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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的生涯与活动

发布日期:2019-07-02 原文刊于:《欧亚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
金浩东著、李花子译、马晓林校

1206年蒙古人刚刚建国时总人口不是一百万,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征服争,建立起了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欧,在政治、经济多民族的帝国。与之相伴,他需要储备具有各种背景和能力的人才源。只要有助于帝国的治,就不分种族与宗教,不管肤色如何,均被吸纳为统治的合作者。特是在治中国以后,他起用不同种族的人其所用,些人便和金朝治下的”及南宋治下的中国南方的“南人”相区,被称作色目人”即“色目人”。

如果以在蒙古支配中国期,“蒙古人“色目人“南人”等行了民族等制,恐怕已难为所接受了。但是色目人作蒙古治者的合作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争的事学界以往于多民族、多文化背景的色目人,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西域”色目人作一个整体行研究,还对穆斯林(回族)畏兀儿、藏察、康里人等不同的宗教、民族集别进行研究,还对属于各个集的个人物行研究,可成果丰

本文所关注的怯里赤(‘Īsa Kelemechi),在某种意并不是当着的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他并不属于除了人以外占多数的畏兀儿人、藏人或者察人,而是属于叙利地方的人。在宗教上也不属于占多数的伊斯教徒或者佛教徒,而是属于少数集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虽说他不是多数集“典型”代表,但是通考察像这样的人物如何被吸收进统治核心的程,可以了解蒙古治者利用色目人治的有趣的一面。

有关怯里赤的记载,在西方料中虽说不算太多,但均有提及。在中方史料中,有《元史》列,《神道碑》和“制文”等,在伊斯史料中有《史集》。学界同仁注意到记载,但主要是从活于元代的基督教徒的角度行研究,而不是从蒙古帝国利用色目人治的方面行研究。笔者尽全力搜集有关西方史料,试图复原其活,以展蒙古帝国期一位色目官吏的活状况。

 

一、 移居方的背景和经过

 

在大元帝国皇帝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1313-1320年)即位的皇元年(1313年),程夫写了介绍爱生涯的《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以下称《神道碑》),记载移居蒙古的经过,内容如下:

 

明忠信,能自致身立,于西域、星、医,无不研。有列阿答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召侍左右。

 

上引文我可以了解到,最初来到蒙古是受到列阿答的推荐的,并且侍候由可汗(1246-1248年)。那么,文中提到的列阿答(《四记为“列阿达”)是什么人,他什么要推荐呢?

13世纪亚美尼史学家乞剌可思·扎克(1201-1272年)著有《美尼史》,记载了有关·列阿答的有趣故事。他是一个叙利人,当他看到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服争,使多基督教徒惨遭,向大汗求禁止屠戮,他最终带回了大汗禁止无道戮的敕a written order)。由于份敕,在大不里士和黑出汪(Nakhchevan)地方,基督教徒受到了待,的名字都不能出口,在不但能建立教会,挂出了十字架,敲木板,唱赞颂歌,还给鞑靼人洗礼。商人只要携盖有列阿答的印章(tamgha)的文,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活,蒙古将军们也把掠物献他。据乞剌可思记载些事情生在美尼亚历”690年,即公元1241年。1247年曾见过阿答的西蒙·圣康丁(Simon of Saint-Quentin)描述他是个“商人”和“高利”,可能是因阿答既是聂斯脱里派的高司祭,又从事商,从而与同教派的商人保持密切关系的故吧。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料中所的列阿答,就是美尼亚记录中的“西蒙·阿答”。“Rabban Ata”指的是“像父的老”,而“Simeon”是他的真名字。

如果我相信美尼亚记录的真性,那么列阿答最1241年以前到达蒙古,和他见过面并且他敕的人应该是直到1241年末在位的窝阔台。伯希和也认为阿答到达蒙古的时间是在1235-1240年,是可以接受的点。实际上,由于察、俄斯,在1235-1242年不在蒙古,所以在1241年以前列阿答由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神道碑》没有记载窝阔台,可能是漏了。如果从列阿答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一条来明他到了即位后的由,并且两人从此相结论还不好下。当然不能排除列阿答在由即位以后再次来到蒙古,但是即便他没有来到,由也可能听了以“本俗教法”即聂斯脱里的教法而被蒙古朝廷所熟知的列阿答的故事。

有关列阿答是否访问蒙古,可以通过现存于教皇的列阿答致教皇的信得到确1245年6月教皇英森四世在里昂召开大公会,决定派遣三个使节团前往方,以便了解正在西欧的基督教构成威的蒙古帝国的情况。三个使节团中的一个以方各派教士·柏朗嘉John of Plano Carpini)代表,被派往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另一个以多明我派教士阿塞林代表,于1245年5-7月前往会见驻扎于美尼的蒙古司令拜住(Baiju);最后一个以多明我教士安德·隆瑞莫(Andrew of Longjumeau)代表。最后一个使节团中的安德教士,与前述西蒙·圣康丁一起,于1245-1246年到了叙利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君主,以及扎在摩苏尔附近的蒙古有雅各比(Jacobite)派高司祭等,他们还顺访问了大不里士,与列阿答相二十天。就在此,列阿答回国的安德·隆瑞莫捎去写教皇的一封信,就是存教皇的那封信。他在信中,由于教皇拜占廷皇帝腓特烈二世下达了破令,所以在帝国域内有可能加重基督教徒的迫害。了保障信徒的安全求教皇撤回破令,并封由教的大主教、主教名写的信。有趣的是,列阿答称自己方副司教(Vicarius Orientis”,还说把自己在“Sin地”来的小册子送教皇。众所周知,“Sin”指“秦”,一般用来指中国,但是在1230年代后期,他访问中国的可能性不大,里可能指去了蒙古即”。

合以上有关西蒙·阿答的中国、西欧及美尼料,可以做以下归纳,即1229年成吉思汗成大汗的窝阔台,在率军亲征金国的同了安定由花剌子模国王的儿子扎丁再起而引的西地区的混乱局面,派遣马浑三万军队前往镇抚马浑阿姆河,于1230-1231年冬天经过木罕(Mughan)平原,到达阿塞拜疆,而与他抗的扎1231年8月在逃走途中被于是,信奉伊斯教的花剌子模力崩,在宗教上更加开放的蒙古开始治西。由于司令官马浑的妻子艾儿提哈敦(Eltina Khatun)和她的两个弟弟都是基督教徒,于西各地的基督教徒来了信教和教的有利境。而作为聂斯脱里团领袖的列阿答,正是利用伊斯力崩基督教的蒙古治者上台的机会访问了蒙古,并会窝阔台和受“敕”而来。继窝阔位的由,比起他的父亲对基督教徒更加友好。他的傅(atabeg合答黑(Qadaq),以及被嘉“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y”而与宰相无异的海(Chinqai)等,都是基督教徒。甚至美尼史学家波拉尤斯(Bar Hebraeus)认为贵由大汗本人也是基督教徒。种背景之下,已与蒙古朝廷建立密关系的列阿答,推荐从西前往蒙古。

