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清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清朝是我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的二百六十八年（1644 ——1911 年）历史，分为两个阶段：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前，为清代前期，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以后，中国因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属于近代史范围。我们所要介绍的清代史料，是指清代前期的历史资料。但因两个时期同属一个朝代，而有的史籍又有其一定的连贯性。凡遇此类情况，我们不采取截然分开的办法，但仍以介绍清代前期为主，后期稍作兼顾。另外，1644 年以前，清朝在关外还有一段活动的历史，对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我们也在可能条件下作些介绍。

　　现存的清代史籍，无论数量或所包括的内容，都远胜于以前各朝，不但《实录》和“国史馆传表”都完整无缺，就连撰修《实录》等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也大多保存了下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有大批清代内阁、军机处，以及中央各部院署等衙门的档案。这些档案，就是当时修《实录》和“国史”凭借的资料。至于各省府县以至少数私家档案，散存在各处的也很多。这些档案，多是反映当时地方及基层的情况，有的则是各地方机构向朝廷或部院等呈递题奏文书时的原始素材。

　　此外，象方志的重修，谱牒的流行，以及私家文集、笔记的风靡，也都大大超过前代。据初步估计，清代的方志、谱牒和文集等数量，有的占现存同类书籍总数的一半，有的则超过百分之七十，甚至八、九十，其中包括许多抄本和稿本。

　　在清代史籍中，除了大批汉文资料外，还有很多满文、蒙文、藏文以及维吾尔文等书写的史籍档案。清代的很多“钦定”书，除了用汉文书写以外，往往同时还有满文，甚至蒙文本，每种本子，在当时都起同样的作用。比如《清实录》，以满、汉、蒙三种文本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史籍档册，有的可以补充汉文记载的不足，有的则是汉文资料中所不见。这种情况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由于清代前期已处于近代中国的门槛，中外关系也比过去复杂了。当时，中国和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缅甸、泰国、尼泊尔等邻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双方的使臣往来和文化贸易等关系，一直没有间断。在这些国家的史籍或有关著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记载。有些国家，象朝鲜、越南等，还直接用汉文书写。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殖民主义商人、冒险家，也不断紧叩中国的大门，有的国家还派出使臣，甚至不惜调遣军队，进行武装挑衅和武装侵略。他们在中国进行活动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向本国政府提供的各种情报，涉及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这些外文资料（包括有的国家用汉文书写的资料），也构成今天清史资料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史资料之所以特别丰富，除了因为时代较近外，也与清代前期经济繁荣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有一定关系。清朝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末以来的几十年战乱，给清初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人民起义也荡涤了明代的许多黑暗与污垢，使得清代自康熙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较明代有更多的发展。当时，清朝政府还大力削平各种割据势力，抗击沙俄等西方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活动，巩固了边疆，加强了全国的统一。这些，都给清代前期的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史学领域，清朝统治者从康熙到乾隆，都有意把自己与历史上的“盛世”“明主”，如汉祖、唐宗等作比较，大力标傍其“文治武功”，因此，开设史馆，委派史臣，修撰国史，就成为点缀封建“升平”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清代，由皇帝敕修的“钦定”史书之多，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绝不是偶然的。

　　至于还有一些典籍，比如《会典》、各部院署的《事例》、《则例》等，当时清朝政府重视编撰，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央专制主义权力，使各级官员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今天都成为我们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清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各种文书档册的整理和保管，特别是雍正以后，更制定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归档、查档制度，以利于资料的收集和防止散失。此外，清朝政府又规定，各级地方官员要定期撰修方志。各地的地主乡绅则通过大修族谱，作为加强族权统治、巩固自身剥削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些，也都给我们保留了大批很有意义的资料。

　　关于清代的史籍，过去学术界有这么一种看法：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窒息进步的民主民族思想，不断兴起文字狱，禁毁违碍书籍，给史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很多知识分子不敢谈时政，当然也就害怕去写当代的历史了。至于“钦定”史书，虽然数量庞大，但充满着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比如象《实录》，屡经窜改，不足凭信。所以，对其整个评价都偏低。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1] 他在另外的一部书中又说：“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失望：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之《国史》、《实录》、《方略》外，… … 欲求如明王世贞之《弇州乙部稿》… … 等稍带研究性质者且不可得，进而求如宋王得之《东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无论矣。”[2]

　　的确，清代的文网苛密，史案频兴，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尽管在康乾之际，学术界也出现过不少人材，著名的“乾嘉学派”，在整个封建文化发展史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而他们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充其量只限于对古史的考订和辨证。但是，也不能由此确认，有清一代，有关本朝历史的研究无足称道，更不能说清代史料的涸乏。

　　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明清之际，就是一个史学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往往同时就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紧密联系斗争实际，写下了不少有关明清之际的人物和事件。尤其是一些抗清派领袖的传记，更是感情充沛，有强烈的感染力。后来的浙东史学派，就继承了这种学风。明清之际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至今为大家所肯定。

　　有关方志学的研究，在清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还出现了一些象章学诚那样的方志学大师。在这，些名家的带领和推动下，不少方志体例严谨，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而且十分注意“详近略古”的原则。清代各省府州县的方志，已经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清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嘉、道以后，由于农民起义的怒潮和资本帝国主义大炮的不断轰击，使一些知识分子从埋头于古代文献、名物的考释中，回到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来。重视“经世之学”的空气又浓厚起来。史学也不例外，其中最足称道的，是边疆史的研究，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它们考订细密，叙事翔实，继承了“乾嘉学派”严肃认真的长处，同时又紧紧联系了清代当前的实际。这些成果，直到今天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至于“钦定”史籍，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实录》，里面就保存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

目前研究清史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料不足，而是很多资料还没有很好的发掘、利用。特别是当前大批资料缺乏整理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就更加显得突出了。

 

第二节   档案资料

 

　　研究清代的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当然要推档案资料了。明代的档案，因为战乱兵火，所存寥寥。至于明代以前，除了象敦煌、吐鲁番文书，偶而还保存些许外，均已荡然无存。只有清档，因为距离我们的时间较近，同时，学术界的一些热心人士又不断呼吁、努力；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还拨出资金，成立专门机构，继续搜集和整理，这才使得现存的清代档案，无论在数量或门类方面，都很可观。

　　人们通常喜欢拿清代档案和《清史稿》、《清实录》等作比较，以说明其珍贵性。我们知道，《清史稿》的资料来源，除一部分直接采自档案外，多取之《清实录》和“国史馆表传”，而后者则又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取舍删节而成。因此，如果我们从档案资料中了解一个事件或人物，就可以比从《清史稿》和《清实录》中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真实。至于一些地方或私家档案，虽然反映面比较小，但却有助于我们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某些问题，作更深入的了解。

　　下面，按照各收藏单位，介绍清代的档案。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

　　清代的档案，保存最多、最完整的，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的前身为解放以前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部或掌故部、文献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改名建馆，先后称为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该馆粗略估计，在全部七十多个全宗，九百余万件档案中，除少数几千件为明代档案外，其余统属清档。包括的时间从天命前九年（1607 年）直到宣统三年（1911 年），共三百零五年。清亡以后，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傅仪继续在宫中活动，他们也留下了一部分档案。这些亦都归入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清代档案，按其原收藏部门，分为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理藩院、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国史馆、方略馆、国子监、八旗都统衙门、神机营、健锐营、火器营、侍卫处，以及近代新设或改名的各部门档案。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部门或私人的档案，如顺天府、山东巡抚衙门、长芦盐运司、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醇亲王府、端方、赵尔巽和溥仪在天津张园的档案等等，也因陆续移入档案馆，立有专门全宗。

　　这些数量庞大的档案，依据文件的性质，约有几百种不同的名目。归纳而言：

一、属于皇帝发布命令的，有制、诏、诰、敕、谕、旨、廷寄等，前五类多由内阁拟办发出，后面的旨和廷寄等，则归军机处经办。

二、属于各级臣工向朝廷奏报的，有题、奏、表、笺、单、册等。

三、属于各衙门上下和互相行文的，有咨呈、咨文、札文、呈文、移会、申文、关文、交片、牌文、照会、详文等。

四、其它。如专门记载皇帝言行的有起居注，为皇帝和宗室修造的家谱有玉牒、星源集庆，还有各种舆图，等等。

清档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教育，以及天文、地理等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比如内阁全宗收录的各类题本，是该馆藏量最大的一部分文书。题本是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件，依其反映内容，分别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吏科题本主要是关于官员的铨选、升补、除授、处分等方面的文件。户科题本为户口、田赋、屯田、库藏、仓庾、漕运、钱法、盐法、关税、杂赋、官员俸饷、恤等方面的文件。礼科题本则为大典、朝会、册封、巡幸、进书、铸印、各种大礼、冠服、贡举、学校、风教、朝贡，以及日蚀、月蚀等有关天象变化等方面的文件。兵科题本为武职、官制、奖惩恤赏、守卫、出征军令、绿旗营制、马政、驿站等方面的文件。刑科题本包括秋审、朝审、捕亡、缉捕，以及有关户役、田宅、婚姻、盗贼、人命、斗殴等方面的案件。在田宅类中，就有关于抗交钱粮的文件。在盗贼类中有所谓“谋反大逆”、“谋逆”、“造妖书”、“妖言”等人民群众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文件。在工科题本中有关于城垣、宫殿、第宅、仓廒等各种工程的营造、修葺，钱币鼓铸、军器、军火工程、河工、海塘等水利修建等文件。

　　当时，各级官员随题本一道进呈的，往往还有各种清册、单、图，有的还附有乡试录、闱墨等。清册正本通称黄册，副本叫青册，内容主要是奏销地丁、钱粮、仓储、工程等费用，也有的属于官员京察大计的。乡试录、闱墨则是地方官向朝廷报告乡试情况的一种附件，它们也都各有其史料价值。

　　综观上述文件，不论单个专题，或整体内容，都远比我们在其它文献资料中见到的完整详实。

　　军机处全宗收录的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反映的内容也很广泛、重要。奏折最初属于保密性文件，由皇帝亲自拆阅，朱批后交军机处办理，而军机处又另录一件归档存证，叫做录副奏折。其原折发启奏人按朱批执行后，也缴回存档。由于奏折不象题本手续繁杂，又不容易泄露机密，有利于中央专制主义集权。所以，自雍正中期以后，它就逐渐排挤题本，成为各级官员向皇帝呈报各种事务的主要文件了。

在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中，专门立有外交类。它记录了当时清朝政府与朝鲜、越南、琉球、老挝、泰国、缅甸、尼泊尔、阿富汗、日本、俄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交往活动，反映了清代中外关系的历史。具体内容包括：交聘、边界、商务、文化交流，以及其它的交涉事件。这里既有中国政府与人民和外国政府与人民友好往来的记录，也留下了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我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真实凭证。例如1840年以前，就保存了不少有关沙皇俄国侵略活动的记录。此外象西欧商人在澳门、广州的贸易，英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出使来华，以及英国武装商贩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活动，等等，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

