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以下简称《图谱》），全书共十二卷，十七巨册，由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张政烺先生任主编，是规模空前宏大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发行。值此之际，我们深切怀念已故的张先生和参与编写者张永山、安守仁等同志，并对编写后期尽心尽力主持工作的王曾瑜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他们对《图谱》工作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其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不禁浮现在我们眼前。

一　筚路篮缕，开拓进取

 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浪扑面而来的形势下，为配合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写作为国家三个大型的科研项目之一（另外两个大型项目是《中国史稿》和由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同时上马。当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齐燕铭，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出版编辑家金灿然等先生主持和参加编委会，全部编写工作一直由张政烺先生负责领导。下设课题组“图谱组”（成员有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谢清河、安守仁、张兆麟。张兆麟任行政秘书。后因张出国深造，安接任秘书。）中国历史悠久，出土和传世文物极其众多，编写一部大型的物质文化史，将中国史与文物、考古有机结合，通过生动、具体的图像，形象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这是摆在历史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当时的历史所，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专业人员，四无拍摄文物的照像器材。就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一贯服从领导分配的张先生毅然决然挑起了主编的重担，这充分地表现了他作为学术大家的宏伟气魄和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

张先生对《图谱》的贡献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拟就《图谱》的编写提纲

为了给课题组成员指明方向，张先生“以史为纲”，即参照《中国史稿》的编写提纲，结合《图谱》特点，集思广益，拟就了《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2]，约八千四百字，这实质上是《图谱》的编写提纲。同时张先生还拟就了《“中国历史图谱”编辑计划（初稿）》和《“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初稿）说明》。前者阐明了本书的定名、旨趣、内容、时代范围、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后者是编写时对章节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这就使编写时有所适从，便于取舍抉择，利于编写工作的进展。当年，先生为了在全国史学名家座谈会[3]前交卷，在编写提纲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令人感动。

是年，先生精益求精，对《图谱目录》批注。据中华书局刘宗汉先生研究，先生的批注，大体有三类：

“第一类批注是纯技术性的”，如清代“有采自日本《唐土名胜图会》的《天安门颁诏图》。张先生将此项删去，并批注：‘全属想像。’”又如：“同章第六节《清统治者的巩固和加强》7《科举和学校》，先生批注‘武试有图。’指出应该增加武试内容，并指出武试有图像可采。这些‘处处显示出先生学识的渊博’”。

第二类批注，“另有深意”。“如：第三十四章《明代的文化》第一节《哲学·思想》，原《目录》只列出《王守仁、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和《明中叶后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三项，张先生在旁批注：‘《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永乐大典》’。” 表明“先生对明代的哲学、思想以至于明代社会，都有着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又如：第三十三章《明封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第二节《官私手工业的生产状况》5《印刷业》，原《目录》列有《雕版》、《活字》和《饾版》三项，先生在旁批注：‘定价、封面广告来。’”“重在社会经济”。“透露出先生的史学思想倾向。”

“第三类批注则直接表明了张先生对古代史分期的看法。”如“将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删去“封建”字样。“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说”。

第二、三两类情况说明，张先生“是根据自己的学术思想对原《目录》进行修改。”

须要指出的是，“张先生对《图谱目录》的批注，所反映的先生学术思想的是有限度的。”“除了对古史分期的魏晋封建说和侧重社会研究外，”另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张先生在批注《图谱目录》时，思想上是有顾虑的”，“对《目录》的看法，并没有全部形诸笔墨，写入批注。在《目录》扉页的背面，先生写下如下的一段话：

本书经济、文化部分所用图片，大体讲来，都是肯定的、有进步性的东西。政治部分，则不如此，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进步也有反动，并不都是可以肯定的东西。例如：这里收了许多帝王像（阎立本的十三个帝王像全部收入），我们并无意完全肯定他们，也不是立意要编帝王家谱。恐有误会，特此说明。”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张先生在批注《图谱目录》时惴惴不安的心情。”[4]

