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关1885年（光绪十一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两国的两次共同勘界，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在1885年第一次勘界时朝方误以为土门、豆满为二江，致使谈判失败；在1887年第二次勘界时朝方虽然承认这是错误的，但随后提出以定界碑、黑石沟的土石堆（以下简称碑堆）再连接红土山水（图们江上源）为界，中方则要求以小白山、石乙水为界，由于双方意见相左，谈判以失败告终。随后中方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了“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的“十字碑”，不久也被朝鲜人毁掉了。

韩国学者一般认为土门、豆满是两条不同的江，中朝两国以土门江（指松花江上流）为界，而不以豆满江（指今天的图们江）为界，但是中方拒绝承认这一点，致使谈判失败。另外，在第二次勘界时朝方承认以图们江为界，要求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这是迫于中方的压力做出的“大让步”。这种观点最初由日本人筱田治策提出，后来韩国学者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

然而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在第二次勘界时朝方要求划界的碑堆、红土山水线，实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确定的两国边界，朝方的要求无非是要遵守这个旧界。另据笔者考证，在1887年第二次勘界结束以后，吉林将军提出的拟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的计划，由于朝方的反对未能赴之实施，所以“毁碑说”也是不成立的。

基于以上，本文试从两次勘界的指导性文件清总理衙门的两篇奏议入手，分析中方的勘界目标和原则，再通过分析双方代表对于分水岭、立碑处和图们江源的不同认识，考察双方的主要分歧点，并重新分析勘界失败的主要症结、影响及所取得的成果，这将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1885、1887年两次勘界，从而准确把握中朝边界演变的历史脉落。

 

一、1885年第一次勘界时的总署奏议及双方不同的勘界结果

 

1885年第一次勘界是由朝鲜咸镜北道的边民越入图们江以北地区开垦土地而引起的。随后朝鲜人提出土门、豆满是两条不同的江，朝鲜边民开垦的土门以南、豆满以北的地区属于朝鲜。这里的“土门”来自长白山碑文中的“东为土门”，朝鲜人用以指碑东边的黄花松沟子及松花江上流。长白山碑指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立于天池东南麓的定界碑。朝鲜人认为碑文中的“东为土门”和豆满江（指今天的图们江）是两条不同的江，此即土门、豆满二江说。

1885年二月（阴历，下同），朝鲜国王移咨礼部指出“土门江”、“豆满江”是两条不同的江，还提供地图和碑文榻本，要求查勘境界、“申明旧疆”。对此，北洋大臣李鸿章移咨朝鲜国王，要求朝鲜“迅派妥员”与吉林地方官一起，“认真会勘，分明疆界”。与此同时，总理衙门（以下简称总署）负责查找文献和起草奏议，以便为勘界提供指导性意见。总署奏议的详细内容如下：

 

原朝鲜世守藩服，恪供职贡，伊国边界自应亟予勘定，俾无业游民各安耕鑿，以副圣朝字小之仁。惟该国所指土们、豆满为两江者实无依据，其所绘地图，亦不明晰。考之载籍，厥证有三。恭查《钦定皇朝通典》边防门、《钦定皇朝四裔考》，均载明吉林、朝鲜以土们为界，别无豆满枝流，一证也。《会典地图》及《一统舆图》载在职方者，土们、鸭绿二江为东西两界，标划分明，别有小土们江在经流之北，亦不得蒙豆满之名，二证也。又朝鲜国人自著《地里小识》云，白头山在中国、朝鲜之界，有大泽，周回十里，西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松花江，东流为豆满江，豆满、鸭绿之南则朝鲜也。又云……盖白头乃长白之异名，豆满即土们之转音，方言互殊，实为一水，三证也。至该国咨称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定界碑文一节，……吉林将军署内当有档案可稽，应请饬下该将军查明界址，派委妥员，会同该国所派官员指证明确，俾免怀疑争执。并分别将流民收回安插，其难于迁徙者，奏明酌量隶入版图，俾各安生业，以恤藩部，而靖边氓。

 

