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昆廷·斯金纳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学者, 在现代早期思想史与思想史方法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本文是对斯金纳教授的一次采访, 包括四个部分。首先, 斯金纳介绍了自己早期学习并投身于思想史研究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学术兴趣。其次, 斯金纳说明了他提出的“语境主义”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及剑桥学派的基本情况。再次, 斯金纳具体阐述了他的“新罗马自由观”及其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意义, 并分析了修辞学与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最后, 斯金纳讲述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所关心的某些当代政治现象以及思想史研究的晚近发展状况。
张新刚:斯金纳教授, 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我们都知道, 您在剑桥大学生活了46年。与如今的学者相比, 你的学术职业生涯开始很早。您最初如何对思想史 (特别是政治思想史) 产生兴趣的?
斯金纳:非常感谢你邀请我进行这个访谈。我是在中学阶段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我们那时较为全面地学习了英国史, 其中政治问题所占比重较大。英国史上最具塑造意义的时期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英国革命, 即16和17世纪。我们主要学习这个阶段的政治问题, 但是政治问题背后都有思想背景, 因此我们被要求研习经典文本。在学习宗教改革时, 我们被要求阅读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对于英国革命, 则被要求阅读霍布斯的《利维坦》。当然, 在英国人的叙述中, 《利维坦》被认为是强大的敌人, 因为他为绝对主义张目, 与英国主张的自由国家之路背道而驰。我们还被要求阅读英国自由国家理论的奠基人约翰·洛克的作品。这些书使得我想要研习思想史, 大学以后则更是如此。如果你要问, 我当时最感兴趣且对我影响最深的“大人物”是谁。我觉得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完全被这本书所征服, 虽然我现在会认为这本书的方法论有点糟糕, 罗素就是挑出那些他恰好感兴趣的人物来写。但是在当时, 我确实发现自己碰到了一个写作哲学史的杰出头脑。当我来到剑桥时, 我已接受了几年高强度的英国史训练, 已经阅读了相关的材料, 因此我心里很清楚, 我想要尽我所能地专攻思想史。在剑桥大学, 我非常幸运受教于约翰·布罗 (John Burrow) 这位年轻学者 (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的思想史教授) 。在本科第二和第三年, 他教授有关政治思想史的几门概论课。一门是“古代到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 一门学习现代政治哲学的“现代国家理论”。在剑桥的最后一年, 要花大部分时间上一门非常专业的课程, 学校通常提供思想史方面的课。我非常幸运, 有一门邓肯·福布斯 (Duncan Forbes) 开设的聚焦大卫·休谟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课。他后来写了一本这方面非常重要的著作。我还应当提及其他几位非常不错的思想史老师。首先是沃尔特·乌尔曼 (Walter Ullmann) , 他教中世纪法律和政治理论, 非常精彩。还有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 他教现代早期这一块。他有关霍布斯和洛克的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张新刚:剑桥大学有个挺独特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政治和国际研究系 (POLIS) 一直到2009年才成立。在这之前的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里, 政治理论研究是在历史系, 这是怎么回事?
斯金纳:的确, 当我在剑桥读书时, 剑桥大学并没有政治系。如果你想去当时的英国顶尖学府学习政治学, 那你肯定得去牛津大学。牛津有一门非常成功的课程, 即PPE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 会给你专业的学术训练, 不仅是政治理论, 而且会结合哲学。但是, 在剑桥的传统中, 哲学主要聚焦逻辑学和认识论, 很少做政治哲学, 很少采用哲学史路径。政治理论的研究是在历史系。我觉得, 部分原因在于那个世纪早期的几位了不起的教师。其中最重要的是梅特兰 (F.W.Maitland) 这位伟大的英国法学家, 他当时执教历史系。他晚年非常着迷于思想史问题, 特别是法人 (corporation) 理论, 写了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梅特兰之后则是厄奈斯特·巴克 (Ernest Barker)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 他在剑桥学习历史, 后来在德国学习哲学。他们坚持认为政治思想史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受此熏陶, 我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史视为某种历史问题。
张新刚:您出版了好几本重要的研究著作, 主题包括方法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现代国家、莎士比亚等。您这些著作是否存在某种内在逻辑?您这些不同文本的“意图性”是什么?
