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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 蜜月 风雨——中朝恩怨五百年

发布日期:2019-07-02 原文刊于:《环球人物》2016年第8期
李花子

两个多月前,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宣布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一个多月前,朝鲜又进行了远程火箭发射试验。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并呼吁恢复六方会谈。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朝鲜的动向牵动着国人的心。回溯历史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朝鲜,以及中朝关系的走向。在中国的西汉至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此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又再次分裂,由高丽统一。1392年,李氏王朝取代高丽,成为朝鲜半岛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李氏王朝存续的500余年里,中国经历了明清两代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一个个彼此疏离的王国也逐渐打开国门、利益交错。在这期间,中朝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变化——有朝贡,有蜜月,也有风雨飘摇。

 

太祖示好朱元璋仁祖屈降皇太极

一个对明朝正统心悦诚服,一个对清朝“以夷代华”十分不满

    

    1388年,已经称帝20年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第一次听说了李成桂的名字。那时,统治朝鲜半岛的还是高丽王朝;那年,身为高丽大将的李成桂被派来攻打辽东地区。结果他非但没打,反而上演了一出“威化岛回军”,就此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历史。

 

朱元璋定国号“朝鲜”

李成桂出生的1335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元朝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当时,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还是元朝的世袭官员。21年后,年轻的李成桂和父亲一起,帮助高丽军队夺取了原本在元朝控制之下的双城总管府(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归附了高丽。此后,李成桂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曾击败高丽叛军、元朝红巾军、元军、倭寇和女真人,成为高丽的一员大将。

1387年,朱元璋在扫荡旧元的纳哈出势力后,于辽东设置“铁岭卫”。但这个名字惹来了麻烦——高丽境内也有一个铁岭,就位于双城总管府的南界,高丽君臣上下都以为明朝想要收回双城总管府辖境。当时的高丽国王禑(音同王和重臣崔莹,都属于对北元友好而对明强硬的一派,当即决定开展“攻辽行动”,以对抗明朝。

第二年,李成桂被王任命为右军都统使,和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共同率领号称10万、实为5万多人的部队,驻扎在鸭绿江江心的威化岛,准备攻打辽东地区。

李成桂其实并不认同王的决定,他反对攻打被明朝平定了的辽东地区。当时正值汛期,鸭绿江江水泛滥,士兵行军困难。李成桂上表高丽朝廷,提出“四不可”论: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往,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

王和崔莹仍要求李成桂等人速速进军。于是李成桂决定回军开京(今开城),实行兵谏。这一突然之举令王和崔莹大惊失色。他们匆匆从西京(今平壤)返回开京,准备进行反击。李成桂一路率军追击,攻陷开京,囚禁了崔莹,废掉了王。他还向明朝派出使者,告发王和崔莹的攻辽之罪。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明朝的朝堂上。

此后,李成桂手握高丽军政大权。他先扶植了王的儿子昌王,不久废掉昌王立了恭让王。最终,他不再需要傀儡,1392年,经过高丽的最高行政机构都评议使司推荐,李成桂合法登上王位,史称“朝太祖”。

太祖很快向明朝递交表文,痛陈前任君主昏庸无道,“臣民愤怒,无所控告”,而他因“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推戴即位。朱元璋看到李成桂已受国内拥戴,且没有疏离明朝的倾向,便认可了这个篡权上台的国王,同时告诫他“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生谲诈,福愈增焉”。李成桂随即遣使谢恩,还进贡了马和方物(指特产)。

接下来,李成桂又请朱元璋择定国号。他提出了两个备选国名,一个是“和宁”——他的故乡,另一个是“朝鲜”——朝鲜半岛上第一个古代国家的名字。朱元璋选定了后者,并通过礼部咨文回复道:“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钦此。”这等于承认了李成桂政权的合法性,也确定了后来250多年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此后,朝鲜每年定期向明朝派使朝贡,朝鲜国王驾崩、新国王继位时,明朝也会派使予以册封。从表面上看,这种关系并不对等。但从本质上说,这不过是一种礼制体系,朝鲜只在礼节上对明朝表示恭顺,其内政并不受干涉,新国王的任命也由朝鲜决定,明朝皇帝最后的批准基本是走过场。对李成桂而言,他利用朱元璋的认可压制了国内反对势力,巩固了王权。同时,这种宗藩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事大字小”——小国对大国表示恭顺,定期朝贡;大国也有保护小国的责任和义务。

