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雪娟
画像石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是多用于祠堂、墓室内的石刻装饰画。汉代画像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佐证文本材料的新证据。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信立祥《中国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蒋英炬《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等经典著作，从考古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揭示了汉画像石背后深层的文化符码，这些著作提出的观点广为研究者采纳，对于汉画像石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近年来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超越了考古学、美术史的领域，多学科的综合运用推动汉画像石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深层次发展。
2015年，对于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持续了往年的热度，“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徐州召开，该会围绕“汉画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汉画’与‘汉学’的学术史研究”、“徐州地区汉画专题研究”、“各地新发现汉画资料研究”四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论文收录于《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另外，研究著作与文章相继涌现，对汉画像石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解读。
民间丧葬习俗及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一向记载较少，思想史中对于民间丧葬思想关注同样不够，黄宛峰主编《汉画像石与汉代民间丧葬观念》一书，以汉画像石为文化载体，作为民间丧葬观念之“镜像”，从民间属性与生命主题、神仙观念、等级观念与功名意识、孝道观、夫妻观、吉祥文化等角度探讨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民间丧葬观念的某些特点。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值得考究：（1）汉代画像石墓主多属于中下层人士，虽然以画像石作为整体汉墓墓葬研究对象有些局限性，但在民间丧葬中以图像浓缩的表现形式可以映射出帝王以及各级官吏的威仪和排场。汉画像石中体现的是尊卑分明而疏阔有致的等级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官威仪”。（2）汉画像石墓葬中出现频率最高、最为流行的羽人形象反映出民众对于长生的向往，受到了帝王不灭求仙以及士人神仙说的影响。（图1）如山东芗氏两兄弟建立祠堂的目的是“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武梁的子孙“竭家所有”挑选名石，聘请良匠，修建祠堂，其目的是“垂示后嗣，万世不亡”，不断强化与巩固灵魂不灭的观念。但山东宋山石祠铭文“天命有终，不可复追”、四川崖墓铭文“生日甚少，死日甚多”，四川郸县墓门铭文“谁不辟世”等，又反映了汉代民间对于死亡的理性认识。（3）画像石的设计者和制作者来源于民间工匠，画像石中使用的固定图像模式重要特点是将事物拟人化、具象化、世俗化。较之于富丽堂皇的宫廷艺术，画像石中的龙凤模式等吉祥物象表达了趋吉避凶、求富趋利意图。（4）与传世文献对比，汉画像石中的孝子图彰显了庶民孝养之义，成双成对人物的画面内容又反映了“和合”的内涵（图2）。
卜友常《汉代墓葬艺术考述》从汉代画像石墓起源与中原棺椁制度、汉代画像中的“秘戏图”与道教房中术、南阳汉代画像石制作过程中的粉本与制作基地、南阳现存“汉代宗资墓前天禄、辟邪”辨析、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渊源及其影响、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楚美术作品中“S”线的基本形态与发展等角度来考述汉代墓葬艺术，探讨了画像石与道教、艺术传播以及画像制作过程中的粉本问题等。
