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永乐年间敕撰书《四书五经大全》对明清士人乃至东亚儒学影响深远。但该书在后世备受争议, 明末以来学者批评的焦点在于其抄袭前人成书。该书之所以形成取材元代安徽、江西一带理学著作之特色, 实受敕修要求、纂修人事等多重因素影响, 并如实反映元末明初主流士人的理学阅读情形。《四书五经大全》的取材和编纂特色, 体现元末明初儒学传承的基本脉络。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朱冶,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430074;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与元明儒学传承研究” (13CZS016) 阶段性成果;
The Creation of Compendium of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nd its Primary Sources
ZHU Ye
Abstract：
The Compendium produced in the Yongle reign (1403—1424) was a must-read for scholar-officials in Ming and Qing, as well as exert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East Asian Confucianism.Nevertheless, it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Since the late Ming quite a few scholars criticized that it was actually a book plagiarized from previous works.The present paper holds that, inspired by the works focusing on the Learning of Principle and prevailing in Anhui and Jiangxi, the Compendium, an imperial project subject to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change of editors, veraciously reflected the true situation wherein the scholar-officials were exposed to the Learning of Principle during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明初理学敕撰书《四书五经大全》 (本文以下简称为《大全》) , 自永乐十三年 (1415) 编成于北京并逐步颁行全国之后, 渐成为明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经典。 (1) 《大全》一书在明、清流传广泛, 深刻影响近世读书人的理学阅读, 其内容选材也备受明清及近代学者的争议。明末清初顾炎武 (1613—1682) 提出“《大全》出而经说亡”的严厉指摘, (2) 指责《大全》编纂“仅取已成之书, 抄誊一过, 上欺朝廷, 下诳士子”。 (3) 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沿袭顾炎武、朱彝尊 (1629—1709) 等人对《大全》取材的批评, 指责它抄袭前人成书, “虽奉敕纂修, 实未纂修也”, “天下后世讵可欺乎”, (4) 还把《大全》主要参考底本的几部宋元书籍视作科举用书而不做取重。 (5) 上述“定论”影响近代研究者, 以致这部承接元、明儒学的重要著作之内容与意义, 皆未得到充分显白。
《四书五经大全》取材成因, 不仅可以厘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大全》的诸多非议, 并可补充元明之际儒学传承脉络的相关研究, 从而对明代思想文化的实际成就做出重新评估。20世纪60年代起, 佐野公治、林庆彰、陈恒嵩等学者重新关注《大全》的文本内容和应有价值, (6) 晚近研究者也注意到《大全》取材与元代新安理学的特别关系。 (7)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考察《大全》的取材底本及其鲜明特色, 并从该书的敕撰要求、纂修分工、元末明初士人理学阅读等角度, 分析《大全》取材的成因与必然性。
一取材底本及其特点
作为明初官方对宋元理学的总结之作, 《四书五经大全》内容的确渊源有自。16世纪迄今, 多有学者对《大全》编纂的主要参考底本加以考辨。其中, 清儒朱彝尊《经义考》的说法较通行, 学者陈恒嵩据此详考《五经大全》各经的取材底本。 (1) 现补入著者及籍贯等信息, 如表1所示:
表1《四书五经大全》取材来源 下载原表
说明:本文行文统一采用现代行政区划, 并在必要处备注其元代行政区划。