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毫无招架之力,不久首都汉城(今首尔)陷落,国王逃往中朝边境的义州(今朝鲜新义州),向明朝求援。明朝履行义务,出兵援助。当时的明神宗派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军入朝。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人力、物力、财力上受到很大损失。直到1598年,节节败退的丰臣秀吉在京都积郁而死,临死前遗命撤兵。朝鲜王朝对明朝这一“再造之恩”感激不尽。

 

被迫与皇太极结兄弟关系

不过,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女真人。此前,东北的女真部落曾在明朝和朝鲜之间处于两属状态,既向明朝纳贡,也向朝鲜纳贡;既受明朝官职,也受朝鲜官职。他们还与明和朝鲜同时展开朝贡贸易,从中获利。此时,趁着明朝和朝鲜双双被战争拖得国力衰弱之机,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发展起来。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将辽东地区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为解除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一直试图拉拢朝鲜。

这时朝鲜的国王是光海君,他奉行务实外交。1619年,明与后金发生“萨尔浒战役”,光海君命令朝鲜军因势而动。他还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光海君这种“对明不忠”的外交方针,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深感明朝“再造之恩”的朝鲜群臣中引起极大反弹。加上他上位时幽废嫡母仁穆王后,戕兄杀弟,导致西人派决定发动政变。当时朝鲜党争激烈,分为东人、西人、南人、北人派等,西人派是重视义理的一派。

1623年春,光海君的侄子李(音同宗)因其弟弟冤死于谋反罪而怀恨在心,暗中调动西人派的兵马进京,策划宫廷政变。叛乱军只有区区数百名,却因西人派的接应,顺利攻入昌德宫,并在敦化门举火庆功。光海君方才恍然大悟,带着几名随从仓皇逃出宫。接着,李迎出了幽废中的仁穆王后,并借她的名义宣布废黜光海君,立李为新国王,光海君则被流放到海岛。李即朝鲜第十六代国王仁祖。这次政变在朝鲜史册上称为“仁祖反正”。仁祖上台,意味着崇明排金思想再次主导朝鲜,从此,朝鲜深深卷入到中国明清交替的政治漩涡中。

仁祖登基3年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是对朝强硬派,上台伊始就对朝鲜发起了进攻。

对朝鲜来说,这完全是一场突袭。当时,明朝左都督毛文龙是一名骁将,领兵抗击后金,“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他的军队驻在朝鲜平安北道前海皮岛,严重制约了后金对明朝中原腹地的进攻。于是,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决定攻打朝鲜和毛文龙。后金军攻入朝鲜义州后,派一部分兵力攻打铁山的毛文龙,但毛文龙逃往身弥岛。后金军攻入朝鲜,除了要摘除毛文龙这个如鲠在喉的势力外,还要割断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从朝鲜获得军粮,因为当时后金境内饥荒严重。这完全是朝鲜始料未及的,于是仁祖也仓皇出逃江华岛。

攻入朝鲜以后,后金一方面担心战线拉得太长,另一方面担心明朝和蒙古趁机偷袭,所以不久即提出讲和,条件是朝鲜必须和明朝断绝关系,与后金结成兄弟。朝鲜抵挡不住后金铁骑,只得同意,但同时表示“事大交邻,自有其道”,反对断绝和明朝的事大关系,提议和后金以鸭绿江为界,“各守封疆”。16273月,后金将领阿敏派人到朝鲜国王避难的江华岛举行告天盟誓仪式,双方结成了兄弟关系。

这次战役在朝鲜史册上称为“丁卯胡乱”。“胡”指后金,只一字便表明了朝鲜对后金的鄙视。他们亲近明朝多年,已经视自己为“小中华”,而视后金为夷狄。

 

