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伊朗的中国“Tarāef”：马可波罗时代的中伊贸易
发布日期：2020-11-09 原文刊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穆罕穆德·巴格尔·乌苏吉
马可波罗是一个非常少有的旅行者，他经过伊朗到达中国，先后走了两条我们所知的历史交通道。第一条是陆路，即“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路，也叫做“海上丝绸之路”。后者是波斯湾到中国海岸，这条交通道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西方时，走这条交通道来到波斯海岸，与其同行的还有一位蒙古公主和数百个随从，他们乘坐十三条大船。 虽然是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介绍了这次海上旅程，然而实际上，这条交通道对于波斯湾的水手们来说早就耳熟能详，他们最少在马可波罗之前一千年已经开始利用这条海道。这些水手们把中国货运到伊朗，再把伊朗的物产运送到中国，他们对每个港口都了如指掌。马可波罗在《行纪》中并未提到他从中国到伊朗时，在船上带了什么货物，不过各种史料表明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伊朗人对中国货非常熟悉，而且大多数从中国运到伊朗的货物都有特殊的“标志”或“商标”。在十三世纪及更早的波斯语中，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有一个专有名词，这证明了当时中伊之间通过波斯湾港口有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
A: 波斯神话和文学作品中记载的中伊关系1- 伊朗神话中的中国在伊朗传说中，第一个统治世界的朝代是庇士达底安朝（Pishdādian پیشدادیان.）。根据伊朗神话，庇士达底安朝第四个皇帝贾姆席德（Jamshid جمشید）的一个妻子, 是中国皇帝茂杭（Māhang ماهنگ）的女儿。在波斯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如写于十世纪的《世界境域志》（Hodud al-ālam حدود العالم ）中提到，中国皇帝被看作是伊朗神话中的国王法里东（Fereydoon فریدون）的儿子。 在十一世纪写成的诗歌体作品《库什传》（Kush-nāme کوش نامه）有如下记载：
……到达中国之后，亚历山大见到一座巨大的雕像。人们对他说，要想知道这座雕像的秘密，要去找住在大山里的马豪纳什（Mahāneshمهانش ）。马豪纳什告诉他，他来自贾姆席德朝，贾姆席德的妻子是中国皇帝茂杭（Māhang ماهنگ）的女儿。他们有两个儿子，努纳克Nunak(نانک) 和法拉克（Farak فراک.）。佐哈克（Zahhāk ضحّاک ）征服伊朗之后，贾姆席德把他的妻子亲人送到中国，藏在蓝色森林中，直到他们中的一个能为贾姆席德向佐哈克复仇。
《库什传》中的故事在十三世纪的《全史》Mojmal- al tavārikh va Al-Ghesas(مجمل التواریخ و القصص)中也有记载、 在波斯神话中，中国和伊朗最早的交通演化成庇士达底安朝第四位皇帝和法里东的故事。法里东是贾姆席德的后代，而他的母亲具有中国血统，他把世界分给三个孩子，其中中国由他的次子土尔（Toor تور）继承。 法里东划分世界和土尔统治中国的故事是波斯最著名的民族传说之一，在这个传说中，中国和伊朗的统治者都是法里东的孩子即贾姆席德的后代，但他们为了争夺领土彼此开战，他们的子孙后代分别统治这两个区域。在菲尔多西（Ferdowsi）的《列王纪》中（Shāhnāmeh شاهنامۀ فردوسی）——此书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波斯史诗，其中记载了大量波斯古代传说——有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人及其物产的优美描述，这表明在伊斯兰之前的伊朗文学中记录中国的文化与传统是非常常见的，不过这种记载有时表现为描述战争，有时表现为描述浪漫的爱情故事。在阿萨迪·徒昔（Asadi Tusi اسدی طوسی）写于十一世纪的叙事诗《加尔沙斯布书》（Garshāseb-Nāmeh گرشاسب نامه）中，这种对中国的描述表现为波斯神话中的英雄加尔沙斯布和中国可汗（Khāqān of China خاقان چین）之间的战争，根据这则故事，伊朗国王法里东命令他手下的指挥官加尔沙斯布进攻中国，防止中国可汗反叛。这场战争最终由伊朗军队获胜。 在一些伊朗文献中提到有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军达拉（Dārā دارا）进攻中国的波斯史诗，这是此类传说故事的另一种历史文献的记载方式。 十一世纪波斯佚名作者写成的《锡斯坦史》（Tarikhe Sistān تاریخ سیستان）就有此类故事，表明这类故事在古代波斯广为流传。十三、十四世纪著名诗人哈珠·克尔曼尼（Khāju-ye Kermāni خواجوی کرمانی）的《霍马与胡马云》（Homāy va Homāyun همای و همایون）中所载古代中国和伊朗国王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霍马是一位波斯王子，他爱上了中国公主胡马云，为了迎娶她，他历尽艰险来到中国。 对于中伊之间文化关系的记载远不止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大量材料，尤其是古代波斯宗教和文学作品提到此种关联，如上述文献，这些大部分反映在伊斯兰时期的作品中。