除上述专著外，另有诸多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剖析：
一、“新”：材料的发现与释读
“新”包含了两层含义：既包括对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出版，另外还有对现有材料与观点新的订正与释读。
1.画像石资料的整理出版
凌皆兵等主编《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比较全面、系统的将南阳汉画馆馆藏的画像石整理而成大型图录，分为“墓葬出土图像”和“散存征集图像”两部分。第一至三卷为典型墓葬出土画像，共收录22座墓葬的700多幅图像；第四至十卷共收录1700多幅民间征集的散存画像。杨孝军《徐州新征集的汉画像石研究》一文介绍了徐州汉画像石馆新征集到一批画像石,包括扳手腕、出行、舂米、宴饮杂技等图像,有的图像在本地区是首次发现。《台湾华梵大学文物馆所藏汉代画像砖》一文介绍了华梵大学所藏八块画像砖，该画像砖为浅浮雕，由上而下共分七层，属于图案花纹类图像，据此推断时间最迟不晚于东汉，可能来源于河南地区。另外，《山东汉代碑刻研究》收录了一些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等。
2.新材料的释读
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将山东滕州画像石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图3）此类胡人多为流寓汉地的贵霜大月氏人，其核心位置，描绘了“一佛二胁伺”的图像，这一图像与同时期贵霜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儒家、以及道教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作者的该发现可为佛教初传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供了例证。
3.现有材料的新解读
练春海《勇士申博图像考》以河南周口地区以及扶沟县出土的力士画像砖（图4）为研究对象，认为由于造墓工匠文化水平较低，造成了铭文错误，画像砖上的铭文“电转”应被释读为周代勇士“申博”，他被视为与夏育、成荆等人一样的勇士，被汉人当成门神的辟邪图像用于墓室。
二、“绣像的历史”：对图像程序以及设计意图的解读
汉代画像石内容题材丰富，多集中于古圣先贤、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统治阶级享乐生活的场景如乐舞百戏等。通过这些画像，可以获得对汉画像话语系统、进而汉墓信仰属性的实质性认识。
1.画像石的图像程序
六博图是汉墓画像的常见题材，姜生《六博图与汉墓之仙境隐喻》一文，并未从学界普遍认为的世俗性、娱乐性分析六博图，而提出了六博图像的主旨在于助死者成仙，是复杂的墓葬仪式的重要一环。作者将六博图(仙人弈棋图)与《汉书·五行志》、任昉《述异记》、《西京杂记》等文献综合分析，认为博具是宗教通神之物，神仙六博等弈棋类情景暗示着墓室之所在乃神仙洞窟，墓主人进入这个空间通过一定的程序即可转变成仙。作者的观点突破了前人对六博图像形制、规则的研究，是为另一层面的“以图证史”，令人耳目一新。
车马出行图像是早期中国绘画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也是东汉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的流行题材，刘祥辉《“车马出行”图像的早期历史考察》通过对殷商至西汉载有车马出行图像材料的梳理和论述，总结出车马出行图像的真正确立时间是在战国时期，殷商至东周的车马形象材料分布呈现一种由北方之间扩散至中原周边的趋势。车马出行图像由战国末期的地上宫殿壁画转向了地下墓葬设施，并最终成为了东汉中后期车马出行图像的主要载体。由秦至西汉时期，车马出行图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斜测视和两轮画法的出现。（图5）
西王母图像实汉画像石的常见图像，汪小洋《汉墓绘画中的两个图像体系——主流社会天界图像与非主流社会仙界图像的比较》对其进行了分析，指出汉墓绘画中西王母图像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分布,中下阶层墓葬中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普遍存在且主宰着整个构图而中上贵族墓葬壁画中西王母图像很少出现，神化的西王母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作者发现二者区别，甚为难得，而至于为何会出现此种现象，还需研究者的进一步分析。
“树下射鸟”图也是全国各地墓葬中反复出现的图像，金爱秀《汉画像中“树下射鸟图”考辨》，不同意信立祥的祭祀说，在邢义田射爵说、汪小洋原始神话说的基础上，将此类图像以射鸟人为核心，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射鸟人具有神性，表现的是远古神话后羿射日；一类是射鸟人不具备神性，射鸟属宗教仪式，表达了人们升仙的期望。“树下射鸟”为一种流行的宗教仪式，含义与升仙密切相关。
