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
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
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
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
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
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
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
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
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
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
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
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
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
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
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
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
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
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
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
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
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
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
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
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
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
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
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
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
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
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
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推。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
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
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
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
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
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
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
此收入大增。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
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
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
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
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
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
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
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
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
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
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
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
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
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
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士
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
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
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
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
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
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
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
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
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
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
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
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
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
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
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
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
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
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
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
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
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谿县西）修复汉时旧
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
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
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
皇 huá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
江余姚县）、鄮（音贸 mào 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
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
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
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
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
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财富的
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
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
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
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
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
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
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
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
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
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
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
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
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
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
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
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
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
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
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
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
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
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
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
（生铁）鍒（音柔 róu 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
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
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
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
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
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
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
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
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
（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
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
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
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
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
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
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
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
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
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
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
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
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
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
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
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
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
晋末，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
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
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
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
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
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
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
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
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
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
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
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
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
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
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
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
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
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
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
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
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
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
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
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
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
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
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
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
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
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
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
肆，埒（音劣 liè 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
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淫侈，妃妾服装，
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
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
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
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
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
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
结、仗势横行的奸 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
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
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
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
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
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
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
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
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
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
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
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
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
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
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
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
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
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
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
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
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
“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
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
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
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
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
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
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
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
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
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
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
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
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
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
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
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
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
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
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
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
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
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
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
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
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
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
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
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
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
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
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
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
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
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
征 塘 丁 税 ， 萧 子 良 上 表 称 ， 浙 东 五 郡 ， 塘 511
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
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
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
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
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
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
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
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
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
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
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音延 yán）
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綖环等钱，专
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
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
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
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
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
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
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
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
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
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
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
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
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
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
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
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
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
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
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
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
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
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族，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
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
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
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
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
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
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
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
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
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
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
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
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
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
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
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
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
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
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
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
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
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
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
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
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
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
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
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 515
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
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
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
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
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
流域的开发事业。
小农——占有一小块耕地，农业生产以外，兼营副业，勉强维持一家人
生活的农民，在数量上是较大的，租税徭役，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
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刘裕是个农民，有时贩
履卖芦苇，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做皇帝后，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
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灯笼，麻
制的蝇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田舍翁有这些，已经算是很好了。大
抵普通农民，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宋孝武帝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多
被大族占有），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鄮、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
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
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贫民来充当佃户，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
的利益，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为朝廷纳租。宋孝武帝不听众议，移民垦田，
都成良业。自然，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自第三品起，每品减五
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
廷制度，并不实行。士族有免役特权，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
士族当属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
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
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
量当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
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使用奴
婢的目的。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
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所以无法
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据说当时六斗米
约抵钱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
民，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
受压迫的一层，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炼钢、造纸、制瓷、造船
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
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其中
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
隋唐文化继承南朝，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数全国财富，“扬一益二”，
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到唐中期，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所以，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
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