有关移居方,在《神道碑》里没有记载详见于姚燧《牧菴集》为爱一家写的四篇“制文”里,即(A)“蒙克特穆祖考伊追封秦国康惠公制”,(B)“祖妣克氏呼尼沙秦国夫人制”,(C)“考崇福使阿克岱追封秦国忠翊公制”,(D)“秦国忠翊之弟巴克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等。最初关注料的是垣,而通过详细的研究发现问题的是儒林。后者通考察乾隆年外来名标记法的化,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A的伊薛,他的子蒙克特穆是武宗年间历任尚省左丞的忙哥帖木儿(Möngke Temür)。第二,B的克氏是《元史》的标记法,指克烈氏即Kereit部族。呼尼沙是薛夫人的本名,程夫《神道碑》里的撒剌(Sarah)是她的洗礼名——圣中先知者伯拉罕的妻子叫撒剌。第三,C和D中的阿克岱(Asightai)是薛的儿子即忙哥帖木儿的父,巴克巴是阿克岱的弟弟。

A里可以发现《神道碑》里没有的有趣事,即拖雷的夫人梭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制文中的“高后”,通阿答听到了的名声,因而派使臣想把他父进宫来,但是由于他父太大,于是派儿子出来,就是有关的父所知甚少,《神道碑》里记载爱的祖父是不阿里,父是不麻失。在里,我搞不清楚不阿里、不麻失是什么意思,《四》本“巴阿喇”、“博”,更加不可信。据推两个人名字前面的“不”(《四》本里“巴”和“博”)字,可能是从叙利亚语中表示儿子的“Bar”来的。当叙利人的名字前面都加“Bar”,就如同阿拉伯人加“Ibn”,尤太人加“ Ben”一,是很常的。

有关父子的故也是不确定的。《神道碑》里记载“公西域拂林人”,《元史》“记载“西域拂林人”,又有“拂林忠献王”的称号。而“制文”里称一家“秦国”某某公。有关“拂林(Fulin)的源众说纷纭向于在Rūm”的前面加“h”或者“f”,Hrūm”或者“Frūm”。夏德(F.Hirth)在分析了料的用例以后认为指叙利地方。“秦国”一般认为罗马帝国,但是“秦国”与“拂林”、“西域”一,都是地理范模糊的概念。如果考到列阿达的故是大不里士,安德·隆瑞莫和列阿答相二十天的地方也是大不里士,那么受其推荐的父子的故也可能是当基督教徒相集中的高加索山脉南美尼、阿塞拜疆地区。如果“拂林”、“秦国”都是广的概念,那么也可能包括些地区。

《神道碑》记载爱死于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癸卯日,享年八十二,可他生于1227年。他到方的时间期(1246-1248年),这时他的年龄约二十。《神道碑》里记载他来到蒙古朝廷侍候由左右,只是没清楚他到底干什么。参考《牧菴集》就可以发现,他侍候的象可能是和由关系紧张的梭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另外,制文A记载招来的人是“高后”即拖雷的夫人梭合帖尼,他来到朝廷以后“初供奉于”,朝指梭合帖尼的居。另外制文B记载,克烈部出身的的妻子撒剌是个基督教徒,她是梭合帖尼的侍从。而以傅父、傅母的格侍奉的“帝”可能是蒙哥可汗的女儿,些都和拖雷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去世以后蒙哥即位,帝国的大开始向拖雷家族。的才能也逐得到可,开始步入仕途,完全是理成章的事。

 

二、前半期(1260-1282年)

 

1、 “怯里

料无法了解在蒙哥代的活情况。他来到蒙古以后,首先要学蒙古,否他不可能承担任何公。据《元史》记载到达蒙古朝廷以后,“直言敢世祖在藩邸,器之。这说明住在梭合帖尼居了蒙古,并且能用蒙古表达意思,通和即位以前的忽必烈相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后,也就是来到方十多年以后,当他能地使用蒙古语时,他的活开始见诸史料。

料中可以到忽必烈即位以后,“直言敢”的几个事例。一次是在中三年(壬戍,1262年)二月八日佛日,忽必烈下达在都城大行法事,在道路的建筑物上彩,集教坊百伎,以迎法敕。此,言道:“高新附,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甚无也。有一次是在同月十五日,忽必烈准在北京郊外的留宿,上言道:“国家度方急,兵困民疲,陛下能安此乎?”正在食的忽必烈听了这话十分惊愕,将食物全部赐给爱其背言道:“非卿不斯言”,于是,促都城。

基督徒的言反浩繁的佛日活及皇帝留宿道,因而也有人会说这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但是考到当的蒙古治者宗教的开放和容,所以种看法是没有服力的。相比而言,当的政治形促使直言敢。据记载,在佛日活的五天前即二月己丑日,“李反,以、海三城献于宋,尽蒙古戍,引麾下益都。”第二天,又生南宋攻新蔡之事。1261年在内蒙古的昔木土儿,与阿里不哥的军队发斗,但未决胜负,北的形仍十分紧张另外,在南与南宋军队保持峙状,山的代表性人世侯李在中国北部中心地带发动叛乱。之,针对时紧迫的形起皇帝的注意,才决定直言上

那么,是以什么身份上的呢?如前述,和拖雷家族有特殊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不是皇帝的扈从,是不可能的。从料看,最初担任官是在中四年(1263年),被任命西域星、医二司事,那么在1262年二月,他可能没有担任任何官。如果是这样,无官者怎么能向皇帝上呢?在普通的中国王朝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行怯薛制度的大元帝国是可能的。种制度最初是在成吉思汗护卫君主而的,由一万名宿、侍卫军团组成,到了忽必烈期,分掌服御、弓矢、食、文史、车马庐帐、医、卜祝等事不管是入官是退官,即不管有无官,作怯薛与君主保持私人关系,即便没有官也能“根据才能任使”。无官者扈从皇帝并上言,明他可能就是“怯薛”的成