安守仁回忆：“张政烺先生希望，为达到能反映时代水平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集，提出要用最好的纸，精美的印刷，符合文物图集的装帧材料的要求。所领导经和中华书局联系，他们愿承担《图谱》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华书局为出版这部大型书籍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投入了不少资金，曾派专人华昌泗和所学术秘书室联系商讨有关事宜。如为印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从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外装帧的亚麻布，聘请了印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5]

二是广泛搜集资料。

张先生满怀热情，尽一切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资料。为此他派专人购置照相、翻拍器材[6]；言传身教，培养照相人才[7]；通过所领导向有关单位求援，借调从事文物照相的专家[8]；等等。以做好人力、物力准备。

先生搜集资料本着先近后远的原则，先翻拍本所的文献及图版资料，再拍照别处文物。

约在1959年的7月底，借历史研究所协助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机会，经所领导尹达所长的协调，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寿萱馆长同意图谱组进馆拍照馆藏文物，进住前，经韩馆长和张政烺先生商定，由张政烺先生提出拍照文物的目录，经馆方同意，数量大约在800件上下，拍照时间定于8月上旬至9月20日为期。同时还为确保文物的安全，商定了硬性规定：如报批规定，提取每件文物必须填报表格，经馆长批准才能入库提取；要填写文物出、入库清单；如文物名称、编号，出、入库年、月、日、时、分，双方经手人签字；还有文物出库、入库一应由馆方人员经手，我方不得动手等等，条件十分严格，一丝不苟。

经协商，冲印胶片全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暗室。约8月初，张先生率领安守仁、赵思训、姜言忠等进入历史博物馆办理文物出入库手续，开始了文物的拍照。张政烺先生对拍照文物有要求，如文物的摆放，文物的纹饰、图案一定要清晰，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清除强光照射文物留下阴影，这一技术难点得到妥当处理，摄影师多照平面文物。先生对文物成像要求更高，他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先生还规定每天的照片当天冲洗、登记、造册、装袋，交专人管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共拍照了约八百件国家一、二级重点文物。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敬业精神。

同年，为搜集西藏的历史文物，由历史所牵头以图谱组为主，组成赴西藏考察组。成员有图谱组阴法鲁先生、张兆麟、李培根及秦汉史组的金自强。参加单位有文化部文物局王毅、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宿白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王忠和考古研究所魏树勋等。因时处平息西藏上层叛乱不久，所领导担心赴藏人员的人身安全，特派安守仁等赴解放军总后勤部要求支援，部队领导很支持。当即指示青海驻军派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赴藏人员的安全，并加派一辆氧气车沿途维护全体人员的健康。张先生为历史所赴藏人员在北京饭店谭家菜馆饯行，又亲往前门车站为之壮行。

约10月初，图谱组赴藏考察组胜利返京，阴法鲁先生就此行向全所做过报告。考察组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僧俗群众，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在日喀则，班禅大师接见并宴请了考察组的全体成员。考察组在西藏参观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扎什伦布等众多藏传佛寺。李培根拍摄了不少西藏文物照片，除上述藏传佛寺外，珍贵照片还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塑像，唐代唐蕃会盟碑，大昭寺前的公主柳，明代洪武圣旨、永乐诰命，八思巴文金印，如来大宝法王印信等。考察组还拓印了一些西藏地方的印信。此次图谱组西藏之行，不畏艰辛，收获颇丰，得到了一致好评。所领导见考察组从西藏收集的文物极为珍贵，数量又多，决定由张政烺先生主持，阴法鲁先生负责编辑一部图文并茂的专书，定名为《西藏——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简称《西藏》）。

