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在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等各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开拓了俄国汉学的很多领域。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让俄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才是他整个汉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此其中主要几个方面。

一 中国人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比丘林反对流行于当时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坚持中国本土文明说。他说：“中国，和印度、阿拉伯一样，有着自己的神话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有些内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起源，即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游牧生活，然后再过渡到定居生活的状况。”[1] 不过比丘林认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传说并没有揭示它的起源。”[2]他认为中国人的开端接近于圣经中的大洪水年代，其祖先自古以来分散居住在自北京到扬子江一带、流淌在平原上的河岸上，他描写了黄河流域的氏族社会：

“公元前29世纪的时候，在向东流入大海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共同语言的氏族家庭。他们逐渐形成在首领领导下的小型社会；联合的小型社会推选出最有智慧的人做领导，这就是混合着分封制的封建政体。这就是关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著名传说，而历史事件本身证实了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上述事件完成于孔子所认为的中国第一代帝王伏羲、神农和黄帝时期。伏羲教给人们打猎捕鱼，喂养牲畜；确立婚姻关系，发明文字，确定官吏。神农教给人们种田，开展易货贸易，开始治疗疾病。这两位帝王都曾在郑州府内有过都城。黄帝做出过非常重要的发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第一个将土地分成小块，称为井田。每块井田包括900亩耕田，分为9个部分。其中8份分给8户家庭，然后他们义务耕种第9份属于政府的土地。使用这种丈量方法可以根据每户的人丁数清楚地推算出，中国当时拥有10000块井田。帝国的疆界东到大海，西至青海，南达扬子江，北接今长城一带的山脉。黄帝之后少昊、颛顼、帝喾相继继位；然而，这几位帝王的统治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3]

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入华传教士基于自身信仰和传教的目的，认为圣经旧约中的“示拿平原”是人类的最初居住地，经过耶和华的巴比伦塔语言变乱之后，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分散到世界各地。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在内。此后，欧洲学术史上关于中国人及其文明来自埃及或巴比伦的论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基尔谢（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法国的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和拉库帕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等人。基尔谢认为中国文字出自于埃及象形文字，而且，“根据他的看法，诺亚的次子含带领家族从埃及迁移到波斯，后来定居于印度，古埃及文明就是从那里传到了中国。”[4] 德经是持中国文明源于埃及之说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他于1758年11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5]。拉库帕里更是从天文历法、科技发明、政治制度、历史传说和语言文字等方面认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从巴比伦文明。[6]

比丘林在自己著作中不但批评了欧洲流行的中国史著作在史料来源方面的错误[7]，而且以自己基于中文史籍的著述向俄国民众讲述了一个悠久的东方民族和它的历史，从而驳斥了他们关于中国人及其文明外来说之荒谬。他不但肯定了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情况。

比丘林把中国的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文字的发明到毛笔和纸张的出现，即从远古到公元前二世纪；第二阶段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宋初胶版印刷的出现；第三阶段从宋初一直持续到他所经历的“当今”清代中后期。在第一历史阶段中，有巢氏教人们建造窝棚；燧人氏利用摩擦发明了火的使用；仓颉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用符号传达给别人的手段。而尧和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立法者。

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比丘林认为儒教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他把中国人的祭祀礼仪和祭祀行为称做“文人宗教”，即儒教。他认为儒教与中华民族几乎是同时产生和发展的，祭拜上帝，祭拜世上的神灵，和祭拜先祖一样都属于中国民间宗教的基础，而后来又增加了对道德高尚者的祭拜。

关于中国人的哲学，比丘林认为《易经》里很早就有了哲学的萌芽，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伏羲帝早已用八卦图来表达关于神和自然的思想，八卦图的每一条线都包含有完整的思想；后来，炎帝对八卦系统里的卦做了修改；再后来，文王则为八卦撰写了新的原理，做了新的阐释，他的儿子周公也同样对此做过新的解释；最后，孔子又增添了自己的解说。易经既然是中国哲学的最初源头，它就理所当然地标志着中国文化因素之一的哲学的产生。因此比丘林写道：“中国的哲学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这种宗教的内在成分以纯哲学之原初为基础，并且，这种哲学通过学校的教育渗透到民众的各个阶层，就像水渗透到海绵中一样。反过来说，这种古老哲学的大部分又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之原初，而这种宗教产生于中国人的国民启蒙教育。”