斯金纳:你是在用我的问题反问我。我想要干什么?我正在做什么?这很巧妙。我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努力将文本置于能够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的语境中, 从而对其作出解释。如果将你的问题延伸一下, 我会说, 我一直对三个相互关联的解释步骤感兴趣。我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导言中谈过。首先, 我们要确定, 文本关注的那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说, 那个社会中令人生疑的问题是什么。我在那篇导言中说, 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家设定了问题, 因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 令人生疑的是不同的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第二卷中, 我主要关注16世纪的政治思想。16世纪是欧洲的大战时期, 主要是宗教战争, 天主教会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宗教战事首先在尼德兰爆发, 然后是法国, 接着或多或少延伸到英格兰。这些变动提出了国家权力的界限、反抗暴君的权利、基督教与国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因此, 我在那卷中试图说明, 16世纪的哲学家试图紧紧抓住某些词汇, 试图理解哪些词汇, 哪些道德词汇可以被用来思考这些议题。我一直认为, 首先是社会本身, 社会自身就设定了问题。接下来,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进入解释的第二阶段。你必须理解, 想要处理这些问题的那些著作家在推进其论证时所能够诉诸的思想资源。在现代早期文化中, 最为重要的思想语境并不是当下的语境, 而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古典作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所带来的语境。道德哲学方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位列其中。古罗马传统方面则是西塞罗。所以, 我写《马基雅维利》时特别想要说明, 马基雅维利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古典道德主义者。他尤为诉诸古罗马经典, 如西塞罗以及李维 (他写了《论李维》这本书) 。在我看来, 如果要理解马基雅维利如何推动这个思想背景, 如何对其提出挑战或反驳———简言之, 如何处理这个思想背景———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语境。这就是我感兴趣的第二种语境。如果我们来看文艺复兴文化, 很重要的一点是, 文艺复兴从古典文化那里获得灵感, 而古典文化与修辞极为相关。因此, 我做了很多修辞学研究。我写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 分析霍布斯对于政治论辩中的劝说持有怎样的看法。最近, 我写了一本有关莎士比亚如何运用古典修辞的书。其实在许多剧本中, 莎士比亚涉足了古典修辞理论。如果我们知道, 莎士比亚了解这个修辞学传统, 就能更好地理解他许多戏剧的结构, 能够解释某些剧幕是如何写出来的以及其中所使用的相关词汇, 并且有助于揭示莎士比亚对那个时期的剧作家产生的影响。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我所感兴趣的解释的第二步。你首先从社会着手, 然后为了回答那个社会的问题, 就需要诉诸某个具体的思想遗产。第三点, 我想要说明文本在某种辩论光谱中所占据的位置, 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出了何种介入, 这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二卷中表现得很明显。我在那里讨论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兴起, 聚焦法国哲学家让·博丹等人。我试图说明, 这是在反驳一种激进的反抗权思想。这里的介入是批判和驳斥一种宗教战争期间出现的激进政治学。这种政治学说主要关注人们限制权力的权利。《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也一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做出的一个介入就是攻击共和主义政治理论, 攻击“人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获得自由”这个主张, 因此这本书是在为君主制辩护, 反驳共和主义的自由观。
张新刚:您发表于1969年的著名论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猛烈批判了观念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这篇论文原来的题目《伟大文本的不重要性》更抓眼球。我完全赞同, 我们应当重视语境, 但是将所有政治思想家都置于语境中是否会将他们都“平庸化”?这对于柏拉图、霍布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另一个问题涉及您一直批判的“经典文本的永恒智慧”。以混合政体为例, 我们会发现, 尽管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语境不同, 但许多政治思想家都认为, 混合政体是政治秩序的最佳选择。这是否意味着, 混合政体符合良好政治秩序的某些基本逻辑?