资料来源:《四书大全》取材来源参见朱冶:《倪士毅〈四书辑释〉研究———元代“四书学”发展演变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2007年, 第43—48页;顾永新:《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五经大全》取材来源参见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 第67—256页。陈恒嵩的研究表明, 《礼记集说大全》以陈澔《礼记集说》为经解标准, 《礼记集说》之下增补宋元儒者《礼记》疏解, 疏解文字以宋人卫湜《礼记集说》为参考底本 (第149—170页) 。因为朱熹并未注解《礼记》, 《礼记集说大全》实际上选择陈澔之书作为《礼记》的经注, 又取用宋儒卫湜的《礼记集说》作为陈澔经注的疏解。《大全》选定的经注定本显然更为重要, 实有必要列于上表。此外, 参见杨晋龙:《〈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 杨晋龙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版, 第489—538页。顾永新:《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取材———以〈春秋大全〉为中心》, 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 北京, 2008年11月等。
由上表来看, 《大全》主要参考安徽、江西地区元代朱子学者撰成的理学书, 学者彼此学术联系紧密, 此为《大全》取材底本的首要特点。婺源、休宁、祁门一带古属新安, 表1胡炳文、汪克宽及陈栎、倪士毅师徒, 皆是元代新安理学的代表人物, 学问旨趣以羽翼朱子为宗, 彼此常往来请益学术。 (2) 董鼎、董真卿父子是德兴人, (3) 也即《宋元学案》所谓“鄱阳之学”的传承者。 (4) 而鄱阳之学与新安理学的关系尤殊。《宋元学案》中“介轩学案”, 即朱熹弟子黄榦 (1152—1221) 传于鄱阳董梦程 (南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 , 又自鄱阳流入新安的一派朱子学者。上表中董鼎、董真卿、胡炳文同属“介轩学案”。董真卿的易学思想又深受另一位婺源学者胡一桂 (1247—1314) 的影响, 胡一桂为董梦程再传, 撰有《易附录纂注》《周易启蒙翼传》等书。鄱阳、新安两地的学术关联不止于此, 又如, 董真卿携董鼎《书蔡氏传辑录纂疏》一书求教新安陈栎, 并吸纳陈栎的相关《书经》成果, 随后引起著作署名等问题和争议。 (1) 以上皆显示元代新安、鄱阳朱子学在地理、学理上存在天然联系, 享有共同的学术传承脉络, 具有错综复杂的学术交集 (如图1所示) 。
图1《大全》取材底本著者学术渊源示意 下载原图
说明:图中直线为师承, 虚线为交游关系。
《大全》取材底本除撰著者之间紧密的思想渊源外, 各书的编纂体例也颇一致, 都采用“纂疏体”编著。“纂疏体”又称“纂释体”或“集疏体”, 是宋末元初兴起的注释经传体例, 也是宋末朱子学者的经典诠释传统, 尤为新安地区的学者所发扬。 (2) 它以经文和朱熹注释为本, 逐句附以朱子《语录》及后学诸家疏解, 注重采择工夫而少阐发, 时人将之精准概括为“用工惟在采择诠次之审”。 (3) 较之宋元其他经典疏释体裁, 如“旁注”“句解”等, “纂疏体”在实际经典研习中有着出处有据、信息量大、查找便捷等优势, 遂成为元末明初诠释朱子学最通行的撰著体例。 (4) 《大全》取材底本中《四书辑释》《周易会通》《书蔡氏传辑录纂疏》等, 皆为宋元经学纂疏作品中较为成熟完备者。
深受元代建阳书坊青睐且流布广泛, 是这些《大全》取材底本的又一显著特点。元代建阳坊刻发展迅速, 其刊印注重市场需求, 多出版民众需要的日用类书、士子所需的科举考试用书、通用的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及医书等。 (5) 在建阳与新安之间交通并不便利的情形下, 建阳书商刘锦文主动访求刊刻倪士毅《四书辑释》、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等著作, 还通过倪士毅求刊其师陈栎的理学著述。 (6) 以上《大全》参考底本多出自福建坊刻, 此一特色既是这些宋元疏释书有助士人的科举考试及日常教学研习、符合市场需要的明证, 反过来建阳坊刻便利的书籍流通渠道也利于它们在读者间的广播。到了元末, 金华理学代表人物吴师道 (1283—1344) 不满董真卿《周易会通》、胡炳文《四书通》等著作“流布方盛”, 评价二书“遽欲传世垂远, 似太仓卒, 世有识者, 必能辨之, 岂待愚言”, (7) 正反映上述“纂疏体”著作的流行程度。
总之, 《四书五经大全》主要取材底本特色鲜明。一方面, 其著者多集中在安徽、江西一带具有同质性的理学群体, 尤其以元代新安理学人物为主体, 彼此有师承授受渊源, 其学问以羽翼朱子为宗旨。再者, 撰著体例为元代诠释朱子学最通行的“纂疏体”, 采择符合朱熹注释本意的宋元儒者疏解以汇聚成书。此外, 著作的出版多采用方兴未艾的建阳坊刻以广其传。
二敕撰要求与编纂传统的契合
元末明初朱子学多元繁荣发展, 同时期较突出者, 还有浙江金华、江西崇仁等地表彰朱子学的方法。金华朱子学以朱熹嫡传正脉自居, 治学以典章考证、名物训诂为特色, 如其地著名儒者许谦《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即是例证。崇仁之学则以吴澄为代表, 立意拓宽朱子学的内容, 通过五经《纂言》等著作以和会朱陆。 (1) 《大全》的敕撰要求与安徽、江西一带理学编纂传统相吻合, 是其舍金华、崇仁等地著作的原因之一。
《四书五经大全》的取材, 首先受明成祖纂修敕令的引导和影响。永乐十二年成祖敕修《大全》, 这项编纂工程是他占据道统并统一道德的实践, 同时被他赋予以文教先行辅助迁都部署的政治意蕴, (2) 因之其编修自有审慎考虑。成祖对《大全》编纂的方法、体例、水准等皆有明确要求, 他称:
《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 其传注之外, 诸儒议论, 有发明余蕴者, 尔等采其切当之言, 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 皆六经羽翼, 然各自为书, 未有统会, 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 庶几以垂后世。 (3)
