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段，是现代中国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政治统一与社会整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式各类政治思想和主张交织的年代。诸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各派力量为背景、各具特色的“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独特风貌。中共中央党校张太原教授《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以探讨胡适等活跃于《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与政治势力交锋博弈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为视角，深入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命运。

自90年代起，张太原教授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迄今已在该领域耕耘20余年，累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他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撰写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是入选2006年度“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中的唯一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著作，一经面世便广受学界好评。此次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即由前著增订再版而来。

一“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

近年来，以报刊为切入点作思想史的探讨，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常见的选题角度。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刊物之一，《独立评论》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关注点之一。在该书初版面世前后，学术界有相当数量的成果从各个方面研究《独立评论》。此类成果或对《独立评论》杂志本身的情况及其内容作面面俱到的研究，或就《独立评论》某一方面的思想主张作专题式的考察。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考察，虽可使读者对《独立评论》及其内容有一概要的印象，但这种研究取向显然缺乏一定的问题意识，既难以深入把握《独立评论》同人政治主张的内涵，又在大量的文字堆砌中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和重心。专题式的考察可以深入挖掘《独立评论》同人某一方面政治主张的前后变化与内外动因，但《独立评论》同人的政治主张，是在时局变化影响下相互密切关联、影响的整体。以今人的眼光将“某一种”主张与“其他”主张加以剪裁和区隔，恐怕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正如书中所特意强调，“每一种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后人研究前人的思想往往很难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特别是常常以已知道的结果或已形成的认识去观察最初的问题”（《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4页）。若以为后人一定比前人据有更高的视角，而以后见之明看待历史的话，“实事求是”尚难以做到，更遑论“了解之同情”。

桑兵教授在论及学术史的治学取法时，针对后来者每好“自以为是”，“读书少而好发议论”，对前人学术思想任加评介的现象，主张“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考查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绪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罗志田教授在撰写《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时，则尤着力于探讨文本（胡适自身）和语境（胡氏所处时代）的微妙关系（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Ⅷ页）。在探讨如何拓展人物研究视野问题时，张太原教授认为，应“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把研究视点从人物身上移开，转向与其相连的人物与社会存在及历史变革”（张太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由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看人物研究的新视野》，《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第122页）。此类观点在内在学理上颇具一致性。要真切地了解具体的人、事、物等一切单一的“文本”，都要“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在具体的“语境”之下，以“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的视角看待。

《独立评论》一类的同人报刊，实乃承载知识分子思想的平台。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从‘边缘’向‘中心’努力的一贯路径”，它们本身即关乎知识分子群体的时代命运。如果单纯地将报刊视作冷冰冰的研究“对象”，研究者的眼光则往往会被局限在报刊本身。如此就报刊而谈报刊，只关注报刊本身而不关注报刊所处的时代，便难以准确地发现报刊背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坐标，也就难以给予他们“同情之了解”。

因此，与一般研究《独立评论》论著不同，该书并不是一部静态的“《独立评论》的历史”，而是一部动态的“《独立评论》所在的中国的历史”。作者并非简单地将《独立评论》视为研究的“对象”，而是视作一条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即将作为“文本”的《独立评论》及其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置于特定历史时空的“语境”之中，借以观察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内部纷争中，《独立评论》同人群体的处境、抉择及其心路历程，由此展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种政治思潮———即形形色色的“主义”———与政治现实的互动关系。

具体而言，该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乃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这几大政治思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民族主义思潮与作为两大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并列的关系。作为近代中国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民族主义思潮为备受国人关注的话语之一，对社会各界均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作者将“民族主义”确定为贯穿全书的主题和“语境”，便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思想史的研究，固然考验研究者的思辨能力，但抽象的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仍然要投射于具体的史事当中。“中国文化素重伦理政治，罕有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各种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等相关因素”（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一切论说只能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因此，作者在“大处着眼”的同时，更加注重“细处着手”，将思想投射到具体的人、事、物上，使思想史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就本书的中心问题而言，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与各种政治思潮的关系，具体表现在胡适等《独立评论》同人对于这一时期舆论界讨论的三个具体对象———日本侵略、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变化这一具体的史实上。毫无疑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占据了30年代前半段中国历史舞台活动的中心范围，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所以能够凸显，也是这三种社会存在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因此，通过《独立评论》同人对此三者的态度，观察自由主义者与三大政治思潮的互动，则可以从点滴中发现时代的潮流。