斯金纳:《伟大文本的不重要性》这个题目其实是开玩笑。我是想说, 并不只是因为思想史有许多包含永恒智慧的伟大文本, 你才应当研究思想史, 其实还有另一个进路。这并不是说文本不重要。我最终将题目定为《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因为它更为明确。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理解, 而理解文本远不止于也不同于复原文本的意涵。文本当然包含意涵, 但是理解文本并不局限于理解它们的意涵。理解文本包括理解文本在做什么, 文本对当时的政治做出了怎样的介入, 文本在某个论辩光谱中的位置, 文本与某个思想遗产的关系, 即:它是在发展这份遗产, 还是摧毁它, 还是质疑它, 还是要求它?所有这些都与文本意涵无关, 但对理解文本来说却十分重要。这是那个题目的要旨。你问, 这会不会将思想家平庸化?这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将重要的文本语境化, 并揭示下述事实, 即:这些思想家通常都深深卷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性和地方性争论之中。我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一系列有关霍布斯的论文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它们现在收录在《政治的视野》的第三卷。我试图说明, 如果想理解霍布斯的《利维坦》, 你需要了解《利维坦》在那个时候直接参与了“政治义务的基础是什么”这项争论。彼时, 英格兰刚处决了国王, 废除了君主制, 建立了共和国。所有人都在琢磨, 这一系列变革是否合法, 新政权究竟是不是合法的政权。我想说明, 这是霍布斯在《利维坦》提出的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我并不想将《利维坦》平庸化, 将其降低为一部政治小册子。但是我确实想说, 它与当时那些政治小册子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探讨了一些相同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篇议会发言稿, 却是一篇很长且很复杂的发言稿。我们最好将其视为对相关争论的介入。如此研究像《利维坦》这种重要的体系性文本———即探寻它对当时的政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它在争论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确实会使得重要文本消退到背景中, 似乎会走向福柯所说的“话语”。所有一切都进入话语中, 所有重要作品和小册子都在一块。当然, 将霍布斯与当时的政治小册子完全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利维坦》是一部认识论的重要作品, 它包含人性理论和行动哲学等, 它是一部系统性的作品。尽管如此, 它也是某个话语的一部分。我只能说, 人们需要某种文献鉴别力, 不至于愚蠢地认为, 《利维坦》与其他论战册子是同一货色。你有关“永恒问题”的疑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驳。我的意思是, 在一大堆公认的所谓的伟大文本中找寻这种永恒智慧不是我研究思想史的动机。我这篇论文的原始题目的讽刺性即在于此。我认为, 我们应当谋求对这些文本的历史理解。我们不能将它们从其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 探问它们包含了哪些永恒智慧。我并不否认, 某些主题会反复出现。任何历史悠久的文明皆如此, 中华文明更是如此。在上千年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 道德和政治思想确实有许多连续性, 某些问题会持续出现。我们需要问一问, 混合政体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它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还是不同的原因而不断出现?我们不能仅仅只是说, 混合政体理论总是存在。在历史上, 它有时被用来质疑人民主权理论, 有时被用来质疑绝对主义, 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理解混合政体理论的书写史, 就是要理解不同时期对混合政体理论的不同用法所构成的历史。看上去这里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 但它其实不断被运用于新的不同用法中。
张新刚:晚近几十年, 剑桥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和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在中国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谈及剑桥学派时, 我们通常会先提到彼得·拉斯莱特。我们可以在您本人、约翰·邓恩 (John Dunn) 以及波考克 (J.G.A.Pocock) 之间发现诸多相似之处。你们似乎采用了相似的方法来研究不同的问题。邓恩在1969年的《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提出了与您类似的主张。您在许多场合都提到, 波考克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对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能够说说剑桥学派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学派的话) 以及您与波考克、邓恩之间的关系吗?