由此可见, 成祖实际提出要编两类书, 将后来编成的《五经大全》和《四书大全》视为一书, 而将《性理大全》看作在性质和层次上有所分别的另一书。前者侧重于将宋元经典研究加以汇总, 后者则是程朱关于天理、人性方面理论体系的语录合集。具体而言, 对于《四书五经大全》, 敕令指出“经—注—疏”三层格局的编纂结构, 即在《四书》《五经》的程朱传注之下, 采择和编辑程朱后学的疏释, 逐条增附于下, 而这正是元代盛行的“纂疏体”编纂体例。
成祖对《大全》的编纂要求, 与元末新安一带理学著作采取“纂疏体”正相吻合。换言之, “纂疏体”著作特有的编写方法, 是《大全》直接“抄袭”前人成书的内在缘由。回顾宋元时期“纂疏体”著作的发展历程, 辗转相因是这类书籍的编写模式, 其工夫高下在于对前人疏解的“采掇”水平。以《四书大全》取材底本《四书辑释》为例, 著者倪士毅自述成书经过, 称:
朱子《四书》注释, 格庵赵氏 (顺孙) 尝谓其意精密, 浑然犹经。……故黃氏 (榦) 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注释之下则始自真氏 (德秀) , 名曰《集义》, 止《大学》一书。若吴氏 (真子) 之《集成》则泛滥甚矣。于是先师定宇陈先生 (栎) 方编《四书发明》, 时星源云峰胡先生 (炳文) 亦编《四书通》, 彼此虽尝互观其书之一二, 而未竟也。既而二书因学者传入坊中, 皆以板行。先师晚年颇欲更定其书而未果, 及见《四书通》全书, 遂手摘其说, 盖将以附入《发明》, 若《大学章句》则尝下笔发其端矣, 余未之及。士毅不揆浅陋, 亦尝僭欲合二书为一……乃即以二书详玩, 且以先师手摘者参酌而编焉, 名曰《四书辑释》。 (4)
《四书辑释》的编纂原委, 正道出宋元朱子后学以羽翼朱子为宗旨的学术传承脉络。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经”, 黄榦为之疏解而成“通释”, 南宋名儒真德秀 (1178—1235) 则采入朱子《语录》以作疏释而成“集义”, 直至疏解“泛滥甚矣”的吴真子“集成”, 以及集陈栎“发明”、胡炳文“通”之大成的“辑释”, 此即宋元“纂疏体”编纂传统的发展历程。相互承袭为其特色, 叠床架屋为其弊端, 学者的工夫在于采择最贴近朱注的疏解以荟萃成书。采择的精审程度, 是判断一部“纂疏体”著述质量高下的标准。在元末明初《四书》《五经》领域皆出现较完善的“纂疏体”著作的情况下, 《大全》纂修官所能做的实际工作已经不多。 (1) 他们根据敕令的要求, 从流传至明初的宋元“纂疏体”理学书中择选一个或多个成熟的底本, 重新编选整合。从这意义上而言, 《四书五经大全》正是宋元朱子疏释著作的总结之作。
《大全》以资取材的这几部宋元著作, 既是各经中的成熟作品, 也与教学和科举考试有天然联系。它们多为讲学授课而作, 有着适合读书人自修以致进阶的显著优势。在元代仕进不易的特殊背景下, 长期任书院山长的胡炳文、隐居教授的陈栎和倪士毅、屡试不中的汪克宽等儒者虽境遇有别, 但都寄情于著述、教授二事, 其诸经纂疏著作既是他们研经穷理所得, 也与日常教学攸关因而切合科举考试的关怀所在。举例而言, 倪士毅黟县教书期间编写《四书辑释》, 既为研修“以自便观读”, 又兼顾科举考试“以便初学”, 撰成后数次恳请同门友人相与参读修订, 书成付梓后又耗十年之功进行重订以臻完备。出于对后学的考虑, 倪氏注重引用条目的清晰简明, 并随处补充朱注的音切和引用事证。 (2) 其师陈栎修改早年著作《书传折衷》而成《书蔡氏传纂疏》, 使后者更符合科举考试的需要。 (3) 而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专主胡安国《传》, 同样符合元代科举考试定制, 以致受到专主胡《传》的评价。 (4) 这些“纂疏体”著作对教学科举的适应性、条例内容的严谨性, 相较于同时代其他体裁和类型的理学书更符合《大全》面向科举考试用书的需要。而实际上, 从该书编成后颁布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天下郡县学”的宣称和实践来看, (5) 《大全》确是全国范围读书人必读的程朱理学“教科书”。
明洪武朝已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标准的取士制度, (6) 永乐朝进而提供标准读本以供全国士子学习。成祖敕谕中明确规定以元末明初流行的“纂疏体”诠释程朱经典, 期望《大全》内容精备, 适合读书人进学之用。来自宋元安徽、江西一带的多部“纂疏体”著作, 进入《大全》纂修官的视野, 它们是各经疏释著述中的成熟完备之作, 内容皆以羽翼朱子为指归, 并与教学和科举考试有着天然联系。《大全》纂修官在其中择选优秀者重新编辑成书,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而这也符合“纂疏体”本身辗转相承的编纂模式。可见顾炎武等人所谓《大全》抄袭前人成书, (7) 实是鄱阳、新安一带朱子疏释书编纂传统与《大全》敕撰要求相契合的结果。
三纂修分工与《大全》取材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始编《大全》, 由翰林院学士胡广 (1369—1418) 、杨荣 (1371—1440) 、金幼孜 (1367—1431) 总其事, 任用朝臣和在外教官历时十月完成。总纂官在《大全》取材中是否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为何不取“朱学嫡传”金华理学著作, 而专取安徽、江西相毗邻一带的著述?本节指出《大全》纂修过程中工作安排和层级分工的可能情形, 这是影响《大全》编选和取材的具体因素。
有关《大全》纂修过程记载稀缺, (1) 以往研究也对《大全》实际纂修情形语焉不详。因此《大全》取材时常被归为总纂官或个别纂修官的作用。《四库全书》强调三位总纂官的影响, 认为《大全》取材源自“ (胡) 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 (2) 清代学者全祖望 (1705—1755) 则认为, 曾任《永乐大典》副总裁之一的江苏武进人陈济 (1364—1424) 在《大全》纂修中作用尤著, 各经取材来源及编纂条例的制定皆出自陈氏一人之手, 此即《大全》取材“尽出于专门”的原因。 (3) 陈济之名并不见于《大全》书前所列纂修官名录, 当今学者林庆彰、陈恒嵩已对全祖望的说法有过辨析, 认为现存陈济《行状》中并未提及他曾纂修《大全》之事。 (4) 如此将《大全》取材归于个人之因, 有违《大全》编纂实情。