如果他是怯薛,那么他掌什么呢?参考《元史》“兵志”可以了解到,在各种掌的怯薛人(怯薛歹,keshigtei)的职衔后面都有“赤”字,在蒙古表示行者的接尾nomen actoris)“-chi”。如果属于怯薛,理应带“chi”的职衔一点我需要注意拉施特的《史集》称“怯里”(Kelemechi)。单词是在蒙古中表示说话”的动词“kele-”的后面加上接尾“-me/ma”和“-chi”构成的,”,当料写做“怯里”、“怯怜”、“乞里”等,意思是“通事”或者“”。另据《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和十二年(1275年),“”或者“也薛”,“做怯里”,至元二十三年条两次出“怯怜”。

从前述“兵志”有关怯薛的掌来看,与怯里赤相似的掌有写圣旨的“扎里赤jarligchi),以及“天子主管文史”的“必bichēchi),但是却没有怯里赤,所以怯里赤是否属于怯薛是个疑记载河西人星吉的“曾祖吉,祖搠思吉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宗、世祖怯里”。另据记载,成吉思汗任命唐兀人暗伯的祖父僧吉陀秃鲁哈(turqaq),必赤(bichēchi),兼怯里赤(kelemechi)”,这说明怯里赤属于怯薛。如果,必赤和扎里赤是翻皇帝命令的“笔”,那么怯里“口”。只是由于“兵志”纂者疏忽而漏掉了怯里赤。在元代具有怯里掌的人,在中央和地方广泛分布,“百官志”涉及的人来看,350人。,需要区分作的怯里赤和属于怯薛的怯里赤。

在《秘书监志》里可以看到以怯薛的身份“当”的事例。如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条记载“月赤徹儿、秃秃哈、速古儿赤白、怯怜薛等,在得仁府斡耳职时”。里的“也可怯薛”可以写作“yeke keshig”,指四怯薛当中的第一怯薛。“月赤徹儿”(Yöchichar)指成吉思汗期指第一怯薛的博忽(Boroghul)的后代。“当”被称作“番直”或者“当直”,指四怯薛各以四天班侍候和宿皇帝。据《元史》“兵志”记载,第一怯薛分在申、酉、戍日当直。

根据以上的述,可以了解之所以以“怯里”的名广人知,是因他作一个西人,从事母和蒙古的翻。在1262年他然无官却扈从忽必烈和敢于“直”,是因他属于怯薛的怯里赤。作为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徒,他肯定熟知叙利亚语,与此同,他和其他西出身的人一,可能熟地掌握了元代在中国广泛使用的阿拉伯和波斯,就如同母。之所以称他“回回”,不是因他是穆斯林,而是因他作一个西出身的人,和其他多数人一,能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和波斯。在元代所“回回”首先指称穆斯林,但是“回回”的范是相当广的,阿速(As人被称作绿晴回回”,吉普人被称作里回回”,犹太人被称作忽回回”等。可“回回”不指信奉伊斯教的人,而是泛指整个西地区的人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的早期经历。作第一怯薛的“怯里”,他得品官位是在中四年(1263年)。据《元史》“记载一年令他“掌西域星、医二司事”,是因“工星、医”,即西的医学和天文学的造诣颇深。其后,到了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改回回薛所立京院,名广惠司”,表明”里所“星、医二司”中的医司,其正式名称“京”。也就是个部1263年由建立,十年后改“广惠司”,仍是负责人。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广惠司“掌御用回回物及和,以疗诸宿士及在京孤寒者”,官提学的品秩,“延祐六年升正三品,七年仍正五品,至治二年复正三品”,表明最初的品秩是正五品。

那么”里“西域星、医二司”中,理星的衙是什么呢?据《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台”记载“世祖在潜邸,有旨征回回星学者,札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即忽必烈曾要求推荐懂得“星学”的穆斯林(回回),札剌丁等以其技入朝,但是最初没有官署,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秋七月置了掌管象衍”的“(回回)司天台”。里,我不能只看到1271年以前“未有官署”的记录,而忽1263年置掌管西域星官衙的”的记录。正如京院改名广惠司一,回回司天台在改名之前也应该有相的衙。据记载“国初西域人能象,故司天”,记录说明有种可能性。

剌丁(Jamāl ad-Dīn)在忽必烈潜邸,即在蒙哥期或者更早的期来到了蒙古朝廷。至元四年(1267年),他制作的“万年”由忽必烈行。万年是根据通用于伊斯的太阴制作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由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得到行,所以万年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但是上面所标记的伊斯主要期,于居住在各地的穆斯林来仍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札剌丁在制作万年的同一年,制作了“西域”七件。就星而言,札剌丁的专门肯定胜过爱,所以一直由掌管的“西域星”被止,至元八年成立了“回回司天台”,首任提点正是札剌丁。剌丁在担任司天台提点的同,在至元十年六月担任秘书监几乎在同一期(至元十年六月十八日),皇帝下达了“回回、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的圣旨。书监成立于至元九年十一月,它是“掌籍并阴阳禁”的衙

那么,从前管理“西域星”的,不再从事业务?下面一段史料明并非如此,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蒙古奏事”记载如下:

 

书监、司天台里有的星象的每根底,在先扎(剌)丁、薛他每相管着来。前者“扎剌丁、薛两个根底,秘书监汉星象的每根底,休教管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将秘书监、司天台,集院里撒里蛮、阿鲁浑撒里那的每根底,收管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此。

 

了了解上面的奏文和圣旨出的背景,有必要搞清楚以下事1273年六月由秘书监监督的儿、回回两个司天台,在第二年十月合并一个部,但是仍有“回回、儿阴阳公事,各令”的圣旨。尽管如此,如上引文,道圣旨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札剌丁和仍然期管理司天台的业务里所“在先”不清楚是从什么候开始的,不在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出使伊朗,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初回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六月十四日出任秘书监官,那么所“在先”,不可能指他担任秘书监负责人的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到上引奏文出的十一月初么短的时间,可能指从回回、儿两个司天台合并一个台并属秘书监1273年,到他出使伊朗的1283年之

如上,在广惠司和秘书监发挥他在医和星方面的专长,除此以外,他怯薛的成班入直”,担当“怯里”的职责。在御前,他不担当“属于怯薛的怯里”的通担当”即向有关部奉圣旨”的任。《元典章》里有方面的例子,记载如下:

 

【行运斡脱事】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省咨:撒里蛮、薛两个,省里奉圣旨:“斡脱每底勾当,您的言是上,么道,交了行来。如今,思呵,斡脱每的言,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着,未曾拘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者。此。

 

上引文和《元典章》里的其他记录属于蒙文直体,文体得粗糙和不。意思是去曾下达斡脱商人特的圣旨,由于忽必烈采省的建而被止了,但是考到斡脱商人愿,所以重新恢复道圣旨的效力。作皇帝推翻自己先前的决定,似乎并不多,但是之所以么做,是有理由的。