斯金纳:你确实可以把拉斯莱特、邓恩和我放在一起。拉斯莱特那个时候是高级教员, 我和邓恩都只是学生。我确实受到拉斯莱特的极大影响, 他讲课的思路极为清晰, 非常有创见。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 拉斯莱特出版了经典的《洛克政府论两篇》评注本。这是一部不朽的学术作品, 他为此花费了近十年。我1959年成为本科生, 他的书是1960年出版的。我记得, 约翰·布罗当时对我们说, 这本书刚刚出版, 你们赶紧去读吧。我确实立刻读了这本书, 也确实被震撼了。拉斯莱特试图在那本书中指出,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确实阐述了一种思考政治的特定方式, 但是为了理解这个文本, 你必须认识到, 这个文本是从一个非常激进的立场介入一场具体政治危机, 即我们是否能够将一位王位继承人从王位上排除出去这个问题, 而英国人当时正打算这样做。洛克立场鲜明地表示, 我们可以这么做。他具体说明了, 在何种情况下, 这种做法是正当的。让我觉得兴奋的是, 在拉斯莱特的研究中, 一部重要文本被赋予了一个语境。这篇“导论”促使我下定主意,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此种处理文本的方式。这本书也对邓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邓恩是我在剑桥的同代人, 我们都是1959年入学, 1962年毕业。我也受到了他的较大影响。他很快就意识到, 我和他有关如何教授思想史和如何书写思想史的那些问题的背后掩藏着许多认识论问题, 许多有关意涵理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邓恩的部分影响下, 我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你问我, 是否存在一个剑桥学派。其实你可以问, 是否拉斯莱特、波考克、邓恩和斯金纳的某些学生以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方式来著书写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具体情况。波考克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学者, 但他并没有培养太多学生。我也举不出很多拉斯莱特的学生。戈登·肖切特 (Gordon Schochet) 和詹姆斯·阿克斯特尔 (James Axtell) 是拉斯莱特的学生。当然, 最重要的是邓恩, 他是拉斯莱特的学生, 明显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就我而言, 我的学术生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是英国顶尖学府之一, 并且与美国学界有非常紧密的学术关系。如果你在那里执教较长时间, 就会成为许多博士候选人的导师。你的学生会来自全球各地, 其中许多人都极为优秀。因此, 我有许多非常有天赋的学生, 他们许多人继续去研究和书写我坚信的那种思想史。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剑桥执教, 例如安娜贝尔·布雷特 (Annabel Brett) 、马克·高迪尔 (Mark Goldie) 、理查德·萨金特森 (Richard Serjeantson) 。有些在牛津大学执教, 例如乔恩·帕金 (Jon Parkin) 。有些人去了北美, 例如詹姆斯·塔利 (James Tully) 在加拿大。特别是哈佛大学, 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史学者, 如理查德·塔克 (Richard Tuck) 、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艾瑞克·尼尔森 (Eric Nelson) , 他们都是我的博士生。在英国的伦敦大学, 有许多学者以我尊重且欣赏的方式教授思想史, 安格斯·高兰德 (Angus Gowland) 、汉娜·道森 (Hannah Dawson) 、理查德·贝拉米 (Richard Bellamy) 都是我的博士生。我不知道, 这是否算剑桥学派, 但确实有许多人在剑桥学习, 他们后来继续以这种方式研究思想史。
张新刚:剑桥学派的学者主要聚焦现代早期政治思想, 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我想问问, 是否可以用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来研究古代政治思想?
斯金纳:这个问题涉及我这个方法的适用范围。如果想要将此方法应用到 (例如)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上, 我们需要了解, 柏拉图到底在向谁发话?他在和谁论辩?他到底是在采取怎样一种举动?阿德金斯 (Arthur Adkins) 的《美德与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但是想要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绝非易事。以这种语境化方式研究政治理论的人往往从现代早期着手, 是因为印刷出版物此时才开始在西方出现, 研究中世纪理论和古典理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有了印刷书籍, 就可以通过这些书籍重新制造文本的完整思想语境。另外, 从事思想史语境研究的人通常都从研究现代早期开始, 可能是出于研究不同社会的兴趣, 我本人就是这样。一旦进入现代商业社会, 你会感到一切都很熟悉,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是, 聚焦还没有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社会的早期历史很有趣。正是这种异质性吸引了不少历史学家。
张新刚:您在自己的研究中追溯了现代政治学某些关键概念的谱系, 例如“国家”和“自由”。您为何选择谱系学。您的这个方法与科泽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 的研究方法有何不同?