如上引文，总署指出：1）《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四裔考》均载明吉林、朝鲜以土门江为界，别无豆满江支流。2）清《会典图》及《一统舆图》同样标划以土门江、鸭绿江为界，另外还有小图们江在图们江干流以北。3）朝鲜人编撰的《地理小识》同样记载长白山在中国、朝鲜之界，豆满、鸭绿以南为朝鲜界。即根据中方权威性文献和朝方文献，指出土们、豆满是同一条江，只不过“方言互殊，实为一水”，这就为勘界指明了方向。4）要求吉林将军查明朝鲜咨文所称“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定界碑文”的旧档，这是因为清廷内阁案卷“因稿库失慎，案卷荡然无存”，礼部康熙五十一年案卷，“因年久霉烂无存”，所以总署希望吉林将军提供康熙五十一年相关档案资料。5）提出了图们江以北朝鲜流民的安置办法，即朝鲜能够收回安插的让其收回，不能收回的则隶入中国版图，这体现了宗藩关系之下清朝对朝鲜边民的怀柔政策。

如上，总署虽然寄希望于吉林将军提供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界的档案资料，但是吉林将军随后报告说，吉林档案年久霉烂，宁古塔副都统档案遭贼侵而损失，珲春协领建于康熙五十三年所以不可能有康熙五十一年的档案。这样一来，有关穆克登是否被派往长白山定界、立碑，只有康熙五十年的两道谕旨和朝方提供的碑文可以证明，如碑文记载：“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中方对于穆克登前往长白山是属于清朝单方面的查边还是属于两国之间的定界，以及所定边界是哪里，都搞不清楚。

相比之下，朝方有相对完整的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资料，包括《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官撰资料，其中包括穆克登定界时朝鲜接伴使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的状启，清礼部致朝鲜国王的咨文，穆克登要求沿图们江上游无水地段设栅的咨文，以及朝鲜国王致康熙帝的“谢定界表”等。此外，还有相关人员的笔记，如接伴使朴权写的《北征日记》，译官金庆门托洪世泰写的《白头山记》，译官金指南写的《北征录》等。另外，还有反映定界结果的地图资料，如清朝画员绘制的山图的模本——《白山图》，《咸镜道图》（18世纪中期）、《北关长坡地图》（1785年）、《茂山地图》（1872年），以及金正浩制作的《大东舆地图》（1860年代）等。这些地图无一例外地在天池东南边标出“定界碑”，有的地图还标出了从定界碑到图们江发源地的石堆、土堆、木栅等，足见穆克登定界对朝鲜的影响之深远。

根据以上列举的文献和地图，不难看出穆克登确定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这就使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产生了疑问，他无法理解长白山的碑、堆为何与松花江相连，而不与图们江相连，所以在1885年李重夏是带着疑问前来勘界的。

同年九月底，中朝双方代表齐聚在朝鲜会宁，准备溯图们江而上进行勘查。中方勘界代表包括吉林将军派出的督理商务委员秦煐及珲春副都统派出的德玉、贾元桂等，朝鲜则派出了安边府使李重夏为勘界代表。从会宁到图们江三江口不过是二百多里的路程，双方代表却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围绕是先勘水源还是先勘碑堆，争论不休。中方代表要求先勘水流，即考察哪一条水是图们江正源，再以此来划界；朝方代表则要求先勘碑堆，目的是为了指证碑堆与松花江相连。直到十月十五日，双方代表才达成妥协，决定分三路，分别勘查图们江上游的三条支流即西豆水、红丹水、红土山水，以及调查长白山天池东南麓的碑址和碑以东的堆址等。

双方代表虽然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考察的是同样的山形水势，但是勘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先看一下中方代表秦煐等勘查的结果。有关立碑处（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秦煐等认为，这里并不是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分水岭，而是鸭绿江和松花江的分水岭，其西边虽有鸭绿江沟，但是东边的黄花松沟子（黑石沟）却不是图们江源，而是松花江上流，因此立碑处的地理形势与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不符，于是指出“此碑非后人伪作，即当年错误”。以上中方代表对于立碑处为鸭、松二江分水岭的认识，直到勘界结束时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反映在1885、1887年两幅勘界地图上，黄花松沟子都和松花江连在了一起。