万般无奈下弃明投清

1635年,皇太极平定察哈尔,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第二年改国号为清。清向朝鲜派出使节,希望朝鲜同蒙古、满洲诸贝勒一道,参与劝进,为皇太极尊上皇帝号。不想朝鲜朝野哗然,大臣们慷慨陈词,要求斩虏使,函其首,奏闻于明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在如此激烈的氛围中,仁祖拒不见清使,不接受其国书。

于是皇太极大怒,决定再次攻打朝鲜,使其彻底臣服。163612月,皇太极亲率12万八旗劲旅进攻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史称为“丙子胡乱”。皇太极攻入朝鲜后,不攻坚城,长驱向南,仅十几天就逼近首都汉城。仁祖将王子、王妃等一部分王室成员送到江华岛避难,自己和百官则躲入南汉山城继续抵抗,同时派人赴清营谈判。清军主力包围了南汉山城40多天

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各地赶来的援军也被清军击败,朝鲜君臣只能坐困孤城。朝鲜向明朝求援,但明朝因受国内农民起义困扰无力救援,仅命令登莱总兵陈弘范派舟师援助,又终因风浪太大而未能出师。江华岛落入清军手中,王室成员被俘。仁祖万般无奈,只得向皇太极俯首称臣,缔结城下之盟。

那是1637130日,仁祖穿着蓝染衣,乘着白马,后面跟着王世子,还有50多名侍从,由西门出了南汉山城。一行人来到汉江东边的三田渡,在此仁祖与皇太极进行了历史性会面。皇太极以胜利者的姿态南面而坐,仁祖则作为战败者北面就坐。接着仁祖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头礼,完成了臣下见君主的见面仪式,象征着朝鲜彻底臣服于清。

根据南汉山城的盟约,清与朝鲜结成君臣关系;朝鲜交还明朝的诰命册印;去明朝的年号,奉清为正朔;将国王的长子、次子和诸大臣的儿子(如没有儿子则以弟弟)作为人质送到清;每年的万寿、千秋、冬至、元旦及其他庆吊之时,朝鲜都要贡献礼物。这种宗藩关系一直维持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以后。

皇太极提出的人质条款,实际上是基于国内的战局未了。其时清尚未入关,他担心朝鲜私通明朝,藕断丝连,所以加大了对朝鲜的胁迫力度。朝鲜的世子、大君被押到沈阳做人质,朝鲜反对与清议和的臣下也被关的关,杀的杀。仁祖担心皇太极要求他定期“入朝”,从此卧病10年,实际上多半是装病。这10年间,他战战兢兢、苟延残喘,入朝问题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由于是在军事威胁下缔结的宗藩关系,所以朝鲜与清的关系,远不如与明的关系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对清都充满了鄙视和仇恨。在朝鲜许多士大夫的笔记中,都不用清年号纪年,而是用崇祯后多少年。清入主中原后,朝鲜国内“夷无百年之运”、清朝在中原站不住脚、不久将要败归老巢宁古塔的说法甚嚣尘上。这是为了抚平两次“胡乱”给朝鲜带来的精神创伤,是追求国家复兴的思想武器,但也阻碍了朝鲜客观认识清朝,以及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正祖“北学”,与乾隆同迎盛世

他钦慕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中朝边境安稳,文化交流密切

 

    “丙子之役”后,朝鲜上下暗自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对清朝的朝贡和蔑视奇怪地共存着。朝鲜知识分子还一度极力主张复仇雪耻的“北伐论”。甚至在明朝灭亡60周年时,朝鲜国王还修建了一座名为大报坛的祭坛,专门祭祀明朝皇帝。 这种敌视清朝、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华夷观”持续了100多年。直到正祖上台后,朝鲜对清朝的态度才焕然一新。

 

“北伐”到“北学”

正祖李(音同算)出生于1752年,是前任国王英祖的孙子,7岁时被册封为王世孙。他的父亲——英祖次子李愃(音同宣),在代理政务时陷入政治斗争,被英祖关入米柜,8天后活活饿死。那年,李10岁。随后,他被过继给早已去世的英祖长子,作为养子入嗣。