“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在“语境”中观察“文本”，不仅应成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所在，更要落实为具体的方法论。正如作者所认识到的，“思想家留存的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后人往往难以捉摸，要真正地解读其本义，须充分利用其前后左右的各种史料，引入实证的方法，从而使较抽象的思想落到实处”（《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4页）。如果仅仅通过《独立评论》所刊载的“文本”，来描述和分析《独立评论》同人对前述三者的态度，那么，由此而生成的文字，更多只是对报刊文字的剪切和复述，而非读者所期待的“思想史”。因此，运用实证的方法，比照“文本”（《独立评论》所刊载文章）和“语境”（前后左右各方相关人物的言行举止），藉此揣摩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具体探讨《独立评论》同人对日本侵略、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时，处处可见这种“文本”和“语境”的相互映衬。

二在“语境”中解读“文本”

对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该书通过尝试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语境”中解读“文本”，围绕相应主题提出一系列颇具说服力的新见解。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在外患频仍的近代中国表现为一种紧张的关系。这一观点未免过于绝对，单就胡适而言，罗志田教授即认为：“胡适之所以服膺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生于弱国的胡适实际上是以世界主义来反对强权，特别是反抗种族和国家压迫。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14～115页）事实上，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潮”都难以完全与民族主义对立隔绝。因此，张著提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则会发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不是紧张，而是自由主义者有着自身独特的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65页）。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这种复杂的态度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愈发明显。

对于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已有部分学者给予关注，然而他们往往将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贴上所谓“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等抽象标签，脱离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关照。与此不同，该书恰恰是从具体的史实出发，通过重建《独立评论》对日本的认知及其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展现自由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实际处理。该书突破了《独立评论》杂志倾向于对日妥协退让的传统观点，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文本”，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独立评论》同人对日的基本态度，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能和则和”，“当战则战”。

具体而言，“《独立评论》中的多数文章都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其不可逆转的‘国策’；而日强中弱则又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75页）。在这一总体认识下，当《独立评论》同人判断日本的侵略行径尚未造成致命威胁时，则倾向于“和”，“既想最大限度地不使国家受损失，又想最低限度地作出妥协，以争得一个喘息致力于建设的机会”（《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75页）。其原因在于，在《独立评论》同人看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强行与日本交战的后果，要远比“有限度的妥协”严重。尽管在常人看来，这种所谓“最低限度的妥协”有时是毫无底线的。然而，作者指出，在主张“最低限度”下“能和则和”的同时，《独立评论》同人并没有完全主张放弃抵抗，而是提出“当战则战”的看法。1933年热河沦陷后，胡适曾专文谴责国民党当局督师不利，提出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对于《何梅协定》的签订，则责怪当局“全无代价的退让”；而到1937年8月以后，《独立评论》同人更是“准备做一次悲壮的大决斗”，呼吁“（我们）绝没有第二条路，只有抵抗”。因此可以说，《独立评论》是以“主和”开始，以“主战”结束（《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124页）。

由此，该书进一步指出，《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有其独特的体认。在民族危机尚未达到极度严重的地步时，自由知识分子往往希望通过自身“独立”的言论，中和舆论界激烈的“主战”论调，但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民族主义则逐渐上升到了自由主义的原本价值之上。