表2《大全》纂修分工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本表据永乐十三年经厂本《四书五经大全》书前四十二位纂修官名录, 纂修者及相关士人现存文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整理。
实际上, 如表2所示, 《大全》纂修至少分三个层级进行:
第一层级为总纂官, 由来自江西和福建的胡广、杨荣、金幼孜担任。他们是深受成祖宠信的近臣, 多次跟随明成祖北征并参与重要政策的制定。三位总纂官分别以翰林院学士、翰林院侍讲身份主持《大全》编修。他们身居要职, 事务繁多, 对于《大全》修纂只能停留在名义上的贡献。
第二层级实际负责官员, 是同为江西籍的萧时中 (1383—1425) 、陈循 (1385—1462) 二人。陈循《年谱》明确记载萧、陈共同主持《大全》编纂的情形:
修书虽胡、杨、金三公当首, 然居内阁, 不暇及此, 而兼立例、处置诸务, 悉付修撰萧公时中与公 (陈循) 二人, 而三人者视成而已。 (5)
以上引文证明, 《大全》由胡广等人挂名总纂, 其职责仅是考核纂修成果、监督纂修进度等, 萧时中、陈循二人实际负责《大全》编纂条例的制定, 以及编纂中具体事务的处理。萧、陈分别是永乐九年、十三年状元。他们皆以翰林院修撰之职入修《大全》, 也是总纂官以外翰林官员中品级最高者, 由他们主持《大全》纂修较为合理。不过陈循中途以永乐十三年新科进士身份加入《大全》修纂, 因此永乐十二年纂修安排当由萧时中主事, 次年三月以后萧、陈二人协同负责。
第三层级参修官员, 是遵照萧时中等制定编修条例的具体实施者, 《大全》书前名录所载尚有37人。其中仍以江西人最多, 福建、浙江籍士人次之。 (1) 他们中有12位来自翰林院, 约占32%;17位来自北京中央各部门, 约占46%;地方上征召的教官有8位, 约占22%。成员兼顾“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的敕谕, 但翰林官员在当中起主导作用。现存珍贵材料证实翰林院编修林志 (1378—1427) 对《易经大全》的突出贡献:
太宗皇帝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驿召公 (林志) 至行在, 总修《易经》, 义例条画, 咸公出也。书成, 宴赉优厚, 进阶文林郎。 (2)
福建人林志永乐十年以《易经》中状元, 总纂官杨荣称赞这位同乡“辨论精确, 勤于编述, 迥出俦辈”。 (3) 由他领衔《易经大全》的编选, 说明《大全》纂修更具体的分工为:在萧时中、陈循主持之下, 又按与修人员对各经的专长分工, 各经有林志等人作为“组长”专门负责, 同组成员协作编写各部《大全》。
《大全》实际纂修过程中江西籍士人起主导作用, 这对《大全》取材有决定性影响。三位总纂官中有两位江西人, 实际负责的两位翰林官员又皆为江西人, 其余参修人员中江西人数也最多。浙江金华儒学在明初官方理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4) 《大全》未取用金华理学著述, 除了其地注重点抹标注、考章训诂的著述方式不适于科举考试之外, 《大全》纂修中无浙江籍士人主事, 也是重要缘由。浙江籍参修人员虽也不少, 但多是六部官员、各省布政使等, 品秩虽高于翰林官员, 但在修书等文教工作中不占优势。另有浙江籍地方学官和初阶翰林官员入修, 亦对《大全》取材的条例制定无决定作用。从洪武朝太祖起用宋濂等金华儒臣, 到建文朝重用方孝孺等浙江籍士人, 金华理学在朝廷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靖难之役是以方孝孺等建文旧臣的不合作而告结束, 永乐朝浙江士人的势力自然削弱, (5) 这一情形也反映在《大全》纂修主事与分工上, 进而影响到《大全》之取材书籍, 最终形成不选金华理学著述的局面。
总之, 以往对《大全》纂修分工并不清楚, 江西籍士人在《大全》纂修中的主导作用未被充分注意。从挂名领衔到具体负责、制定规则, 实际都出江西籍官员之手, 其他参修人员只是按各经分工、依例协助编纂。永乐朝浙江籍士人势力锐减, 他们在《大全》纂修中影响力有限, 以致有着“朱学嫡传”之称的金华理学著作未得到《大全》取用。这是《大全》取材安徽、江西理学书籍而不取金华著述的直接原因。
四日常理学阅读与《大全》取材的关系
清修《四库全书》认为《大全》取材源自“ (胡) 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 (6) 《大全》取材底本在元末明初士人的日常理学阅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来自浙江、江西地区两位著名儒者赵谦 (1351—1395) 与杨士奇 (1366—1444) 的案例显示, 《大全》取材的宋元著作不仅是胡广等纂修官员可能的日常读物, 更是元末明初读书人共同的理学必读书籍。
《学范》共分六个门类, 第二类“读范”详列士人学习经、子、史、集的应读之书。其中经学推荐书目, 赵谦于经传之外提出“《四书》合看书目”“《四书》之暇当看”“《易》书目”“《书》书目”“《诗》书目”、三《礼》书目、“《春秋》书目”七类, 间或附以按语。现将赵谦推荐宋元理学著作按其内容及性质, 重新分类列表3所示, 同类著作中书籍顺序谨遵《学范》原次序: (5)
表3《学范》推荐经学书籍 下载原表
表3《学范》推荐经学书籍 下载原表