此时《图谱》工作暂停，全组投入到《西藏》这一工作中。经与北大历史系和考古所协商，继续借调赵思训、姜言忠两位摄影师为《西藏》拍照，印放照片。李培根继续整理在西藏拍摄的照片，登记后交谢清河统一造册保管。安守仁去新华社、中央民委、人民画报、西藏驻京办事处、达赖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等有关单位收集有关《西藏》的资料。经所领导同意，图谱组邀请常绍温、谢友兰二人，由谢清河和安守仁陪同前往天津有关单位收集外文资料中有关西藏的历史资料，经全组共同努力，估计收集的文物照片约有二、三千幅上下。经半年多的时间，编就了图文并茂的《西藏——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图册。该书收集西藏历史文物照片约有500多幅，文字说明约20万字。打印成册附有照片一式二份，经所学术秘书室送请中央民委审查。过了不少时间，只听传话说，民委主任刘春看过，说“该书编得好，有现实及历史价值”。但最终却没有出版[9]，其原因不明。但她作为《图谱》的姊妹篇并没有变成一堆废纸，为以后编写元、明、清图谱提供了资料，打下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教训。

从1960年10月到1964年9月，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跋山涉水，到北京、西藏之外的全国各地收集文物，足迹遍及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陕西、河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上海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有关县市数十处，由于张政烺先生的亲临，所到之处都十分热情接待，不仅无偿提供文物，还要抽调不少的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工作，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多人；同时，为了工作便利还要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为顺利完成收集文物资料提供了保障。“每到一地博物馆，张政烺先生始终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先认真观看博物馆的展品，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情况，然后开列拍摄文物的目录，征得馆方同意，商谈具体开拍事宜。张政烺先生拍照时对每件文物的形态、照相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件文物在开拍前张先生都要过目，这已成定制。而且，多年在外地拍照不论时处酷暑或严冬，尤其在气温多变的日子，张先生十分关注照相胶片的冲洗工作，为陪摄影师冲洗衣胶片熬过不少的夜晚。在将近四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收集拍摄的文物照片约六七千张，张张照片都倾注了张先生的心血。张政烺先生为《图谱》一心一意、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使人敬仰。”[10]

张政烺先生在多年外出的日子，一贯保持朴素本色，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尤为可贵。在野外考察，先生背着较重的器材，与下属一样。在洛阳，尽管有全国通用粮票，可饭店无粮可供，只能以糠代粮；在西安，先生为多收集一些文物资料，早出晚归，错过开饭时间，食堂只有面片汤供给；从南昌到福州，途经鹰潭，这条路只有便民的“闷罐子”，人畜共处，时当岁末的寒冬腊月，这类车根本没有食品供应，饥寒交迫，梦想到站可以吃到饭了，但车行缓慢到鹰潭已到掌灯时刻，店铺早已下班，梦想落空，度过了饥寒交迫的夜晚。

“为《图谱》收集文物出差到外地，地方领导都知道张政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为了照顾张先生的起居，总是提供条件好的住所，如去上海，市委介绍张先生入住国际饭店，张先生却以房价高谢绝住入；在武汉，省上介绍先生入住汉口的璇宫饭店，张先生以去湖北博物馆交通不便为由，住进武昌的东湖招待所；在洛阳，张先生不住洛阳饭店，以工作方便为由，挤住在考古研究所设在洛阳工作站的职工宿舍；在杭州，张先生要求浙江博物馆协助解决一行四人的食宿，馆方在各方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设法在展厅旁的一间大屋子为其安排了床铺，上职工灶解决了吃饭问题，处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张先生和组员一道同甘苦，度过了杭州盛夏的炎热，难能可贵。”[11]

“张政烺先生对收集到的文物照片保管非常重视，指定专人妥为保管。参照有关单位保管方法，结合实际制定了办法，经张先生同意成定制，即将收集的文物底片，造册登记，统一编号，单独装袋保管，并将其洗印的文物照片一式二份，一份按序排列，统一保管；另一份分别交由各段分类保管使用，这办法经年不变。”[12]

“先生还从中国书店为组里选购珍贵书籍，如：《散氏盘释文》、《满洲实录》、《文选》等；名人信札，如：明清人书札、吴大澂书札；图册如：历代帝后像、台湾得胜图、乾隆卅年棉花图；碑帖如：好大王碑、明代戏鸿堂法帖、淳化阁帖，快雪堂法帖，初拓三希堂法帖；还有原铜版如：清代平准图、鄂垒扎拉图之战等约三四百种珍贵图书、画册，为图谱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是一批值得珍藏的珍品。”[13]