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影响《独立评论》同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更影响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该书通过详尽的史实考订，回溯了胡适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早期交往史，指出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人曾有过合作的经历；然而，由于理念上的根本冲突，特别是随着国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建立党国体制，实行白色恐怖，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对立日渐严重。经过多次交锋之后，二者“似乎也的确达成了某种谅解和‘共识’”（《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152页），这便构成了日后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认知的第一重“语境”。进入30年代以后，《独立评论》同人尽管基于自由主义的鲜明立场，批判国民党政府无能、腐化、践踏人权、素质低下，断定其已经“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152页），甚至在哲学层面与“三民主义”展开斗争。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又渐渐地主导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观念。他们不得不以“有政府胜于无政府”（《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174页）的理由，对国民党政权曲为回护，对危害国民党政权的“叛乱分子”加以批判，这在《独立评论》同人对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为了帮助“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取得“做社会重心的资格”，自由知识分子甚至纷纷加入国民党政权。该书详尽梳理《独立评论》同人加入国民党政权及其在国民党政府中活动的情况，将自由知识分子试图充任政府“诤友”的心态，落实到具体的人事活动上，从而再次成功实现了从“文本”到“语境”的还原。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学界关于这一话题已经形成了不少认识，特别是近年来逐渐改变了突出二者矛盾性的取向，转而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挖掘二者关系。该书通过大量征引相关人物的著述、信函、日记等史料，更加深刻地还原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我们”与“你们”疏离过程的相关史实，指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在相当时期并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205页），而非以往所认知的，自“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二者便彻底分道扬镳了。

在具体论及30年代《独立评论》同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时，作者特别用一节的篇幅论证“学习苏联”和“关注农村问题”已经成为30年代中国知识界独特的“世风”和“语境”。在这种“世风”和“语境”的影响下，尽管自由主义者思想上已经同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明确的分野，却仍然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念抱持一定的“同情和赞许”，“很少单纯地去谴责共产党，倒是以其谴责国民党的较多”（《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228页），甚至一度主张划给中共一个区域，来“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234页）。尽管如此，《独立评论》同人基于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绝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手段”，这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之处所在。最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245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在整体史的视野下书写思想史

在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体系下，历史学研究自然也依托于各专门史推进。分门别类式的专题研究，固然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条理化，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桑兵教授认为，“分科教学的各种科目，大都后出外来观念使然，不仅将原来浑然一体的历史肢解成相互脱离的部分，而且扭曲变形，或化有为无（如经学），或无中生有（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各种专史等），或名同而实异（如文学、“经济”学等）……如果不能顺序认识把握其发生及衍化，用后来观念倒看历史，起点立意一错，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想解读历史文化得当，无异于缘木求鱼”（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第66页）。罗志田教授亦一再强调，“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实不足取；毕竟专门史的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昔人以及今人都不曾也不会在做事时先想到这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以后出的观念割裂本为整体的历史，造成治学眼光的局限，无疑会制约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该书虽以“思想史”为落脚点，但并未消极地画地为牢，将“思想史”变成限定本书内容的预设框架，而是努力打破历史学各子学科之间的藩篱，在整体史的视野下书写思想史，在追求“由博返约”的道路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个方面，该书注重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合。探讨某一时期的政治思潮，自然需要深入了解该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了解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就该书而言，要探讨《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必须洞悉这一时期的日本侵华史。具体而言，诸如国联调查团、热河事变、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等，必须充分了解并在写作过程中融会贯通。至于探讨《独立评论》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同样需要了解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总体的活动情况。可以说，能否很好地将政治史融入到思想史的写作过程中，检验着学者是否对形形色色的“主义”有着充分的认知。

另一方面，该书追求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郑大华教授论及近代报刊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时，强调要对报人群体做社会史的考察，认为，“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如果创办者和经营者的政治、思想或文化取向上激进，那么，他们所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或文化上往往也是激进的；反之，如果创办者和经营者的政治、思想或文化取向上保守，他们所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或文化上往往也趋于保守”，因此，“研究一份报刊，首先要研究它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其中包括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的教育背景、政治立场、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以及交往圈子等”（郑大华：《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第13页）。在这一点上，该书可谓用力甚深。在详尽还原《独立评论》创办过程的同时，该书不厌其烦地考订出“独立评论”社全体初始社员和补充社员，并对他们的背景逐一加以梳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考证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即办理日常事务者）乃是黎昔非，而非以往一般认为的章希吕。这一发现固然有赖于某些特殊的因缘际会，但如果没有对追求历史本相的不懈坚持，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恐怕难免会被忽略。此外，该书修订之后，第一章特别增补一节内容，探讨《独立评论》的实际影响力，论证选择《独立评论》作为全书切入点的可行性。书中通过《独立评论》订阅量的变化、代售点的增长，将《独立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实实在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四若干可议之处