道圣旨下达的一年前,即至元十九年三月,生了掌管帝国财务和政拥权自重的阿合的事件。众所周知,了解决与南宋作战时增加的政需求,阿合采取了滥发、加计监查及增税等法,从而引起普通百姓甚至人、蒙古阶层的不斡脱商人利用与阶层的合作关系,在运营资享受免除商税的特,然而阿合掌握中省(后来合并到尚省)大以后止了这项如上引文,在阿合及他的擅断遭到猛烈批判的至元二十年初,斡脱商人们请求恢复被止的特,于是得到了忽必烈的可。

有一个问题什么写有忽必烈如上决定的圣旨,要由撒里蛮(Sarman)和”到中省呢?其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元代特有的“御前奏制度”,此李治安已做了详细的研究,即蒙古的皇帝保持着移式的游牧生活俗,他大多随季在大都和上都之来回移,所以不可能行在固定的所和固定的时间由皇帝和臣下共商国策的中国式的“常朝”,于是生了不皇帝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可以上奏的御前奏制度。在合,既有上奏大臣,也有负责近侍的怯薛人负责记录事中,以及礼的殿中侍御史等陪奏人讨论果,既有人官吏制作的“制诰诏”,也有将皇帝的命令以口或者文形式有关衙署的“圣旨”。而达圣旨的任是由怯薛的官担当的。

第二是言疏通的问题。当“色目人”中的多数人不懂得汉语,比如秘书监的札剌丁西域人,尚不通言,再置通事一人”。另外,斡脱商人中的大部分人是西或者中的穆斯林,他有可能是用波斯、阿拉伯或者畏兀儿畏兀儿语写的,能够读些文字并且准确达意思的,不是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懂得言的撒里蛮和等人。撒里蛮是畏兀儿人,他除了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以外,兼任会同、集院事”,他向忽必烈献用畏兀儿纂的《祖宗实录》。忽必烈正是在听到他告以后,才下达了推翻自己从前决定的圣旨,而撒里蛮和负责道圣旨省。通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到,在多民族体制下的蒙古帝国,熟掌握多国言的人,在佐皇帝的同,独占在特定告和命令的途径,从而化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1276年南宋亡以后生的“伯颜谗诉事件”,接地反映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据记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平江南。奸臣以之,薛叩头谏,得解”。详细的内容“伯颜传”里,即伯平南宋来,皇帝命百官到郊外迎接,阿合先于百官迎于半道,伯将自己着的玉条解他,并且“宋宝玉固多,吾无所取,勿以此薄也。”阿合马认为这是在轻视自己,所以十分慨,他向皇帝,伯在平定南宋取走了玉桃。忽必烈下令调查此事,后来因没有嫌疑而被放,官复原阿合马还说,伯颜杀了丁家洲的降卒。

阿合告可能出于南宋立下功而受到皇帝信的伯的警戒和嫉妒,我不清楚和伯是什么关系,何替伯颜辩护。考到阿合横与权势的行肯定是冒风险的。此,屠寄指出,至元十二年五月受皇帝之命到前线给颜传达圣旨的”就是薛。如果是这样,那明二人在告事件之前就已。伯曾跟随旭烈兀西征,在西十年,1265年回来后成忽必烈的重臣,这说明他和都具有在西经历。不管二人是否具有密的关系,作御前会的陪奏人,参与到决定国家政治、事、经济等重要事的上奏、拟议、决策的程中,如果不是以怯薛的特殊身份,于身处权峰的阿合马发出超越“怯里”本言是不可能的。

 

2、“屠”禁令的始末

 

1280年初生了牵连进去的一起事件,就是布有关禁止帝国的穆斯林根据伊斯律法用断喉法来屠羊,以及禁止速即割礼的敕令。是从根本上否定穆斯林正的措施,在当是个很大的丑。有关一禁令在《元史》里简单提及,而在《元典章》和《史集》里有详细记载。拉契内夫斯基和得芝两位学者行了研究。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到在忽必烈治下活的西出身的穆斯林心中,是怎的形象。首先看一下两份史料中所记载的内容。

 

A.《史集》:

在桑哥做宰相的候,有一群穆斯林商人,从豁里(Qōrī)、巴儿忽(Barqū)和吉吉斯来到御前,献白足嘴的隼和白色的。可汗们实施恩,并且从自己的桌上食物吃,但是他没有接受。他什么不吃?”,回答道:“些食物是被染(murdār)的。”可汗十分生气,下令道:“木速蛮和尊奉圣的人,今后不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按蒙古人的俗,剖开胸膛,凡是(以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方式把他死,并将其妻子、儿子、房屋和财产给与告密者。·迭屑·怯里赤(Îsa Tarsā Kelemechī)、伊·阿里(Ibn Maālī)、拜答黑(Baydāq——当代的党、流寇和败类们,根据一命令使(可汗)下达“凡在家里宰羊者,都要被以野死”的敕令。他以此借口,迫使人交出很多财产,同教唆穆斯林奴婢“只要告主人(khwāja)都能得自由。”他们为得自由,诽谤主人和陷害主人。由于怯里赤和咒的其部下,穆斯林在四年里不能的孩子行割礼。毛拉不花剌人不儿罕丁(Maulānā Burhān ad-Dīn Bukhārī)是神圣的“伊斯”(Shaykh al-Islām)洒黑甫丁·巴哈——愿安拉的慈悲在他那里!——的弟子,他在汗八里教,也被告而被流放到蛮地,在那里死去。几乎大部分穆斯林都离开了地(Khitāy)。其后那里的大部分穆斯林大人,包括哈丁·都即(Bah ad-Dīn Qunduzī)、沙迪左丞(Shādī Zōchāng)、乞儿吉思人乌马儿(Ūmar Qīrqīzī)、可失合儿篾力昔剌丁(Nāsir ad-Dīn Malik Kāshgharī)、信度左丞(Hindū Zōchāng)及其他重要人士,向宰相双哥送礼物并向(可汗)上奏道:“所有的穆斯林商人都离开了里,在穆斯林地方没有商人来,商税(tamghā)减少而珍品(tansūq不来。是因七年宰羊。(从此以后)如果允宰羊,那么商人就会来(商),商税也能收上来。”(于是)下达了可的敕令。

 

B.《元典章》:

