作者的意图, 复原文本的语境, 获得正确的解释, 从而避免误读。

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特性这一视角来讨论, 任何研究者都理应认识到, 思想史, 或者广义上的对作者和文本进行的考察研究都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研究, 历史性阐释这一原则的确立不只是对我们的一种限制, 同样也给了我们更多的资源, 使得我们不再犯下“时代误植”的错误, 犯下无视作者的存在、无视文本的历史语境、全然不顾文本即是历史文献资料这一属性而进行任意诠释的错误。可以深信, 重回历史性考察和展开历史性阐释, 将是未来思想史研究的首要原则和基本取向, 也使我们告别了只是对文本进行一种单一性和封闭性阐释的模式。正是在这一取向引导下, 思想史研究将会避免对历史的背叛, 以及各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产生与存在, 从而可以更好地解析出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义, 回答文本阐释的边界和限度, 以及什么是思想史等基本问题。

注释

1 (3) 例如20世纪9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了《历史与后现代主义》, 理查德·埃文斯出版了《捍卫历史》对后现代史学展开了批评。就连属于后现代史学阵营的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也出版了《伫立在悬崖边:历史、语言和实践》, 认为后现代历史学正伫立在悬崖边。在思想史研究领域, “剑桥学派”所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也正是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回应。在国内学术界, 张江教授近期发表了《强制阐释论》 (《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 (《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公共阐释论纲》 (《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等文章, 对基于后现代理论的文本和阐释学等问题进行了批评, 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2 (1) Elizabeth A.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3.

3 (2)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周保巍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188页。

4 (3) Elizabeth A.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p.139.

5 (4)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第188—189页。

6 (5) 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2.

7 (6) 详见昆廷·斯金纳:《政治价值的系谱》, 萧高彦编,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14年, 第29页。

8 (1)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West Sussex:Wiley Blackwell, 2016, p.100.

9 (2)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任军锋译, 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61页。

10 (3)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 第74页。

11 (4) Petri Koikkalainen等:《与过去相遇:斯金纳访谈》,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附录1”, 第329页。

12 (5) Annabel Brett,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in 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2, p.116.

13 (1) Iain Hampsher-Monk, Concepts and Reason in Political Theory, Colchester:ECPR Press, 2015, p.26.

14 (2)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第167页。

15 (3) 周保巍、李宏图:《从“政治哲学史”到“政治语言史”——约翰·波考克和政治思想史研究》,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 “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74页。

16 (4) Petri Koikkalainen等:《与过去相遇:斯金纳访谈》,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附录1”, 第331—332页。

17 (5) 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周保巍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59页。

18 (6)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 第71页。

19 (1) Petri Koikkalainen等:《与过去相遇:斯金纳访谈》,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附录1”, 第331—332页。

20 (2) AndréJardin, Tocqueville:A Biography, London:Collins Publishers, 1988, p.94.

21 (3) AndréJardin, Tocqueville:A Biography, p.111.

22 (4) Sheldon S.Wolin,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13.

23 (1) Fran9ois Furet,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169.

24 (2) 《约翰·穆勒自传》, 吴良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年, 第105页。

25 (3) Jack Live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5, pp.18-19.

26 (4) Marion Filipiuk, Michael Laine and John M.Robson, eds.,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XXXII, Additional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108.

27 (1) Jack Live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p.5.

28 (2) 这是作者2017年5月应笔者之邀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所作的讲座, 文稿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关应然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周保巍校定。

29 (3) 昆廷·斯金纳:《一种柯林伍德式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路:兴起、挑战和前景》,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第195页。

30 (4) Stefan Collini, ed., J.S.Mill“On Liberty”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

31 (1) 昆廷·斯金纳:《政治价值的系谱》, 第59页。

32 (2) 《约翰·穆勒自传》, 第10页。

33 (3) 《约翰·穆勒自传》, 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