斯金纳:我并不是在严格的尼采意义上使用谱系学这个概念。在西方道德哲学中, 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使用谱系学方法书写道德哲学史的典范。但是尼采运用这个方法时, 心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主张, 即:如果你能够追溯信条的起源, 你就能够推翻这个信条的权威性。我的研究与此不同。我觉得尼采有点言过其实, 因为既可以有揭示性 (unmasking) 的谱系学, 也可以有颂赞性 (celebratory) 的谱系学。尼采是揭示真相的大师, 总是努力推翻其社会信条的权威性。我运用谱系学仅仅是为了挑战概念分析方法。当下的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理论, 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 即: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确切说明那些我们至少原则上都一致接受的关键观念。你可以在 (例如)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看到这种倾向。他试图分析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正义这个概念。我觉得, 就某些道德和政治概念而言, 我们就是无法以这个方式对其作出确切的说明, 从而使得大家能够对这些概念的意涵和用法达成起码的一致看法。谱系学能够使你看到, 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有些概念一直以来就是无止尽的争议和论辩的对象。虽然人们使用的是某个特定术语, 但是这个术语会被用来指涉许多完全不同的理论结构。我们绝无可能使这个术语 (例如我研究的“自由”) 仅仅指向其中的某个理论结构, 而将其他用法视为与自由无关而不予理睬。这就是我对谱系学感兴趣的原因。谱系学表明, 某些争论是无休止的, 故我们无法获得一致接受的定义。科泽勒克致力于概念史研究。但是, 我并不认为, 严格说来, 我们可以书写某种概念史。我们可以书写的历史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在论证中的各种用法。理解某个概念并不仅仅在于像科泽勒克等人那样给出一个词典条目, 说明这些术语为什么会反复出现。我们需要解释这个术语被用来做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概念?运用这个概念到底是为了什么?它在相关论证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某个论证运用了某个概念, 那么这个论证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核心论证, 还是一个边缘论证?它是一个受到质疑的论证, 还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论证?在我看来, 聚焦概念本身无法了解我感兴趣的那种历史论证。我认为, 概念是工具, 理解概念是要理解人们能够运用概念做什么。这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科泽勒克的研究方法。
张新刚:首先, 我想聊一聊您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看法。据我的阅读所知, 您似乎更偏好“新罗马自由观”而非“共和主义自由观”。这是由于“共和主义”这个概念太过于模糊不清吗?
斯金纳:我其实并没有完全坚持, 只能用新罗马自由观, 而不能用共和主义自由观, 但我还是想抓住我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引入的这个术语, 因为这里的基本观念主要源于罗马法。《学说汇纂》开头有关自由的讨论是共和主义自由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学说汇纂》的一个基本点是:与自由相对的术语是奴役 (slavery) , 所以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对立。成为非自由人就是成为奴隶 (slave) 。自由是指一种地位, 即能够独立行为的人所处的地位。他们不是奴隶, 所以他们并不依赖他人或不受他人支配。与此相反, 罗马法将他们的处境称之为能够根据自己的法权采取行动。自由并不仅仅与人的行动有关, 并不仅仅事关你的某个行为是否受到限制。它与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自由观截然相对。这就是新罗马自由观, 它源自罗马人的看法。为什么不称之为共和主义自由观?就现代早期和现代政治理论而言, 每一位共和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自由观。17世纪的英国共和主义者弥尔顿、哈林顿等人如此;17世纪发动美洲革命的共和主义分子如此;法国大革命中的共和主义者亦是如此。共和主义者坚持这种自由观。但是, 某人可能持有这种自由观, 但并不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对于许多现代早期的重要思想家来说, 共和主义自由观这种说法会引起混乱。例如,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有时似乎说, 人们在某种君主制下有可能享有一种独立于他人专断意志的自由。这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通常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通常观点是, 自由国家是指个体在这种国家中是自由的, 即处于一种不依赖他人的状态, 而这种政体只能是共和政体。马基雅维利并不十分确信这点。他觉得, 可以有某种统治者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政体。虽然这是一种君主制, 但是这里不存在统治者的法外自由裁量权或专权, 这里只有法制。如果只有法制, 就可以称之为自由国家。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也持有相同观点。洛克接受人们所讲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他说, 自由在于不受制于专断权力。但是洛克认为, 人们可以生活在君主制国家中而不受制于专断权力。休谟在他的《政治论文选》中的说法也与此类似。他说, 虽然自由应当被理解为不存在专断权力, 但是人们在现代开明君主制下遭受的专断权力其实并没有夺走他们的自由, 并没有造成任何差异。休谟觉得, 人们对这种所谓的共和主义自由有点小题大做了。人们完全可以在现代开明君主国 (在英国和法国) 中自由地生活。我们这里列举的三位重要人物都认为, 人们可以持有一种君主国的共和主义自由观。因此, 我们不应将其称为共和主义自由观, 而应称之为新罗马自由观。
张新刚:您在诊断自由主义时指出, “无强制的自由”这个自由主义自由观, 无法满足现代政治。那么, 新罗马自由观如何能够加深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