【禁回回抹羊做速】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280年1月27日)(下达的敕令):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諸国,各依俗。这许色民内,唯有回回每,“俺不吃蒙古之食”上,“助,俺收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羊呵,有罪者!”么道,行条理来,圣旨行至哈罕皇帝时节。自后从由皇帝以来,俺生的不及祖宗,慢了上,不花剌地面里,荅剌必八八剌达Tārābī Parīdārī)、沙一呵的(Shaykh Qādī)的每起歹心上,自被戮,更多累害了人来。自后,必甫丁(Bichēchi Sayf ad-Dīn)、阴阳人忽撒木丁(Husam ad-Dīn)、麦木丁(Majd ad-Dīn也起歹心上,被旭烈大王了,交众回回每吃本朝之食,更出木速合文字与将来。去那时节合省呵,是来。不曾省上,有八儿瓦Parvāna,又歹思来,被阿不合(Abaqa)大王了。那时节也不省得,如今直北从八里灰(Barghu田地里,将海青来底回回每,人宰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贫穷百姓每来底上。从今以后,木速蛮回回每、木忽回回每,不是何人来的肉,交吃者!休抹羊者!休做速者!若一日合礼拜五遍的麻思上,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思麻思呵,他每者,圣旨,若抹羊胡速急呵,或将属及将奴仆每却做速呵,若奴仆首告呵,从本使取出良,家缘财物,不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体例断与。此。

 

首先可以确认这两份史料在很多内容上是一致的。比如忽必烈看到穆斯林不吃没有按照伊斯兰惯例屠的羊而怒,于是敕令禁止穆斯林和尤太人屠羊;如果生了犯法的行,奴婢告了主人,那么就可以取得良人的地位,把没收的财产转赠给奴婢;以及禁止割礼等。当然也有差,比如B里没有提到怯里赤等基督教徒。此,拉施特指出,如果他的作用只是限于取禁令,那么他的名字不一定出在禁令中。拉施特认为这个事件生在桑哥期,是明错误桑哥1284年被任命宣政院使,他掌握中省是在1287年,而个事件生在桑哥政以前的阿合马时期。如拉契内夫斯基所,拉施特有关一事件的记录,可能是根据滞留在中国的穆斯林商人的传闻的。

得关注的是A和B看待一事件的角度不同。A是从宗教的角度,B是从国家力的角度。A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立,或者由于基督教徒的阴而使事件放大并行了禁令。如拉施特在一事件后指出,基督教徒歪曲古兰经中的“多神教徒(mushrīk)全部死!”的句,将此状告忽必烈,从而使得穆斯林袖被刑,其他多人陷入危的境地。B则认为,有关禁止屠羊的行的敕令在成吉思汗期已经颁布,在窝阔继续执行,然在期有所懈怠,但是到了忽必烈期重新布敕令,是遵行前代的方而已。

问题在于个敕令布之前等基督教徒的官吏做了什么。与一起被提及的有伊·阿里(Ibn Maālī)、拜答黑(Baydāq)等,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线索,所以搞不清楚他于怎地位的人。怯薛的成,在皇帝扎的御前会上奏或者承奉圣旨,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掌管医和星等事。在从事职务时,他是否有宗教偏不得而知,不在至元二十年他曾要求恢复斡脱商人的特——如果拉施特的记载可信的,而个上奏是在连续七年行屠羊的禁令之。另外,在一事件的直属上司是穆斯林的札剌丁,有受到忽必烈绝对信任具有超强权力的阿合,也是出身中法那卡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说爱出于宗教的偏,故意向皇帝歪曲了伊斯教,从而使皇帝出禁令,似乎是以成立的。

尽管如此,不看出拉施特的记录对爱及基督教徒有反感,如何解呢?也有人会是因一事件的经过讲给他的穆斯林商人,即在东亚地区商的穆斯林们对爱怀有坏印象,些毫无保留地出在了他的记录中。但是笔者此持否定度。当的忽必烈重用帝八思巴等,向于藏佛教,但是并没有采取庇特定宗教,以及禁止或者抑制其他宗教的政策。与此同,也没有出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高员们,由于宗教的差异生矛盾,甚至生不同宗教集械斗的事件。

笔者认为《史集》里出基督教徒意的描写,并不是反映元代中国的状况,而是反映他生活的代西地区反基督教情高昂的一面。1295年合汗即位以后伊斯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加重迫害。在巴格达和大不里士等地方居住的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成辱和嘲弄的象,教会成被破坏的象。其后到了完者都汗(1304-1316年)期情况更加糟糕。基督教徒的迫害,笔者已有述,在此无须赘言。两位汗期担任宰相的拉施特,在其记录中所表的很的反基督教情,正是代背景使然。

 

3.后半期(1283-1308年)

 

A)出使西方

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担任职务十年以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夏四月,作使行的一被派往旭烈兀的封地伊利汗国。他成功地完成了使行任,回来后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成书监和崇福司的官。从个意,出使西方是个人经历中的重要折点。另外,在滞留伊朗期,他使臣被派往罗马教皇,所以他的出使又是蒙古帝国西方交流的重要事件。首先看一下“神道碑”中有关此行的记载内容。

 

    癸未夏四月,可使西北王所者,以公数使域,介丞相孛罗以行。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始达京。以阿鲁浑王所宝装、束带进见,令往复状。上大悦,廷臣曰: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耶?

 

里,孛罗“Bolod”或者“Bolad”,宝儿赤”(ba'urchi,厨)的人所知。1271年他掌管司司,1273年主导设置秘书监1277年离开司司成掌管帝国军务的枢密院副使。在伊斯史料中被称作“孛阿哈”(Bolad Aqa)或者“孛丞相”(Bolad Chingsang)。

有趣的是,在个使行中有的儿子阿克岱。儒林在分析姚燧写的制文C以后指出,阿克岱实际上指阿速歹(Asutai),像是在宗蒙哥攻打阿Alan)或者阿速(As)族的根据地蔑怯思(Meges)城起的名字,估是因为爱的儿子出生在阿速族迁往方以后居住的太和岭以北的故。

据《元史》记载个使行有一个人是阿速族阿儿思Arslan)的儿子忽儿都答。他被任命,忽必烈命令他跟随不Bolad Noyan)前往哈儿某地方,后来因病死在那里。伯希和没有明确指出哈儿某到底指哪里,不认为忽儿都答应读“Hurtuqa”,并指出是比孛一行晚一年到达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Ordu Qiya)。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什么比使行晚一年到达呢?作一个小小的管道能达承汗位的大汗的敕书吗?笔者认为忽儿都答不是乌尔都奇Ordu Qiya),而是作护卫同行的另外一个人。