有关鸭、图二江分水岭，秦煐等认为从天池南麓开始，向东南有胭脂峰、小白山、虚项岭、宝髢山（胞胎山）、缓项岭，一直延伸约四五百里，这是一大分水岭，其西边是鸭绿江水系，东边是图们江水系。这其中，小白山是又一处分水岭，其北边是松花江水系，南边是图们江水系，即小白山以南鸭、图二江对源，与碑文所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相符，所以碑应该在小白山以南，而不应在小白山以北。中方代表的所谓“移碑说”就是从这里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从小白山向东北至红土山（指图们江发源地赤峰）、长山岭是又一个分水岗，其西北是松花江水系，东南是图们江水系，即红土山一带松花江和图们江对源。如上，中方代表将小白山以南看做鸭、图二江分水岭的结果，虽然小白山以南不再有松花江水系，但是却把此山东北的图们江头源红土山水排除在图们江水系之外了。再者，虽说小白山以南鸭、图二江对源，但是二源仍相隔七十五里，并不是靠得那么近。

有关大图们江（指图们江正源）和小图们江，如前述，中方代表在将红土山水排除出图们江水系以后，便选择了次源红丹水，其发源地位于小白山以南的三池渊东边，它是除了西豆水、红土山水以外较大的图们江支流。西豆水的水流虽然最长，但是其发源地位于缓项岭，属于朝鲜吉州境内，所以后来排除在水源考察的范围之内。总之，秦煐等认为：“与鸭绿江对源，且距长白山最近者，惟小白山东南发源三汲泡东面之红丹一水。当年定立界碑，应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岭上，方与碑文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相合，界址亦东西绳直，斩然齐整。且以红丹水为土们江之经流，则红丹水北有发源红土山之水，可以为小土们江，与总署之奏议亦符”，即认为红丹水是大图们江，其北边的红土山水是小图们江。而实际情况是，红土山水的水流并不比红丹水小，其方向位于长白山正东，堪称发源于长白山东麓的图们江头源。另外，小图们江（“阿集格土门”）实指图们江上游的红旗河，这一点对照清朝舆图不难辨认。总之，秦煐等有关大、小图们江的认识是错误的，对照清朝舆图也是不相符的。

再看一下朝方代表李重夏的观点。如前述，李重夏是带着疑问上山的，虽然在谈判开始时他要求先勘碑堆，指出碑堆与松花江相连，但是他无法理解碑堆为何连接到了松花江上，而不是图们江上。而他通过朝方收藏的资料了解到穆克登定界时双方讨论的都是有关鸭绿江和豆满江（图们江）的，备边司关文更明确地记载：“中国所称长白山即白头山，土门江即豆满江”。他的这个疑问通过实地勘查终于有了答案，他在黄花松沟子和红土山水之间发现了堆栅的遗迹，他据此认识到当年的界标不仅设置于黄花松沟子的东南岸，还设置于从沟尾到红土山水之间的平坡上，其间原有四十余里的木栅，后来因年深栅朽，才使得图们江上游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换言之，他发现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确定的边界即是碑堆、红土山水线（参见图1）。对于这一发现，他并没有向中方代表说明，而是通过《追后别单》秘密地报告给了本国政府。主要是考虑到图们江以北朝鲜边民的刷还问题，因为承认以图们江为界，意味着图们江以北的朝鲜边民将要全部被刷还。

 

 

图1：穆克登定界时设置的石堆、土堆、木栅示意图

 

当李重夏发现前述情况以后，决定结束谈判回国。一方面他需要向本国政府汇报，因为这关系到图们江以北越垦朝鲜人的刷还、安置问题；另一方面他可能考虑到说服秦煐等中方代表绝非易事，当时他们认准碑东之沟（指黄花松沟子）是松花江上流，指出碑址地理形势与碑文内容不符，正准备以小白山南边的三池渊、红丹水划界。按照常理，作为边界的标识物，不可能既连接到松花江上（黄花松沟子），又连接到图们江上（红土山水），这是李重夏最难说服对方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勘界代表在所绘制的地图上共同钤印、画押以后（参见图2），各自持图回报，结束了第一次勘界谈判。