斯金纳:我确实认为, 新罗马自由观比通常的自由主义自由观提供了一个更富成效且更有益的角度。后者认为, 当且仅当某些干涉影响了你依自己意志行动的能力时, 你才丧失了自由。自由完全显现于表面。你可以看到, 人们是否受到了限制, 是否被阻却做某事, 是否被强迫。你可以辨识出所有侵犯自由的行为, 它可能来自于他人或某个团体或国家。与之相对, 我提出了这样一种自由观:自由不仅事关个体行为是否受到限制, 自由其实是某种地位, 即某人不依赖于专断权力。与之相对的处境就是, 某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或就其生活的某部分而言, 受制于专断权力。在这种处境中, 此人必然会进行自我审查。这是新罗马自由观的要点。如果人们受制于某人的权力, 受到某人的支配, 人们应当如何行事?他们会小心行事确保自己远离麻烦。新罗马自由观使你聚焦———自由主义忽视了———权力在我们社会中的隐形运作。有许多权力并不需要彰显自己。高度权威主义的领袖如果很成功的话, 就不需要提醒他的国民, 他们受到他的支配。这位领袖知道, 由于他们受到自己的支配, 有些话他们肯定不会说, 有些事他们肯定不会做, 而有些话他们必须要说, 有些事他们必须要做。这是新罗马自由观的要义。如果你处于一种奴役状态, 你必然是奴性的, 但是强势方并没有进行干涉, 甚至都没有做出要进行干涉的威胁, 有的只是对于这种支配的心照不宣。它带来的启示是, 如果你的生活受到他人支配, 这将会全面影响你的行为方式。你会努力远离麻烦, 而你并不确定如何远离麻烦, 因此你会保持沉默。这就是权力的隐形运作, 你并不会看到它在运行, 但它其实就在那里运作。这是现代西方人对于监视型国家的焦虑。国家掌握了有关其公民的海量信息, 而人们并不知道国家会如何运用这些信息, 因此人们会对自己应当如何交流保持警觉。这里并不是因为存在什么干涉或干涉的威胁。由于你不知道国家会如何运用这些信息, 于是你开始进行自我审查, 你不再使用电子邮件, 不再说那些你本来想说的话。新罗马自由观能够很好地使我们认识到, 为什么这种情况应当让我们担心自己的自由, 而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这点。比如, 奥巴马在被问及监视国家的权力这个问题时说, 国家现在确实掌控着大量的信息, 这确实有可能侵犯隐私, 但是人们得到的回报是安全。他的逻辑是:确实有监视, 监视确实侵犯公民隐私, 但好处是确保安全。新罗马主义者会说, 这个分析有问题。这里被侵犯的并不是隐私而是自由。
张新刚:您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以及2014年的《论辩中的莎士比亚》都很关注修辞问题。您能否谈谈您对修辞的关注, 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修辞。您是否认为, 修辞对于理解现代政治思想来说至关重要?
斯金纳:如果你研究文艺复兴, 就必须将修辞学作为研究重心之一, 因为古典修辞学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原因在于, 大学要培养律师、议会政治家以及将来能够加入教会的人。要想在这些职业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善于公开演说, 无论是在议会中演说, 在教堂中演说, 还是在法庭中进行辩护, 而大学就需要培养你的这项技能。这是一项为他们步入社会做好准备的实践训练, 这些社会精英将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你在中学就会学习修辞, 而大学则会进一步加深。因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 西欧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特别是在意大利, 当然在法国、德意志、荷兰和大不列颠也一样, 这些人脑中都牢记着古典修辞学的规则、方法和相关假定。我研究莎士比亚的那本书想说明, 就他的许多戏剧而言———我称之为论辩戏, 它们发生于类似法庭的空间中, 当然有些就发生在法庭中———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些剧, 理解许多场戏的结构、情节设计、相关论证的方式、这些论证运用的词汇, 你必须要认识到, 莎士比亚醉心于古典修辞的相关技艺, 并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剧本创作中。就政治理论而言, 我们需要理解古典修辞学是因为修辞学的一个根本假定, 即:在法律、道德和政治论辩中, 每个问题都有两面。这确立了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下述观念, 即:研习 (比如) 道德哲学的正确途径是对话, 因为对话这个方式考虑到了道德和政治问题必然存在论辩这个事实。为了结束论辩得出最终结论, 仅仅诉诸推理 (reason) 并不够, 因为双方都能讲出一些道理 (reason) 。因此, 想要证明自己的论点, 就不能仅仅给出推理, 你还必须要能说服对方。说服对方并不是通过和对方讲道理, 而是要发挥修辞的作用, 即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在逻辑解释性说服法 (logos) 的基础上结合情感性说服法 (pathos) 。为了赢得口舌笔墨之战, 逻辑解释性说服法是不够的, 你必须煽动听众和读者的情绪。道德和政治理论应当这样来操作。如果你没有认识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道德和政治理论都基于修辞技艺和方法, 那么你就无法理解它们。我们再来看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霍布斯对于政治科学这个想法颇有兴致, 因而他想方设法解决下述问题, 即:修辞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是否能够将修辞从政治论辩中完全剔除?起初, 他与斯宾诺莎一样认为, 我们可以将政治科学变成完全演绎性的。首先给出定义, 然后得出这些定义所包含的实质蕴涵, 根本不需要修辞。这是霍布斯早期作品的立场。其实, 霍布斯后来渐渐认识到, 自己抛弃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在他后期的作品中, 通过修辞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变得较为重要。这个例子反映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 即:无论是好还是坏, 人们当时醉心于古典修辞术。
张新刚:您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在历史研究中探寻永恒智慧。那么, 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历史研究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和当今世界?我们是否只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间接性关联?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怎样一种关联?