1283年夏四月孛一行出了,他们经过一年半,于1284-1285年冬天到达阿鲁浑Arghun Khan,1284-1291年)的冬——阿儿Arran)平原的撒莱·速里牙(Saray Mansuriyya)。在阿鲁浑的父阿八哈(Abaqa,1265-1282年)去世以后,阿八哈的弟弟帖古迭儿Tegüder1282-1284年,又称阿合马位,但是不久他被侄子阿鲁浑推翻,于1284年8月10日被死,阿鲁浑在第二天便行了即位式。一行在件事情生后不到半年就到达了。从这时起又了一年,即1286年2月23日,忽必烈派遣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到达,并达了任命阿鲁浑汗的敕。同年4月7日,阿鲁浑举行了第二次即位式。

T.A.奥森认为,从帖古迭儿死到乌尔都奇到达止,时间17个月,在么短的时间里,忽必烈得知阿鲁浑的消息并派遣使臣,这难促。另外,忽必烈在下达封阿鲁浑为汗的敕令的同下达了任命其支持者不花(Buqa)“丞相”(chingsang)的叙任状,这说明忽必烈事先了解了阿鲁浑帖古迭儿的企,所以事先承了他的政如果奥森的个推成立的,那么是大汗参与伊利汗国的问题并行使影响力的十分有趣的事件。在大汗西地区以行使力的情况下,种措施无疑是个大的冒

那么孛丞相和一行何被派往伊利汗国?能解答问题的史料是找不到的。尽管像孛丞相这样处于高位的官被派往那里,但是直到他返回——最他不得不放弃返回,我都无法搞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这难免令人生疑。如果考到孛一行是在阿八哈汗去世(1284年4月1日)和帖古迭儿即位大一年以后出的,那么有可能是达吊阿八哈汗去世及承认帖古迭儿即位的敕而去的。当他到达那里帖古迭儿受到惩处,所以无法行使原来的使命,或者没有了个必要。于是像《史集》这样的官方史料,于他的使行目的保持沉默。如果一推成立的,那么当阿鲁浑即位的消息,忽必烈急忙派遣了新的使臣。如奥森所,用17个月来往于大汗和伊利汗廷之,的确促,但是如果考以上的事是可能的。

在使行到达伊利汗国不久,阿鲁浑汗派遣出使罗马教皇1285年阿鲁浑给四世写了一封信,封信的原本不在,拉丁文的保存在罗马教皇里。在封信里提到五位使臣的名字,包括Ase terciman、Bogagoc Mengilic、Tomas Banchrinus、Ugeto terciman等。其中,“Ase”是“Isa”的写,Terciman”是阿拉伯中的“通”即“tarjumān”的写,所以“Ase terciman”对应的是“Isa kelemechi”。另外,“Bogagoc”和“Mengilic”,以复原原来的音,估是两个蒙古人。“Tomas Banchrinus”即“Thomas Anfossi”,是属于亚银行家的人,“Ugeto”是意大利的通五名使臣中,位于第一位,这说明他是使行的首席官,同他是大汗的使臣,所以受到了待。

封信的内容看,阿鲁浑与西欧成同盟,对马治下的叙利亚进行共同作,将其逐以后,使“Pope和Cam”共同成那里的治者。里,“Cam”和“Qan”一,指大汗忽必烈。如果说这事同盟想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那么派遣孛的另一个目的也就在里。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即事同盟的想是由阿鲁浑独自决定的,他将大汗的使臣包括在使行指出由大汗和教皇共同治叙利榜自己的行是在帝国面上推行的,借以粉自己的威。

从教皇回来以后很快上了途。如前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当忽必烈住在大都得仁府或者德仁府的斡尔朵时“怯里”当,并向皇帝上奏。由此看来,“神道碑”里所“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始达京”的“两”,1285年出1286年回国。孛一行本想经过路回国,但是途中遇到了以海都首的叛的阻,孛返回了伊朗,只有回到了大都。言之,从1283年春出使,到1286年春无事回国,在短短的三年内,完成了出使伊朗和罗马的任。正如前面制文C所描述的,由于“叛王”在北荒阻止,他利用行十万里,经过三四年才返回大都,与前述情形也是一的。忽必烈等穿亚战场返回大都大加赞赏,而于正使孛罗则不无憾。

 

2.秘书监和崇福使

 

从西方回来以后是否继续于广惠司和秘书监还不好,但是他担任班入的怯薛是肯定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七日,阿儿撒里(Arghun Sali)上奏要求将旧中都城的秘书监厅舍迁往大都城内,此正是“当”。据《元史》记载,他成功地完成使行回国以后,忽必烈称他的功,拜他从一品的平章政事,但是他辞而不受,于是被除授书监官。“神道碑”记载“丁亥拜秘书监”来看,他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被任命从三品的秘书监。另据《秘书监志》记载,同年六月十四日“海薛”被任命书监这显然指薛。

被任命书监以后,投入《大元一志》的纂工作。此于至元二十二(1285年)提议编纂,经过九年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完成,其后又充了云南、甘阳等志,最完成。散佚殆尽,其内容通《元史》“地理志”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窥见一斑。纂《一志》的主要机构是秘书监,于是从西亚归国不久的很快投入到此中。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在德仁府斡耳的御前会上,和其他臣下一起上奏要求纂《一志》,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上奏内容如下:

 

一奏:“在先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出来、日都是咱每的,有的子有也者,那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子我根底有,都做一个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如上引文,1276年安被攻陷、南宋崩以后,纂更广的疆域志的必要性显现出来,利用“回回”等,明《一志》不但包括金和南宋的域,包括西地区。如前述,同一期秘书监舍也搬到了大都城内,然是了提高《一志》的纂效率。

然而料的搜集和纂工作似乎不太利。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札丁和上奏如下:

 

“地理子的勾当迟误了的一般有,我怕有。去年皇帝圣旨里阿剌撒里一商量来,俺的勾当他也好理会的有。如今又在前省里有底圣旨每:秘书监底不那个勾当,合用着底勾当每有。阿剌撒里一商量了,教行呵,地理子底勾当疾忙成就也者。”么道上位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此。

 

同一期,担任管帝国基督教的崇福司的官(从二品),其后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崇福司最初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薛是第一任官。个官可能由议设立,掌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里的儿指主教的尊称Mar”,哈昔指司祭即“Kasisa”,列班指律Rabban”,也里可温指教徒即“Erke'ün”。崇福司是掌管属于一教的主教、司祭、教、信徒及教会(十字寺)礼拜等事的官。到了延祐二年(1315年),崇福司改称“崇福院”,将“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合并起来,崇福院管

翰林学士承旨作翰林国史院的官,在职时是从二品秩。个官最初是了起草皇帝布的敕草案,以及“国史”即实录1261年建立的,1275年改称“翰林国史院”。最初有三名承旨,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七名。“神道碑”记载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是在甲午年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3、受贿事件