由于目睹了父亲惨死的一幕,李小小年纪便小心谨慎,生怕卷入政争。为了躲开争,他开设了一间名为“皆有窝”的图书室,一心钻研学问。他搜罗了很多书籍,非常关注当时清乾隆朝的文化。

1775年,81岁高龄的英祖让李代理听政。第二年英祖去世,24岁的李继承王位,成为朝鲜王朝第二十二代国王,即正祖。

继位以后,正祖表面上仍强调尊明大义,但实际上已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燕行使”是朝鲜与清结为宗藩关系后,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贡的使者。清朝的繁华景象、风土人情令他们难忘,他们写下的所见所闻,后世统称为《燕行录》。这些学者亲眼见到清朝保留了先进的华夏文明,而不是什么蛮夷做派,开始主张吸收学习清朝文化和制度。

位列“朝鲜诗文四大家”的朴齐家就是其中一位。他曾4次作为使臣前往北京。其间与清朝的文人、书画家交往甚密。他把清诗介绍到朝鲜,同时向清朝介绍朝鲜诗,为中朝的文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1778年,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学习的书定名为《北学议》。“北学”来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身为“南蛮”的楚国人陈良,由于“悦周公、 仲尼(孔子)之道”,而“北学于中国(中原列国)”。从此,朝鲜凡是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学”或“北学派”。

“北学派”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朴趾源。他出身名门,1780年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热河的避暑山庄朝贺乾隆70 岁寿辰。回国后,他将自己从义州出发到北京再到热河,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对清朝社会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写出了26卷本的《热河日记》。书中还有他与中国名士、文人的交游内容,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制度都有所介绍。他还批判了朝鲜保守的“华夷观”,辛辣讽刺了守旧思想,倡导“北学”思想。

那段时间,朝鲜使行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使臣别单”和“译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现危亡之兆”等危言耸听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莲教起义,西征、南征之事,贪官腐败等内政弊端,他们也都能客观描述,表明朝鲜开始以平和心态和客观态度看待清朝。

正祖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意指黄河之水尚未变清,中原仍由夷狄统治。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运制度,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编撰事业。而他最关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术,使民众富裕起来。 

“北学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3月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分送朝鲜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砖窑烧制、驴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学习。

得益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和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北学运动”在18世纪后期的朝鲜蓬勃兴起。

 

“三藩之乱”检验了朝鲜的忠诚

朝鲜能克服对清朝的敌意,除了正祖本人的开明,还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丁卯、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耻辱感逐渐淡化。同时,康乾年间清朝局势稳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特别是经过康雍乾三代不懈地开疆拓土,清朝的疆域空前广阔,朝鲜认识到清朝不会猝亡,所谓“夷无百年之运”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康乾时期对朝鲜的政策逐渐转为宽容。

“三藩之乱”是检验朝鲜忠诚度的试金石。三藩之乱历经8年,中国的南方、西南及西北众多省份卷入,对于入关不久的清朝来说无疑是个重大考验。虽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蠢蠢欲动,民心汹汹不安,但是朝鲜始终没有任何反清动作。当清朝度过这一重大危机,平定三藩,在中原的统治愈加稳固时,清朝对朝鲜的信任度增强了。康熙年间,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鲜白金、豹皮两种贡品,朝鲜进贡的很多“谢恩”特产还被发回,充当第二年的贡物。

当时,朝鲜使臣在北京购得《十六朝广纪》等野史,其中将“仁祖反正”记为“篡夺”。朝鲜担心清朝编纂《明史》时会出现同样的写法,便请求清朝正确书写这段历史,称“史事辨诬”。雍正帝同意了朝鲜的请求,还将尚在编纂的《明史·朝鲜列传》中有关仁祖的内容抄送给朝鲜查看。

在边务问题上,清朝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鲜要求撤回在图们江以北建屋、垦田的清朝兵民,得到允准。雍正、乾隆年间,朝鲜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鸭绿江边设汛的计划,也得到允准。从清朝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出于怀柔朝鲜边疆的目的。但朝鲜也因此在鸭、图二江以北地区构筑了一个缓冲区,这对巩固朝鲜边疆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对朝鲜的宽容尤甚。无论是在北京、盛京(今沈阳),还是在热河行宫,乾隆帝接见朝鲜使臣时,都会问候国王是否平安,还特别礼遇朝鲜使臣。1794年,在北京皇宫举行的年终宴和年初宴上,乾隆帝不但召见朝鲜使臣,还亲自赐酒给使臣喝。