 

图2：1885年第一次勘界图，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141336）

 

 

 

二、1887年第二次勘界时的总署奏议及双方不同的划界主张

 

在第一次勘界结束以后的回国途中，朝方代表李重夏向中方代表秦煐等发送了一封信函和四本册子，这四本册子是有关朝鲜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四府民人越垦图们江以北土地的内容。有意思的是，李重夏在这四本册子的封面上写了“豆满江对岸贫民起垦”字样，而在信函中则写了“茂会钟稳四邑越垦人民田土案件”，以及“茂山会宁钟城稳城越垦民人田土录册”等字样，即将封面上的“起垦”换成了“越垦”。这实际上是向中方代表暗示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属于越境开垦，即承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他之所以用这种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估计与其国内包括鱼允中在内的不少人仍坚持土门、豆满为二江有关。不仅如此，第二年，李重夏在出任朝鲜开放口岸元山的通商事务时，还向驻元山的中方坐探委员姚文藻表示：自己“明知松花江、海兰河指界之误”，即承认朝鲜人主张“土门”为松花江上流，以及海兰河（图们江支流）为“分界江”，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愈发感到及早与朝鲜谈判边界的必要性，争取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的边界纷争，使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早定归属。第二年（1886年）三月，总署根据吉林将军提交的第一次勘界报告书，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勘界要求，这篇总署奏议成为第二次勘界时中朝双方的指导性文件。首先，总署奏议列举中方的权威性文献，指出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其详细内容如下：

 

《钦定皇朝通典》、《文献通考》，均载明吉林、朝鲜以图们江为界，又《钦定会典图说》载有大图们江出长白山东麓，二水合东流，小图们江出其北山，二水合东南流来会，……等语。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五日，钦奉谕旨，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派出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往看边界等因钦此。又是年八月初四日钦奉谕旨，前差乌拉总管穆克登等查看边界，……因路远水大，未能至所指之地。著于来春，自义州乘舟溯流而上，由陆路向土门江查去等因钦此。臣等反复绎，自康熙年间派员勘界，而钦定会典、三通皆乾隆以后，所绘《一统舆图》，山川脉络自已考订明晰，确可依据。

 

如上引文，总署奏议指出清朝《通典》、《文献通考》均记载吉林、朝鲜以图们江为界，《会典图说》更有关于大、小图们江的记述，还举出康熙五十年派穆克登到长白山查界的两道谕旨来说明“康熙年间派员勘界”确有其事。其后到了乾隆年间编纂了《会典》、三通，另外，所绘制的《一统舆图》其上面的“山川脉络，自已考订明晰，确可依据”。也就是说，康熙年间派穆克登勘界以后，到了乾隆年间编纂的以上文献和地图，都是明确的和可以依据的。

其次，总署奏议还指出了应辨析的三个问题，包括：1）调查清楚土门、豆满是否一江，是否方言互殊。2）朝鲜与吉林逼近，朝鲜边民的越垦地是否为中方的封山禁地，朝鲜官员是否违背“封山之禁，阴为拓地之谋”。3）吉林将军所指红丹水为小图们江，西豆水为大图们江，蒲潭山为费德里山，如果参照《一统舆图》是错误的，需要明白辨析。以上三点可谓一针见血，看出了问题的本质，朝鲜混淆土门、豆满为二江的确是为了占据图们江以北由其边民开垦的土地，使其边民免于被刷还；而吉林将军所指大、小图们江及蒲潭山，显然都是错误的。