在“农民运动类”中，反映了有关秘密结社和其它反清斗争的情况。

　　利用秘密结社来反抗清朝统治，是清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著名的象乾隆年间的王伦清水教起义，台湾林爽文的天地会起义，嘉庆年间的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起义，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等等。由于这些秘密结社本身留下的文字记录不多，许多情况有待考证，而档案中就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清代的秘密结社，虽然基本上统属于白莲教和天地会两大系统，但下面的名目却十分繁多，据粗略统计，约在一百五十种以上。名目不同，在内部礼仪等方面，也往往各有差异。档案还表明，这些秘密结社，所以能吸引广大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是因为教义的宗旨，大都具有互帮互助的性质，同时在反抗官府和地主乡绅的欺压中，也能起到联络组织的作用。因为清代的秘密组织发展很快，地区很广，所以统治者对它的态度也十分严厉，采取的镇压手段超过以往各个朝代。这些，在档案中也反映得很充分。在这批档案中，还保存一些清军在镇压川楚陕等五省白莲教起义、李文成领导的豫北八卦教（天理教别称）起义和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等过程中，劫获的布告、执照、军令等文物，还有起义领导人被俘后的供单。这些都是研究清代秘密结社的第一手资料。

在清代，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官府和地主豪绅的欺压掠夺，常常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如抗租抗粮、闹署抢仓、殴差闹堂、抗官杀官、树旗起事等等。其中有的形式，在前代的记载中很少见到。在清代，这些斗争在“其它反清斗争类”的档案中都有载录。在此类档案中，还有一些反映清代中期纵横于东南沿海的，象蔡牵等海上武装力量的资料，这些也都十分珍贵。

　　在民族关系方面，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中也有很多内容。在文件中，我们看到清代各民族之间，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文化方面，相互的联系都大大加强了。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加强统一，巩固边疆，曾先后向新疆、西藏、四川等地用兵，也有的是为了镇压各民族起义而派出军队的。诸如此类资料，都对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和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极有价值。

　　由于清朝的统治集团是以满族贵族为主，包括汉族地主阶级以及蒙古等其它民族上层分子组成，因此，在其奏报文书中，除了汉文以外，满文占有重要的位置。此外，蒙文和藏文等文书，也颇不少。

　　关于满文资料，首先要提出的是“满文老档”。“满文老档”是指满族入关前在东北建立后金国到清初，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官方文献。“满文老档”按年月日编年书载，原本已有残阔，解放前共发现四十册，起自天命前九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止于清崇德元年（1636 年），记录了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为建立后金和清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等活动。它是研究早期清朝史、早期满族史和东北各民族历史的原始珍贵资料。通过“满文老档”，还可以纠正《清实录》等官书中的许多谬误，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可靠的依据。“满文老档”最早藏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崇谟阁。入关后移入北京内阁大库。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将原档四十份统统运往台湾。今天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是乾隆四十年（1775 年）的重抄本和转抄本。重抄本册面签注《无圈点档册》，装订一百八十册。转抄本是用改进了的加圈点新满文书写的，册面题名《加圈点档册》，亦为一百八十册。《加圈点档册》除将老满文和其中掺杂的蒙文，一一改用新满文以外，还对原档难解的旧满语，于书眉标贴黄签，以新满语详加注释。这对我们正确理解“满文老档”的原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重抄本和转抄本还各有草本一部，所以实际上共有四部。另外，今辽宁省档案馆亦存有重抄和转抄“满文老档”各一部，这是乾隆四十年（1778 年）抄写后藏于盛京崇谟阁的本子。

　　在其它的满文文件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入关后，满洲将军大臣们向朝廷所上的各种奏报。在乾隆以前，一些边疆地区的衙门，上下来往公文，常常通用满文。在这些文件中，反映了清朝、政府的边疆政策，以及有关民族关系、防止和抵御外国侵略势力的很多内容。比如满文的“西藏档”，按年月日抄载，里面有乾隆时清政府管理西藏地区的资料，象规定达赖坐床、掣签制度，订立后藏设站定界章程，改订西藏管理章程，以及驻藏大臣权限、新定达赖和噶布伦职权等等。满文“土尔扈特档”则载录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至三十七年（1772 年），清朝政府接纳由阿巴锡率领的土尔扈特部的情况。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明朝末年由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原游牧区，西迁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在此后百余年中，他们不断遭到沙皇俄国的侵扰、欺压，无法忍受，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决定重新返还祖国。“土尔扈特档”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中如此重要一页的许多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如在满文“俄罗斯档”中，保存了很多有关沙俄侵华的原始记录。

　　上述档案，有相当部分目前藏在台湾，其中包括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等约共十五万六千余件。不少内容还颇为珍贵，比如前面提到的“满文老档”原档就是一种。还有的是现在第一历史档案所缺的部分，正是台湾藏有的部分，象军机处档案中的朱批奏折就是如此。

　　在清代，入库的档案资料都属于秘藏。但是，经统治者特许，有时也公布一些资料。雍正十年（1732 年）开始编纂，乾隆三年（1738 年）完成的《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就是一部大型的档案资料汇编。《朱批谕旨》统共收录了由雍正亲自朱笔批答的二百二十三名总督以下、道员以上，以及提督、总兵等地方大臣所上的奏折。全书原奏用黑字，朱批用朱红色。雍正时还编《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三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各用满汉两种文字刊布，也都录自档册。又如雍正五年（1727 年）编辑《八旗通志初集》二五O 卷，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年）再编《八旗通志续集》三五四卷，则取材于清初以来有关八旗方面的文书档案，其中人物列传，则照录八旗世袭谱档。

清朝被推翻以后，一向深藏宫中的清代档案，陆续移交档案部门。档案工作者为了使这批研究清史的最宝贵的资料更好地为大家服务，除了在搜集、整理档案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以外，还出版了不少档案资料。从二十年代起，就陆续编印过《掌故丛编》十辑，《文献丛编》四十四辑，《史料旬刊》四十四辑，以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还有一些专题档案汇辑，如《清三藩史料》六辑，《清代文字狱档》九辑。另外，北京大学和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也参加了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如《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帅项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以及《明清史料》甲、乙、丙编共三十册。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把原来已编辑了的《明清史料》丁编十册正式出版以外，还编印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等。从1978 年起陆续出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其中有关1840 年前的资料：第一辑有顺治朝继续加派辽饷、练饷三件；第二辑关于高鹗的一些档案史料；第三辑白莲教支派之一清茶门教史料四十四件，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十二件，第三辑顺治十八年加派练饷史料四十件，顺治年间的圈地和投充史料五十七件，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史料六十件。此外，在第五辑中有：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茶毒人民状，乾隆朝旗民佃户抗租夺地和私典地亩的斗争，乾隆年间筹办京差车辆情况。第六辑是有关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及其余部抗清斗争的史料专辑。第七辑有顺治年间的驿递，顺治年间制钱的鼓铸，顺治十七年尚衣监行文知会簿，定南将军文移稿，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档案史料，承德布达拉庙资料，乾隆四十八年销毁书目等。

　　其它一些档案资料也已陆续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的《天地会资料》 （还包括一些其它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的乾隆朝刊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中有关农业租佃、雇佣关系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和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也选录了很多档案资料。

　　“满文老档”自民国初年被人们重新发现以后，立即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前清进士金梁曾以沈阳崇谟阁藏本为底本，翻译后起名《满洲老档秘录》，刊印过其中的一部分。但因该书译文过分草率，甚至与原档相左，故很难为清史研究工作者使用。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的，均为日本学者所整理的几种日译本子（也是以沈阳藏本为底本）。1968 年，台湾方面利用他们所藏的“满文老档”原本，分编成十册，名《满洲旧档》，影印发行。同时也开始翻译成汉文，从1970 年起，以《清太祖朝满文老档原档》的书名，出版了太祖朝的第一册。1978 年，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道，成立了《满文老档》译注工作组，以后又邀请了其它单位从事满文工作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儿年来，他们除充分使用档案馆所藏的正、草四部《老档》文本以外，还参考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本子，译注工作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不久即可出版，供国内外的清史研究工作者使用。

　　台湾的档案出版工作也很活跃。从五十年代起，先后编印了《明清史料》戊至癸编共六十册，1962 年，又出版《故宫文献》季刊。其中卷峡浩繁者，则以《故宫文献特刊》的形式出版，如《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以及《年羹尧奏折》等。还有《明清档案存真选辑》，是以影印原件的形式出版了几辑。

　　（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

　　辽宁省档案馆共藏历史档案一百三十余万卷（册），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清档。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满文老档以外，还有关于皇室事务的档案，里面包括：

　　一、顺治十八年（1661 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的玉碟一四二册。

　　二、乾隆至宣统的上三旗户口册三六二五册。

　　三、康熙元年（1662 年）到咸丰十一年（1861 年）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盛京五部等来往的满汉文书（即所谓黑图档一满语刻本的意思）约一一二八册。其内容包括铨选、恩赏、抚恤、户口、摇役、果园、地亩、赋税、宫廷修缮、皇室及宫廷食物、用品的解运经费等。

　　四、乾隆十五年（1750 年）至民国初年的有关东北地区的军务、实业、铨叙、旌表、司法、学务、财务、户籍、赈济、土地、差徭等满汉文档案四五二八三卷。

　　此外，还有旗务档，主要是吉林地区的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双城堡、富克锦等副都统、总管和协领各衙门的档案，时间由乾隆至宣统。内容包括军事、经费、八旗制度、民族、镇压人民反抗斗争和沙俄侵略等方面，有满汉两种文字，共一八一五册。辽宁、热河各官署档案，时间从乾隆至民国二十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共一O 六万余卷册。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泛，有内政、军事和人民斗争等。

　　上述档案对于我们研究清代皇室、八旗制度，特别是关于东北地区的历史情况，都是十分宝贵的。可惜目前人们注意的不够，使用研究也很不够。

　　（三）四川巴县档案

　　雅安四川省档案局所藏的巴县档案，共一O 三一二三件，多数也是清代档案，其中属于乾隆、嘉庆时期的约一万余件。从档案的形式来看，大多为该县受理的民、刑诉讼状纸、签票、传票、堂讯记录中的口供、判词、结状等。此外，还有一些由省总督衙门、布政司、按察司、道、府的札令、告示、通伤、咨文，以及其它州县移往的详、牒等公文。与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相比，巴县档案的地区局限性较大，一般只反映巴县或四川一带的情况。但是，正因为有这一特点，有的问题反而更加显得细致具体，不少是我们从内阁题本或军机处收录的奏折中所无法见到的。比如关于县令以下的县丞、巡检、典史、教谕各级低级官员的具体职责，关于乡约、里正、甲长、客长的委任和他们所负的责任，关于县衙内吏、仓、户、礼、盐、兵、刑、工、承发、书柬等十房的组织情况，关于驿站的组织及经费开支，等等，对我们研究清代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在巴县档案中，还保存一批有关商业和手工业行帮条规、章程，多为各工商业者成立行帮时递交巴县县署立案备查的，也有因引起讼案而后来呈缴的。另外，还有一些关干矿业方面的资料。在大批民刑诉讼案卷中，还有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资料，时间大体都在乾隆以后，内容包括：政府税收、土地买卖、租佃借押、工商业发展、物价涨落、币制变动以及其它有关人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记录。

　　上述档案，不但内容比较完整，而且时间的连贯性也很强，这就为我们研究清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巴县档案，过去虽然也有损耗，但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解放以后，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又先后进行了整理，使我们知道这批档案的大致内容和它的价值，从而也为使用这批档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曲阜孔府档案

　　山东曲阜孔府档案，原是一批私家档案，现在保存在山东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孔子后裔聚居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把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对孔子格外尊崇，对孔子的后裔也是“恩握备加”， “代增隆重”。到了宋代以后，孔子的嫡系子孙便被封为世袭“衍圣公”，在曲阜城内建有规模宏伟的“衍圣公”府第。这个衍圣公府，通称孔府。孔府档案，也就是衍圣公这个贵族大地主家庭保留下来的一批档案。现存的曲阜孔府档案，主要是清代档案。在总共九O 二O 个卷宗中，清代占八O 九八卷，每卷之下，少则一件，多则五、六十件，分袭封、宗族、属员、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文书、庶务等十二大类。