以上《学范》推荐的宋元理学书籍显然分为三个层次:宋以前及宋儒注释书和经传书, 宋元金华儒者的理学点抹书和考释书, 元代安徽、江西儒者的程朱纂释书。而从表3来看, 《大全》主要取材的书籍, 都在赵氏所举元代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纂释书的范围之内。浙江籍学者赵谦对金华考证性著作的取重, 应是他任教中都国子监时的教学特色所在。而《学范》中赵氏对胡炳文《四书通》的推崇, (1) 或是其师承影响所及。其余的宋儒经传书与安徽、江西地区的纂释书, 则是明初士人基本而又必备的理学书籍。 (2) 简言之, 《大全》所取材的主要书籍, 是明初士人借以掌握理学或读书科考的重要参考和必备之书。
表3亦显示《学范》与元代四明儒者程端礼 (1271—1345) 著名《读书分年日程》的承续关系。程端礼元中期在江东书院讲学撰写《读书分年日程》并被朝廷推行各府县学, 他根据朱子读书法所发展的进学序次和“课程表”, 详列士人从八岁入学至十五岁读《四书》《五经》的方法和次序, 当中所记辅助经传学习的宋元理学著作与《学范》中推荐经学书籍多相合。 (3) 《学范》书前序文也称它与《读书分年日程》相表里, (4) 可见明初儒学教育对元代教法及内容的一致性和继承性。因此, 表3所列实际是元代至明初士人学习朱子学时都会用到的传统参考书籍。
除《学范》之外, 江西籍著名官员杨士奇 (1366—1444) 的读书记录也可证明这一观察。泰和人杨士奇成学于洪武年间, 早年授徒湖湘, 永乐时担任翰林编修并辅助太子监国, 后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5) 杨氏文集录有他为元末明初通行的多部理学书所撰跋语, 记述其得书渠道、卷数内容及此书在明初的流传、评价等情形。 (1) 其中《四书》《五经》类著作题跋关涉明初理学阅读史诸细节, 显示《大全》取材底本的实际流行状况, 兹依序摘录如下重要文字:
表4 杨士奇文集《四书》《五经》类书籍题跋 下载原表
表4显示, 《大全》选用的元儒疏解著作, 《四书辑释》《易会通》《书传纂疏》《诗传通释》《春秋胡传纂疏》《礼记集说》等, 杨士奇基本都读过, 而且分明是他研习理学时主要参考阅读的书籍。杨氏阅读的其他性质有别的理学书, 还包括他集中列出的《易主意》《书卓跃》《四书待问》等科举用书, 以及明初流行的经世著作《大学衍义》和洪武朝敕撰书《春秋本末》《孟子节文》等。
杨士奇对这几部《大全》取材底本的跋语显示, 这些书籍兼具内容精良、流通广泛的特点。首先, 它们在内容上均有简明完备、严谨少疵的优点, 令学者读后颇能“披卷了然”。杨氏认为倪士毅《四书辑释》“多醇少疵”, 陈澔《礼记集说》“类分章别, 条理粲然, 诚不刊之典也”。其次, 它们在性质上都具备“会通”的特点, 是同类经学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易会通》被杨氏称为“《易》书集大成者也”, 刘瑾《诗传通释》也被称为“至明且备, 盖会通之书也”。再次, 它们流传广泛, 大多能在书市中购买到, 或能从同乡、友人处借读、抄写到的书籍, 有广泛的读者群, 甚至成为士人阅读某经时的专属读物。史伯叡《四书管窥》、涂溍生《易主意》、陈澔《礼记集说》都是杨士奇从朋友处求来抄录的书籍。董鼎《易会通》为杨氏“自吾授徒以来, 市书此最初得云”。杨士奇也提到“今读《书传》者, 率资此书 (陈栎《书传纂疏》) 及董鼎《纂注》”, “今读《集注》者, 独资 (吴真子) 《 (四书) 集成》及此书 (《四书辑释》) 为多, 他盖不能悉得也”。《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四书集成》《四书辑释》诸书皆出自建阳坊刻, 因而较易被杨士奇所读到。
总之, 两位分别来自浙江、江西的儒者所推荐和自读的理学书籍, 反映《大全》取材之书籍, 皆是元代直至明初南方读书人 (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 必读的重要经典参考书。赵谦洪武朝任教国子监期间, 依据元代传统教法提出《四书》《五经》推荐合看书目, 既体现浙江籍学者对金华考证性著作的注重, 也显示宋元安徽、江西一带的纂疏书是明初士人的必备参考。杨士奇在明初的阅读实践说明, 这些纂疏著作以简明、会通等特点遂为元末最流行理学书, 其流传甚至超出地域限制。质言之, 《大全》主要用以取资的蓝本, 正是元代以来直到明初南方读书人中流行的重要理学疏解书籍。
结语
《大全》皆以一部至多部宋元著作为底本修纂而成。以往学者往往关注《大全》取材的几部理学书籍“是什么”, 很少探讨《大全》“为什么”选择它们为主要编纂底本。换言之, 这些作为编纂底本的宋元著作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及其被《大全》取重的具体原因, 皆未被认真加以注意。
《大全》以资取材的宋元著述, 主要由元代安徽、江西一带同质性的理学群体所撰写, 他们以新安理学为主体, 彼此在地理、学理上存在天然联系, 往来于学术探讨和请益等事。不同于浙江金华、江西崇仁等地发扬朱子学的方法, 新安一带的儒者以羽翼朱子为宗旨, 致力于撰写“纂疏体”理学著作, 采择符合朱熹注释本意的宋元儒者疏解以汇聚成书, 这是其地表彰朱子学的主要方式。而这些“纂疏体”的理学书, 也受到福建书坊的青睐和访求, 多由建阳坊刻出版流传, 进而影响日广。
明成祖敕修《大全》作为程朱理学标准读本以供全国士人学习, 敕谕中指明以“经—注—疏”三层结构的纂疏体例进行编辑。“纂疏体”相互承袭的编纂方式, 元末安徽、江西一带“纂疏体”著作的成熟完备, 及其与教学和科举考试的天然联系, 共同决定它们成为《大全》修纂的重要参考。号称“朱学嫡传”的宋元金华理学著述之所以未被《大全》取重, 除著作体例不合要求外, 也与永乐朝浙江籍士人势力削弱的形势有关。《大全》实际纂修分工中, 江西籍士人主持并制定编修规则, 参修的浙江籍士人在《大全》纂修中影响力有限。元末明初士人的日常理学阅读证实, 《大全》取材的几部著作不仅是江西籍纂修官“夙所诵习”, 也是元末明初士人共同的理学必读书。明初赵谦、杨士奇的个案显示, 《大全》取材著作是元代乃至明初南方读书人中流行的重要理学疏解书籍, 它们既是儒者教人或自修的重要参考, 也是士人借以掌握理学或读书科考的必备之书。
