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山本光朗先生曾较为详细地考证公元前1世纪塔里木盆地“寄田仰谷”的经济活动，重点考察了“寄田仰谷”关系形成的要素，其中包括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寄田仰谷”政权与被“寄田仰谷”国之间通道的距离等。作者指出“寄田仰谷”描述的是盆地周边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借耕邻国土地、购买邻国谷物的经济现象；“寄田仰谷”关系双方之间通常相距2至9日的行程[1]。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绿洲农业生产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寄田”与“仰谷”的具体开展情况。
一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有多个绿洲政权存在。盆地南部自东向西的绿洲国有：若羌河流域及罗布泊地区的鄯善（治今若羌县附近（Quarkilik））[2]、且末河流域的且末[3]、小宛（治今安得悦遗址）、尼雅河流域的精绝（治今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戎卢（治今民丰县附近）[4]、克里雅河流域的扜弥（治今和田东北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k）古城）[5]、渠勒（治今策勒乌曾塔地（Uzun-Tati）遗址）[6]、和田河流域的于阗（治今约特干遗址）[7]、皮山（治今皮山县附近）、叶尔羌河流域的莎车（治今莎车县附近）。盆地北部自东部有：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的山国[8]、尉犂（治今库尔勒南夏渴兰旦古城）、危须（治今曲惠古城）、焉耆（治今博格达沁古城）[9]、塔里木河中游地区的渠犂（治今库尔勒西、孔雀河之东）、乌垒（治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附近）、渭干河流域的龟兹（治今库车县东郊的皮郎古城）、阿克苏河流域的姑墨（治今阿克苏附近）[10]、温宿（今乌什一带）、喀什噶尔河流域的疏勒（治今喀什附近）绿洲。
各绿洲国虽同为绿洲环境，但自然生产条件存在地域性差异。鄯善“乏水草”，“地沙卤，少田……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11]，温宿国“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12]。这两国土质贫瘠，缺乏水资源，适于耕种的土地较少，有可用作牧草的植被，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自且末以西的绿洲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13]，土壤质地较鄯善、温宿为优，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相对较好。莎车、疏勒绿洲“田地肥广，草牧饶衍”，[14]绿洲面积较大，有良好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农牧业经济并重。北部乌垒、渠犂等国也是“地广，饶水草……处温和，田美”[15]。焉耆“泉水交带”[16]，“土田良沃”。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17]，农业生产环境同焉耆一样优越。不同的自然生产环境，影响各绿洲国的经济生产结构。
绿洲外围的山谷中生活着众多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游牧政权。南部阿尔金山与昆仑山谷中有婼羌[18]；西南部昆仑山中又有羌氐类民众组成的西夜、子合、蒲犂、依耐等国；西部葱岭山谷有捐毒、休循等塞种政权；北部天山山谷生活着乌孙民众。这些政权所处山谷多为贫瘠高寒之地，适于农业生产的空间更为有限。
上述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既有绿洲国，也有山谷中的游牧国家。其中明确与绿洲国存在寄田关系的有：山国“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19]；蒲犂国“寄田莎车”，依耐国“寄田疏勒、莎车”[20]；鄯善“寄田仰谷旁国” [21]，“盖寄田且末”[22]。被寄田的焉耆、危须、莎车、疏勒、且末等为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绿洲国。寄田方借耕绿洲国土地，作为绿洲国外来的力量，进行谷物类粮食生产，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洲国的土地开发及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寄田”成为绿洲国的农业开发方式之一。
寄田方如何获得邻近绿洲国土地的耕种权，文献没有记载。但可利用《大唐西域记》对朅盤陁（汉代蒲犂）的记述略加分析：
畴垄舄卤，稼穑不滋，既无林树，唯有细草……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时朅盤陁国有大罗汉，遥观见之，愍其危厄，欲运神通，拯斯沦溺。适来至此，商人已丧。于是收诸珍宝，集其所有，构立馆舍，储积资财，买地邻国，鬻户边城，以赈往来。[23]
山本光朗先生曾用这条材料分析公元前1世纪蒲犂、依耐两国恶劣的自然生产环境，以及两国寄田旁国的事实。在此不难注意到，文中“买地邻国”是为了满足当地对谷物的需求，用资财购买邻国土地以进行耕种。这恰与《汉书》中的“寄田”性质相同。进而可推测，用资财购买绿洲国土地也是西汉时期畜牧业经济政权得以耕种绿洲国土地的重要途径之一。所用资财的具体形态或有所不同。
