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关键词：《孔子家语》 何孟春 王肃 郞瑛 衍刻
摘 要：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孔安国序》前增衍有“魏王肃序曰”五字。引入郞瑛《七修类稿》的记载，可以考证出明代另有他本《家语》也增衍了相同的五个字。结合何孟春对于《家语》的态度，可以推知何注《家语》所增衍五字乃因袭底本而成。而《家语》传刻中极细微的增衍误刻，引发了何、郞二人对王肃伪作《家语》序文的怀疑。梳理学术史，何、郎二人疑序的意义在于首次指出王肃创作文本的行为，同时将辨伪《家语》的范围拓展至整部书。后来清代的《家语》辨伪正是在这两方面受其影响，进而催生出“《家语》王肃伪作”说。
明人何孟春因当时王肃《孔子家语注》流传较罕，而元王广谋《标题句解孔子家语》正文多所漏略、注释庸陋荒昧，遂撰《孔子家语注》八卷，正德年间托付建宁郡伯张公瑞梓行之[[1]]（P1405）。至崇祯末，毛晋汲古阁合两部宋本《家语》而刻之，王肃注本复广行于人间。此后，何注一直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仅因其自序首言“王肃代《安国序》①”，而作为《家语》辨伪的重要史料被反复提及。笔者近读何注，注意到此本《孔安国序》前增衍有“魏王肃序曰”五字。分析其增衍的原因，或有利于深入认识何孟春“王肃代作《孔安国序》”的观点，从而清理《家语》辨伪上的相关问题。
一
何注本《孔安国序》前“魏王肃序曰”五字，今所见《家语》的其他传本皆无。此序以孔安国语气而作，即使王肃伪撰，也不可能自冠五字，露出马脚。是以其显系后人增衍。疑问在于这五字是何氏自行添加，还是沿袭自前人的某一刻本？不同的情况将会使我们对何孟春“王肃代《安国序》”的观点产生不同的认识。何氏《序》云：“《孔子家语》如孔衍言，则壁蔵之馀，实孔安国为之，而王肃代《安国序》未始及焉。”[[2]]（P3）如果情况是前者，那么何氏是先怀疑王肃伪作序言，而特意在文前增刻五字以提醒读者。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何氏受他本增衍五字的影响而形成了王肃代作的认识，同时在编注《家语》时照录这五字，并最终在自序中有所提及。
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增刻五字
（选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探求五字增衍的原因，需引入明人郞瑛的一则笔记进行分析。郞瑛《七修类稿》云：
予尝疑，孔衍序《家语》乃孔壁所藏，安国所为；其后王肃序之尤详，何无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时，吾仕京师”云云，却又是安国言语。何己为序之，而又以“吾”为安国，疑必有讹字也。后闻何燕泉先生改注《家语》，意其必已改正明白。得而读之，……吾之所疑，彼犹在焉。……昨见鲁斋王文宪公《〈家语〉考》一编，以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书割裂织成之耳。然后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肃自为也，故己《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3]]（P170）
郞瑛在见到何注《家语》之前，已对《孔安国序》的作者产生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郎氏在行文中所表述的思维过程。他是先有“王肃序之”的印象，后发现“元封时，吾仕京师”是安国言语，由此发生疑问：为什么王肃作序，又以“‘吾’为安国”？这一线索至关重要。可以设想，按照通行文本，一般人阅读此序言，首先应据其中提及的“元封时，吾仕京师”等语句推断其作者可能是孔安国，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王肃伪作序言的问题。而郞瑛的思路恰好相反，是先认定王肃作序，后发现的安国言语。这样截然相反的思维过程何以产生，并不好解释。但如果把《孔安国序》前增衍的五字纳入思考范围，那么这一异常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郞瑛最初所读《家语》，在《孔安国序》之前也同样增出了“魏王肃序曰”五字，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时间认为是王肃作序，读了之后进而又见到安国言语，于是才产生疑惑。其下文称又得何孟春注本而读之，疑犹在焉，可见何注本此处与他先前所见一致：两者在《孔安国序》前都增衍了“魏王肃序曰”五字。