简言之, 《大全》取材底本的特色, 符合明成祖对该书内容与体裁的要求, 也受江西学者主事的纂修人事影响, 最终再现了元末明初南方理学研习的真实情形。《大全》所取正是符合科举考试需要的、流行于元末明初的“纂疏体”理学著述中最成熟的作品。
注释
1 朱冶:《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第6期。明初三部《大全》中, 《性理大全》内容性质有别于《四书五经大全》, 本文不作论述。
2 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卷20《书传会选》条, 平平出版社1975年标点本, 第526页。
3 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卷20《四书五经大全》条, 第525页。
4 永2)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8《春秋大全》条, 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第230页。
5 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诗传通释》条, 称“此书既专为朱《传》而作, 其委屈迁就, 固势所必然”。《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条, 称此书“盖兼为科举而设……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实乃全勦克宽此书”。《四书大全》条, 称“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考士毅……盖颇讲科举之学者, 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 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四库全书总目》卷16、28、36, 第127、229、301-302页。
6 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 文社1988年版, 第252页。林庆彰:《〈五经大全〉之修纂及其相关问题探究》,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年创刊号。曾贻芬:《明代官修“大全”散论》, 《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9年。
7 朱冶:《十四、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2012年, 第161-174页。刘成群:《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晋阳学刊》2013年第1期。刘文注意到元代新安经学对《大全》取材的影响, 并从明初官修《元史》对新安理学的推介、新安经学著述体例与教学考试的适应性等方面分析成因。
8 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 第67-256页。
9 新安儒者的关系及交游情形, 参见朱冶:《元儒倪士毅的生平与交游》,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编《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中华书局2009年版, 第397-409页。
10 胡荣明:《地域、家族与学术交流网络:朱子后学集团的形成---以介轩学派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学刊》第19辑, 黄山书社2010年版, 第162-175页。
11 黄宗羲撰, 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89《介轩学案》,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第2970页。
12 许华峰:《从陈栎〈定宇集〉论其与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的关系》,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8卷第2期, 1998年6月。史甄陶:《元代前期的徽州朱子学---以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2009年, 第144-145页。
13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 《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页。
14 倪士毅:《重订四书辑释凡例》, 《四书通义》, 明正统十年 (1445) 建阳进德堂补修本。
15 朱冶:《十四、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 第70-71、87-95页。
16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第206-211页。
17 顾永新:《元代坊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初探---以刘叔简日新堂为中心》, 《国学研究》第18卷, 2006年, 第379-397页。朱冶:《十四、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 第73-75页。
18 吴师道:《与刘生论易书》, 《吴师道集》卷11,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 下册, 第329页。