　　从孔府档案的袭封、属员、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等类中，不但可以知道衍圣公府的形成、发展以及孔府内部组织系统的详细情况，而且还能了解贵族地主和封建朝廷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封建朝廷来说，它需要贵族地主作为进行统治的政治基础，包括象衍圣公那样一种思想统治的象征。而贵族地主则更需依仗朝廷的力量，以保证其存在。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贵族地主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来说，又是一种独立、分散的力量，特别当朝廷力量无暇顾及，或在政治上稚示宽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双方也存在着矛盾，甚至发生斗争。这种互为依存又有所矛盾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专制主义国家和贵族地主甚至官僚绪绅地主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孔府档案中，就保留了很多这样纸资料。

　　宗族类包括孔氏宗族发展、孔庭族长、举事、户头、户举的委任及其权力、族规、族训，修谱、立嗣、归宗、冒宗、优免差摇，以及有关孔氏家族事务方面的档案。在这一大类中，还收存了曲阜和山东等全国十几个省分中孔氏族人的族谱，还有象曾氏、孟氏等所谓“圣贤”、“儒家”的各类家谱。这样完整的有关宗族方面的资料，在其他的文献中是很难搜集到的。由于孔氏宗族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因此，通过对它的研究，还可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之一― 族权，以及明清时期宗法关系的了解。

　　租税类档案集中反映了孔府这样一个贵族大地主的封建剥削关系。

　　孔府共有朝廷钦拨祭田二千大顷（每大顷相当于三官顷），还有学田以及大量的自置庄田等，分布于曲阜附近的二十多个州县，此外在直隶、河南、江苏等省，也有它的土地。承种孔府土地的有朝廷钦拨佃户，也有通过招佃来的一般佃户。钦拨佃户明初规定为五百户二千丁，到清初已繁衍至数万丁。

　　为了有效地进行剥削，孔府对其所属的钦拨田庄划分为六屯七厂十八官庄，分别设屯官、庄头、甲首进行管理，上面又设管勾衙门，直接对孔府负责。在剥削形式上，屯、厂祭田多仿照朝廷大粮地亩，征收租银，并对钦拨庙、佃户丁征收丁银（乾隆二十年以后，佃户的丁银摊入租银内征收），官庄和自置田产的田庄多课取实物地租。实物租分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以分成租为主。还有各种形式的工食地和粮饭地，这是孔府为其属官员役所提供的土地，归他们耕种或收取租粮，但所有权仍属孔府。此外，孔府在其所属屯、厂地区拥有一部分集市，在北京、济宁以及屯、厂、官庄上，还有不少房产。集市的行税和房产的房租，也是孔府的一项重要的剥削收人。

　　在租税类中保存的有关祭田清理查丈、垦荒完赋、田租征催、湖田船只管理、屯义集税收、修治河堤等方面的文书，以及各屯、厂、官庄地亩册籍和大量的租银、租粮帐册，对孔府的土地情况以及剥削量、剥削方式等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租税类档案的数量最多，也是孔府档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档案，内容也很重要。比如林庙管理类中有“洒扫户丁”一目。洒扫户一般通称庙户，专供孔林、孔庙洒扫守护等差役，明初原定一一五户，到了清代，子孙繁衍，已有数千丁了。孔府为了管理和役使这些庙户人丁，设守卫林庙百户官一员，负责遴派头役、查编保甲、编审户丁、查辑逃丁、征收丁银等事务。这说明封建国家赐给庙户，不单纯只是一种役使关系，而且也是对这部分人的统治权的再转让，此类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钦拨佃户（见档案袭封、刑讼、租税类等）。这就使得钦拨庙、佃户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远比一般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强烈得多。这是我们研究明清时期贵族地主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孔府档案中，保存了很多禀文、呈文，这些文件，不少是贫苦庙、佃户人因遭遇天灾人祸，向孔府请求免减租赋、差役等痛苦的呼声。如果拿这些文件的内容，和财务类中收集的孔府历年收支帐簿、修缮府第工程帐册、各执事员役的俸银薪饷册的有关记载作对比，就会发现，孔府一天的开销，或一笔小小的应酬，往往顶上一户贫苦佃农整年或几年的收人。这些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各圾管事员役的层层中间盘剥，吞噬着佃户们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孔府田庄上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以致向后倒退的情况，封建剥削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在孔府档案中反映得十分具体、真切。

　　解放以后，孔府档案收归国家所有，使得散置各处、任其尘封霉烂的珍贵资料，得到保护和整理。1956 年，原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志看到了这批档案，1963 年夏秋，历史研究所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合作，选录了大批孔府档案（主要是明档和1840 年以前的清档）， 并初步完成了分类、断句、逐件拟题等工作， 1978 年，又在山东组成了曲阜孔府档案编辑委员会，对上述选秒的档案资料进行统一校点加工，起名《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分四编交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有关清代部分的档案，安排在第三编，数量最多，1980 年起己经陆续出版。

　　关于清代的历史档案，散存在各地的还有不少。比如山西省的档案部门，就保存了不少关于清代山西票号和河东池盐的档案；四川省则还藏有大批自贡井盐的资料；甚至连新疆、西藏等边疆省区，也收藏颇富。象西藏拉萨档案局以．及一些大寺院的文物管理委员会，都有数量可观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寺院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多用藏文书写，它是研究清代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清钥政府治理西藏的许多珍贵文献。

遗憾的是上述档案，大多缺乏整理，使用也比较困难，更谈不上有计划的公布刊印了。这些，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努力。此外，分散在各地的碑刻、地契、文书等资料，也是我们研究清史十分宝贵的资料。1959 年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江苏省博物馆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的碑刻，其内容有商业、手工业、会馆公所、赋役、漕政以及民间戏曲、弹词等，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资料书。以后，还有一些单位和同志从事此项有意义的工作，如1980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华编辑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等。地契、文书虽然也有成批的发现，如徽州地区的各种文契、福建民间的各项契约文书等，也不断地有人用之于厉史研究，但是还缺乏系统的加工整理。

 

第三节基本史料

　　

（一）《清实录》  清代的《实录》，保存完整。

　　早在清入关以前，太宗皇太极就仿依明朝的制度，为其父太祖努尔哈赤撰修《实录》。据《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四，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载：“恭画太祖实录图成”。接着，崇德元年（1636 年）十一月，又完成了太祖武皇帝和孝慈武皇后《实录》。从此以后，每当新帝继位，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造实录，就成为有清一代固定的制度。

　　目前我们通常见到的清代实录共十二部，计《满洲实录》八册（不分卷）；《太祖实录》十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二卷；《太宗实录》六十五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三卷；《世祖实录》一四四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三卷：《圣祖实录》三00 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三卷；《世宗实录》一五九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三卷；《高宗实录》一五00 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五卷，《仁宗实录》三七四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宣宗实录》四七六卷，另序例、目录、进表五卷；《文宗实录》三五六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穆宗实录》三七四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德宗实录》五九七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四卷。总共四三六三卷，另序例、目录、进表共四十卷，比《明实录》多出一千余卷。

　　按照清朝的规定，每修《实录》，均需抄录五份，每份又分抄满、蒙、汉三种文本各一套，用红绫或黄绫为面，有大小两种本子，收藏于乾清宫内廷、皇史层，内阁和盛京崇谟阁。其中内阁实录库共藏两套，一套是专供皇帝调阅的。另外，盛京崇谟阁只贮满、汉两种文本，无蒙文本。这些《实录》抄本，现在都收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随同贮藏的还有《历朝实录》稿本，内容又较定本多出不少，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

　　清朝修《实录》，专门设置《实录》馆，除总裁、副总裁等职均为当时有名望的大臣担任（一般都是大学士以上官员）外，具体编纂事务统由翰林院官员负责。《实录》所依据的史实，都是从内阁、各部院署等机构调入的各种上谕、题本、奏本等，然后根据要记录的那位皇帝生前经历的各项大事，按年月日排比加工。《实录》的优点是时序清晰，条目明确，这对于我们查阅史料、研究问题是很方便的。

　　根据清朝的规定，凡属下列情况，均收人《实录》：登极典礼、尊谥、祭祀、节庆、丧礼、册立、谒陵、临幸、祈谷、耕藉、视学、经筵、日讲、大阅，御制碑文、诏敕上谕、封赏、纂修《实录》、《玉碟》、《国史》、《起居注》、《会典》、《圣训》、《方略》、《一统志》等，各部及地方提学道以上职官除授，武职总兵官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差遣大臣至蒙古会盟，提镇以上官陛辞、陛见，按察使以上官朝觑，文武大臣老疾乞休、奖赉、慰留、起用、休致、降革、京察，内外大小官制添设、更改、裁并，衙署移驻，文武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定者，开拓疆土、设立边镇及府州县卫所改设、分置、裁并，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数，开垦、军屯、圈拨地土，编审人丁，折征漕粮，  除赋役，停罢岁办诸物，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定者，王以下文武各官俸录、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定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及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王以下文武官员军民等称颂皇帝功德及谦让婉却，每岁祭历代帝王、孔子及敕封山川神号，厘定祀典，修葺前代陵寝、抚恤后裔，王以下文武大臣特恩、赐书、赐宴，优礼高年特恩，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传胪，殿试制题，特科，选庶吉士及教习授职，国子监及直隶、各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与国外往来（进贡、封赐、侍子入学、请通市、定年贡则例等），文武三品以上亡故恤典、大小官员及军士有“  于王事者恤典”，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建言有关国体政事者，弹劾大臣，命将出征、调兵筹饷、一切方略、军中奏报、纳降献捷等，军功、军事失误问罪、投诚给特恩、给与世职等，镇压各地人民起义，平定边疆叛乱，土司酋长“归化投诚”，改土归流，海疆事宜，八旗分设佐领、增添甲兵、各省兵制，骚传等添裁、归并，更定督捕条例，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滴及正法、特恩宽育，犯“叛逆”大罪“正法”者，肆赦、停刑、恤刑、律例有更定者，修葺坛庙，御赐匾额，河堤水利，等等。

　　当然，以上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标淮规定下来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大价值。但是，由于它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天象变异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所以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

　　由于《实录》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子孙或兄弟为其父兄们写事迹，所以一般都存在隐恶扬善的毛病。明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说：“《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3] 《清实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在《清实录》中，常常抄载皇帝的上谕很多，而对臣工们的题奏则很少记录。《清实录》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总的说来，体例和结构都还比较谨严，但是涉及干支、职官、人名等讹误和重复，也时有发现。

　　在清代的历朝《实录》中，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由于开国伊始，制度草创，显得比较粗陋，另外又加上皇族内部斗争的影响，所以对于早先编修的《实录》，后来的子孙们就感到在某些地方有失体面，或在政治上有所忌讳，所以出现了清初屡次修改《实录》的情况。目前我们见到的《太祖实录》，就署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觉罗勒德洪、明珠奉敕重修，雍正十二年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旨校订。1931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四卷题名《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据孟森等考证，疑为顺治年间重缮本。这样，《太祖实录》至少经历了三、四次改修。《太宗实录》自顺治九年（1652 年）成书后，也有康熙十二年（1673 年）重修本和雍正十二年（1734 年）校订本。《世祖实录》则有康熙六年（1667 年）和雍正十二年（1734 年）两种本子。罗振玉根据当时“史料整理处”收藏的几种《太祖实录》的本子，影印名《太祖高皇帝实录稿三种》。早先流传日本的清三朝《实录》，很多记载与目前通行本不同，据传为康熙年间改定本。日人山纬等曾据以编《清三朝实录采要》十六卷，《清三朝事略》二卷。