 

忽必烈去世以后,其孙铁穆耳(成宗,1294-1307年)位。穆耳对爱的信任更加深厚,甚至年老的“腰”方便他出入。据《元史》记载穆耳在大德元年(1297年)任命省平章政事。然而《元史》“本”和“百官志·宰相表”里,均无方面记录。即便如此,我似乎不能怀疑其可靠性,因像拉施特和Wassāf这样的波斯史学家,都给铁穆耳治下的加了Finjān”或者“Pinjān”的称号,“Finjān”、“Pinjān”指“平章”。有关访问伊利汗廷的消息,可能通使臣到了伊朗。众所周知,中省是掌管帝国行政事的核心部,而平章政事是佐丞相理事的枢要职务。但是没有料能够说明他在一要上做了什么,可能与于零碎,以及他被任命平章政事已是七旬高,无法极开展活等有关。

在担任平章政事的同掌管崇福司的事这见于《通制条格》中,内容如下:

 

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省奏:“也里可温昔思乞思,皇帝的御名、薛禅皇帝、裕宗皇帝、太后的名字里,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的租子,并来的田地的税,不官,寺里做香”么道,教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定体行的上,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者有,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此。

 

有关昔思乞思【马昔里乞思之讹】的家系和建立教会等,笔者已有另文撰述,在此不再详论屠寄认为上奏是给马昔思乞思免税,似乎是解了上引《通制条格》的内容。料来看,没有成宗年间爱的官历发化的记载,只是在丁未年即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被封秦国公。

《史集》的穆耳可汗”里提到牵连的受贿、投事件。海外商人来了很多宝石想卖给可汗,廷的高官收受了15万巴里失(balish)的贿赂,之后将宝石的价格定60万巴里失,其内幕被告以后调查发现宝石的价格只有30万巴里失。可汗得知件事以后,将答失蛮丞相(Danishmand Chingsang)和平章等十二名高官投入中。由于事件不断被放大,最后阔阔真哈敦(Kökejin Khatun)皇后出来救,都无于事。《史集》记载如下:

 

的夫人和部下……在其后向胆巴-巴黒失愿。恰在几天后出了彗星,于是胆巴-巴黒失传话给可汗。可汗彗星祈祷(yālbārmīshī)去了那个地方。巴黒失“要放四十名罪囚”,又“其他一百名罪囚也要恕他

 

于是被投入中的高官偿还30万巴里失以后被放出来。之后可汗向各地布了赦免敕令,他自己则进入佛寺做了一个礼拜的祷告。

中方料中没有关于穆耳期高官因受贿记录,不发现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记录。大德六年(1302年)皇帝出幸柳林生病了,于是招来胆巴-巴黒失皇帝行祷告,一个礼拜后皇帝的病治好了。感念于此,皇帝下令重囚三十八人”,并“赦天下”。记录与上引《史集》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重囚三十八人”和四十名罪囚,“赦天下”和赦免令,以及胆巴-巴黒失的斡旋,“一个礼拜的祷告”等等。因此,笔者认为中方料中的1302年赦免令和《史集》里放受贿的高官,可能同指一件事。

另外,据笔者推《瓦史》里所704/1304-1305年之事,也是指件事。一年,伊朗的合汗派遣的使臣麻里克·法哈儿艾丁(Malik Fakhr ad-Din)到达大都,他谒见可汗并献上合汗送来的礼物。与此同,他想把自己来的宝石和其他物品展示可汗后再卖给他。这时爱平章干了此事,他不想使臣将宝石卖给可汗,而是自己独占了些宝物。可汗得知此事后,将物品定价40万巴里失,下令从国支取40万使臣。在《瓦史》中,并没有记载爱平章和其他高官入的事,所记载购买宝石的程也和《史集》不同。尽管有微的差,但是两都提到围绕宝石生的受贿和不正当事件,以及都有平章参与,是同一件事。只是《瓦史》记载时间为704/1304-1305年,即大德八-九年,似乎是不正确的。因1302年因受贿以后,只了两年再次被牵连同一事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d)晚年和子

 

大德七年(1303年)穆耳身患重病,由卜罕皇后主政。此时爱和皇后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同年八月,京师发生地震,皇后招来道:“卿知天象,此非下民所致然耶?”回答:“天地示警戒耳,民何与?愿熟之。”皇后诘问“卿早何不言?”回答:“臣奏事世祖及皇帝,寝食未不召。今月日不得一入侍,言何由达?1307年穆耳去世以后,皇后通内降旨,要求将秘书监收藏的星秘文送来,却遭到了的拒

穆耳可汗去世后,皇后和左丞相阿忽台等想立阿答,而右丞相哈剌哈等支持海山(武宗)。海山即位以后,对爱高,如记载“以公忠,爵特异”。穆耳晚年和皇后一派的矛盾,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在海山即位后的第二年,即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癸卯日,在上都的私第去世,享年82元年(1312年),他被追封、开府同三司、上柱国、拂林王,号忠献。

最后再看一下的子。据“神道碑”记载有六男、四婿、三,再参考其他的料,可以整理以下内容:

 

子:也里牙(Eliya:秦国公、崇福使司天台事、太医院使)

次子:腆合(Denha:翰林学士承旨、善大夫兼修国史、秘)

三子:黑厮(光禄卿)

四子:里吉思(Giwargis:太中大夫、同知泉府院事)

五子:(Luka:昭信校尉、广惠司提)

末子:咬(Johanan宿)

婿:纳忽答儿(宣徽中政使)

次婿:速剌哈(同知崇福司事)

三婿:月忽难(章佩院使)

四婿:黑黑()

孫:宝哥()

孫:宣哥()

孫:安童()

 

在姚燧的四篇制文里,只有的两个儿子阿克岱和巴克巴,以及阿克岱的儿子蒙克特穆。有趣的是,三个人的名字和上引内容无一相同。关于一点,儒林已做出了服力的解,他认为蒙克特穆是《元史》里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被任命左丞的忙哥帖木儿(忙哥木儿)。忙哥帖木儿和尚省丞相脱虎脱(Toqto)、平章政事三宝奴和乐实,以及右丞保八等一起,参与除皇太子即武宗的弟弟育黎拔力八达(仁宗)的事件,并推戴武宗的儿子皇太子。1311年仁宗即位以后,劾了五个人,除了忙哥帖木儿被流放到南海以外,其他四个人均被死。忙哥帖木儿之所以免于一死,有以下原因:第一,在皇太子立案中,忙哥帖木儿没有起主作用;第二,仁宗即位以后,任中右丞相及其后行使专权木迭儿(Temüder)的女婿野里牙,正是子也里牙,而忙哥帖木儿是也里牙的侄子。在木迭儿的帮助之下,也里牙于皇元年(1312年)被封秦国公,其父被追封拂林王。在武宗年任尚左丞及位居力中心的忙哥帖木儿的要求之下,任翰林学士承旨和知制兼修国史的姚燧,在他所撰写的四篇制文里,使用了蒙古式的本名。后来忙哥帖木儿被流放以后,皇元年仁宗下“神道碑”里没有使用本名,只有洗礼名。那么,忙哥帖木儿的父克岱(Asutai)是除了也里牙以外的五子当中的哪一个呢?姚燧的制文C里,除了记载他和父一起前往伊朗及任崇福使以外,没有其他记载,所以很