关于塔里木盆地绿洲内寄田的具体经营方式，也不见有资料加以说明。但《宋书》记载前秦苻坚时期，游牧于朔方塞外的赫连氏卫臣“入塞寄田，春来秋去”[24]。《新五代史》记载五代时期颇知耕种的奚王去诸之族，“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25]，其中“借边民荒地种穄”正是寄田耕作活动的体现。卫臣与奚王去诸之族的耕种都是春来秋去，并未一直留在寄田处管理农田。由此推测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内寄田的经营方式，与以上两则材料所记载的相同。即：在春季播种时节，寄田人员到寄田区耕种完毕即返，秋天再来收获农作物，然后离去，实行较为粗放的经营。根据现代的调查资料，今和静县在解放后，存在一种自耕的土地经营方式，一些人在春季三月份上山放牧之前，叫佃户帮忙犁地撒种，然后上山；夏季由佃户帮忙浇水，秋季雇人收割。[26]今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有人兼营农作物种植业与畜牧业，在春播秋收季节停留在耕作区，农事终了，又去牧区。[27]这都有上述寄田经营方式的影子存在。西汉时期的寄田生产中是也实行租佃经营，目前尚无从考察。
自然生产环境优越的绿洲国能为近旁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提供田地，表明被寄田的绿洲国耕地资源较为充裕。寄田活动推动绿洲农业开发。以“寄田”为联系，塔里木盆地在若羌河流域、且末河流域、叶尔羌河流域、喀什噶尔河流域、开都河-孔雀河流域分别形成且末-鄯善，莎车-蒲犂及疏勒、莎车-依耐，山国-焉耆、危须等农业生产经济圈[28]。
二
绿洲国不但向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提供耕地，还向其出售谷物。畜牧业经济政权与之形成《汉书》中所谓“仰谷”的贸易关系。
明确“仰谷”于绿洲国的政权有婼羌、鄯善、山国。婼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29]。位于阿尔金山与昆仑山中的婼羌政权，交通闭塞；以畜牧业经济生活为主，不从事谷物类粮食生产，而从处于交通要道的鄯善、且末绿洲国购进谷物。由上引鄯善“寄田仰谷旁国”，知鄯善被婼羌仰谷的同时，又从且末绿洲购买谷物。鄯善、且末成为婼羌游牧民的谷物供应基地，且末提供剩余谷物的能力又较鄯善为强，三国构成绿洲间及绿洲与山地政权的谷物贸易关系。另外，山国“籴谷于焉耆、危须”[30]。经济生活方式与鄯善相同的温宿也有可能从近旁的姑墨等国购进谷物。
前引《大唐西域记》记载朅盤陁的僧人“买地邻国，鬻户边城，以赈往来”。僧人购买邻国土地，向朅盤陁提供粮食，养育边境民户，赈济往来人员。具体的实施办法不明。若朅盤陁的边境民户及过往人员并非无偿从僧人手中获得粮食，朅盤陁与其寄田绿洲国就构成了“仰谷”的贸易关系，文中的僧人则扮演谷物商人的角色。西汉时期的莎车、疏勒绿洲国，亦完全有可能向寄田于自身的蒲犂、依耐出售谷物。另外，匈奴曾以焉耆、危须、尉犂等绿洲国作为管控塔里木盆地的基地，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31]，向各政权征收赋税。参照突厥控制塔里木盆地时期的情况，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32]，推测匈奴向绿洲国征收的赋税中也包括粟、麻、麦等谷物。这实际具有“仰谷”的性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同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北部山谷中的乌孙、西部的塞种民也完全有可能与其近旁的绿洲国存在仰谷贸易。
关于仰谷的贸易形式，松田寿男、山本光朗两位先生略有论及。文献记载仰谷的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山国“山出铁”；被仰谷的鄯善、且末、焉耆、危须等绿洲国不见有产铁的记载，鄯善却“能作兵，与婼羌同”[33]。松田与山本先生据此指出，婼羌、山国等畜牧业经济政权以铁或铁制品换取鄯善、且末、焉耆、危须等国的谷物[34]。参见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书，可以发现绿洲国与畜牧业经济政权间的仰谷贸易不只是谷物和铁这一种贸易形式。
现引第635号文书内容如下：
……〕应购买并送此。若汝在该地不能买到很多，从山里应该多买一些。务必将大量之酥油和肉送此。汝，舍伽莫耶务必同牟啰特耶一起到山里去。关于谷物应妥善作出决定。若汝现在不妥善做此事，将来汝务必用自己之谷物来交付该项谷物。在山里，yoǵa亦务必购买。[35]
文书内容是舍伽莫耶被命令同牟啰特耶去山里购买物品，包括酥油和肉、yoǵa。“yoǵa”具体为何物，不明。第633号文书有相似内容，其文云：
封牍正面
1. 司土沙迦牟耶及亲言
2. 亲启
封牍背面
1．（残）汝不得在此出售。亲言和苏克摩那应和克于车耶一起到山地
2. （残）去。该地之粗地毯、地毯及酥油均应购买。在此地，
3. 务必小心行事。若汝现在仍粗枝大叶，汝得当心。
4．还应购买山羊，汝所买到的一切，皆要一一将品名登记
5. 入账，并应送来。还有，前年亲言处
6. 放有一瓶酒。据彼说，瓶子已破。应由亲言赔偿两瓶
7. 酒。汝若能买到更多的山羊，应将山羊交苏克摩那带来。[36]
该文书命令亲言和苏克摩那与克于车耶一同去山里购买粗地毯、地毯及酥油、山羊。
关于文书中的“山地”（或“山里”），托马斯（F.W. Thomas）比定为戎卢国[37]，贝罗（T. Burrow）认为是精绝遗址（Caḍ’ota）南方的山区[38]。山本光朗先生进一步考证这两号文书中的“山地”当指精绝国南部戎卢，即今Talkanlik偏东的安迪尔河上游附近地区[39]。再考察两文书中要在山地购买的物品，有酥油、肉、山羊等畜产品，另有地毯。地毯的原料又来自畜产品。所购物品皆与畜产品有关，可见山地畜牧业经济之发达。因而无论“山地”的具体方位如何，文中山地居民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当无疑义。