张先生为图谱组购置照像器材的事迹也颇感人。据安守仁回忆：“因图谱组最初没有照相机，张先生将珍藏的一架旧式德国制的莱卡照片机（6×9、镜头有皮腔可伸缩、用一般6×6胶卷，亦可用6×9的胶片，另备有专用暗盒，最宜于拍照文物）供组上使用达四年之久。凡组上购进的照相机，如两架前苏联制的135佐尔基、德国造的135莱卡、6×6双镜头反光照相机，都是张政烺先生抽空去王府井南口、六部口文化用品商店见到照相机讲好价，通知组上买回的。还有诸如胶卷、胶片、印相纸、放大纸、冲洗、放大药物，只要有供应总得设法买回使用。记得为购买照相胶片，张先生不辞劳苦，专程去保定胶卷厂进行交流。因当时处在困难时期，进口器材极缺，照相器材更不易见到，这样默默无闻的工作，就是为了《图谱》早日问世。最使张先生高兴的是为组上购得一架美国制的新闻照相机，因事出偶然也很奇巧。有天张先生在前外大栅栏往西一个小胡同逛街，在一个很小的寄卖店见到这架照相机，张先生见该机性能好，功能全，用胶卷也可，有配件也可用胶片，还可照原大器物，适宜拍摄文物，和店主商定后张先生便急奔单位，请款约2000多元，而后和组上的人直往寄卖店取回这架照相机。张先生在购回这架照相机时喜出望外的神态使人难以忘怀。”[14]

值得一提的还有为图谱组收集、拍摄照片的功臣。北大历史系赵思训先生和考古所技术室姜言忠先生在张先生的带领下先到历史博物馆拍摄馆藏文物，后去陕西省博物馆、西安、临潼、乾县、醴泉、咸阳以及河南省博物馆、洛阳等地收集、拍摄文物。他俩因单位有任务相继回原单位。1961年从考古所调来老摄影师张寅先生。他技术好，很得张先生信赖，常伴张先生外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十多个博物馆，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他退休后，历史所从北京华侨学校招来印尼华侨周宜英作照相工作。1964年8月，周随张先生等3人先赴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晋祠、大同市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后去呼和浩特市内蒙博物馆、昭君墓、五塔寺、白塔、美岱昭等处，在其间一个半月里，收集拍摄了许多文物。周回国后，从东单照像馆调来冯志三照像，冯同他的前任一样，勤恳踏实地工作，直到离开历史所。

三是拟定了《图谱》的结构与体例

张先生拟定，《图谱》以图为主，以类相从，加以文字说明，按朝代编排，每卷包括概论、专题说明、图版、图片说明和参考文献。概论置于每卷前，可分两部分：一是概述本卷断代史；二是概述本断代的文物、考古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概论一万至两万字。专题说明按政治、制度、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顺序排列和分类。各卷在拟定类目时，注意互相照应，尽量统一，但也要注意本时期的特点，不强求一致。专题说明一般八百至一千字。一般地说，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在概论中叙述，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在分类专题说明中叙述。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艺术价值次之。文物说明包括：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与艺术价值。每张图片的说明文字一百至两百字。语言力求准确、精练、优美。这就为编撰者制定了遵行的条规。

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熊德基几位所长，学术秘书室的杨向奎、郦家驹、林甘泉、田昌五等领导，对图谱组的业务都十分关怀，熊德基副所长分管图谱组的业务，经常来组了解业务进展。秘书室的几位领导经常到组解决遇到的问题，所领导对图谱组在经费上从优且宽，十分支持。而且还设立专项经费购置相关图书。图书室的同志，为图谱组借阅大量书籍提供了便利。办公室为图谱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在领导支持下《图谱》组的艰辛劳动已为《图谱》的编著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1964年历史所“连锅端”去山东海阳参加“四清”运动却使《图谱》工作陷于停顿。