再次，指出了应考证的五个问题，包括：1）“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岭穆克登勒石之地，惟此二百八十余里间，仍即康熙谕旨所谓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者，必应逐细考究，乃勘界之要领”，即要求重点勘查从茂山以西的图们江上游至穆克登立碑处。2）“凡分界之说，或顺山势，或顺水形，总以确寻江源为主，不在东西绳直，斩然齐整”，这句话针对秦煐等在第一次勘界报告书中提出的：“当年定立界碑，应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岭上，方与碑文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相合，界址亦东西绳直，斩然齐整”，表明总署不大赞同这个观点，强调要确寻图们江源来划界。还指出“至该将军所称界碑不过数尺，有无为占垦之民潜移向北，亟应彻底根究”，即要求查明界碑是否被挪移了。3）根据《会典》有关大图们江的记载，指出长白山东麓发源的二水，“是否即系红丹上游之二源，抑或别有名字”，即要求查明红丹水是否可以成为大图们江。4）指出穆克登碑文“并无分界字样，不过是记二水之源”，朝鲜人为何“执此为分界确据”。显然这种疑问是由于中方缺失相关档案资料所致。5）指出“碑文所载‘审视’云云，自系钦遵圣谕二江为界之指”，“然则红丹小水，独不可以图们江源统而目之乎”。前一条要求查明穆克登立的碑是否是分界碑，这一条又基本肯定穆克登查二江之源为定界，并再次提出红丹水是否可以成为图们江正源。

以上总署奏议的要旨是根据《会典图》、《一统舆图》查明发源于长白山东麓的大图们江即图们江源，并两次提到红丹水是否可以当之，还要求查明穆克登立的碑是否是分界碑，以及该碑是否被挪移了。

同年九月，驻朝鲜的通商事宜袁世凯催促朝方派代表与吉林委员一起会勘边界。对此，朝鲜外部督办金允植表示：“已知前事之误”，“不必派员会勘”，要求“借地安置”朝鲜流民，即承认以图们江为界，要求借地安置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同年十月，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再次催促下，朝方同意派李重夏再次会勘边界，并指出：“敝邦之不能舍碑堆，犹上国之不能舍水源。必究考水源与碑堆相照应，然后方合古人定界之意。”即要求做到碑址、堆址和图们江水源相照应。朝方在另一篇致北洋大臣的咨复中明确地指出：“红丹、西豆两水，其源不出于分水岭。红土山水一派，出于分水岭，伏流四十里，而为豆满江源，与碑堆相符。舍是而无可拟之处，前勘绘图一见可定。”即红土山水发源于分水岭（指天池东南麓立碑处），伏流四十里，与碑堆相符。显然朝方采纳了李重夏的建议，提出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这成为第二次勘界时朝方的划界原则。

第二年（1887）年四月，中朝双方代表再次齐聚朝鲜会宁，进行第二次勘界谈判。中方代表仍包括秦煐、德玉，吉林将军加派了补用知县方朗为勘界代表，朝方仍派出时任德原府使的李重夏为勘界代表。双方代表从会宁出发，溯图们江而上到达长坡，先勘红丹水及其发源地，转往三池渊、虚项岭；再回到长坡，勘查红土山水及其发源地，转登长白山立碑处及天池；之后顺图们江而下，回到会宁结束谈判。

如前述，朝方的划界原则在第二次勘界以前已经向中方转达了，此即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在谈判过程中，李重夏始终坚持这一点，他指出红土山水是发源于长白山东麓的大图们江，与《会典图》、《一统舆图》也是相符的，还强调说碑堆、红土山水是穆克登确定的当年“旧界”，要求遵守这个旧界。

然而吉林派出的勘界代表归重于总署奏议中提到的红丹水，谈判伊始他们就将十五块碑石运到了红丹河口，准备沿三池渊、红丹水划界。对于李重夏提出碑堆、红土山水是当年旧界，秦煐等不遗余力地加以反驳。对于天池东南麓的碑，秦煐等认为这不是分界碑，而是查边碑。对于黄花松沟子的土石堆，否认是当年的界标，指出是猎户进山时做的路标。对于朝方所指红土山水伏流四十里与碑堆相连，秦煐等找出另一条断流之水即董棚水（发源于小白山东北），指出红土山水既不与董棚水接流，也不与碑堆相接，即“不接流”、“不接堆”。总之，秦煐等不但否定了天池东南麓的碑及黄花松沟子的土石堆为当年界标，还否定了与之靠近的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直至完全否定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性质。