　　有关清初三朝《实录》的改纂情况，中外学者都有所考订，有的还比较仔细地核对了几种版本的异同，以考察他们为什么要删除或修改。这些，对于我们了解清初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清初三朝《实录》的各种版本，有的还有待发掘整理。在清代，《实录》均属皇家秘本，修成后，“皆藏之金成石室，廷臣无得见者。”[4]清亡以后，才稍稍有所流传，但毕竟因抄本过少，一般人难以得见。1930 年，原辽宁省通志馆委托辽宁大学影印《满洲实录》。此书最早为天聪九年（1635 年）修成的《太祖实录图》，记载从满洲发祥的神话传说起，到太祖努尔哈赤的一生战迹，共绘图八十七帧，以满、汉、蒙三种文字配图作说明。《满洲实录》在形式上与以后的历朝《实录》很不相同。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清高宗“命依式图绘”，改题《满洲实录》，一贮宫内上书房，一送盛京崇谟阁。影印的《满洲实录》即根据盛京的崇谟阁本。1933 年，伪满又以崇谟阁所藏清历朝《实录》为底本，开始影印《清实录》，其中缺本则从北京配抄，1936 年底，全部影印完成，计从《满洲实录》起到《德宗实录》上，共十二部。另有《宣统政纪》七十卷，记宣统元年至三年逊位事。全部《实录》，连同卷首总目，共装订一二一帙，一二二O 册。1964 年，台湾华文书局根据原影印本重印，并精装成九十五册出版。

解放以后，在国内先后出版了一些《清实录》专题资料集辑。如1958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辑了《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1962年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清实录》）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清实录>中俄关系史料》，新疆民族研究所编辑并出版《<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民族研究所与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等。这些专题资料汇辑，对于广大史学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二）《东华录》《 东华录》的体例完全仿照《实录》，一些史学工作者也常常把它与《清实录》并列，作为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东华录》有蒋氏《东华录》和王氏《东华录》两种，后来朱寿朋又编《光绪朝东华录》，以续王氏《东华录》。

　　蒋氏《东华录》凡三十二卷，叙事时间从清开国前的天女传说起，到雍正十三年（1735 年）止。作者蒋良骐，乾隆十六年( 1751 年）进士。他编这本书，主要是根据他充国史馆纂修官时辑录的资料。作者在自叙中说：“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谨陋，滥芋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按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阉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钞，逐年编载，抵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千卷云。”从蒋氏的“自序”中，我们知道，该书的资料，除以《实录》为主以外，还注意吸收红本（即题本）和其他各种史籍，如通常为大家所提到的，史可法答摄政王多尔衮书，就为《实录》所不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劫权臣明珠，则是作者从郭琇《华野集》中辑录的。另外，作者在资料考订方面也化了不少功夫。

　　王氏《东华录》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比蒋录晚了好多。作者王先谦，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他编辑该书，除续撰乾隆以后至同治各朝事迹外，因“病蒋氏简略”，还“加详”了自天命迄雍正的事迹[5]。王氏《东华录》的资料来源，据作者自述：“凡登载谕旨，恭辑《圣训》、《方略》，编次日月，稽合《本纪》、《实录》；制度沿革纂《会典》；军务奏折取《方略》。兼载御制诗文，旁稽《大臣列传》。”[6]从整体内容来看、王录远不及《实录》丰富，但是其中确实也编进了《实录》所缺载的资料。如雍正帝办曾静一案，《实录》刊载的谕旨远不及王录详尽，咸丰年间铸造大钱事，《实录》无而王录有，等等。

　　王录与蒋录相比，除了续补乾隆以后的事迹外，最大长处是叙事详尽。但是，蒋录也有其长处。孟森曾以事实作过评论：“岂知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且为世人所必欲知之事实。如顺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者，蒋有而王无。康熙间，陆清献论捐纳不可开而获谴，李光地因夺情犯清议，御史彭鹏两疏痛纠之，使光地无以自立于天壤，皆蒋录有之，而王录无。”[7]这些也是今天我们看重蒋氏《东华录》的原因。蒋录和王录，都有刊刻本。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校点本的蒋氏《东华录》。

　　（三）《方略》、《纪略》清代，从康熙时候起，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朝廷为了宣示其武功，都要下招设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8]，叫做《方略》或《纪略》。

　　《方略》或《纪略》的资料，多采自当时的军事奏报和有关谕旨，并按年月日次序进行编纂。有的还把一些庆贺胜利的御制诗文和诸大臣附和的诗文，以及纪功勒石的碑文，也一并收录。乾隆十四年（1749 年），清朝政府把方略馆定为常设机构以后，方略馆的总裁统由军机大臣兼领，其它提调、收掌、纂修等官，亦由军机处章京兼充，并得调阅所藏档案。

　　总计清代的《方略》、《纪略》，不下二十余种，而且有的篇幅很大，多至三、四百卷。从内容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于平定叛乱、削除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还有一类属于镇压人民起义活动的。

　　属于前一类的计有：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纂修，记康熙十二年（1673 年）至二十年（1681 年）清朝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叛乱事。

　　《平定察哈尔方略》上下两卷记康熙十四年（1675 年）平察哈尔部布尔尼乱。

　　《平定海寇记略》四卷记平台湾郑氏。

　　《平定罗刹方略》四卷记清政府为驱逐沙俄侵略势力，在雅克萨等地进行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事。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记康熙三次出师征讨噶尔丹反清势力事。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五二卷记乾隆时，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先后两次发动叛乱，清廷的两次军事行动。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撰，记平定西北准噶尔部和回疆等诸事务。其中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七月至乾隆十八年( 1753 年）九月为前编，“志其缘起，详述圣祖以来屡申挞伐之事。”乾隆十八年（1753 年）十一月至二十五年（1760 年）三月为正编，“备录扫荡伊犁及削平阿睦尔撒纳，歼  波罗尼都、霍集占之事。”以后至乾隆三十年（1765 年）十一月为续编，“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划善后事宜与讨定乌什及绝域响风之事毕载焉。”[9] 《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帝为了表彰其祖宗在入关前建立后金和清的功绩而修撰，始于天命纪元前癸未年（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迄于顺治元年。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八十卷撰于道光九年（1829 年）， 记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

　　属于镇压起义的有：

《兰州纪略》二十卷、《石峰堡纪略》二十卷分别记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及四十九年（1784 年）清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

《台湾纪略》七十卷记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

　　《平苗记略》五十二卷记嘉庆初年镇压石柳邓等领导的苗民起义。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三六一卷、续编三十六卷、附编十二卷记嘉庆年间清朝镇压川楚陕等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平定教匪纪略》四十二卷记嘉庆十八年（1813 年）镇压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

　　上述《方略》或《纪略》，除《平定海寇纪略》等少数未经刊行外，大多都已刊刻。清朝统治者编辑这些书，主要为了宣示其武功，所以往往对其不利的地方进行掩饰以至窜改。这些，只要我们参证其它资料，比如一些私家著述，也就不难发现。

　　（四）《会典》、《会典事例》和各部、院、署《则例》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即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采则例以入会典，名为会典则例或事例。”[10] 清朝的官员也一再谈到这种情况，“至若会典，乃当代宪章，与律令相表里。”[11] “夫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诸司分列之职掌，即官礼诸制，无不条悉其中。”[12] 所以《会典》、《会典事例》以及各部、院、署《则例》等书，对于我们研究清代的典章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清代的《会典》，最早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在形式上仿照《明会典》，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方法，即把有关的规章制度，分别系于各所属的衙门之下。“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司之掌，无所不隶。”[13] 为了不断补充新的则例，以后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又先后四次重修《会典》。从乾隆《会典》起，鉴于“则例旋增”， “典与例无辨”，把典则和事例，分别为两个部分，即会典和会典事例。大致“以典为经，例为纬”， “经纬殊途同归”。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是把各门各目的“因革损益”的情况，按年进行排比。这样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对于我们查阅资料是很方便的。另外，在嘉庆和光绪《会典》中，又把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图成编，叫做《会典图》。与《实录》等书一样，清朝每修《会典》，除了汉文本外，同时也有满文本。五部《会典》修纂的时间、卷数、收辑资料的起迄年限以及何时刊刻，列表如下：

　除《会典》和《会典事例》以外，朝廷各部门还有则例。如《吏部则例》、《户部则例》、《礼部则例》、《工部则例》、《理藩院则例》、《督捕则例》、《军需则例》、《军器则例》、《科场则例》，以及《回疆则例》等等。按照清朝的规定，“各部则例每十年奏请纂修一次”[14]。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如《户部则例》初撰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再刊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间隔长达九十七年。清朝政府纂修各部院则例，目的也是为了使官员们在处理政务时有所遵循，但与《会典》相比，它就更显得专门一些。

　　（五）《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和《清朝通志》与《会典》价值相仿而流传更广的，还有《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和《清朝通志》。它们都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纂修的，完成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间（1786 一1787 年），纪事断限，除少数定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外，均以五十年（1785 年）为止。清朝编“三通”，体例、门目沿袭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通考》和郑樵的《通志》。但因适应不同的情况，其间或革或因，也稍有所变通。《清通考》序言谈到该书的编纂大旨时说．”其二十四门初亦仍马氏之目，… 其子目于田赋增八旗田制，钱币增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八旗壮丁，土贡增外藩，学校增八旗官学，宗庙增安奉圣容之礼，封建增蒙古王公，皆遵今制所有而加。于市余删均输、和买、和来，选举则删童子科，兵考册车战，皆以今制所无而省。”《清通典》、《清通志》的增删情况，也大体如此。

　　清朝政府为了编纂“三通”，曾经调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书中载明的，就不下数十百种，以《清通考》为例：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乘、土贡、国用等考，多取材于档册、《会典》和国史馆资料；选举、学校、职官等考，本于《会典》、各部署则例和档案；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等考，取材于《实录》、《起居注》、国史、《会典》、档案、通礼、《大清一统志》等书，兵考取自《实录》、《起居注》、国史、《会典》、《工部则例》；刑考则取自《实录》、《圣训》、《大清律例》；经籍考取自《起居注》、国史、《四库全书》及各种诗文集；帝系、封建二考多本于《玉喋》等书；象纬取之于《实录》、《御制考成》、《历象考成》等书及“藏于天府”之”旧法及西法诸器”；物异考则本于《实录》、各省《通志》等；舆地和四裔考，又多取自《一统志》和各种地方志。上述资料，虽然在今天大多都能找到，但均属篇卷繁多，翻寻不易，所以对于一般史学工作者来说，也可把清“三通”作为一种基本史料。

　　清朝编“三通”，虽然体例详略各有不同，但因取材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所以雷同、抵捂之处，所在不免。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各有所长。王钟翰在《清三通纂修考》一文中说：“就其大体而言，自以《通考》较为详尽，故昔人有既读《通考》为蓝本，但采《典》《志》以补足之可也。”[15] 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并使用《清三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清“三通”以后，清末刘锦藻又续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以后事为《清朝续文献通考》三二O 卷。虽然它较比前书可称下乘，但也绝不是毫无参考价值。