斯金纳:我的有些同事———如剑桥大学的伊斯特凡·洪特 (Istvan Hont) ———仍然认为, 如果你 (像他那样) 研究亚当·斯密或大卫·休谟, 你会发现, 他们提出了一些我们同样会提出的问题, 而且他们比你聪明得多, 他们为此给出了更好的答案。研究他们是因为, 与当代作品相比, 他们为你的问题提供了更好的答案。我对这种说法完全不赞同。我从来没有认为, 这是说明我们有必要研究过去时代的正确思路。我认为, 身处其他社会的人并不是在提出我们的问题。他们身处的社会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社会, 他们在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一直都强调,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努力以其自身方式看待世界, 而他们的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这些现代早期社会不是商业社会,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也不是工业化社会。他们提出不同的问题, 他们以不同角度来看待周遭世界。但是我认为, 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从他们自身角度来重构这些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话语, 也许有助于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打量这个世界。它们将我们带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可能间接学到一些东西。这种学习是间接的, 因为这种学习方式促使我们反躬自问, (比如说) 这是他们对自由的看法, 这是我们对自由的看法, 但是也许他们的理解是思考自由更有趣且更富成效的方式。我感兴趣的那种早已被抛弃的国家理论———国家是一个人造人格或道德人格, 从而建立起一种政治义务理论———亦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不再这样理解国家。我们认为国家是政府的同义词。我们是否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慢慢觉得, 也许确实如此。我们会看到, 我们没有选择的某些道路也许是更有利于我们的道路。
张新刚:晚近这些年, 在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变迁。哪个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最让您担心?思想史学者应当如何去回应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
斯金纳:想到我的子女和孙子孙女, 我最担忧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栖息地及生存手段的持续破坏。我们必须阻止气候变化, 改变进食方式, 寻找种植食物的新方法以及制造能源的新途径。这些都将是巨大的挑战。此外, 还有一个20世纪遗留下来的挑战。当今好几个国家都拥有摧毁整个世界的军事力量。在20世纪的某个时期, 这样的国家随时准备运用这种力量。这些问题不仅令人担心, 甚至令人恐惧。思想史学者与其他关心社会的公民一样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思想史学者都是关心社会的公民, 但是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并不能使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说一个当下政治世界着实让我很担心的问题, 即: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在西方被突然声讨。我并不是说, 这个声讨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国家破坏了福利国家, 故而破坏了国家对公民的慷慨宽厚。它极为冷酷无情,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将劳动力外包。结果, 社会比之前两代要远为富有, 但同时变得极为不平等。许多人无助地身处于后工业经济中。这里开始喷发出深层的历史力量。随着脱欧决定的做出, 这个历史力量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喷发。那些感觉自己被欧盟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群是脱欧决定的推动者。在美国的特朗普当选中也能看到非常类似的东西。特朗普的大量支持者是被剥夺了公民权、面临着被裁员的白人工人阶层。由于所有工作都被外包, 美国所有的工业生产线都或多或少在美国之外, 如墨西哥、南美。高科技产业则被设在印度。欧洲各国也是如此。如果你要在英格兰出版一本书, 所有的电子排版及与出版有关的其他工作都在印度完成。新自由主义经济 (也是全球化经济) 在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当然, 如果你拥有廉价劳动力 (比如中国) , 就可以为全世界制造所有产品。中国是一个工业化经济体, 每天都有惊人的生产量, 其他人都从这里购买商品。但是, 许多后工业经济体不再需要工业劳动力, 这些工业劳动力现在真的已经开始为我们的政治施加压力。我赞同为这种举动辩护的某些理由。但是让我觉得十分危险的是这种压力以某种方式通过民粹主义表现出来。2016年夏天, 当英国通过公投决定离开欧盟, 驱动这场公投的其实就是某种民族主义、排外情绪, 甚至是某种种族主义。公投的成功带来了许多有关“人民的意志”以及“正在发声的人民”这样的说法, 美国也是如此。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并不存在“人民的意志”这种东西, 人民并没有做出同意。