2- 波斯地理和文学著作中的术语“秦”（Chinچین ）和“摩秦”（Māchin ماچین）在波斯文献中，“秦”和“摩秦”有时可以通用，但有时指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此前尚无人对此专门研究，这一节中将大致梳理这两个词在一些主要的波斯地理和文学史料中的用法和其不同含义。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波斯语最重要的宝库，它反映出古波斯到十一世纪伊朗人对地理概念的理解，文本将以对此书的分析为主。《列王纪》约有五万多联，其中多处涉及到中国。其中最常见的短语是“中国海”（«دریای چین» -daryāye Chin）、“中国可汗”（«خاقان چین» -Khāqān Chin）和“中国丝”（« دیبای چین» -dibāye Chin）。菲尔多西使用了“秦和摩秦”这个短语超过了十二次。 根据上下文的含义，很明显在他的概念中“秦”和“摩秦”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虽然他多次把这两个词当做同义词来使用，但在波斯神话英雄“鲁斯塔姆的故事”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他写到“他骑马从秦到摩秦用了一个星期”，因此在菲尔多西的理解中或者他使用的材料中， “秦”到“摩秦”这两个地理区域距离骑马一星期的路程。但在菲尔多西其他的一些诗句中，显示出“秦”指的是现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因为他总是提到，“秦”与印度（Hind）和莫克兰 （Makrān，伊朗东部的一个省）相邻，实际上波斯国王和英雄们就是取道印度和/或莫克兰攻打中国。因此，根据菲尔多西的“秦之Tarāef”（ طرائف چین），我们可以认为Tarāef（طرائف）专指从中国南部通过海运进口到伊朗的货物。根据十二世纪的波斯史诗《加尔沙斯布书》，也可清楚得知直到伊斯兰时代的第一个世纪，“秦”这个词一直指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因为这部书也提到加尔沙斯布在征服印度之后进攻中国。在《加尔沙斯布书》中，“秦”和“摩秦”总是被当做相对含义的两个词来使用，可知其确指两个不同区域。 这本书中提到“秦”的首都是“汉丹”（«خندان» Khandān）或“海姆丹”（«خمدان» Khamdān），即“长安”， 中国唐代的首都，被认为在中国的南部。另一方面，菲尔多西之后一个世纪的诗人内扎米·甘哲维（Nezāmi Ganjavi نظامی گنجوی）也使用“秦”指中国南部地区，他的诗集《亚历山大书》（«اسکندر نامه» Eskandar-nāmeh ）中再次描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海路进攻印度和中国。在众多记载了中国的历史著作中，我们首先介绍最古老的波斯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这本书由一位佚名作者写于十世纪。书中“关于中国所属之地”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各个地区：“中国之东为东洋；南为佤克佤克（«واق واق» Vāq Vāq）境、沙浪迪布山（«سراندیب Sarandib）和大海；西为印度与吐蕃；北为吐蕃及九姓古斯和黠戛斯之地。”他也提到中国的首都是“海姆丹”（长安）。 在十一世纪伊朗的正统观念和官方函件中，他们经常使用“秦和摩秦”。 在另一本十一世纪的波斯文献中提到了中国的气候：“他们从冬到夏都穿丝绸，因为那里气候温暖而潮湿。”这说明在作者的观念中，“秦”指的是中国南部。有极少数地理学家同时描述了“秦”和“摩秦”，其中之一是十三世纪的穆罕穆德·本·奈吉卜·贝克兰（Mohammad Bin Najib Bakrān محمد بن نجیب بکران），他在《寰宇志略》（Jahān Nāmeh جهان نامه）中写道：“大中国是一个有很多村庄和城市的地区。中国大概有三百个大且繁荣的城市，它包括两个部分：非常繁荣的那个部分叫做全中国或外中国。另一部分在东边，叫做内中国或摩秦。”因此我们可以从最古老的海上旅行记之一来理解这一名称，这是一本写于九世纪的关于中国的行纪，名叫《中国印度见闻录》（the news of China and India اخبار الصین و الهند ），其中这里的中国即“秦”，指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可以从海路抵达的整个中国大区。因为此书作者、著名的航海家尸罗夫的阿布·宰德（Abu Zaid al-Sirāfi ابوزید سیرافی）无论在标题还是书的内容中都只提到“秦”还未提及“摩秦”。 但根据十一世纪的史书，我们可以明确“秦”在中国的南部地区而“摩秦”指北部和与突厥斯坦相邻的地区。《锡斯坦史》中有一个故事，讲住在锡斯坦的哈姆哲·郝里吉（Hamzeye Khāreji حمزۀ خارجی）“从海岸去了秦，然后又从秦去了突厥斯坦和鲁木” 还有一个故事写到：“他穿过沙浪迪布和大海来到秦和摩秦，从那里他去了突厥斯坦。” 这两个故事说明《锡斯坦史》的作者认为秦是与大海相连的区域，而摩秦在秦的北边并且与突厥斯坦相邻。因此，根据文学、地理和历史文献可知，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对于伊朗人来说，秦指现在的中国南部，与大海相邻，但后来这个概念逐渐变化，转而指整个中国。