　　（六）《清史稿》是清亡以后，仿照以住封建时代“正史”的体例编写的一部清代历史。它始编于1914 年，至1927 年刊印，历时十四年。全书共五三六卷，其中本纪十二，二十五卷；志十六，一四二卷；表十，五十三卷；列传十五，三一六卷。《清史稿》的史料来源，主要根据《清实录》、清“国史馆纪传表”、《起居注》、《会典》、《方略》以及一些档案。虽然上述资料和档案目前都不难找到，但是，正如标点本《清史稿》“出版说明”中谈到的：“它把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清史稿》的最大问题是，全书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表扬清朝的封建正统思想。这是因为当时参加编书的，多为清室遗臣。另外，成稿以后，缺乏总阅审定，接着又仓卒刊行，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和史实上的错误也颇不少，甚至有一人二传等情况。在有的志中，还参杂封建迷信的东西。《清史稿》正式刊行后，曾经遭到很多人反对，有人还提出加以禁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没有能编写出一部更好的清史来取而代之，而《清史稿》在某些方面也还有可取之处，所以不少人还常常把它作为了解清朝历史的基本书籍而加以使用。最近中华书局把它标点出版，其原因也正在此。

　　《清史稿》前后共有五个版本。1928 年史稿印出后，正是国民军向北京推进的时刻，担任校刻的金梁即携其中的一部，随张作霖军至关外。金梁对原稿颇多改窜，并增加张勋等列传及校刻记，这个版本通称“关外本”。“关外本”发行后，引起其他编撰人员的反对。于是他们把原存北京的史稿作了些抽换，并行出版，即称“关内本”。以后，金梁对“关外本”又作了些改动，刊印发行。1942 年，上海联合书店根据金梁第二次改动的本子，稍作修改，影印成精装二厚册出版。上述四种版本，内容上互有出入。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清史稿》，是以金梁第二次改动的本子作为工作底本，对照其它本子作了校刊，改正了原书中的脱、漏、衍、误、倒和异体、古体等字，对人、地、官、部落名称中同音异译的，也作了些统一。因此，在上述五种本子中，中华书局标点本是最好的。

　　（七）“国史馆列传”和其它纪传体著述清初即沿袭明代旧制，规定凡修撰《实录》，即“附载诸臣勋绩履历官阶”[16]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又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凡京官副都御史以上，外官督抚、提督以上，旗员副都统以上官，以及“京堂科道中或有封章建白，实裨国计民生者”[17] ，都宣付国史馆立传。此外，如“儒林”、“列女”等，亦各有专传。

“国史馆列传”虽然至今尚无刊本，但是清代的很多大部头传记，差不多都与“国史馆列传”有密切关系。前面谈到的《清史稿》，其列传多本自“国史馆列传”。解放前流传甚广的《满汉名臣传》八十卷，记清开国至乾隆朝人物，以及后来罗振玉的东方学会所印《国史列传》，补乾、嘉朝人物，也都“录国史馆稿”。

《国朝耆献类征》七二O 卷李桓撰，搜集自太祖天命元年( 1616 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的“满汉臣工士庶”，分宰辅、卿贰、词臣、谏臣、郎署、疆臣、监司、守令、僚佐、将帅、材武、忠义、孝友、儒行、经学、文艺、卓行、隐逸、方伎等十九类，分传前并有“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续修各表传”一九二卷，被称为“于国朝人物掌故叹观止矣”[18]的大书。作者在编辑过程中，曾广搜各家碑传文集及“诸家丛钞”几百种，而编次的顺序也是凡“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学。”[19]

　　《先正事略》六十卷平江李元度撰，同治五年（1866 年）完稿，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人为一传，计五百人，附见者六O 八人。据作者自述，他编该书，曾“偏阅本朝人文集，遇伟人事迹辄手录之，积久成之。”但他也参考了“国史列传”。“各事迹皆采自私家传志、郡邑志乘，间及说部，仍正以国史列传。”[20]

《清史列传》1928 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是一部颇为史学界重视的大书，一般都认为它的史料价值要超过《清史稿》。该书共分八十册，收集了约一千七百余人的传记。最近，中华书局已着手整理并重印此书。该书乾隆以前各传，均根据《满汉名臣传》，乾隆、特别是嘉庆以后的列传，则来源于清国史馆编写的《大臣列传》。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清“国史馆列传”的选编本。

《碑传集》 道光初年嘉兴钱仪吉纂录，是仿照宋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集》和明焦竑《献征录》的体例编辑而成。该书始于天命纪元，讫止嘉庆朝，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蕃臣、列女等二十五类，凡“王公大夫土庶统一千六百八十余人，列女三百三十余人，采文五百六十余家，都一百六十有四卷。”[21]其编辑方法，首先是“诸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以其时、以其爵、以其事次第排比。”尤其是有关家传、行状和墓志铭，搜集最为丰富，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国朝耆献类征》之上，它也是清史工作者所经常提及的一部大书。

钱仪吉以后，江阴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八十六卷，其“体例一仿钱书”，但也有所创新。

　　在清代纪传体书籍中，还有一些专门性的传记，如：《文献征存录》钱林撰，为学者、文人立传。

　　《畴人传》四十卷阮元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记录清代有关天文、历法、算学等科技方面的人物，还附录西方来华传教士三十七人，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书籍。

 

第四节 其它史料

　　

（一）方志  清代是方志的全盛时期。据统计，全国现存方志八千五百多种，其中清代约近六千种，十余万卷。

　　清代的方志，不但数量庞大，而且种类也很多。大体而言：一、综合全国地方情况的有《一统志》，清《一统志》从康熙时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曾三次增辑重修，其中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成书的五六O 卷本《一统志》，最为完备。清朝政府纂修《一统志》，主要以各地方编辑的方志为基础。康熙十一年（1672 年），清廷曾为此谕令各省“促修”志书。雍正时，又规定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纂修一次。因此，清朝纂修《一统志》，还起着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地修撰方志的作用。二、地区性的方志：省有通志，个别的也称总志，如康熙十年( 1671 年）蔡毓荣修的《四川总志》。还有，象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白璜等修的江西省志，起名叫《西江志》。清代，各省纂修通志都不止一次。通志的卷帙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多至二、三百卷。省以下的府、州（包括直隶州和散州）、县、厅、卫等，都各有志，其中以县志的数量最大，约占现存全部方志的百分之七十。各省、府、直隶州纂编志书，往往从县（州）志中撷取资料，它是方志中最基本的部分。

　　此外，有的道还有道志，是介乎通志和府志之间的志书。在西南土司地区，也有编写志书的，如湖南《永顺宣慰司志》、四川《九姓司志》、《九姓志略》等等。还有象康熙时王镐纂山西《宁武守御所志书》、道光五年（1825 年）李涵元的四川《绥靖屯志》等，都比较少见。

　　各府州县志，一般通署某某府志或某某州志、县志，但有以该地别称起名的，如《琴川志》（常熟别称）、《云间志》（松江别称）等等。有的地方，因后来行政区划变动而基本情况相同，所以有两个县或几个地方合编的方志。在甘肃等省，还有分县志，象《陇西分县武阳志》、《拉打池县丞志》等。分县附于大县，由县丞摄理政务，所以也称县丞志。

　　与通志一样，清代的府州县志也一再重修，最多的是《常熟县志》，连《常昭合志》，共有十几种本子。《台湾府志》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修志，到清末，修了七、八次。在一般情况下，后修的本子往往包括了前面的某些内容，当然详略有所不同，但也有的只续后来的内容。

　　乡村镇志主要出现于明代中期，清乾隆以后，编写的人就更多了。乡村镇志包括乡志、村志、镇志、场志、坊志、里志等等，以江、浙两省数量最多。编辑乡村志的，一般都为当地的士绅和乡村秀才等知识分子，有的还是他们本身的所见所闻，所以在内容上也常常更真切。

　　乡土志清末才较多的出现，一般都比较简要，由于乡土志的内容多为采访实录，因此可补官修志书的不足。

三、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等志，这在清代也很不少，差不多著名的山水寺庙，都有人修志。不少书院也修志书，甚至象著名的名胜地区修专志，比如苏州的《沧浪亭志》、洛阳《龙门志》、绍兴《兰亭志》，以及陕西《马嵬志》等。

在清代的专志中，还有一些关津也修志，如《浒关志》、《浒墅关志》、《北新关志》，在云南还有盐井志，象《黑盐井志》、《琅盐井志》、《白盐井志》，在江苏有《淮南十场志》。

　　和明代一样，清代的方志也大多属于官修。全国性的《一统志》由朝廷敕修；《通志》、《总志》由省开局，总督、巡抚领衔监修，府、州、县志各归所在官府纂修。私人修志的风气也很盛行。除乡村志和专志多为私家撰纂，也有独身负担县、州、府以至省志编撰的，师范修《滇系》，不但卷帙大，而且事迹精核，可与《云南通志》相媲美。

　　清代的地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也有所改进、创新。顺治间，巡抚贾汉复主修河南、陕西两通志，分成三十门，有相当影响。乾隆以后，人们更注意编纂方法。嘉庆初，谢启昆编《广西通志》，他比较了历代志书的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撰叙例二十三则，颇具特色，为当时修志者所推崇。孙星衍、洪亮吉以及李兆洛等人，也在修志上有所创新。对方志研究最深、成就最大的是章学诚。在编纂体例上，他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22]章氏又写《修志十议》，被认为是编志的典范。

　　清代方志包括的内容，从子目分类而言，一般有：星野、建置、舆地、风俗、物产、赋役、户口、学校、选举、职官、人物、兵事、灾异、艺文、经籍、杂志等。每一大类下，往往还有若干小目，如风俗志下分节序、岁时、氏族、婚丧祭礼、士农工商等四民生产、生活情况，以及方言等；物产志分谷、蔬、瓜、果、草、药、货、鳞毛、矿石等；人物类下分名宦、乡贤、流寓、技艺、忠义、列女等，不但包括的面相当广泛，而且有不少记载是我们在正史中所无法见到的。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案、访册、谱碟、传志、碑揭、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所以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又加上“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23] ，真实性也更大些。

　　朱士嘉把我国地方志的特征归结为：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四点[24] 。这四点特征实际上包含了对地方志史料价值的评价。由于清代从全国到州县，几乎各地无不修志，这就为我们了解每个地区的情况，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而清代各地志书的不断重修续纂，又保证了历史的连续性。至于广泛性和可靠性，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作过些介绍。当时，曾有不少名家参与修志，他们多以资料丰富，史实可靠、可信作为修志的第一条件。洪亮吉主张引证平实，网罗事实完备。他编《泾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等，都遵循这样的方针。章学诚则进一步提出，充分利用方志”地近而易核，时近则迹真”的有利条件，广泛搜集资料，”博观约取”，他强调”校核不厌精详”， “取舍贵辨真伪”[25] ，他的代表作如《和州志》、《永清县志》和《亳州志》，都是按此原则编写的。其它一些著名的志书，也以史料丰富可信见长见胜。

　　由于清代方志的资料异常丰富，所以很多史学工作者研究清史专题，差不多都要利用方志。自五十年代起就在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的，关于我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不少重要资料，是从方志中取得的。又如研究清代的抗租抗粮斗争，方志中所记载的，也远比《实录》和其它史籍广泛、详尽。烟草、玉米、番薯、花生等农作物，是明代从美洲传入我国的，清代大大地推广发展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从方志的“物产志”得到线素。解放以后，有关部门还根据地方志，编了不少专门性的资料，如《中国地震史料年表》、《方志物产》，《中国古代天文资料》、《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编》等等。这些资料，不但有助于专门史的研究，而且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集  在清代，从一般的文人学士到朝廷显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喜欢把本人的文章搜集起来，编印刊刻，以显示其学问。因此，今夭我们看到的清人文集，数量也十分庞大，据粗略估计，包括抄本和稿本在内，不下二、三千种。