《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一书，以同人杂志《独立评论》作为路径，以整体史的取向研治思想史，对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命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经过此次修订后，本书在内容上更加完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取得一系列突破的同时，该书仍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从宏观角度看，本书修订之后，既以《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为题，自然着重强调“主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将各类势力的现实政治活动，条理于各种“主义”的旗号之下。正如本书结语部分所称：“现代中国，思想以主义而分，政治为主义而干。任何个人和群体要表达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都要跻身于其中……在外患迫切之中，在内乱纷争之中，主义在形塑着政治，政治则检验着主义。”（《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275页）但若深入思考，这样的立意似乎将“主义”的地位过于抬高了。中国现代史上，形形色色“主义”发挥作用的同时，现实的利益考量、复杂的人事关系对于具体政治运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就此点而言，“政治”是否全然“为主义而干”，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宜一概而论。

该书以《独立评论》的“文本”为经，以各类日记、信函构成的“语境”为纬，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评论》所在的中国30年代的时代画面。总体而言，该书对“文本”的分析较为透彻，对“语境”的还原则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该书以自由知识分子对时局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为中心展开论述，若要探讨“主义”与“政治”的深层互动，还应适当讨论自由知识分子以外的群体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具体而言，除自由知识分子以外，该书还涉及国共两党乃至这些精英分子以外的一般社会大众，重点关注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反过来，在国共两党与社会大众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观感上则着墨不多。

此外，该书也有个别细节需要进一步斟酌。本书既然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以民族主义思潮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似乎应当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演变的大体过程略作梳理。本书径直切入到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及其所创办的《独立评论》，虽不无略人所详的考虑，然而还是稍显突兀。譬如，“知识分子”并不等于“自由知识分子”，该书开始部分只将胡适等人视为“知识分子”，而稍后又称其为“自由知识分子”，作者似乎并未着意于二者的区别，而只以“留美”的经历作为“自由主义”的渊源。自由主义的概念对于本书而言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如果交代清楚胡适等人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自认”和“他认”的形成过程，不仅有助于将此问题解释清楚，亦可与学界的先行研究对话。同理，若能对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的过程稍加叙述，可使读者对相关问题获得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该书重新修订的绪论部分专以数段篇幅，讨论日记、档案、报刊等史料之价值，特别是针对学人常有的“档案之外无历史”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一些被视为至宝的档案，早已天下皆知”，“相对于报刊，档案毕竟还是量少，且问题集中，容易把握，这也可能是一些人高度重视档案的聪明之举”，“那些迷信档案的人，应该首先去查看同时代的报刊，再去蹲档案馆”（《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5、6页）。揣摩书中本意，似在强调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类型之史料，不能绝对以是否运用档案史料作为评判学术成果优劣之准绳。一般而言，初学者确实不宜在对基本史事缺乏必要了解的情况下一头扎进档案堆里。“先翻报刊再蹲档案馆”的做法，亦不无合理之处。事实上，高明者治史，自然明晰档案作为史料的价值和局限，以及如何妥洽地运用档案；对于初学者，还是适当说明档案史料的价值所在及利用方法为宜。具体而言，尽管不能绝对以是否运用档案史料来评判学术成果之优劣，但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作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很多时候档案仍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史料。书中既已强调“档案对于研究某种历史有其独特的价值”（《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第5页），则还是将“某种历史”和“独特价值”具体说明为好。否则，过于强调档案史料的局限，恐怕会造成初学者的误解。毕竟家有金山而沿门托钵，其问题常在于研究者对基本史料不熟悉，而非档案中无“至宝”；至于挖掘和利用档案，恐怕也不见得那么“容易把握”。为纠正某种偏激的取向，而在相反方向用力过猛，往往难以使读者真正体察到此中之良苦用心。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只是读完该书之后的一些粗浅见解，其中不乏对作者过于苛求之处。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使该书取得很大的成功。相信读者诸君均能从中收获新知，并产生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