上引两件文书反映了精绝绿洲居民进山购买畜产品及相关手工业制品的情况。第635号文书因前文内容缺失，文中“谷物”与所购货物之间的关系不明。有可能是采购者用谷物支付所购货物的价值，文中的内容即是绿洲的采购者要事先准备好用于购买酥油和肉等物品的谷物，如果未准备好，只能由采购者自己垫付。这样，山地民众就是以畜产品及以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品购得绿洲国的谷物。第633号文书中也可能采取此种贸易形式。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国与畜牧业经济政权之间的仰谷贸易，亦当存在谷物与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直接交换的贸易形式。
绿洲国与畜牧业经济政权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除谷物直接与铁或铁制品进行交换外，还有谷物同畜产品及以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品交换的贸易形式，都属于实物交换，体现了塔里木盆地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以“仰谷”为纽带，塔里木盆地形成多个小贸易经济圈。有婼羌-鄯善-且末，蒲犂、依耐-莎车、疏勒，山国-焉耆、危须。结合前面分析的寄田活动，以仰谷关系形成的贸易经济圈与以“寄田”体现的生产经济圈大体相对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畜牧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以及绿洲农业生产对畜牧业经济的重要意义。
三
山本光朗先生指出，“寄田仰谷”的鄯善、山国、蒲犂等国与被“寄田仰谷”的政权皆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并强调“寄田仰谷”国之间的重要道路即“地方道”作为东西交通线上的组成部分，支持着东西交通的“国际”干线[40]。以下，进一步简略分析“寄田”与“仰谷”对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保证贸易往来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
悬泉汉简中有如下记载：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驼入敦煌（877简），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值）肥瘦……（Ⅱ0216②：877-883）[41]
由文中“数为王奉献橐驼”之语，可知帕米尔以西诸国频繁与西汉贸易。康居等朝贡使者经由塔里木盆地将进献的骆驼带至酒泉，酒泉郡接受贡物，由郡太守与康居等使者共同评定贡物的价值。简文中最为重要的是“赎食”，该词说明康居等王的使者从敦煌至酒泉沿途自行解决食宿交通。其经过“往往而绝邑”[42]的塔里木盆地亦当如此，即从途经地购买包括谷物在内的农产品。
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公元前15至前12年在任）提到：“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43]“南道八国”指塔里木盆地南缘交通要道上的绿洲国，其中包括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莎车等。虽然郭舜之言意在说明交通线上的绿洲国送往迎来，向过往使者供应粮食、骑乘、驮畜及草料等，不堪重负；但需明确的是，受西域都护管辖的政权的使者经过塔里木盆地，由西汉政府在当地设置的亭邮机构给予免费供用，而不受西域都护管辖的外国使者或自由往来人员经过塔里木盆地，只能向所途经的政权或西汉政府的亭邮机构购买粮草或租用骑乘、驮畜等。上述康居国向西汉进献骆驼赎食至酒泉，就属于这种情况[44]。由郭舜言可知，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绿洲国，向过往人员提供服务尚有困难。生产条件较差又地处交通要道的鄯善、山国绿洲及蒲犂山地政权，自身农业生产无疑更是难以满足过往人员的需要。但通过“寄田”与“仰谷”近旁绿洲国，这些政权向过往人员提供谷物的能力可以增强。前文提到的朅盤陁僧人“买地邻国，鬻户边城，以赈往来”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由此，农业经济发达又地处交通要道的绿洲国，除直接向过往人员出售农产品和畜产品外，还以被“寄田”的农业开发方式和被“仰谷”的农产品贸易形式向过往人员间接提供农产品。“寄田”与“仰谷”在某种意义上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贸易往来的顺利进行。反过来，频繁的东西交通与使者、商旅的往来刺激塔里木盆地绿洲“寄田”农业开发方式和“仰谷”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的商品性生产。
虽然郭舜的进言反映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国国力微弱，能为繁荣的交通提供的粮食和驮畜等农畜产品及相关的服务相当有限；但自张骞凿空西域，西汉积极交通外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5]。塔里木盆地以西的政权，受经济利益驱使，也积极朝汉，甚至有“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的现象[46]。东西使者商旅往来频繁，经由塔里木盆地的东西交通、贸易繁荣发展。这与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生产不无关系。因而，我们不能只强调经由塔里木盆地的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忽略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作用。