　　由于文集多为个人之作，而个人的经历又包括很多方面，反映在文集内容上也很庞杂。统而言之，大概有表文、奏疏、告示、序跋、赞颂、辞文、论说、碑传、志状、考辨、书札、诗赋、杂记等等。当然，根据作者不同的经历和学识，各人文集的内容也有所侧重。

　　纵观清人的文集，颇能看到时代的气息，比如我们从清朝初年明末遗民的集子中，可以察觉到他们愤世不羁，或逃避世俗的气味，孙奇逢的《夏峰集》、傅山的《霜红龛集》、屈大均《翁山集》等，是其中的代表。另外，也有一些文人学上，鉴于明末迂儒空谈误国，转而致力于象纬律历、农田水利以及刑政、河漕、盐屯等经世实用之学。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宁都三魏的文集（魏际端《魏伯子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魏礼《魏季子文集》），以及稍晚的王锡阐、梅文鼎等集子，都是例子。康熙时，统治者大力提倡朱子理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于是在一些宰辅大吏中，就有以阐发理学迎合统治者意图的作品。魏象枢的《塞松堂集》、汤斌的《潜庵先生遗稿》、李光地《榕村全集》、张伯行《正谊堂文集》等，就充满着此等货色。雍、乾两代，禁书之风和文字之狱迭兴，思想统治更趋严密，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文网而沉溺于“铨释故训，究素名物”[26]之中。一时著名的学者，往往同时就是著名的经师。在他们的文集中，话经、证史、议礼、明制、考文、审音、铨释名物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到了嘉、道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社会危机日深，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注重现实、要求变革的空气又开始浓厚起来。龚自珍的《定盦文集》和魏源的《古微堂集》中的很多文章，反映了当时变化的潮流。

　　当然，在清人的文集中，故弄风雅、滥竿充数的货色也颇不少。但是其中确实也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比如文集中的很多奏议，往往为正史等史籍所不载，有的即使在《实录》等书中有所记载，也已大加删节。碑志传状，虽然多数是受人请托的作品，免不了有粉饰溢美之词，但是也有一些资料丰富、考订严实的作品。比如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一生注重治史，留心当代文献及乡邦掌故，他的《南雷文定》中，有很多碑、志、传、状，记录了不少有关南明抗清及隐世人物的事迹，不但当时人称“信史”，而且很多记述，因触及清廷忌讳，为清朝正史所缺载。全祖望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鲒埼亭集》中的碑表志传，一篇篇都是很有分量的作品。邵廷寀的《思复堂文集》，大半为人物传记，其中包括许多专传，如《明遗民所知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等，均颇具特色。序、跋、说、记，一般都是谈书籍事物，但有内容的资料也很不少。陈玉  《学文堂文集》有《农具记》、《宁古台方言纪》等，为其它文集所未见。李文藻《南涧文集》有《琉璃厂书肆记》，对于我们了解清代乾隆年间北京的文化情况，很有意义。纪昀的《纪文达公遗集》中的《马氏重修家乘序》、《河间孔氏族谱序》、《汾阳曹氏族谱序》等，记录了谱学的源流和发展的历史。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中的《施愚山先生年谱》，谈修年谱的体例，都很有参考价值。

　　诗赋词曲中无聊的应酬唱和固然不少，然而也不乏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作者通过咏物记事，写下了诊贵的史实。吴梅村的《园园曲》，一直为史学家们所重视。清人张应昌编《清诗铎》，从清人九百余种文集中，选录了二千多首，分政术、财赋、农政、田家、税敛、科派、灾荒等一百多类，几乎全部都是政治诗。后来，邓之诚又根据六百种文集，编《清诗纪事初编》，也与社会的现实紧紧相连。

　　在清人文集中，还有一些内容，如张玉书《张文贞公集》，有《纪顺治间户口数目》、《纪顺治间钱粮数目》，其数字直接抄录于档册，可以与《实录》互作订正。姜宸英《西溟文抄》中的《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叙述清代科举败坏，困辱人材的情况，生动真切。陈仪《陈学士文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他家乡直隶水利的论述，既有其亲身体验，也有他的具体规划设想，很有见地。韩梦周《理堂文集》中，有劝民依山种桑养蚕、挑塘、筑堤、种树，及劝谕业佃瘠田加粪等文字，反映了他就官来安知县时的“政绩”。法坤宏《学古编》的《膠州通记》，是谈他家乡山东 州的地理沿革、人事变迁，分析透彻，叙事详尽。李调元《童山文集》中《与严署州论蜀啯噜三书》，对于我们了解四川民间秘密组织  噜的组织和发展情况，十分难得。

　　《切问斋文钞》三十卷编者陆燿，乾隆时候人，当过湖南巡抚。他从清人文集有关议论时政得失、礼俗盛衰、民生疾苦等著述中选编了这本文钞，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由于这部书出现于乾嘉考据之风盛行的时候，而编选原则是要“立言贵乎有用”，尊古亦颇重今，以及“一事两说并存，欲使穷理”[27]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不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而且因为书中不少资料反映社会的现实，也为今天研究社会经济史者经常翻阅引用的。

　　《皇朝经世文编》是贺长龄主持，由幕友魏源编辑的。贺是嘉庆十三年（1808 年）进士，由庶吉士官至云贵总督。编辑该书是在道光初年他任江苏布政使的时候。与《切问斋文钞》一样，该书也是选录各家奏议、文集中“存乎实用”[28]的篇章，分类汇辑而成，但是在内容上却远远超过《切问斋文钞》，收辑“硕公庞儒，俊士崎民”的著述达七百余家[29]，收录时间从清入关到嘉庆末道光初。全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吏政下分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胃、幕友八目；户政下分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十二目；兵政分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剿匪十二目，全书共六十五目，一二O 卷，二二三六篇。正文前还有“姓名总目”三篇，简单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而选自其它书籍的，也开列说明，这对于读者是很方便的。该书刊行后，影响很大，前后有不少人翻印刊刻，版本最佳者当推光绪十二年（1886 年）的思补楼重校本。1963 年，台湾国风出版社本就是根据思补楼本影印发行的。由于《经世文编》选录的标准是“经世致用”，因此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很有用处。特别是清人的文集，多而且散，要普遍翻阅很不容易，该书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类收辑起来，便于查阅。

　　《皇朝经世文编补》一二九卷继贺氏的《皇朝经世文编》刊刻以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陕西安康人张鹏飞辑。该书除全录贺书外，又针对贺书“详东南、略西北”等缺点，作了补选或续选，其中增补较多的是学术、治体和礼政三门，并加附增补部分的“姓名总目”。此外，还有不少续编本，但无论就其内容或影响，都远逊于贺书。

　　（三）族谱  俗称家谱，也有叫做宗谱、世谱、支谱、房谱、世牒和家乘的。修谱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尤其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郑樵《通志》《氏族略》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 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但是，明以前的谱牒早已亡佚殆尽，明代的也所存寥寥，现在能够见到的，多为清代的族谱。

　　现存的清代族谱，数量十分庞大。当时，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它的族权统治，几乎每地的每一姓氏，都修造族谱，而且往往每隔三、五十年就要续修一次。这样，清代的族谱不仅有其地区广的特点，而且在时间上有它的延续性。

　　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批《玉牒》和《星源集庆》，就是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氏的宗谱。《玉牒》记载自所谓显祖皇帝塔克世以下各子孙的名谱，内容有婚嫁、生育、继嗣、封爵、授职、升迁、降革及死亡。大体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男女各按宗支、房次等进行排列。《玉牒》规定每十年修造一次。《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17 14 年）敕撰。该书在每一姓氏下，总书地名，地名下又叙述得姓的由来以及支分派别。另外，在人名下，“撮其官阶事实为传”，其余象蒙古、高丽、尼堪等“久隶八旗者，亦并录焉。”[30]

　　在私家族谱中，目前收存最多的是孔姓族谱，仅山东省曲阜文管会收藏的就不下百余种。其它象江南的著姓大族，也大多卷帙浩繁，并不断加以续修、补修。

　　清代的族谱，在格式上大体沿袭于宋代。每一部族谱，差不多都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几个方面组成。谱系是族谱最主要的部分，里面包括族姓源流、世系谱表、移住始末等等。即所谓“既详其世系，别其支派，尤必稽受姓之由，发祥之区，自以为本本而原原。”[31] 朝廷恩荣，对凡科举中式，受命制谙，或“忠义”耆老，以及节妇烈女等人物，一一加以载录。祠宇志中记载祠堂及其与之有关的族规、家训、族产、义庄、义田等。家墓则指明该族祖先坟莹所在，有的往往绘有坟垄图。传志和艺文收录族人的行状、墓志铭、传赞及其有关诗文等著述。

　　清代学者章学诚十分重视族谱的史学价值。他说：“年谱，一人之书也；族谱，一家之史也；方志，一州之书也；地理，天下之书也。四部之书治，而天下记载各有统率矣。”[32]又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33]把族谱作为修方志、国史的资料。当时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如黄宗羲、万斯大、全祖望、纪昀、洪亮吉等，都对族谱有较深的研究。所谓“谱与史之表里为用。”[34]“家谱者，史之别也。”[35]

　　族谱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谱系“一依行辈、时代为序”[36]并注明其生卒，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人口消长，以及其它有关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些问题，都是非常宝贵的。族规家训虽然多大同小异，但是它却最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宗法性家族统治。族产、义庄、义田是从宋代发展起来的，到了清代更加普遍。通过族产、义庄、义田的管理规则、办法，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阶级关系，以及透过宗族周济等这层温情脉脉的纱幕，窥见到封建剥削的实质。在有的族谱中，通过族产、祠祭等内容，还能得知该地区或一定时期内田价、地租、赋役，以及物品价格的情况，对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族谱中传志、艺文，也有不详于其它记载的。其中有的资料，因出自作者的亲身见闻，更显得真实生动。

　　当然，族谱的资料也存在着不少间题。章学诚说：“家谱之类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其难言者多矣。”[37]其中最明显的是为亲者讳。所谓”私门牒谱，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38] 另外，在记叙世系上，“避寒素而攀华  ”[39]，抬高自身的声价，也是经常可见的。

　　有关族谱的史料价值，已经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是因为族谱的数量十分庞大，全国各图书馆虽然都各有收藏，但大多缺乏加工整理，更谈不上有统一的目录了。另外，在族谱的发掘、征集工作中，也存在着各种困难。按照过去的惯例，凡族谱只颁给族人，外人不得私窥，更不许餐卖市场，否则就要受到家规的重处。解放以后，习惯势力还依然存在。最为严重的是“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从事搜集或收藏家谱，往往会被载上“搞四旧”、“搞复辟”的帽子。这种情况，不但严重地影响了族谱的发掘和征集，而且还使大量的族谱遭到毁弃。所以，今天我们了解族谱的资料价值，除了要充分利用它为史学研究服务以外，并要十分珍惜并保护这些资料，使之再不大量的散落毁弃。

　　（四）年谱  以被谱的人物为主，将其出身、籍贯、学业、生平事迹和交游情况，按年月排比的一种传记。有的年谱为了使人明了其时代背景，还往往将与谱主有关的政治大事同时列出。通过年谱，不但可以知道谱主的一生作为，而且对我们考察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文化情况，也有重要的帮助。拿年谱与一般传志、行状相比较，年谱的载述更加细致，内容也更加丰富。年谱作为专门的一种传记体裁，开始于宋代。到了清代，编撰年谱非常普遍。据有人粗略统计，清人年谱（不包括后人编撰的清人年谱），约占现存年谱的一半左右，而康、雍、乾三朝又占其中的多数，而且谱主的范围也比过去广泛得多了，即不只限于官僚文人，而且还包括没有科举功名的商贾、艺技以及释道人等，还有为妇女作年谱的。