19 朱冶:《十四、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 第22-65页。
20 朱冶:《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第6期。
21 《明太宗实录》卷158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条,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第1803页。
22 倪士毅:《重订四书辑释凡例》, 《四书通义》, 明正统十年建阳进德堂补修本。
23 这从元末以后各经均未出现内容及编选质量上更佳的“纂疏体”著作的实情上, 得到反证。其后出现的“纂疏体”著作, 只是滚雪球式的汇集众书、叠床架屋而已, 如《四书通义》等。参见顾永新:《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24 《四书辑释》的编纂宗旨和内容特点, 参见朱冶:《倪士毅〈四书辑释〉研究---元代“四书学”发展演变示例》, 第24-26、31-36页。
25 许华峰:《论陈栎〈书解折衷〉与〈书蔡氏传纂疏〉对〈书集传〉的态度---驳正〈四库全书总目〉的误解》,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395-424页。
26 《四库全书总目》卷28《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条, 第229页。朱冶:《十四、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 第80-87页。
27 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府级、县级藏书记录的普查, 主要省份的府学和县学都具备了三部《大全》, 参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四书大全》的流通情况, 参见闫春:《〈四书大全〉的编纂与传播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2009年, 第26-56页。
28 洪武朝虽以程朱理学为主, 却不尽用程朱理学。《书经》即以蔡沉《书集传》为准, 兼取古注疏。参见朱治:《明初〈书传会选〉的编纂与影响》, 《人文论丛》2017年第1辑 (总第27卷) ,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97-106页。
29 清初陈廷敬等学者把《大全》“抄书”归因为成祖催促所致, 认为“《大全》之书, 明永乐朝急就之书也, 七年开馆于秘阁, 十三年帝问纂修如何?馆中人闻之惧, 仓卒录旧书, 略加删饰以进”。则不仅纂修时间有误, 抄袭之说亦无史料根据。陈廷敬:《经学家法论》, 《午亭文编》卷32,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集部第1316册, 第471页上。
30 现存三位总纂官的文集, 皆未记载《大全》纂修过程。胡广文集存《进书表》一篇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9,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本, 集部第28册, 第626-627页) , 实为《大全》参修人员陈道潜代拟;杨荣文集存《恭题四书性理大全后》一文 (杨荣:《文敏集》卷15,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40册, 第237页) , 他给金幼孜所写《神道碑》中述及:“甲午从征西虏, 既还, 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书》, 学士胡公与公及余实总其事”, 但未提到具体工作内容。杨荣:《故资善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金公神道碑铭》, 《文敏集》卷17, 第275页下。
31 《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大全》条, 第302页。
32 全祖望:《与谢石林御史论古本大学帖子》, 《鲒埼亭集外编》卷41,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集部1430册, 第170页。
33 林庆彰:《〈五经大全〉之修纂及其相关问题探究》, 第369-391页。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 第47-48页。陈济《行状》详述陈济担任《永乐大典》总裁官时的详定凡例、剖析答疑的贡献, 而不及《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修撰之事, 参见金实:《故右春坊右赞善陈先生行状》, 《觉非斋文集》卷20, 《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第1327册, 第164页下。
34 陈循:《芳洲文集·年谱》,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31册, 第318页上。该《年谱》为曾任山东馆陶县教谕的王翔所作。
35 有学者认为参修官员中多江西、福建籍士人, 原因是三位总纂官出于地缘情谊的推荐, 以及成祖对江西人士的笼络政策。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 第50-51页;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版, 第165-166页。实际上, 《大全》编修官的地域特点与永乐初年进士地理分布相吻合, 它反映的是如实的地域文化格局, 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6页。