以上分析说明，何注本之外，明代别有《家语》也增衍了相同的五个字。但两者究竟是分别形成的巧合，还是何孟春真的依据后者中的某本照录了这五字，尚需要结合何氏对《家语》的态度作进一步分析。何孟春对于《家语》是极为看重的，这从他在自序中反复称颂此书的价值可以看出。②同时，他也并不认为《家语》整书出自王肃的伪作。《何序》称：“肃之所注《家语》也，非安国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2]（P3）但其主要依据仍是《礼记正义》中马昭对王肃增加《南风》歌词的指责。他进而说“肃之夸异于玄，盖每如此” [2]（P3），这不仅没有明确点出作伪，甚至有些轻描淡写。此外，通读《何序》可知，他对《家语》辨伪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此书流传中渐次失真的问题上。他说“今世相传《家语》殆非肃本，非师古所谓今之所有者”[2]（P3），又说“安国及向之旧，至肃凡几变，而今重乱而失真矣”[2]（P3）。在其序言中，王肃与《家语》一事始终不占重要地位。由此认为他对《家语》中一篇序言的真伪特意有所关注，此事是值得疑虑的。还需注意的是，《何序》说“王肃代《安国序》”，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专门讨论，其在序文里一语带过，似乎有以之为客观事实的感觉。称“代”字，也偏向于客观叙述，而难以让人察觉出讥贬的意味。他甚至还相信《孔衍序》。后者与《孔安国序》密切相关，学者如郞瑛等往往是一疑俱疑。如此种种，结合起来考虑，何孟春编注《家语》时，所用底本在《孔安国序》前增衍了“魏王肃序曰”五字的可能性极大。何氏因为重视《家语》的价值，缺乏相关问题的敏感性，完全从字面上理解，而未及深思王肃与《家语》整书的关系，仅得出“王肃代《安国序》”的结论，并且在自己注本中照录了这五个字。而与之情况相似的郞瑛，则因为阅读了王柏的《〈家语〉考》，对王肃与《家语》问题有所重视，是以“知其所序若是”，而进一步推论“孔衍之《序》意亦王肃自为”。其文末说“惜燕泉未见王《考》，徒为怅怅”[3]（P170），得意之色，显而易见。
还需追问此处增衍最初产生的原因。然此事恐难有确切答案。就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这似乎不是一种有意的提示，否则郞瑛不会产生疑惑，而何孟春也不至于如此忽视王肃与《家语》的关系。这一增衍最初可能源自失误：何注《孔衍序》前有“汉博士孔衍言”数字领起，以提示撰人；而何孟春之前的刻书者不知《孔安国序》作者，以传世《家语》出于王肃，遂冠“魏王肃序曰”五字于前。③
以上分析可知，文献传刻过程中一处极细微的增衍误刻，引发了何孟春、郞瑛对王肃伪作《家语》序文的怀疑。张心澄《伪书通考》指出：“何孟春疑《孔安国序》为王肃所伪作，清儒亦多袭何说。”[[4]]（P612）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何、郎二人的观点与清人《家语》辨伪之间的联系，恐还未得到充分的估计。
二
要论述何、郎疑序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还需回顾此前《家语》伪书说的演化，特别是关注其中与王肃有关的说法。传世《家语》自王肃始传，与之同时的马昭说：“《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5]]（P3325）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称：“非今所有《家语》。”[[6]]（P1717）颜注因用语减省，而未能交代王肃与“今所有《家语》”的关系，后者与《汉志》所著录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书，还是仅有着局部的差异，令人不好判断。所幸《汉书》颜注中还有涉及《家语》的内容。《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下，颜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伊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6]（P1707）既言“未知孰是”，即不敢以《家语》的记载为非。对此可作反面推想，若颜师古认为《家语》乃一部后出伪作，那么即使他要使用其中的某些记载，也需要极其谨慎的加以辨析，对其价值作出合理的说明。而只有当他相信“今所有《家语》”虽不同于《汉志》所著录之本，但其中部分内容仍然渊源有自，非后人所伪造时，他才能将其列入注释，与《汉记》并参，而毋须特别说明。因此，颜师古的观点与马昭所言并不冲突，他们都认为与之前的相比，这本自肃始传的《家语》在部分内容上发生了变动。是为《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
《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出现在宋代，其观点可用“王肃编《家语》”概括。《朱子语类》记云：“《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7]]（P3252）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王肃所编，其内容虽不纯粹，但仍源自较早的记录，绝非王肃自撰而来。后来王柏在《〈家语〉考》中将朱熹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8]]（P150）其中，杂取诸书之绪余是指明《家语》内容的来源颇杂，“混乱精粗”是指编纂体例混杂使得义理上精粗不同的材料未能得到有效的区分，“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是指对原文的截取和重新编排失当。以上皆是对王肃编辑工作的批评，而“托以安国之名”则强调王肃存在托名的问题。总体而言，王柏的观点虽然相当严厉，但仍就是说传世《家语》系王肃编纂，只不过其工作十分陋劣，又有托名这样不光彩的行为。