此外比丘林还在《中国民情与风尚》里讲到了中国的历法，介绍了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内容，翻译了《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向俄国读者介绍了代表中国天文历法知识的农历。

无论是人种的起源，文字的发明，还是哲学、儒学以及历法的产生，比丘林的翻译文字和著作内容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他的个人观点：中国人起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大地，他们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从而反驳了一直流行于欧洲学界的各种中国文明西来说。

二 中国的宗教

在《中华帝国详志》里，比丘林说中国主要有三种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除此之外，从政治形式上看还有萨满教和喇嘛教。1844年完成的《儒教概述》中说，当今中国存在六种宗教，即儒教、佛教、道教、黄教、萨满教、回回教等。但是在他认为只有儒教才是“国教”，才是“政府的宗教”，才是“全中国人的宗教”，因为“所有担任国家职务的官员都必须遵守已确定为国家法律的儒教之规章制度”，而且“它的纲常伦理也是自古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遵守的，哪怕道士与和尚”。

比丘林清楚地看到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他说，儒教的道德说教以自然法则为基础，而儒教的规则组成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它们使孩子无条件地做到：父母在世时服从他们，父母过世后热爱他们；由此产生一种说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像在家里尊重父母一样尊重国君。所以说，儒教既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上层建筑，也是统治者教化民众的文化工具。

就儒教的起源来说，比丘林认为“它们产生于人类大自然本身”。但是对于“儒教”中的“教”字，比丘林并没有与西方基督教做概念和实质上的比较，只是指出：“中国人认为‘宗教’一词的意义就是教义本身，也就是在敬神和道德方面的某种思想形式”，而且，“它是一种学说，一种流派，是一种宗教学说在仪式与教理精神方面的阐述。” 因此在《儒教概述》一书中，比丘林叙述的并不是作为学说的“儒学”，而是作为中国“国教”的“儒教”的一部分——程式化的宗教行为，即祭祀。书中内容包括其敬拜对象、祭服、祭祀器具与用品、祭坛、祭坛之平面图、祭坛中的牌位、祭祀仪式的准备工作、祭祀仪式的程序、首都的祭日、各省的祭日等内容。

比丘林对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先师庙、关帝庙、文昌庙等数十种殿堂庙宇各自的功能和内部的众多牌位的设置等方面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与《大清会典》所载基本相同。除此之外，比丘林还介绍了普通民众的祭祀活动：“儒教规定普通民众对祖先，尤其是故去的父母也要因感激而进行宗教祭拜；中国人都有家族墓地，必要的时候在那里进行祭拜故去先人的活动；在中国人的家里，他们在其他民族侍奉上帝的位置摆放写有故去先人的牌位以供奉。“

有了以上一番考察后，比丘林神父颇具感触地说：儒教解决了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关于中国的两个问题：为什么那里甚至是在年轻人当中都很少有不结婚的人；为什么中国人不在异域结婚并永久定居。

在《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一书的前言里，比丘林还论述了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关系：这一叫做“儒教”的宗教，它是国家的宗教，民间的宗教。这一宗教的内在成分是以纯哲学之原初为基础，并且，这种哲学通过学校的教育渗透到民众的各个阶层，就象水渗透到海绵中一样。反过来说，这种古老哲学的大部分又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之原初，而这种宗教产生于中国人的国民启蒙教育。

作为“学说”和“流派”的儒学，比丘林指出了它的哲学内涵，以及与哲学的关系。他说：“儒家学说与哲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它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生来就有一颗未被破坏的心灵。人的心灵本来就铭刻着自然法则，人的行为也应该与它协调一致。这个法则就是中庸、正直、仁爱、公正。但是，教养、体格和个人愿望都会将人引入歧途。如果接近邪恶，那么他的心灵就会变得阴暗。但是有时候就存在一些在心灵和体格方面不同于常人的人，他们就不会偏离自然法则。由于内在的意识，他们严格恪守中庸之道，正直施令，仁爱筹划，公正行事。这些人就是圣人，他们保持了与生俱来的纯洁心灵，与天融为一体；他们就是天，就是自然的法则。”