乾隆时期也是清向朝鲜派使次数最少的。很多文书,包括皇帝的敕书也由朝鲜使臣带回,而不再专门派敕使,以此减轻朝鲜接待敕使的负担。乾隆帝还通过谕旨一再表扬正祖,如:“朝鲜国王,恪守藩封,岁修职贡,于属国中最称恭顺。”正祖在世时立了世子,请求清朝册封,清朝派使予以册封,但不久世子去世,乾隆对此深表哀悼。后来正祖又得新世子,再次请求清朝册封,乾隆十分高兴,又派使予以册封。

与之相呼应,正祖对清朝的事大礼节也尽心尽意。他曾亲自动手检查使行的贡包,查看贡品有无质量问题。而向来被朝鲜视为边防重地、与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时期也得到了开发。如一直作为天险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废四郡”地区(鸭绿江上游边境),于1793年开始允许百姓开垦入住。

 

文化达到“真景”巅峰

这一时期,朝鲜一方面“北学”于清朝,一方面产生了文化自信,渐渐发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

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养。在朝鲜27代君王中,有个人文集的并不多,正祖著有流传于世的个人文集《弘斋全书》。这部文集可谓鸿篇巨制,共180卷,100册,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日得录》记录了正祖在经筵等各种政事活动中,与大臣、阁僚、儒生们进行对话,以及对他们下命令的内容。

正祖继位后开设了奎章阁。奎章阁既是一个藏书的图书馆,又是从事书籍出版的机构,还是学者集中治学和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这里不仅有中国图书,还有朝鲜图书,并不断刊行和收藏新书。通过奎章阁,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直到今天,奎章阁仍是韩国国学研究的重镇。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朝鲜的文化空前繁荣,达到“真景文化”的巅峰。“真景”一词来源于“真景山水画派”,这一画派是由画家郑(音同善)在英祖时期创立的。他摆脱了对中国画的模仿,开始用自创的手法表现朝鲜的山河、疆土。“真景”由此成为后世对这一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称呼。

真景山水画法还扩展到风俗画领域。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画大家,他的作品主要表现春耕秋收的农民、打铁的匠人等庶民生活。另一位风俗画大家申润福的作品则描绘荡秋千的女人、在河边洗衣的妇人、卖酒女郎、调戏她们的酒客等。他甚至还画一些情色场面,以艺术的手法直接冲击已经僵化了的朝鲜儒教文化。

在书法上,朝鲜也有了自己的字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识的影响,朝鲜书法在明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进步,但随着“北学”兴起,清代的书法艺术传入朝鲜,朝鲜书法家学习所长,创立了“东国真体”。

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出生望族,很有才气。相传,“北学”代表人物朴齐家看到他的字后,决定将他收入门下。金正喜继承了老师“吸收外物而善己”的“北学”思想。1809年,20多岁的金正喜随做使节的父亲一起前往北京,见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纲和阮元,欣然求教。翁方纲当时已经70多岁,是北京学术界的元老。他见到金正喜多才,称赞他“经术文章,海东第一”。阮元则给金正喜起了一个雅号——“阮堂”。日本当代学者藤明直评价他们三人的会面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金正喜通过与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交流,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精髓,在经学、金石学、绘画、音韵、天算、地理学等方面,都有所成就,甚至被清代的学者称赞为“海东第一通儒”。

在书法方面,金正喜学习了翁方纲的书法,他溯之而上,学习赵孟、苏东坡、真卿的书法,再溯之而上,认识到汉魏的隶书体现了书法的根本,因而勤学苦练、认真模仿。在此基础上,他创造出拙朴清高的“秋史体”,确立了在韩国书法界的独特地位。

18世纪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同一时期,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也迎来了一个文化最灿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