二　直面困难曲折　壮心契而不舍

尽管先生对《图谱》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然而确面临许多困难。

 一是受上世纪频繁的政治运动[15]的干扰，工作时断时续，人员调动不同张先生商量，进进出出[16]，很不稳定。尤其那时历史所是“文革”的重灾区，《图谱》工作被迫停顿了十多年。

二是助手不得力。张先生长期的助手虽然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但长于作组织工作，对业务并不精通[17]，致使张先生缺少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只能独立奋斗，支撑局面。

三是《图谱》组成员有些不是主编挑选的，而是研究室不要，而由领导硬塞的，一贯服从领导安排的张先生碍于情面不便拒绝，只得接受使用。这就影响了工作进度，也增加了张先生的负担。

四是编著《图谱》是一项看似容易实则难度相当大的工作，要求作者既全面把握各断代史，又全面了解该代的文物考古，并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而文物考古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研究，须要及时更新照片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而当时《图谱》组的成员不少没学过考古，看不懂考古报告，自然难于利用文物考古材料。这不能不影响文稿的质量。

五是文献前拍照的都是黑白照片，而科技发展很快，照相机性能和照相技术日新月异，文革后出版社要求照片绝大多数是彩色的。这样一来，原先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历史所既没有文物，又没有彩色照片，即没有版权，又买照片很贵，造成出版困难。

六是由于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工作纷纷上马。《图谱》组的成员除图谱工作外，还有别的工作。如张先生先后去中华书局校点《金史》，到文物出版社整理《马王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简》。为中华书局、《文物》等出版社杂志社审稿等。还有中央下达的政治任务，约是年下半年，准备审判“四人帮”，大概是在起诉的发言稿中，有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批示要查这话的出处。此任务下达到教育部，部里派北大历史系毕业的田珏去办。田珏没办法查，就去求张先生。张先生查出语出李渔写的《比目鱼传奇》，是皂吏对一个有钱有势的恶霸万贯说的，“岂不闻皇亲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类话，是旧时代的民间愿望，官方上层的记载中不会有，只能向民间文字中去找。可见张先生不仅博闻强记，也善于运用阶级观点。类似这种上级交下来的任务还有不少。据孙言诚的回忆，“有一次，他（指张先生）对着对我说：这些年，从头（发式）到脚（缠足），我也不知解答了多少问题。比如地震局问地震资料，邮政局出邮票问历史人物，国际交往问礼俗……”[18]此外，多年来他还被许多事务缠身，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是当评委。他在《我与古文字学》中说：“一年总有数十份申请职称的材料堆在案头，每份材料不管多少万字，都要认真阅读，写出意见，推荐优秀人才。这项工作每年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另外，几十年来登门讨论学术的人不断，我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即使来讨要材料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一时不能作答的，事后为来访者寻找一些材料，有时需要翻阅许多种书刊方能作答。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实地研究学问。当然，这些事确实占去了我不少时间。”

栾成显从事《明代黄册研究》、合著《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黄正建参与撰写《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等。这样就不能全力以赴，集中时间从作《图谱》的编写工作，这势必影响《图谱》的进度。

张先生不仅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且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曲折。众所周知，张政烺先生为史学名家，能对绵长的中国史作贯通式研究，不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封泥，或古器物、古书籍、名人书画，无不通晓；至于版本、目录则有问必答。“先生既懂拓印，又善篆刻；更喜照相，又能印放。”[19]工作态度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待人谦和宽厚，没有专家的架子，从六十多岁到八旬上下，一直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正如安守仁所说“《图谱》主编非先生莫属。”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图谱》编纂工作重新启动，张先生仍任主编。为了吸收新生力量，从历史所第一届毕业研究生中留下了黄正建、马忠建、孙言诚、吕宗力等四位。周年昌副所长不仅在经费上尽力支持，还风尘仆仆赶到兰州请来安守仁“助阵”。张先生并对原有的编辑体例作了修订。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图片以黑白图片为主，彩色图片次之。一个图版占一页，收入一至四、五张图片。《图谱》还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到1991年前后，已基本完成初稿。可当时历史所的个别领导却误以为张先生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了，影响《图谱》工作进度，为了加快进度，不顾“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古训，将张先生逐步调离了主编的工作岗位。