统观以上两种形态的《家语》伪书说，可以注意到，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传世《家语》至少保存有部分原始的内容，此绝非王肃创作得来，王肃的工作只是增加或编纂。同时对于《家语》的辨伪也还只限于正文，而尚未延伸至序文。这也意味着此前对《家语》伪书的怀疑，并不出现在整部书的层次上。基于这样的认识，再来审视何、郎的观点就会发现，尽管他们在王肃与《家语》的总体关系上并没有产生全新的创见④，但由于认为王肃伪作序文，这使得他们对王肃行为的认定已明确包含有创作文本一事⑤，同时辨伪范围亦相应地拓展至整部书。这些新见与后来清代《家语》伪书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众所周知，《家语》辨伪的高峰出现在清代。清代《家语》辨伪者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形成了所谓“《家语》王肃伪作”的主流意见，是为《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当然，增加或者托名编纂的行为也可以算作广义上的伪作⑥。但是清人对于王肃伪作《家语》一事，有着与前代不同的独特认识：“（《家语》）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9]]（P617）。在这里，王肃所做的不仅是采他书以编《家语》，更重要的是他还对原始材料进行了“增损改易”。而这些改动包括，“或一事参合两事以成文，或一篇离为两处以见异，或首尾加以问答，或中间加以联贯，或删削其字句，或润色其聱牙”[[10]]（P190），由此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9]（P617）。既然对原始材料的删改使得文失其旨，那么实际上王肃通过作伪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本，传世《家语》之中也不再存有任何原始的内容，其在性质上也就是一部全伪之书。
《家语》伪书说由之前的“王肃编《家语》”演化至“王肃伪作《家语》”，何、郎二人对序文的怀疑在这中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中间首当其冲，不能不谈的便是《四库全书总目》误将郞瑛观点接入王柏《〈家语〉考》结论之中，并在其基础上考论“《家语》王肃伪作”之事。今核查《总目·家语提要》的源流，知此误出于对《经义考》的承袭。而《经义考》之失在于随意节略郞瑛的观点。而郞瑛所引述与《〈家语〉考》原文又有小异。如此层层转述，最终导致了理解的偏差。现依文献源流排比如下：
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家语〉考》）
王文宪公《〈家语〉考》一编，以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书割裂织成之耳。然后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肃自为也。（《七修类稿》）
王氏柏《〈家语〉考》未见。郎瑛曰：王文宪公《〈家语〉考》一编，以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11]]（P5021-5022）（《经义考》）
王柏《〈家语〉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12]]（P769）（《四库全书总目》）
以上最明显的是《七修类稿》“然后知其所序若是”表示郞瑛推论的话语，在《经义考》中遭删节。如此，即便是文前有“郞瑛曰”三字，也难以把“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作为郎氏的观点与《〈家语〉考》的内容区分开来。此后《总目》转引时删去“郞瑛”而直冠以“王柏《〈家语〉考》”，明显是已经不辨后文乃郞瑛推论。其次是若干表述细节的更动。王柏与郞瑛行文时，都曾用“意”字来表示自己的观点未经证实，更多的是一种推测或猜想。而后人在引用时，将其替换作“乃”或删去，使得前人观点看上去更为肯定可信。此外又有“杂取”改一字作“自取”，后者凸显出王肃作伪的有意。王柏《〈家语〉考》所言，原本离王肃删改原始材料以创作一个新的文本这样的认识还有一段距离。但由于转引时误合郞瑛之说，使得创作文本的观念进入其中，而加上推测之辞的消失以及对王肃有意作伪的强调，《总目》的理解最终倒向了“《家语》王肃伪作”。是以提要下文举《家语》袭《大戴礼记》且删改文字为例证明“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12]（P769）。
《总目》作为清代中期官修学术巨著，其引文、考证、观点对于学界认识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而同一时期，清代学者有关《家语》辨伪的个人专著中，何、郎的观点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相似的作用。范家相《家语正讹》：
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一以魏晋以来流传之旧或有所本；一以孔门之书存之为幸，且托于孔猛之所出，当非全诬也。不知是书之源委，自王肃以前从未见诸儒言及，而肃言孔壁所藏，博士所奏。独如此了了，非即肃之供牒耶？[10]（P191）
依范氏所见，《家语》之源流，王肃以前未有所见，而其伪作序文，独称“孔壁所藏，博士所奏”，此适足成为断案的“供牒”，以揭发“王肃伪作”的真相。在此，“王肃伪作序文”成为了“王肃伪作《家语》”的直接证据。反过来说，先儒不以《家语》为全伪，正在于他们对“王肃伪作序文”一事不够警觉。