综上，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生产环境不同，经济生产结构存在地域性差异。拥有优越自然生产条件的绿洲国，农业经济发达，成为近旁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寄田”与“仰谷”的对象。寄田方可以用资财购得被寄田绿洲国的土地。寄田者对所寄种的耕地粗放经营，春来耕种，秋来收获。绿洲国与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政权间的仰谷贸易，有谷物与铁，以及谷物与畜产品或手工业品等实物交换的贸易形式。在“寄田”与“仰谷”的经济关系下，塔里木盆地出现以当道绿洲国为中心的小经济圈；当道政权向东西往来人员提供农产品，发展农产品贸易，并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寄田”与“仰谷”共同体现了畜牧业经济政权对有良好耕作条件的绿洲国的经济依赖，这使前者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后者[47]。正是在“寄田”与“仰谷”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综合西汉政府在绿洲区“屯田积谷”所形成的经济贸易圈的作用[48]，绿洲国在西汉势力退出之后，重新进行政治、军事力量整合。塔里木盆地由此出现大国称霸的现象。
[1] 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号，1984年，32-65页。
[2] 余太山：《关于鄯善国王治的位置》，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28-241页。孟凡人：《论鄯善国都的方位》，见：黄盛璋主编，童本道副主编：《亚洲文明》（第2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94-115页。
[3] 关于汉代且末城的故址所在,学界意见不一。见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37-45页。余太山先生认为可能是今且末县北大沙漠中、阿牙克河古道旁一座相当完整的古城遗址。说见余太山：《楼兰、鄯善、精绝等的名义——兼说玄奘自于阗东归的路线》，见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77-485页。在此以余说为是。
[4] 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77-485页。
[5] [日]藤田丰八著，杨鍊译：《西域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1-19页。
[6] 長澤和俊：《古代西域南道考》，见護雅夫編：《內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57-77页。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77-485页。
[7]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pp.185-235. [日]白井长助：《上代于阗国都之位置——以河水为问题中心》，见[日]藤田丰八等著，杨鍊译：《西北古地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38-58页。孟凡人：《于阗国都城方位考》，见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449-476页。
[8] 一般认为山国王治位于今尉犁县境内的辛格尔（Singer）小绿洲。见M. A. Stein, Serindia, Vol.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333-338.山本光朗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其王治在《皇舆西域图志》中提到的“沙山”附近。见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号，1984年，32-65页。羊毅勇先生认为在辛格尔以东的苏盖提布拉克山谷中的夏尔托卡依古城，见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见：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300-315页。
[9] 参见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22-31页。
[1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78页注[525]。
[1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96上，3878、3876页。
[12]《汉书》卷96下，3910页。
[13]《汉书》卷96上，3879页。
[14]《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47，1576页。
[15]《汉书》卷96下，3912页。
[16]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卷1，48页。
[17]《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102，2265、2266页。
[18] 周连宽：《汉婼羌国考》，《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1-90页
[19]《汉书》卷96下，3921页。
[20]《汉书》卷96上，3883页。
[21]《汉书》卷96上，3876页。