《图谱》的编纂工作改由别人主持，先生被迫退出，他不禁为之黯然神伤，数日默默不语。后来，先生精神失态，伤心地将有关《图谱》的资料弃置阳台，精神大减，日渐衰老。先生淡泊名利，与事无争，不可能因为不能主持《图谱》的编纂而斤斤计较，情绪低落。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先生是把编纂《图谱》作为贯彻自己史学观点的大事业，甚至是精神寄托来对待的。这样，先生得知《图谱》改换主编，感到半生心血付之东流，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大，就可以想见了。[21]这是令人深为惋惜的事。

《图谱》未能问世，是张先生毕生最大的遗憾。他在《我与古文字学》一文中说：“我倾注全力，要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出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其无奈、辛酸、苦闷，溢于言表。

由于张先生一心扑在《图谱》工作上，他“心中积累的好多个专题，收集了资料，有的已成竹在胸，未动笔写，有的还没有完成文稿。如关于西周铜器断代和西周历法研究，已将诸多重要铜器排出时间顺序，历法也在着手清理，可惜未能著文成篇。”[22]这不仅是他的缺失、不足，也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张先生面对困难，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毅挺挺，象大松树一样冬夏长青，正所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23]遇到曲折，他能顾全大局，服从领导，不计个人得失。

他在从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后，仍能支持新主编的工作，时刻关心《图谱》的命运，为使《图谱》早日出版尽力。记得他曾为文物出版社誊写《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即《图谱》）编辑体例（讨论稿），为四川教育出版社题写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书名。

同时，他对参与《图谱》编写工作的成员给予鼓励。如1994年7月，张先生给受组织委派，作为秘书，协助他作《图谱》工作的笔者作鉴定，鉴定中说：“陈绍棣同志在1987年前后的两三年间，曾受历史所组织上的委派，担任《中国历史文物图集》课题组的秘书，协助我和李学勤同志工作。我和学勤同志都很忙，所以许多具体事务都是由陈绍棣同志承担的。从召集开会、作记录到论证课题申请社科基金；从向所领导汇报工作到联系出版社，他都任劳任怨，不厌其烦。此外，他还就如何编好此书，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尤其他编的《图集》战国部分，内容丰富，反映了最新的考古成果；字句流畅，富有文采。在当时是作得好的。又，每一个专题都有小序，这是一个创新，也是《图集》的特色之一。”这自然是先生对笔者的夸奖。

《图谱》终于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停止。过了不久，四川教育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图谱》，《图谱》的编纂再次上马。但这时出现了图片的版权问题，已不能到各地拍摄文物，只能从公开出版的文物考古图书杂志中挑选需要的照片。尽管《图谱》的不少卷册已经基本完稿，尽管四川教育出版社已印出了宣传《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画册[24]。购买了印书的纸张，但由于解决不了版权问题，《图谱》不得不再次下马。[25]

张先生主持《图谱》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居于这项巨大工程总设计师和主心骨的地位。一旦张先生离开了这个核心位置，《图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图谱》最终于1996年撒项。然而该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却把未完成这一国家任务的责任放在早已离开主编位置的张先生头上。个中原因实在让人费解。

张先生虽然感到委曲，但他并不气馁，他看重的是学术事业，追求的是在有生之年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他昂起头，挺起胸，又继续上路了。正所谓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而今迈步从头越”[26]。就在2000年（或2001年）先生与其学生兼朋友、知名宋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曾瑜联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打报告（由王曾瑜执笔）要求《图谱》重新上马，仍由张先生担任主编，并保证在四年内完成。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7]这种“壮心”，体现了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韧的学术追求，体现了“最美不过夕阳红”的献身事业精神。那时先生已是患病的年近九十的老人，他与王联名申请标志着把《图谱》编写的重任托付给了王先生。

三　后继有人　众志成城

 2005年初，张先生没有看见他数十多年为之奋斗的《图谱》出版，就撒手人寰，魂归仙乡。为了完成张先生的遗愿，王曾瑜先生毅然挑起了《图谱》实际主持者的重担。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曾瑜不是官只是一个临危受命的“志愿者”。他没有点火，但有新举措。