胡军《汉画像砖石中“树”图像特征研究》将两汉画像砖石中树木图像进行了分期：这些图像从早期三角形示意性的树形，演变为中期图案化的装饰性风格，再到晚期装饰性与写实性共存。具有代表性的为陕西—晋西北区域的剪影式、山东嘉祥的缠绕式、苏北—皖北—鲁西的凤尾式。
姜生《界定者：汉墓画像边饰研究》一文对汉墓画像石边框纹饰之主要纹样符号、涵义及其施用方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边饰不是简单的装饰纹，而有着象征意义：斜线纹、菱形纹、铜钱纹组合，表示大地的构成要素土（地之肉）、石（地之骨）、水（地之血），展示了冥界；鸮纹、鱼纹、柏纹、垂帐纹等纹饰则是鬼廷冥府的代表。
除此之外，另有区域性画像石题材分析，郝利荣、杨孝军《徐州汉代墓葬画像中自然灾害题材的图像表现——以徐州汉画像石研究为例》，叙述了汉代灾害频仍时期，汉代的画像石中的祈雨除旱、升仙祥瑞题材，都呈现出自然灾害和灾异思想进入汉代画像的过程。孔永红《南阳汉画中农业生产图像稀少的原因探析》分析了南阳地区反映农业生产场景的画像石相当稀缺的原因：一是因为汉代的农业政策致力于农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农业的发展不相称；二是因为农业政策与商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三是受到楚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影响等。
2.画像石中文化意蕴
汉代以孝治天下，表现孝道主题的画像石在鲁、晋、苏、豫等地均有出土，刘克《汉代传统孝道观念变迁及其价值的图像考古》将东西汉分离开来，着重分析了东汉孝子图像的变迁，他认为东汉中期，汉画的最大变化是孝子驯行，人们对忠孝关系的认识，并没有贯彻落实儒家的忠孝同体观点，弃忠尽孝成为当时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则。东汉后期，人们把孝看作是自然情感的流露，反对各种伪孝压制和篡弑人的自然性情，儒家的繁冗的礼义规范遭到了否弃。随着道教影响的扩大，孝以致仙观念在这一时期被社会接受。卢升弟《“养老”画像砖与两汉时期的尊老爱老传统》以四川彭州、德阳出土的汉代养老题材画像砖为切入,说明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方针,老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改善。
李群喜《论鲁西南汉画像石中神明形象的宇宙论意义》以山东济宁—枣庄地区的画像石为依据，提出认为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的结合是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融合的象征，代表了生死刑法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作者将风伯形象解释为匈奴来犯的象征，而伏羲女娲图像的模式化为两汉经学烂熟的表现。
3.画像石与社会生活
画像石中保留的图像可以一定程度上复原汉代的建筑形制，如邢义田《说“堂皇”——读简牍与画像札记》，以汉代画像石为依据（图6），考证了汉代的“堂皇”是一种正面敞开，用于接待宾客或治事的厅堂类建筑。说明古代实际的“堂”正面敞开，不一定如颜师古所说是四面皆无壁，有时正面和左右侧有柱无壁，有时左右有壁或加背后有三壁。不论平民住屋或官府的堂前多有阶，阶或双或单。马骥、宋红宇《阙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的表现》，通过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现存阙的实物，将汉代阙按照规制、题材、区域分类，指出阙除了宫阙、城阙之外，又有门阙、墓阙之分。汉代的城门、宫室和显宦的宅邸，往往都要立阙以象征王权的尊贵。
李亚利、滕铭予《汉画像中的亭榭建筑研究》一文比较全面细致的书了汉画像石中出现的亭榭的建筑类型和结构。汉代亭榭是先秦时期台榭的发展，其最大的建筑特点是支撑结构利用了斗拱的发展和创新，创造出了倾斜逶迤的高耸悬空木结构建筑。汉代亭榭主要有两种结构: 单侧楼梯的临水亭榭和双侧楼梯的平地亭榭，临水亭榭又进一步的发展成了为唐宋时期水榭的雏形。汉代亭榭相对于先秦时期的台榭，其作为军事和专门藏器场所的功能消失，成为娱乐休闲式的建筑。二人的另一文章《汉画像中桥梁图像的象征意义研究》将汉代画像中出现的桥梁图像，按其所处场景的内容大致可归为四类: 故事图、渔猎图、过桥图和战争图。这些桥梁许多在当时是有名的桥或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桥，桥梁代表了生界到仙界的通道。