[22]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见：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04-405页。
[23]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卷12，989页。
[24]《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95，2331页。
[25]《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74，909页。
[26]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等编：《新疆牧区社会》，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02页。
[27]《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辑组编：《南疆农村社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52页。
[28] 以寄田为纽带形成的生产经济圈，以及后文提及的以仰谷为纽带形成的贸易经济圈的论说，参见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号，1984年，32-65页。
[29]《汉书》卷96上，3875页。此处的婼羌仅指“去胡来王”一部，其活动的具体地域参见周连宽著：《汉婼羌国考》，《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1-90页。
[30]《汉书》卷96下，3921页。
[31] 僮仆都尉设置的初始时间不明，学界多认为在狐鹿姑单于即位（前96年）之后，乃依据《汉书》卷94上第3778页“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见林幹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144页；刘锡淦先生定为太始四年（前93年），或三年至四年间。见刘锡淦：《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64-67页。苏北海先生认为在公元前176年，即匈奴基本控制西域之初。见苏北海著：《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6-10页。屈罗木图先生进一步阐发苏北海的观点，见屈罗木图：《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及统治措施》，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7-18页。余太山先生指出先贤掸为日逐王之前，匈奴也许在焉耆等三国设有类似的机构。见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66页注[40]。
[32]《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83，1852页。
[33]《汉书》卷96上，第3876页。
[34] A·ヘルマン著，松田寿男訳：《楼蘭：流砂に埋もれた王都》，東京：平凡社，1963年，217-220页。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号，1984年，38-39页。
[35] [英]贝罗著，王广智译：《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油印本，169页。参见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1940, pp.131-132.
[36]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310-311页。
[37] F.W. Thomas, “Some Notes on the Kharoṣ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cta Orientalia, Vol.ⅩⅢ, 1935, pp.45.
[38]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104.
[39] 山本光朗：《パルヴァタ考》，《東洋史研究》，第46卷第4号，1988年，27-61页。
[40] 山本光朗：《“寄田仰榖”考》，《史林》，第67卷第6号，1984年，64-65页。
[41]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8-119页。此处标点与原引文有所不同。原文“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断句有误。按《汉书》多处记载显示康居有“贵人”（卷70，3009、3012页；卷96上，3892页），亦有遣使贵人的情况（卷94下，3802页），则引文中“使者”、“副”、“贵人”分别为官职和特定阶层的名称，“姑墨”、“沙囷即”、“为匿”是人名。
[4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123，3174页。
[43]《汉书》卷96上，3893页。
[44] 参见贾丛江：《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17-25页。
[45]《史记》卷123，第3170页。
[46]《汉书》卷96上，第3886页。
[47] 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71-73页。
[48] 关于西汉政府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区“屯田积谷”的问题，待另撰文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