无独有偶，清人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在全书的最后专论序文伪作问题，开言即称：“《孔安国序》亦王肃伪撰。其云‘以意增损其言’，则肃已明白供吐矣。”[[13]]（P258）此与范书之言几乎同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范家相与孙志祖并没有出现《总目》误引《〈家语〉考》的错误，但他们继承了何、郎二人对于《家语》序文的怀疑，且以之为断定“《家语》王肃伪作”的重要证据之一。
《总目》的考证与范家相、孙志祖的个人专著，是清代《家语》辨伪的突出代表。昔人以《家语》辨伪的问题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14]]（P290），其判断所据大致在此三者。而经由以上分析，何、郎二人对《家语》序文的怀疑，对此三者判定“《家语》王肃伪作”都产生了重要而相似的影响。其至为关键之处正在于前者在创作文本以及辨伪范围上所给予后者的启示。《家语》内容与《礼记》《左传》《荀》《孟》等书大同小异，其间传闻异辞原是古书通例，不可轻言他人擅改。惟序文系王肃所伪作，可为推演王肃改易原始材料以伪作全书提供一个“合理”的阶梯。而序文一旦伪作，其间所叙流传经过亦不可信，《家语》遂成源流不明的晚出之作，而其传自王肃，必由其所伪作。在这中间，两方面的启示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清代辨伪者绝不是简单地继承了何、郎二人对于序文的怀疑，而何、郎二人的疑序作为一种先声开启了《家语》伪书说第三阶段的演化之路。
结语
本文的研究首先分析何孟春《孔子家语注·孔安国序》前“魏王肃序曰”五字增衍的原因。引入郞瑛《七修类稿》的记载，可以考证出明代另有他本《家语》也增衍了相同的五个字。结合何孟春自序中所透露出的其对于《家语》的态度，本文认为何注《家语》中增衍的五字乃因袭底本而成。《家语》传刻过程中这一处极细微的增衍误刻，引发了何孟春、郞瑛对王肃伪作《家语》序文的怀疑。梳理《家语》的辨伪史可知，何、郎二人疑序的意义在于首次指出王肃存在创作文本的行为以及将辨伪《家语》的范围拓展至整部书。后来清代的《家语》辨伪正是在这两方面受其影响，进而催生出“《家语》王肃伪作”说。
当然，“《家语》王肃伪作”说的形成，并不受一个简单的因素所主导。⑦本文的相关分疏，意在展示历史上《家语》伪书说对清人提出“《家语》王肃伪作”说，在观念上所造成的影响。同时有意揭示文献的增衍误刻与转引失范，在《家语》辨伪案中所造成的误解。经由本文的清理可以看出，对于《家语》序文的怀疑，最初是由于文献传刻致误而产生，本没有坚实的证据。而其得以与对《家语》正文的怀疑相结合，又与《总目》的误引以及清人以之为“默证”直接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今日的《家语》辨伪研究中，我们应极谨慎地看待与使用“王肃伪作《家语》序文”，乃至“《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这样的传统结论。同时避免使用《总目》对《〈家语〉考》的错误引文。
①传世《家语》两篇序文的作者都有疑问，为便于讨论，本文依习惯称为《（孔）安国序》及《孔衍序》。
②何孟春《孔子家语·序》称“六经外，《孝经》、《论语》后，幸存此书”，又云《孔子家语》“实自夫子本旨，固当时书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参见何孟春注：《孔子家语》，页3下。
③严可均《全汉文》卷十三辑录《孔安国序》后称：“元王广谋、明何孟春注《家语》，皆载此《序》以为王肃作。……毛晋重刻北宋本《家语》别有《王肃序》，全篇肃不言安国撰次也。”（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页197上-下。）按，《何序》称“今《家语》，胜国王广谋所句解也”，则何注应是以王广谋《句解》为底本。严可均以王广谋《句解》“载此《序》以为王肃作”，可为本文的考证提供辅证。同时，王广谋《句解》不载《王肃序》，亦增添了刻书者不辨《孔安国序》作者，将其误系于王肃名下的可能。不过据笔者调研，王广谋《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二十七年刘祥卿刻本及明初刻本两种，北大图书馆藏日本长庆四年活字本，均不见此衍刻五字，不知严氏所据何本？故何氏所据之版本实证仍俟考。
④前文已提及，在王肃与传世《家语》的总体关系上，何孟春相信马昭“王肃增加”的观点，而郞瑛则接受了王柏《〈家语〉考》的说法。如果不考虑对序文的怀疑，他们二人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
⑤王肃增加《家语》，或许亦可能加入自己创作的文本。但马昭的说法实在太过简略，而未能就此有明确说法。况且马昭说“王肃增加”，是在双方争论《南风》歌词时所提出。《南风》歌词，《尸子》亦载之，王肃即便增添，也是据《尸子》以补《家语》，而非自我创作。因此，马昭之说与何孟春、郞瑛等观点相比，不可等而视之。
⑥本文谈“《家语》王肃伪作”，皆不取广义的认识，而以清人的独特认识为准，下详。
⑦清代《家语》辨伪之所以大盛，且将作伪的矛头指向王肃，还与当时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郑玄崇拜直接相关，可参看石瑊：《从“郑王之争”看清人论证“〈孔子家語〉王肃伪作”说的动机与实质》，《文史》2016年第4期，页179-199。
[参考文献]
[[1]]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