　　年谱有的单独成册，有的则附于谱主的诗文集或奏议之后，也有载入家谱的。在清代，刊刻丛书的风气很盛，因此，有的年谱也为丛书所收录，而且往往一种丛书同时有好多种年谱。如《嘉业堂丛书》中有查继佐、阎尔梅、顾炎武、查慎行、厉鹗、李兆洛、瞿中溶、徐同柏、张金吾等人年谱，

　　清人年谱，从编著者考察，多数是其家属或门人、友好。由谱主生前自订，或自订为主，最后由子孙或门人续成的也不少。以上两类年谱，因为记述都是亲身经历，或者与谱主关系密切、有过共同生活，直接受其教诲，所以，不少资料是他人难以取得的。比如通过《查东山（继佐）年谱》和《查他山（慎行）先生年谱》；知道查氏与浙江湖州庄廷  的许多关系，这对我们了解康熙初年清廷所发动的“庄氏史狱案”大有裨益。又如通过《李文襄公（之芳）年谱》，得到有关平定三藩叛乱的很多难得的史料；在《陈恪勤公（鹏年）年谱》中，有关于治河、三藩等记载；《襄勤伯鄂文端公（尔泰）年谱》记有西南改土归流等事；《德壮果公（楞泰）年谱》、《杨忠武公（遇春）年谱》，记录了不少清朝统治者镇压川楚陕等省农民起义的罪行，《仁庵（魏成宪）自记年谱》记有道光初年山西摊丁人地和田赋等事。这些差不多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此外，在《敬亭（沈起元）自订年谱》和汪祖辉的《病榻梦痕录》中，保留了不少乾、嘉时期米价、田价、银钱比例等数字，这也是他们实际的见闻。还有象李塨自撰的《恕谷先生年谱》，谈到他治学的心得，没有亲身体会就无法叙述。段玉裁撰《戴东原先生年谱》，戴、段二人都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而段又是戴的得意门生，所以写戴的学问时，也深切细致。这两类年谱的缺点是免不了有自我粉饰，或屏杂虚美阿澳之词。还有一类年谱是后人补撰的年谱。这些年谱，多为作者的研研之作，因此考订用心。如张穆的《顾亭林年谱》，除按年记录顾氏的活动以外，还注意当时的政治大事，顾所交往的朋友之间的活动，以及顾的诗文目录等等，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这一类年谱，因为作者与谱主相隔的时代较远，双方都没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所以在评述中也比较客观，缺点是不象前二类年谱见闻真切、资料直接。

　　清人年谱，一般都记录谱主的一生活动，少数也有比较特别的。如徐嘉编《顾亭林先生诗谱》，袁守定自编《袁易斋作诗年谱》，只就其诗文而编著年谱。窦克勤编《寻乐堂日录》是自叙年谱，又兼记日月，也不多见。有的人同时有好几种年谱，往往因有所补充而作，可以互见长短。

　　（五）日记  比年谱记录更详细的还有日记。日记大都依照年月日的次序，把处理日常政务、学习心得、生活感受以及社会见闻，随时记录下来。与年谱不同的是，日记都是作者的亲手笔录。

　　清代日记的数量也很不少，多数都是记作者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全面记录一生活动的，尚不多见。由干日记的作者包括了各个时代、各种人物，而记载的内容又各色各样，这就使得日记的内容也丰富多采。比如：从夏之璜的《出塞日记》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乾隆初年从北京到乌里雅苏台各台站的设置情况，而且还记录了一些边官的日常生活。郁永河《采硫日记》记他受命在台湾开采硫磺矿的经历，并谈了不少有关采矿的知识。李钧《转漕日记》记道光十六年（1836 年）九月至次年六月，他以署河南粮盐道转运该省漕粮事，其中还论述了他对盐草政务的意见。王定柱《鸿泥日录》是他在嘉庆六年（1801 年）由直隶真定府到云南就官的舟车日记。他对沿途的山川景物、民情、物产，都留心记录。由于当时正是白莲教大起义接近尾声的时期，而他所经过的豫鄂等省的不少州县，又多是当时的战场，所以日记中还记录了不少战后劫余的景状，有利于我们了解当年战争的激烈情况，以及清军的烧杀抢掠。

　　（六）笔记  又称杂记、笔录、见闻录等。由于它体裁简洁，形式随便，只要有所见有所得，都可随时笔录笺记，所以，一些士大夫往往把它作为寄托感情、或显示学问的方式。在清代，不少著名的学者，如顾炎武、纪昀、袁枚、钱大昕等，都留下了这方面的著述。

　　清代的笔记，无论就其数量或者内容，都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类似魏晋志怪传奇体的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亦名《子不语》等），以及沈起凤的《谐铎》等。记载历史掌故、民情风俗、人物轶闻的有钮琇《觚剩》、王士祯《池北偶谈》、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昭梿《啸亭杂录》等。以考据辨证见胜见长的有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陔  余丛考》、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以及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属于志怪传奇一类的笔记，因为体裁更接近于小说，研究历史的人一般都不直接引用。但由于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有的人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不敢大言直书，而通过谈鬼说怪，曲折地进行反映。了解到这一点，再去看有些故事，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如《聊斋志异》卷四，有《公孙九娘》一则，这是对正史中有意讳忌的，顺治年间清朝政府血腥镇压山东于七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所作的无情揭露。又如《促织》一节，写的是明宣德间事，实际上也是暗指清初官吏横暴，百姓冤苦难伸的痛苦情况。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虽然充满着宣扬封建伦理的说教，但也有不少是触及当时官场腐朽和社会人情世故的。笔记还对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的地方景物、民情风俗、社会弊端，作了不少描摹揭发。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大多偏重于对前朝经史名物的训诂和校注，但也有一些涉及清代史事的考订文章，如俞正燮《癸巳类稿》中的《驻札大臣原始》、《台湾府属渡口考》、《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总河近时考》、《地丁原始》、《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等，都很扎实。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称之“亦他日国史所必需也。”

　　最为史学工作者重视的，当然还是记载掌故、民情风俗和人物轶闻方面的笔记。

　　《广阳日记》刘献廷撰，收集了不少有关明清之际的时事、掌故，其中记建义候林兴珠以盾牌兵大破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记清军与吴三桂在长沙的攻防战，记孔四贞婿孙延龄事，记王辅臣与康熙的关系，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湖广夏包子兵变事，等等，都是很难得的史料。

　　《池北偶谈》王士祯撰，是康熙年间的作品。全书二十六卷，分”谈故”、“谈献”、“说艺”、“谈异”四大类，其中“谈故”、”谈献”，着重谈清朝的典章制度、科举和“名臣”言行。钮琇也是康熙时人，他一生做官，到过很多地方，有不少见闻。他的《觚剩》正编八卷，按地区分为”吴觚、”燕觚”、“豫觚”、“秦觚”、“粤觚”五目。另外又有续编四卷，则以事记，有“言觚”、“人觚”、“事觚”、“物觚”四目。书中有不少关于明清和顺、康之际的史料。如“吴觚”中的《虎林军营倡和》和《力田遗诗》二则，就是谈康熙二年（1663 年），因庄氏《明史》案牵连而被捕杀的潘力田等事，《河东君》记明末江南名妓柳如是事，“燕觚”中的《圆圆》则叙吴三桂与陈园园事迹，《三别号》言昆山徐氏（乾学、元文、秉义）三兄弟轶事，“秦觚”中《两大文章》则记清初学者李因笃，《蒋山佣》记顾炎武，《秦将杜客》记康熙名将张勇。“粤觚”中更有不少关于三藩，特别是建藩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事。类似上述记载，均颇具特色。

　　《履园丛话》钱泳撰，是一部收录内容很广的笔记。《旧闻》目中有《田价》、《米价》、《银价》三条目。记前明至嘉庆年间田价、米价的涨落变化，及银钱兑换比例。在《景贤》、《耆旧》、《科第》目中，保留了不少人物传记，其中有的传记为他处所少见。《古迹》、《陵墓》、《园林》各目，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记录，可供文物考古工作者参考。

　　其它象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俞蛟《梦厂杂记》、阮葵生《茶余客话》、梁章钜《归田琐记》、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等等，其内容也大致与上述相类似。

　　《啸亭杂录》 作者礼亲王昭槤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因为门第和生活的经历，昭梿对清代的典章制变和上层官场的遗闻轶事，知道很多。又因为他后来在政治上失意，一度遭到圈禁，并夺去王爵，心境抑郁不满，在书中也留下了痕迹，并促使他去揭露一些清朝政府腐朽贪婪的内幕，这些都对我们有参考价值。如《巴延三》、《岳威信始末》、《兵部失印事》等。还有象卷六《癸酉之变》，记林清起义军进攻北京皇宫，乃是他亲身参加镇压活动的经历。卷二《图文襄用兵》，记康熙时，图海领兵征讨察哈尔部布鲁尼叛乱事，其中有的内容为他书所不见。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说：“阅《啸亭杂录》，所载国朝掌故极详。… … 考国故者，莫详于是书。”

　　还有象姚元之的《竹叶亨杂记》、徐锡麟的《熙朝新语》、陈康祺的《郎潜纪闻》、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薛福成《庸盦笔记》等，对清代的掌故制度、遗闻轶事也有较多的记述。比如薛福成的《庸盦笔记》，虽然时间稍晚，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史料一类，涉笔谨严，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参私见，即轶闻、述异两类，无不考订确实”，是化费了相当功夫的。

　　此外，有关记载风土地理的笔记，清代也颇不少。如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戴璐《藤阳杂记》、杨静亭《都门杂记》等，是专门记述北京的。雍正时厉鹗《东城杂记》，谈的是杭州。乾隆间李斗《扬州画舫录》谈扬州。康熙时汪森《粤西从载》谈广西，田雯《黔记》谈贵州，周亮工《闽小记》谈福建，顾铁卿《清嘉录》谈江苏，等等，都有不少可取的内容，

　　当然，笔记中的糟粕也颇不少，除了反映作者的地主阶级观点以外，普遍的问题是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传闻。另外，互相抄袭，夸大伪造，也经常可见。这些，只要我们正确地进行辨认，也是不难搞清楚的。

　　（七）其它史学著述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这一段历史有很多忌讳，官修史书往往加以隐瞒，甚至有意歪曲，因此利用其它史料，尤其显得重要。一些明末遗民，或某些当时人留下的个人私著，可以弥补其中的缺陷。

　　谢国祯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的“自序”中，曾约略地列举了一些书目：“综核明季裨乘，… … 其记南明诸朝者，则有查继佐《国寿录》、冯梦龙《甲申记事》、佚名撰《南都荩言录》及瞿其美《天南逸史》、沈佳撰《存信编》、刘  撰《狩缅纪事》，以及李天根《爝火录》等书。其记鲁监国者，则有查继佐《鲁春秋》、林时对《雪交亭集》、黄宗羲《鲁监国大统历》等书；记郑成功者，则有夏琳《闽海纪略》、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阮旻  之《海上闻见录》、傅以礼辑《忠节纪实》等书；纪吴三桂者，则有傅以礼所辑之《楚之梼杌》等书；… 记史狱者，则有范魏撰《记范氏史狱》、傅以礼辑《庄氏史案本末》等书。”此外，象王船山的《永历实录》、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等，内容也十分丰富。