由于李重夏的态度坚决，秦煐等决定退一步，以便双方达成妥协，完成“酌定界址”的任务。考虑到红丹水以西的长坡有旧居朝鲜人百余户，居住有百年，于是秦煐等在红丹水、红土山水的中间找出了一条支流，此即石乙水。石乙水实为红土山水的南支，其发源地位于小白山以东，与红土山水在干流的重叠部分相当多，只差到达源头的十余里，所以对照《会典图》、《一统舆图》基本可以认定为是大图们江，这一点估计是后来总署认可秦煐等提出的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的主要原因。

然而谈判至此陷入了僵局，双方代表在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还是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问题上互不相让，难以达成妥协。于是，双方代表决定将所勘得的情形绘图呈报总署，由总署“恭奏请旨酌夺，以定立界之处”。五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在所绘制的地图上共同钤印、画押以后（参见图3），结束了第二次勘界谈判。

 

 

图3：1887年第二次勘界图，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141336）

 

 

三、有关建立“十字碑”的交涉及勘界的最终结束

 

第二次勘界谈判虽然于1887年五月底结束，但是双方的交涉并没有就此了结。在当时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之下，最终的划界方案还要经过皇帝的裁决。同年七月二日，吉林将军致总署的咨文指出，小白山东麓发源的石乙水，“恰合大图们江形势”，建议从小白山顶沿石乙水至茂山为止设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的“十字碑”。为了使这一方案顺利通过，该咨文还指出，李重夏虽然同意以此划界，但是碍于“其政府命意”，才要求以红土山水划界，因此他商恳“将所勘之石乙水，一并绘图禀报”，“请旨定夺”。但是从同年八月底朝鲜国王致北洋大臣、礼部的咨文及朝方提供的“谈录公文节略”来看，李重夏不同意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他始终坚持红土山水是大图们江，要求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

在接到吉林将军的如上报告以后，总署相信了朝方代表李重夏对于“红土山碑堆之误”，“亦已心知其非”，于是认可了吉林将军提出的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的方案。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总署咨复吉林将军：“该委员等指石乙二水发源至茂山城约二百八十余里，与《钦定会典图说》所载大图们江出长白东麓二水合流之方向，约略推寻，尚为吻合。所拟于小白山、黄花松甸子、石乙水、长坡浮桥等处，设立界碑十处，编立字号之处，亦属可行”。不仅如此，总署还称赞吉林将军：“核明各节办法，极为持平”。

然而光绪帝对于吉林将军提出的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的方案持有保留意见。如同年十二月，光绪帝对吉林将军的奏折朱批道：“该衙门知道，图并发，钦此”。在这里，光绪帝并没有发出“依议”之旨，大概是考虑到了朝方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对于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的方案不置可否，希望有关部门与朝方协商，表明并没有强行划界的意思。

此后，北洋大臣李鸿章试图通过驻扎朝鲜的袁世凯催促朝方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如第二年（1888年）二三月间，袁世凯两次照会朝鲜外部督办赵秉式，派前勘代表李重夏与吉林委员一起设立“十字碑”，但是均遭到了李重夏的拒绝。继前一年的八月底，朝方向北洋大臣和礼部提交咨文和“谈录公文节略”以后，同年（1888年）四月再次向北洋大臣移咨表示：“凛遵图典，必以出自长白山之图们江头源定界，则界牌之设当于红土山水而不当于石乙水”。于是李鸿章只得命令袁世凯：“白山勘界事，韩若另有意见，当咨总署核办”。不久，他又命令袁世凯：“吉朝勘界，请咨商后，再派员前往”，即与朝方商量后，再派人前往立碑，表明李鸿章决定暂缓立碑。