除了儒教，比丘林对中国的其他宗教也做了简要评述。对于同样作为学说的儒、道，比丘林对它们的异同做了区分。他说：“就道德说教方面讲，孔子和老子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对于人来说，‘道’就是自然的法则，印刻在人的本性里，换句话说，印刻在人的美德里的，他的心灵指导着行为，但是要保持与生俱来的纯洁并使其完善，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孔子教导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履行社会赋予他的责任。通过履行这种责任并遵循自然法则来达到道德的完美。李聃则相反，他认为在尘世中人很难保持与生俱来的道德不被邪恶损坏，所以，为了道德的完善，就要摒弃社会上遵守的那些礼仪和习俗，过隐居生活。这一点正是他在道德方面的哲学观，而不是宗教。”

对于作为宗教的道教，比丘林看到了它与道家学说的关系。他写道：“他的追随者们后来渐渐地背离了他的思维方式，创立了其他新的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保持心灵纯洁或者实现道德完美的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不会自然死亡，而是随着肉体变成精神物质移居到无人的山上，在那里那些野生的物质会在他面前呈现出绝妙的形态。在那里他就和神仙一起享受死人用语言不能解释的美好。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可以洞察到左右自然的隐秘力量，拥有与精神世界和道德作用的神秘信心而影响物质世界的变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编造了练金术和魔法，他们以这种方式笼络了一个自己的阶层。他们通过这样的手段闻名于宫廷上下，以至于许多达官贵人都希望用他们的法术使自己长生不老，他们也因此赢得了尊重。”

在比丘林看来，虽然道教和儒教供奉的神祗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道教“更多的是一种多形式的占卜科学”。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比丘林认为不是汉明帝时期的公元64年，而是明帝以前，因为孔子早已明确提到过释迦牟尼。但是无论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中国关于这一点的史料都说明了以下三点：作印度的邻居，中国很早就和它产生了联系；据说佛教从它产生的初期就传到了中国；佛教是在明帝之前很久的时候传到中国的。

比丘林对佛教的认识有以下两点：一、释迦牟尼的学说包含四点内容：阐明印度神学、创造世界之宗旨、人类使命之宗旨、为实现这一宗旨之方法。二、虽然释迦牟尼没有明确提出什么规则，不过基本上佛教的戒律有五个方面：不杀生、不偷盗、禁欲、不饮酒、不撒谎。

对于儒道释之间的差异，比丘林说：“上述三种宗教在中国被认为是民族的，因此统称为‘三教’，但是其中只有儒教是纯政治的，有‘正教’之称，其他两种被称作‘邪教’，即错误的学说。三教的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圣人、神仙、佛彼此之间在外在形式上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异。显而易见的是，圣人和神仙的形象是中国人根据佛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是后两者被认为是错误的，即对于人类来说它们不是固有的，而是为社会生活所创造的，因为它们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而这一阶层，要求完全摆脱自然和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除了“国家法律所允许的”儒道释三教，比丘林说，在中国“新兴宗教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通常的情况下，在中国秘密政治组织往往在一种新兴宗教的名义下开始其推翻王朝的政治活动”，而“外国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但是禁止在中国人中间传教。”

比丘林的著作里关于中国宗教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无论是他对儒道释三教的精神的理解，还是对它们在中国的基本状况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来看非常难得。

三 中国古代教育状况

如前所述，比丘林把中国古代教育史分为三个阶段。

在划分中国教育史时期时，比丘林首先总结了整个中国教育史上过于重视道德说教的特点。对此，他的批评多于肯定。批评的多是针对古代，肯定的多在“当代”——他所经历的清代。

比丘林在他划分的第一阶段中，主要介绍了尧舜时期至春秋时期的教育状况，包括广义的社会文明水平和学校教育：

黄帝时代：除了完善前代的各项发明外，许多东西都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程度的教育。黄帝继位之前已经有了秤和度量衡；有了皇帝的服装和王冠；有了武器，建造了房屋、大型车马和船只；还编撰了第一部医学用书《内经》等。[8]

尧帝时代：制定了刑法，并更加注重教育，当时还编撰了记录宫廷事件的《书经》等。尧舜时代就有了学校，分小学和大学，孩子在8岁入校后首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礼节，然后再学习宗教礼仪、音乐、典籍、算术等。15岁之后有天分的学生可以参加大学的考试，学习道德哲学。这种教育是为国家机关服务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校里教授的主要内容是宗教、军事艺术、道德哲学和文献。[9]