嘉、道以后，又有更多的人从事本朝史事的研究。

《圣武记》魏源撰。魏源写《圣武记》，正是英国借鸦片之役，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年代，是一部有感于时局的激愤之作。书中特别着力于对康、乾盛世武功的叙述，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来激发社会。全书十四卷，分“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类目。最后谈清朝的兵制、兵饷，称“武事余记”。全书的年代断限：从入关前的“开国龙兴”起，到嘉庆时镇压川楚陕农民起义止，其中最能表现魏源思想见地的是“武事余记”四卷。魏源写《圣武记》，是根据他“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还加上“故老传说” [40] 。虽然其中也有记载失实之处，但因他观察力敏锐，全书组织得也好，所以后来常常被人们当作初搞清史的基本入门书来读。在魏氏生前，《圣武记》就有三种本子，后来各地印行的本子，大体都是以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扬州重订本为底本，进行刊印的。

《石渠余记》王庆云撰，专记清朝典章政事，内容包括赈贷、免、河工、科举、吏治和官员考察、军政、库藏会计、漕粮、屯垦、荒政、圈地和旗人生计、钱币、矿政、盐法、商课、关税、边外互市、海舶米粮等共八十七篇。王庆云是道光九年( 1829 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写该书，也是感于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想通过对本朝各项制度的考究，以求得“升平之答”，所以，该书原起名《熙朝纪政》。定稿后，因内容不限于康熙一朝，又改称《石渠余记》。《石渠余记》取材多本于官书，如《实录》、《会典》、《清通考》、《中枢政考》、《赋役全书》等，间或也有采自私家文集的，但也不是简单的史料排比，每篇都参有按语，对官书中的某些错误记载，也作了一定订正，这在今天都有参考价值。该书的最早刊本是湖南黄氏本，不久攸县龙氏再刊于长沙，这两种本子，在卷数和内容详略等方面，都稍有出入。后来的本子，多源于此。

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也是当时的特点。

　　《西域水道记》徐松撰。这是他嘉庆十七年（1812 年）遣戍伊犁后，结合实地调查，并参照史籍写成的。全书的主旨是谈新疆的水系，实际上涉及内容很广，诸如交通、物产、城邑兴废、民族分布等，都有记载。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新疆的历史是很有用处的。

　　此外，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是就蒙古各部，以及回部、西藏的封袭、建置等事迹，按编年体裁进行叙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则“拟诸古人地志”[41]，详细地考核了蒙古各部的游牧地域、历史沿革等情况。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严格说来是一部资料书，作者把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分类排比，并进行考订，使之对沙俄侵略我雅克萨地区以后的中俄关系，以及北徼形势，一目了然。

 

第五节国外资料

 

　　（一）朝鲜史籍中的中国资料  朝鲜是我国的邻国，清朝和当时朝鲜的李朝，在政治上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仿照中国《实录》撰修的《李朝实录》，是一部用汉文书写的朝鲜重要史籍，起自太祖李成桂元年（1392 年），到哲宗李讳十四年（1863 年），共一八九三卷，其中仁祖二十二年（1644 年）以后，相当于我国清朝统治时期。在《李朝实录》中，记载了很多有关中朝两国关系的资料。如聘使往还，商业贸易，海上救护、文化、科技交流，边事交涉等等。入关以前的满族、特别是女真部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历史，因清朝统治者对其中的某些情况有所忌讳，留下的记录不多，《李朝实录》中却有大量此类的记载，对我们了解这段史实，很有益处。

　　《李朝实录》原来只有抄本，1930 年至1932 年，日本占领下的朝鲜汉城帝国大学，把它缩印了二十部。1953 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又影印复制《李朝实录》五十册。1959 年，中朝两国科学院合作，影印了以后的高宗、纯宗两代《实录》，接着1967 年，日本学习院也进行重印。目前流传的《李朝实录》，就是这几种版本。

　　不少到过中国的朝鲜使臣，在回国以后，写了一些出使记录。英祖十年（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二十六年（清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两次出使中国的黄梓，在其《毕依斋遗稿》中，有《甲寅燕行录》与《庚午燕行录》两种，记载了他出使的见闻。里面谈到他前后两次来华所得的不同印象，象黄梓这样的描写，在当时的中国史籍中是很难见到的，它对于我们了解雍正和乾隆初年的政治情况、民情动向，很有帮助。

　　其它象洪大容的《湛轩燕记》，李德懋《入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严  《燕行录》、徐浩修《燕行记》、柳得恭《热河记行诗注》等，都是一些出使记录，其中以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影响最大。朴趾源还写过一篇有名的《书李邦翼事》。这是他根据李邦翼亲身经历撰写的。一文章叙述李邦翼由济州岛经海路到汉城时，遇到咫风，船只漂泊到澎湖列岛，受到中国政府热情的照料，然后经福建、浙江、江南、山东等省，从北京再转辽阳回国的详细经过。书中既纪录了中朝两国友好互助的故事，同时也写了不少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既是一篇文学著作，也是一篇历史纪行文。

　　（二）越南史籍中的中国资料  《大南实录》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实录》。嘉隆十年（清嘉庆十六年，1811 年）， 阮福映下诏开馆编纂。全书共四五三卷，分前编、正编两部分。前编十二卷，记录嘉隆以前割据广南时期的历史，成书于绍治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以后为正编，其中第一纪嘉隆朝，成书于绍治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下面六纪，记载嘉隆以下七帝事，维新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 年）才最后完成。此外，随《实录》另有《大南列传》八十五卷。

　　《大南实录》全部用汉文撰写，是研究越南阮朝历史的重要史料。在清代，由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大南实录》中也保留了很多有关中越关系，以及直接记载中国的材料。

　　《大南实录》除越南阮朝有刊本外，1962 年日本有邻堂还影印出版。1962 年到1972 年，越南史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把它翻译成越南文出版。

　　另外，阮朝国史馆编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阮朝内阁编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以及潘叔直的《国史遗编》等等，也有不少涉及中国的史料。

　　（三）日本资料（附琉球资料）  清代，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往来不多，但是民间的贸易却十分频繁。日本元禄八年（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刊行的《华夷通商考》，以及后来的《增补华夷通商考》等各类有关书籍流行，反映了当时两国贸易的盛况。

　　1958 年至1959 年由日本东洋文库铅印发行的《华夷变态》三册，则是日本德川幕府为了解中国等各国情况，向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其它国家来往日本船只收集的各种资料。据日人《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中说：“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舶则速到飞报，亦皆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42]该书的编者为日本幕府弘文学士林春斋及其子凤冈。《华夷变态》的续编本改题《崎港商说》，编纂体例和内容，与以前相同。

　　《华夷变态》的正续各本，原来都珍藏于日本秘库，明治维新以后才公开流传。1958 年东洋文库刊印的三大册《华夷变态》，是根据各种版本校订的，并附有浦廉一的解说，是目前最完备的一种本子。

　　《华夷变态》的内容主要是“唐人风说书”，即日本当局根据中国商贾或船员提供的、有关当时清朝的各种时事传闻的书面报告，其中包括中国方面的敕谕、咨文、檄文、时务论策等。时间从日本正保元年到享保元年，相当于清顺治元年（1644 年）到雍正二年（1724 年），约八十年间事。

《华夷变态》虽然大多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但也有很多内容为中国史籍所少见或不见。谢国祯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评论说：“是书所录文书记载则为汉文，其叙述之事则用和语，其所记如李自成覆史军门书，吴三桂檄文，朱成功献日本书，郑锦舍檄文，何倩大明论，林上珍清朝有国说等篇，皆为中上所久佚。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阅部书为伪者。清乾隆间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

《鞑靼漂流记》  是清入关初期日本人写的一部有关中国的见闻录。书中的开头说：“越前国三国浦新保村的竹内藤右卫门和他的儿子藤藏船两艘，以及国田兵右卫门等五十八人，共乘三艘船往松前（在北海道），在海上遭遇大风，漂流到鞑靼国，被送到其国都（系指盛京），从这里又被送到大明的北京，再从那里被送到朝鲜的都城，移交给对马藩主属下古川伊右卫门，随后到达对马。”竹内等一行从顺治元年（1644 年）漂流到中国，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直到顺治三年（1646 年）六月才经朝鲜回到日本。《鞑靼漂流记》是他们回日本后，日本德川幕府为了解中国情况而传讯的记录。竹内等一行虽然主要住在北京，但由于当时正是明清大变动的时期，而他们又接触了一些包括多尔衮在内的清朝高级人物。书中还谈到清朝的武备纪律、政治情况，以及社会风气、北京等地的城市概貌等，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有一定价值。《鞑靼漂流记》因藏本不同，在日本有不同名称，如《鞑靼物语》、《异国物语》、《北鞑物语》、《鞑靼漂泊录》等，各本的内容也稍有差异。

　　琉球现在是日本的一部分（即冲绳县），清代则为琉球国。它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琉球的不少史籍也用汉文书写。官纂的《历代宝案》始编于尚贞二十九年（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 收录了大量的咨文、执照，其中也记录当时中国和琉球政府交往的文件。因为琉球是个岛国，中国出海的商、渔船只，遇到风暴后，常常漂流到琉球避难，书中的很多内容就是有关遣送中国船只回国事的。又如《中山世谱》、《球阳》等书，也有不少记载中琉关系的内容。《球阳》是一部有名的琉球国史，全书正编二十二卷，附卷四卷，记琉球中山国开国起，到尚泰二十九年（清光绪二年，1876 年）事，该书卷十二，尚敬十九年（清雍正九年，1731 年）条记：“自古以来，本国船只皆用螺灰。是年正月，苏州府镇洋县商船一只，飘到本国赤丸崎，引到运天港，其难人吴，以烧石灰，其烧费甚减，而灰品更好，从此之后，本部今归、仁两郡，皆烧此灰，每年烧纳公库，由是贡船及楷船[43]皆用石灰。”这是一条记录中琉人民友好关系很宝贵的资料。

　　一些到中国的琉球使臣，也往往留下日记、游记或诗文集。如程顺则《雪堂燕游草》、蔡汝霖《北燕游草》、《闽山游草》，蔡肇功的《南闽游草》等，这些书也有参考价值。

　　（四）欧洲等西方国家的资料  在欧洲等西方各国记载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中，《耶稣会书简集》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清朝取代明朝以后，这些传教士不但继续在北京等地进行活动，而且利用西方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加上又多精通汉语、汉文，迁就中国的习惯礼教，所以很快博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中有的被授予钦天监正等官职，有的则接受朝廷的其它差遣。他们还出入宫廷，经常为皇帝讲课、治病，甚至扈从巡行外地。在与欧洲等西方国家的交往谈判中，他们被清廷委派担任翻译，并参与其中的某些机密。《书简集》所收录的，就是他们在中国活动期间发回的各类信件。

　　《书简集》还收录了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在近东、美洲、印度等许多地方传教的耶稣会士的书信，其中以法国的传教士书信为最多。该书最早出版于1702 年（清康熙四十一年）到1776 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共出版了三十四卷，有关中国的《书简集》则多达十余卷。

　　除了《书简集》以外，不少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有一些其它有关中国的著述。如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南怀仁的《鞑靼旅行记》、《西鞑靼旅行记》，《徐日升日记》，《张诚日记》，白晋的《康熙帝传》等，有的已有中译本。

　　一些国家的档案馆还保存了外国与中国接触交往的文件。比如荷兰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手稿，内容不少涉及中国，关于台湾的资料，更是丰富。苏联收藏的《国家中央古代文件档案》、《俄国外交政策档案》等文件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许多资料。

　　由于我们对外国的资料情况掌握了解不够，所以介绍得也比较简单，有的举例也不一定典型，这些，只有等待将来再行订正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