一是选拔精兵强将，组成新的编纂班子。他针对原班子老化凋零[28]的状况，吸收了十多位70后的新人参加。这些新人都具有博士或博士后的学历，副研或研究员职称[29]，又年富力强，虎虎有生气。他认为希望是前进的动力，信心是希望的基础。他针对此项目曾经屡兴屡废，有些人怀疑能否出版，恐怕空忙一场的心理，强调该书是国家级项目，院重大课题，又是名家主编，一定能出版，使大家有了信心，鼓足干劲。他还在春节看望课题组老同志，嘘寒问暖，以示关怀。

二是延聘专家，讲考古课，审稿把关。他针对编纂者不少没学过考古，看不懂考古报告，无法正确使用考古材料的状况，先后聘请徐苹芳、黄展岳、齐东方、齐心、杨泓先生来历史所讲授考古知识，使大家对类型学、地层学、年代学有所了解。除上述先生外，他还针对张先生已仙逝，无人能通审全稿的状况，延揽朱凤瀚、白云翔、高崇文、李零、杨振红、刘凤翥、史金波、吴丽娱、李锦绣、万明、陈梧桐、彭勇、毛佩琦等专家审稿，他们提出宝贵意见，指正错误，避免文稿中的硬伤等缺失。

三是带领大家先后参观钱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通过与具体、生动、形象的文物的亲密接触，增强对文物考古的感性认知。

四是帮助各段拟定提纲，为大家审稿、改稿。叮嘱新参加《图谱》工作的80年任会斌多与专家刘一曼、朱凤瀚先生联系，请求他们指教。并承《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编委会邀请，撰写了受到一致好评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前言》。

五是与所图书馆原馆长袁立泽交涉，建议他多采购文物考古方面的新书，以应《图谱》之需。

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好的成效。他一不要名（他多次婉拒与张先生联名当主编或副主编），二不要利（不要稿费，不要科研经费），受到大家的爱戴和敬重。[30]《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编委会会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古代图谱·致谢》中说：“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曾瑜先生对本项工作一如既往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襄助，无论是在课题的废而后立、书稿审读，以及出版的最终遂成，都离不开王先生的全程敦促和参与。”这是千真万确的肺腑之言！

王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他的学生关树东。如果说王先生是召集人，那么关树东就是学术秘书。举凡召集开会、作记录、向领导汇报，论证课题，申报基金；发放范本（《图谱》的战国、隋唐部分）；联系专家，陪专家吃饭；管理课题组经费、发放、报销等等，他都要任劳任怨，不厌其烦。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他与李锡厚先生合著《图谱》辽、金、西夏卷，李因须要照顾年幼的外孙，长期在加拿大居住，所以该卷的后期工作，实由他一人完成。然而出版署名，他仍把李放在自己名前，作为第一作者，其淡泊名利的好品格，跃然纸上。

除王曾瑜、关树东外，《图谱》课题组还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好人好事。

张永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张先生的学生，又是仰慕张先生的人品和学问的学者之一。为实现张先生的遗愿，他抱病参加《图谱》工作，负责编著难度颇大的夏商西周卷，完成了序言的撰写；在他病重期间，就把未完成的工作交给了任会斌，不仅提供了少数照片，还把花了很多精力得来的材料信息（其中包括与台湾、各地博物馆的来往信件）、文物目录、工作记录提供给了任，使任上手容易，很快进入状态。任是在永山工作的基础上完成该卷编著的。此外，永山还通过同学关系与一些博物馆取得联系，获得提供照片的许诺。并对《图谱》春秋战国卷提过一些宝贵意见，笔者在此深表感谢。永山与一生为《图谱》奔忙的安守仁先生没有看到《图谱》的出版就成了故人，是一大遗憾，令人感伤不已！