子也里牙,在1322年其丈人木迭儿去世以后,经历1323年的“南坡之”及1328年的“两都”等政治波以后,仍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在帖睦(文宗)即位以后,天元年(1328年)冬十月,中省的臣僚上奏:野理牙罪除名使,臣等不敢奉”皇帝下令:“往者勿咎比兵,朕已用,其依朕命行之”,即拒了中省的求。两年以后,天元年(1330年)春正月,“封太医院使野理牙秦国公”。同年七月,也里牙和木迭儿的两个儿子(住、音奴)一起,因造符、祭北斗、咒咀”等事被死,也里牙的妹妹阿昔木思也受牵连而被诛杀

有关次子腆合,在1310年制作的“神道碑”里记载是翰林学士承旨和善大夫兼修国史,而《秘书监志》记载大德六年十二月(1303年1月)任秘(正五品)。另外,至正七年(1347年),任中左丞的木儿塔Temürtash),了恢复起用老臣预议大政的“中故事”,任命腆合、元朴等四人事平章”。这说明腆合不但寿,而且作“老臣”受到了尊敬。

有关三子黑厮,直到“神道碑”完成止,一直担任与造有关的光禄卿(正三品)。另外,在《元史》里有一位在妥懽帖睦(元帝,1332-1370年)期,在政政部担任高的同一名字的黑厮。此人任同知枢密院事、宣慰使、中平章政事等,在1368年七月明军进攻大都担任帝国军务总知枢密院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黑厮并不是的儿子,一点从的出生年份可以推知。

除此以外,有关的其他三个儿子及女婿、子等,史料中记载。考察一族的姓名和官等,可以发现以下事。第一,他的子大部分都有洗礼名,明他信奉基督教。如夫人撒剌(Sarah)和被死的女儿阿昔木思(Anasimus)都是基督教徒。他之所以能一代一代地信奉基督教,与蒙古帝国行的容的宗教政策分不开。第二,大部分不是在地方任外官,而是在中央任京官,特是任随朝官。另外,大部分供于需要专门和背景的官,如掌管基督教的崇福司,负责的广惠司,负责和管理文的秘书监和翰林院等,而且位都可以传给后代。第三,在正式步入仕途以前,大部分从事宿、禁的怯薛职务。就如同,他的在步入官途以前,都充当了禁士。

 

结论

 

以上通考察在蒙古帝国期活于中国的西出身的怯里赤的经历,描出了与蒙古人一起作为统治合作者的色目官吏的存在状况,其内容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料中记载爱来自“拂林”即叙利地方,但是从当的情况来看,更确切地,他是一位出生在高加索山脉南美尼、阿塞拜疆地方的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他受到一教的高人士列阿答的推荐,于1230年来到了蒙古,成拖雷夫人梭合帖尼必吉的私属,并与她的次子忽必烈下了密关系,其经历前后两个期。

前期从忽烈必政的1260年到出使西方的1282年止。在忽必烈政以后,直到正式入仕以前,他担当了可汗的怯薛,当职务“怯里”,即是一位通。在多民族、多言的蒙古帝国里,向皇帝达各种言的上奏,以及将皇帝口头语的命令加以文字化并下达命令,都需要通官和书记官。最初步入仕途是在1263年,掌管“西域星、医”的部两个部,一个在1271年更名“回回司天台”,一个在1273年更名“广惠司”,前者受1272年成立的秘书监领导在担任广惠司官以后,同时归属于秘书监,反映了制的化。与此同,他怯薛的成担当近侍入番的任

他的官生涯的折点出1283年,他和孛丞相一起受忽必烈之命出使西方的伊利汗国。有关一使行,西方史料涉及不多,也没有记载出使的目的。据笔者小心推了在阿八哈汗去世以后,封其弟脱古迭儿汗,并达敕任状而去的。然而一行到达那里以后,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杀掉了脱古迭儿掌了力,所以等未能履行原来出使的目的。阿鲁浑将身基督教徒又是大汗使臣的派往罗马教皇,企图缔结双方的事同盟。

成功完成使行任以后,1286年春回到了中国。他得到了忽必烈的高度信任,被擢升从三品的秘书监,又被任命从二品的崇福使。前者“掌籍并阴阳禁”的职务,后者管理全国基督教徒的职务。在忽必烈去世、穆耳即位以后,已步入老年的仍被任命从一品的“平章政事”,然其后因受贿事件被投入中,但很快又被放了。在穆耳去世、海山即位之,他在政治上向于海山一派,然而在海山即位的第二年即1308年他去世了。

如前所及,西的基督教徒,然不能是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但是他的经历和官具有一般色目官吏的共同特点。

第一,建立起与蒙古阶层的私人关系是他的基。比如最初是梭合帖尼必吉的私属,并迎娶她的侍女妻子,以此契机,忽必烈的怯薛。在得官以后,仍延种私人关系。从的儿子们继“禁”来看,种关系是传给后代的。

第二,从所从事的职务任官来看,和他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如言、医、天文、宗教等密切相关。他在从事怯里赤的同在广惠司、司天台、秘书监、崇福司等部这说明蒙古人在治帝国很好地利用色目人的才能,如擢任穆斯林商人为财务官吏,西藏僧掌管佛教事,利用察、康里、阿速等游牧民族充当禁卫军等。不如此,的子孙们也都从事职务,表明职务连续性。

第三,通过爱及其家族信奉基督教的事可以再次确蒙古帝国期奉行的“本俗主”。除了以外,他的儿子都有洗礼名。从存史料无法确他从事了哪些宗教活,但是作14世“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的崇福司的最高负责人和基督教徒,他肯定行了持的、定期的礼拜活。他在”方面虽说很有专长,但是不清楚他是否会写或者会说汉语。尽管出了像祖常那”了的聂斯脱里教徒,但是怯里是在“本俗”的基上,作与被治者的多数人相隔离的集,即以一个色目官吏的形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