孙良玉《南阳汉画像石中所见的女性发式和发饰》将南阳汉画像石中女性的发式分为高髻、椎髻、双丫髻、圆髻等几种髻型;发饰则主要有假发与假髻、頍和帻、冠等。
三、“完整的证据链”：图像与文献的结合
通过图像与相对应文本的对接，既可以以揭示画像石包含的内容，更可再现画像石背后的历史信息，打开观察、理解汉代精神世界的新视野。汉代画像石的研究逐渐脱离了插图式或简单形制考证的基础性价值解读，而是到达了挖掘图像深层蕴义，将图像与文献连接起来构筑完整证据链的层面。
日本学者黑田彰《孝子传、列女传的图像与文献》以李善图（图7）、曾子图、柏榆图等为例，形象的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将图像孝子传图、列女传图与文献孝子传、列女传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姜生《韩凭故事考》，由嘉祥所出民间收藏汉画像石上的“宋王”“孺子”“孺子妻”等榜题切入（图8），为韩凭夫妇为挚情而死后尸解变仙的故事提供了可靠的突破点。
“穆天子见西王母”题材在汉画像石是否存在及其判断标准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方艳《“穆天子见西王母”题材汉画像辨析》一文基本同意“穆天子见西王母”存在说，并且结合《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文本信息，从构图方式所传达的人物关系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周穆王与西王母、东王公与西王母、凡夫与神女，文章指出，所谓“穆天子见西王母”画像与“东王公和西王母”画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似性，故而导致了“周穆王”“东王公”之争，说明了在男权文化背景下，女性神祇形象不断被尊崇、遮蔽、消解的过程。
姜生《汉代列仙图考》，以武梁祠图像为中心（图9），解释了各色历史人物相杂一处的原因，即符合汉代墓葬画像背后隐含的宗教价值的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文章指出，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该文的另一特色是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真诰》相互印证，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具有钩沉起蔽的意义。
姜生另一文章《汉代神祇考》，通过早期道教文献与汉墓画像资料的结合考证,识别出更多汉代神祇，如在徐州汉王乡元和三年墓祠画像石、临沂费县潘家疃东汉墓画像石及相关画像石上,可以发现汉代信仰中被神化的四首双躯之神容成公,名曰“灵鸧”的鸟喙之神太上老君,名曰“罗竝”的牛首之神即炎帝等若干重要神祇。台湾地区李珮瑜《汉代画像石中有关神仙世界的题材研究》以汉代画像石为研究素材，就其中神话题材，具体分成神仙之属、神灵之物两类，通过比对图像特色与文献记载，文章指出神仙之属有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高禖神、羲和、常羲、牛郎、织女、神荼、郁垒等。神灵之物则种类繁多，在有西王母、东王公出现的画像石中，往往发现三足乌、九尾狐、蟾蜍和玉兔等足迹，有时伴随其他人面兽身、兽首人身之怪物，抑或是龙、虎，还有一种九头人面的开明兽。
姜生、冯渝杰《汉画所见存思术考——兼论<老子中经>对汉画的文本化继承》一文指出，汉墓画像中的某些歌舞图及“四灵在旁”类图像（图10），是同时代《王子乔碑》、《帝尧碑》及《老子铭》所记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弦琴以歌太一”、“覃思以历丹田”之类存思修炼活动的图像表达。《老子中经》则为对应于武氏祠左石室“雷公出行图”的文本依据（图11），由此进一步确证了汉画所蕴涵的内炼属性，而《老子中经》是对汉画所代表东汉宗教思想的文本化继承。
通过对2015年汉代画像石的研究综合分析后，可以看出，对于画像石的解读逐渐超越了单幅作品以及区域性特色，将画像题材作为整体，进而分析整个汉代画像衍变成为了主流。此外，对于纹饰、固定图像的细微解读成为了画像石研究的潮流之一。巫鸿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龙、璧图像》一文中提出了对图像“超细读”的观点，他认为细读将朝着更为精微和敏锐的方向发展，把审视和分析的目光集中到一些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特殊意图的细节上。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画像石研究，更加精微、深层的探究汉代画像石的个性特征或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