36 王钰:《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林公行状》, 《续刻蔀斋公文集》附录, 明万历间活字本。
37 杨荣:《故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林君墓志铭》, 《文敏集》卷21, 第326页下。
38 参见John W.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üa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39 戴彼得 (Peter B.Ditmanson) 指出明成祖诛灭建文忠臣方孝孺 (1357-1402) 十族, 这对于强调宗谱式结构的金华学派有着毁灭性打击。参见Peter B.Ditmanson, “Contesting Authority:Intellectual Lineages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Ph.D.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p.234-239.
40 《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大全》条, 第302页。
41 黄宗羲撰, 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89《介轩学案》, 第2989页。赵谦传记资料,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285《文苑·赵谦传》, 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第7323-7324页;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3《诸儒学案》, 中华书局2008年标点本, 第1048-1049页。
42 黄世春:《赵考古文集序》, 《考古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229册, 第655页。
43 据《学范》书前洪武二十二年广信府儒学教谕郑真所撰序文, 称赵谦“今奉新命, 教谕广东琼州府琼山学云”, 说明此时《学范》已成, 而赵氏尚未赴任琼州。赵谦:《学范》叙录,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21册, 第313页。
44 据《明史》载, 赵谦“与朱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 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 山阴赵俶长于说《诗》, 迮雨善乐府, 广陵张昱工歌诗, 无为吴志淳、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 撝谦悉与为友。博究《六经》、百氏之学, 尤精六书, 作《六书本义》, 复作《声音文字通》, 时目为考古先生。”张廷玉等:《明史》卷285《文苑·赵谦传》, 第7323-7324页。
45 赵谦:《学范》卷上, 第317-320页。
46 《学范》中“《四书》之暇当看”类目, 所列书目为宋元性理类著作, 此处略。
47 程复心师从朱熹从孙洪范, 与胡炳文为学友, 中年后笃学践行, 以三十年之功, 著《四书章图》, 又取《纂疏》《语录》等书, 参订异同, 增损详略, 编为《纂释》二十卷。时人称之能发先儒未尽之旨, 有补朱子之学。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后与《四书辑释》合编刊行, 此书出版始末, 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 第326-379页。顾永新:《〈四书章图纂释〉编刻考述》,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487-501页。
48 赵谦认为《四书》书目中唯《四书通》最精, “所不可无之书也”。赵谦:《学范》卷上, 第317页。
49 由《学范》的推荐书籍出发, 宫纪子也注意到徽州学术在江南地区的压倒性优势, 以致成为明初朝廷最低限度要参考和继承的书籍, 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第396页。
50 《读书分年日程》和《学范》两书教育士子读书、习文的相关研究, 参见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第385-414页。
51 郑真:《学范序》, 《学范》叙录, 第313页。
52 杨士奇传记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48, 第4131-4138页;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pp.1535-1538.杨士奇早年的学术生涯, 参见徐兆安:《明初泰和儒师杨士奇早年的学术与生活》, 田澍等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810-824页。
53 杨士奇:《东里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第1238册, 第579-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