与此同时，李鸿章出面询问吉林派出的前勘界代表的意见。对此，同年（1888年）七月，前勘代表方朗表示，虽然以红丹水划界符合《会典图说》有关大图们江的规定，但是考虑到长坡一带有韩民居住，所以中方才让步于石乙水，还强调说以红土山水划界有碍于长白山发祥之地。这最后一句话，在与李重夏的谈判中及向吉林将军的报告中从未提及，这也反过来证明红土山水的确是发源于长白山东麓的水。然而即便按照朝方提出的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长白山天池也不会在朝鲜境内，而是在中国境内，所以无所谓有碍于长白山发祥地了。显然这是为了反驳朝方主张及强化自己的立场而临机应变提出的。尽管袁世凯将方朗的这些意见转给了朝鲜外部，但是朝方仍不为所动，表明朝方拒绝让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总署对于吉林将军要求催促朝方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也表明暂缓实行的态度。如1889年（光绪十五年）总署奏议指出：“该国世守藩封，久荷天朝覆帱之恩，似不必操之过蹙”，“应请暂从缓议”。对此，光绪帝下了“依议”之旨。从以上总署和光绪帝对于朝鲜的宽容态度不难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朝方意见的合理性。至此双方沿小白山、石乙水建立“十字碑”的交涉完全结束。

以下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勘界失败的主要症结在哪里。我们不得不指出吉林派出的勘界代表秦煐等误以为碑东之沟（黄花松沟子）是松花江上流，因而否定了天池东南麓的碑址及与之相连的堆址为当年旧界，这恐怕是勘界失败的最大症结所在。

中方代表这种错误认识的背后，也有朝方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说两次勘界由碑东之沟引起，最后因此沟而失败，恐怕并不为过。最初主张碑东之沟是松花江上流的是朝鲜人。1883年（光绪九年）朝鲜西北经略使鱼允中派人勘查时，不但伪造了黄花松沟子东南岸土石堆的长度（本来长五十多里，谎称九十多里），还伪造说此沟与松花江相连，此即土门、豆满二江说的最初由来。然而实际情况是，黄花松沟子到了下游既不和松花江相连，也不和图们江相连，其中间是断开的，这在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朝鲜土人才会说图们江伏流四十余里（指从黄花松沟子下游到红土山水相隔四十余里），穆克登才会要求朝鲜在其间设置木栅，以便将沟子和红土山水连接起来。其后过了170多年，虽然碑址、堆址依然存在，但是木栅全部朽烂了。因此尽管李重夏“苦口指证”从沟尾到红土山水之间连有木栅，但是中方代表秦煐等只是“冷咲不信，每归之可疑”，李重夏不得不承认“是为难明之案”。

除了前述朝方错认在先，以及连接红土山水的木栅全部朽烂以外，立碑处和碑东之沟的地理形势复杂，这也是中方代表错认其为松花江上流的重要原因。从黄花松沟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从立碑处开始，先向东南延伸约1.6公里，再向东北延伸20多公里，其四周尽是松花江支流，如西边有二道、三道、四道白河，东边有斜乙水、董棚水等小支流。另外，黄花松沟子的走向和松花江的水流方向大体一致，均为东北向，所以如果不是考虑此沟大部分时间为一条干沟，那么很容易把它看做是松花江支流。而一旦认为它是松花江支流，那么就和碑文所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不符，这是秦煐等否认碑址、堆址为当年旧界，以及试图在小白山以南寻找分水岭重新划界的主要原因。

 

小结

 

在1885年第一次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确认碑堆、红土山水是穆克登确定的当年旧界，所以在1887年第二次勘界时，朝方承认土门、豆满为一江，即承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与此同时，朝方坚持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要求坚守穆克登确定的旧界。朝方的这一要求与清总理衙门要求查明图们江旧界的勘界目标也是一致的。但由于吉林派出的勘界代表误以为碑东之沟（黄花松沟子）是松花江上流，认为碑址地理形势与碑文所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不符，因而不但否定了天池东南麓的碑址及与之相连的堆址为当年旧界，还否定了与之靠近的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总之，中方代表错认碑东之沟是松花江上流，从而否认碑址、堆址为当年界标，这是勘界失败的最主要的症结所在。

两次勘界以失败告终，使中方丧失了与朝方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纷争的机会，给后来韩、日两国借这一问题向图们江以北的“间岛”（今延边）地区渗透、扩张，提供了口实和可乘之机。尽管如此，两次勘界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最大的成果在于双方达成了以图们江为界的共识，特别是在红土山水、石乙水合流处以下的图们江干流上达成了一致，而这恰恰是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旧界，即《会典图》所指大图们江。这一勘界成果，无疑对1909年中日“间岛协约”的签订，以及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的签订等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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