罗琨先生与张永山既是同学，又是伉俪。她身体不好，又忙于整理先人的遗著，但出于对张先生的敬仰，于2003年与永山一起参加了《图谱》工作。她负责原始社会卷的编著，力求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新问题。此外，她对任会斌接替永山编著夏商西周卷的工作很关注，常打电话问任有什么问题？要注意查什么资料，并列出应注意的问题。他还无偿为任审稿，强调指出要进行章节调整，且提供文物信息。

作为张先生弟子的栾成显，既是历史所的研究员，又是安徽大学徽学中心的博士生导师，工作很忙，但他出于对老师的一片深情，不顾年近八十的高龄，毅然承担了《图谱》最重的担子——编著清史上下册，并作为主笔，与人合著明史上、下册。为此经常通宵达旦干工作，以致须发皆白，人见大吃一惊，几乎不能相认。

黄正建先生身兼研究员、博导、室主任、学术委员数职，是个大忙人，但他编著的《图谱·隋唐五代卷》却品位高超，语言准确、精炼，且为《图谱》修订体例。他还与关树东、陈奕玲、邬文玲帮助栾成显找照片，写说明，供栾参考。

赵凯、邬文玲合撰的《秦汉卷》内容丰富充实，用了许多新资料（甚至有2016年出土的文物），给人以厚重清新、眼前为之一亮之感。

陈凌、陈栾玲分别是考古博士、历史博士，各有专长，合撰《魏晋南北朝卷》是一对黄金搭档。该段时间长且甚乱，素称难作，但他们写出了该段的特点，得到王先生的肯定。

党宝海、刘晓共同编著的《元代卷》专题说明写的精彩，且收录了不少外国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文物，使读者大开眼界。

沈冬梅、梁建国合作的《宋代卷》很注意吸收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而任会斌是《图谱》组最年轻的学者，他服从领导，勇挑重担，所著的《夏商西周卷》妥善处理了与前后时代的衔接交叉。两卷各有特色。

大家共同沉浸在文物图片的海洋，筛选兼具历史、艺术价值的精美图片。往往一册书从七、八千图片中选出上千张，又从中汰半。为了给出版社提供购买或拍照照片的方便，不少人还列出了文物分布地域表和文物馆藏表。至于文物说明，更是一改再改，数易其稿，求力准确、精炼、生动、优美。在这个写作班子里，洋溢着打磨、拼博精神，展现了团结互助的一颗菜风格，成为集体攻关的典范。

所领导对《图谱》工作极其关注，并大力支持。所长卜宪群指示图书馆提供馆藏图书供翻拍，并提供《图谱》组的办公地方。副所长王震中多次与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联系，恳求考古所在文物考古图片上积极支持，得到允诺。

《图谱》工作在书稿后期审读、图片获取信息提供上还得到以下先生的热情帮助，他们是：朱凤瀚（北京大学）、齐东方（北京大学）、赵化成（北京大学）、孙庆伟（北京大学）、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朱诚如（故宫博物院）、黄燕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陈红彦（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赵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季边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李克能（文物出版社）、石俊（内蒙古文物局文物管理处）、李鑫（内蒙古文化厅）、赵伟（苏州科技大学）、李斯（湘潭大学）、金松、王学斌、王玉、冯化平、梁静、林月好、何星、邵先山，刘新颖等。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尹飞舟先生鼎力相助，湖南人民出版社谢清风、李声笑、龙昌黄、张宇霖等先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劳动。

尤其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尽力支持，并在政策和经费上均给予了大力的支助。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广州图像集成有限公司在文物图片版权使用上解囊相助，大华文苑（北京）图书有限公司在文物图片设计处理上提供帮助。

对上述曾为本书的编写、出版奉献心力的各级领导，各相关单位、公司，各相关评审专家、审稿专家，我们都深致谢忱。

总之，“赖多方协力，共襄盛举，本书于长达近一甲子的痉挛阵痛之后，终得以成功付梓。”[31]

《图谱》出版后，便不胫而走，好评如潮，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可和肯定。[32]

正是：

六十年啊磨一剑，

执着不懈终成功。

天道酬勤硕果香，

喜讯频传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