在英国, 少于52%的人投票赞同, 48%多一些的人投票反对。这根本不是人民的意志。这里有两个意志, 而且几乎相等。如果你问, 有多大比重的合格选民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盟, 答案是37.5%。这也不是人民的意志, 甚至不是人民的大多数。因此, “民主就是人民的意志”是十分危险的胡说八道。此外, “人民的意志最重要”这个观点在英美携带着攻击法治的意向。我对此格外担忧。英国政府之前试图未经议会批准通过脱欧法案, 后来这件事被交由法院来裁决, 不列颠高等法院因其违宪做出了不支持政府的裁定。事后, 法官遭到猛烈的抨击, 被指责为人民公敌。特朗普那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发布行政命令将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阻挡在美国国门之外。联邦法官后来裁决, 这项行政命令因种族歧视而违法, 暂停了这项行政命令。特朗普指责法官。很显然, 这种民粹主义带来了对法治的指责, 这非常危险且十分让人担忧。
张新刚:您认为, 政治思想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发生了哪些变化?与1969年你发表那篇方法论檄文时相比, 您觉得思想史研究目前发展得怎样?
斯金纳:1969年以来的一个变化是许多思想史研究采用了我和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倡的那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史研究。60年代晚期的西欧学界, 没有人还继续认为, 历史学是一门主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采纳统计学技术的技术性学科。我并不完全清楚这里的原因, 我觉得后现代方法论的兴起肯定起到了某种作用, 虽然这种方法论也在逐步隐退。关键在于, 随着历史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技术性学科这个观点的隐退, 人们开始对文化史和思想史产生极大兴趣, 因此现在有了许多思想史的学术刊物。思想史研究越来越多, 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这就是主要的变化。当然, 思想史研究日益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计算机革命。它使得历史学家甚至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查看许多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有海量信息可供搜索。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相应大幅提高。之前在极少数情况下, 人们会为著作家写的每个字做完整的索引, 这些索引可都是手写的。英语著作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有这种索引。就现代早期而言, 有弥尔顿、莎士比亚的索引, 但也就那么几个人。现在不一样了, 学生可以在网上找到几乎任何一本现代早期的文本, 可以搜索, 可以下载。你可以查看谁最早或最后使用某个术语, 这个术语被反复使用的频率, 这个术语意涵如何发生变化, 等等。本来需要毕生精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现在就只需要一个上午就够了。
张新刚:您研究思想史已经好几十年了, 您现在的思想与您早期的思想是否有所不同?
斯金纳:我自己意识到的变化有两个。一个变化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偏好实证主义哲学。我现在不再那么执着于事实, 更能够认识到模糊性。我受到了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库恩、罗蒂等人的后现代文化以及反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影响。另一个转变我们之前说起过。当我刚从事学术研究时, 我并不觉得, 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直接从过去的时代获取教益。我倾向于认为, 研究过去的时代是一项人文主义事业, 我们确实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如果你想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件艺术品, 那么你就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的信息。人们并不会问, 你为什么想要去了解某件艺术品或某幅画作。人们都会承认, 它们是人类心智和灵魂的伟大成就, 我们想要去深入了解它们, 而如果想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它们, 你就需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我现在觉得, 这个人文主义理由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依然对其坚信不疑, 但是我现在比以前更加认为, 我们其实可以间接从过去的时代获取某些教益。
1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 1940年生,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此次访谈时间为2017年4月14日, 地点是北京大学静园二院高等人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