周代：周代的教育迅速扩大了范围。这一时期周文王建造了天文台，阐释《易经》；他的儿子周公开始编写《周礼》、《尔雅》；当时诗歌兴盛，出现了《诗经》。但是，当公元前770年周王朝都城东迁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政局混乱的情况，成功的教育从此停止。[10]

最后是春秋战国时期。比丘林对孔子的描述可以作为他对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评价：

“公元前6世纪末中国出现的思想家们都有不同的初创时期的哲学思想，而这位顽强的、不折不挠的孔子，尽管不是新思想的创始人，却压倒了所有的思想家。他既不是立法者，也不是什么新宗教或者哲学的奠基人，正如欧洲人所认为的。在当时教育衰败的情况下，他广收门徒，传授以前的道德哲学，或者更清楚地说，逻辑上是指统治的科学，但是这一点在《大学》里讲得很少。此外，孔子不但讲授《易经》，而且还摒弃了《书经》和《诗经》中所有当时关于预言和迷信的内容，只保留下纯粹的道德说教内容，并且，他在此基础上创立政治学说，即驾驭人民的科学。但是，他在承认完美道德和灵魂不灭的同时，却没有一句话关系到精神世界和来世。可以说，孔子为自己的同胞开辟了一条真正的教育之路，同时使自己流芳百世，尽管如此，他还是破坏了世界历史。那时候书写的方式非常麻烦，所以儒士们都适当地缩减书的内容，留下古老的部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孔子也是如此，他通过缩减古典经书内容而破坏了很多关于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关于古代史的有意义的信息。”[11]

在比丘林的笔下很少有肯定和赞美孔子的言辞。他批评孔子的道德说教不仅培养了他的门徒成为“人治”的对象，而且还将这种教育理念继续了两千多年；并且，孔子的教育也使关于“精神世界和来世”的内容永远摒弃在中国人的心灵之外。比丘林关于中国古代教育的叙述，虽简洁但很完整，评议，虽简略但力透纸背。他有出世的心灵，也有入世的精神。

在第二阶段中，比丘林认为道教和佛教的发展“超过了孔子学说”，“佛教徒将全部佛教经书译成中文”；“但是国家的管理还是掌握在孔子学说的继承人手中，那么他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学说，尽管它是蒙骗君主及其身边的达官贵人的”；“中国的教育往往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道德方面，而智力教育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他们在道德培养方面做得过多，然而这样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包括在欧洲所称作的政治学；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治学在中国不仅未被引入一个系统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它们在欧洲那样的名称。政治学的实质已经变成了不加科学区分的国家管理的道德规则。”[12]尽管对儒家的统治思想多有批评，不过，比丘林还是认为“这一阶段的文艺至今都被看作是完美的，唐代则被看作是诗歌的黄金时期”。

对于他所经历的清代的教育，在《中华帝国详志》一书里考察中国古代教育时比丘林已经指出：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道德而轻视智力教育，因此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考察清代教育的同时他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特点：“对于政府职务不需要的知识，中国人便认为是无用的；因此他们对于一些在欧洲已经发展的科学丝毫未加注意。”[13] “在中国智力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国家职位培养有能力的人。”[14]他介绍了清代的教育机构和清代的科举制度、军事科考，认为“中国人比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都更具优越性，”[15]，“中国的平民在教育方面要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平民高出几个层次”。[16]

相对于欧洲传教士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9世纪之前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无论从其关注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等人的翻译和文章绝大部分都没有出版，至今仍是束之高阁的手稿，所以并没有给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带去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是代表了俄国汉学的萌芽。而这位身着教袍而心系俗世、身负重任赴华却辜负了教职的比丘林，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字，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清代社会各个方面，奠定了俄国汉学在19世纪走向繁荣的基础。所以说，比丘林在19世纪的东方学领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站在一个俄国人的学术角度，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了他所认识的中国文化，给当时的俄国读者带去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使俄国读者可以从欧洲作品以外的渠道认识中国文化。正如他所批评的：“如果我们还是盲目地重复法国人或德国人写的东西，那么，重复他们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文字将使我们永远倒退，而我们的智力将永远停留在模仿别人那些常常是奇怪而且荒谬的文字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