B: “Tarāef”在波斯历史与文学文献中的含义“Tarāef”是一个阿拉伯语词，是“Tarife”的复数形式，指珍贵稀有之物，实际上此词被认为是一个伊斯兰化之后进入波斯文学和文化的经济词汇。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的波斯文献中，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大量使用这一专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含义。由于此书对于研究这个词在伊朗文化中的含义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考察此书中使用这个词的情况。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使用这个专名共六次。考虑到菲尔多西尽量避免在书中用阿拉伯文词，说明这个专名在当时的波斯经济文化中非常重要，以至于他甚至在《列王纪》中使用了这个词。菲尔多西使用“Tarife”，都是专指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这是值得注意的。在故事“凯霍斯鲁致信中国皇帝”（«پیام فرستادن کیخسرو به پادشاه چین»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by Keykhosro” ）的两联中，他提到“新的钱币和珠宝” 及“金的袋子和织物” 其后在故事“亚历山大会见中国皇帝”（«داستان دیدن اسکندر پادشاه چین را» “Alexander visiting the emperor of China”）的三联中，他又提到“黄金、骏马、宝剑和宝石” 以及“肉桂”， 在故事“巴赫拉姆·古尔去打猎并寻找女人”（« رفتن بهرام گور به شکار و خواستن زن» “Bahrame Gur going hunting and asking for women”）中，又有“三百组红宝石” 等来自中国的Tarāef。由此可知菲尔多西主要用Tarāef指来自中国的货品，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中国的Tarāef中最主要的一些物品，亦即当时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货物。在菲尔多西之后，还有一些波斯诗人使用“中国的Tarāef”这个专名，例如死于伊斯兰历429年的法罗西·锡斯坦尼（« فرخی سیستانی» Farrokhi Sistāni） ，死于伊历559年的阿米里·穆阿兹(«امیری معزّی» Amiri Moezzi) ，死于伊历579年的内扎米·甘哲维（« نظامی گنجوی» Nezāmi-e Ganjavi）都在他们的诗作中把来自中国的货物称为Tarāef。不过应该注意，这个专名首先是在阿拔斯哈里发的宫廷中使用，是一个形成于伊斯兰哈里发经济文化中的词汇，之后才进入波斯语。八世纪，伊斯兰哈里发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预示着这一专名的形成。因为巴格达通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与波斯湾相连，中国的舶来品可以直接运送到这里。著名的九世纪伊斯兰历史学家穆罕穆德·哲里尔·塔巴里（Muhammad Jarir Al-tabariمحمد جریر طبری）引用阿拔斯哈里发关于“巴格达如何成为首都”之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我们和中国之间不再有任何屏障，因为有底格里斯河，我们可以从海上获得任何东西。”这位历史学家也使用了“海上的Tarāef”（«الطرائف البحر»）这个短语， 而且他举例说到一种会讲波斯语和印度语的“中国鸟”，他把这种鸟称为“海上的Tarāef”，这说明这个词指来自中国的稀有的舶来品。这个中国舶来品进入阿拔斯王朝的中心巴格达的入口，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名望。九世纪伊斯兰历史地理学家雅库比（Yaaghubi یعقوبی）在描述巴格达的市场时，用了“街市”一词（«السوق الخضیر» “Khazir market”），他说这个市场是“中国的Tarāef”的主要买卖地点。虽然后来Tarāef指稀有的进口货，但当时作为阿拔斯王朝大臣的作者的确使用“中国的Tarāef”一词专指中国的舶来品。在九世纪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哈马丹尼（Ibn faghih Al-Hamdāni ابن فقیه الهمدانی）的《诸国志》（Ketab Al-Boldān کتاب البلدان）中也用了“中国的tarāef ”一词， 且提到了一些中国物产之名。他用Tarāef一词指代来自印度的舶来品，很明显他用这个词指代通过海路来到波斯湾的进口货。各种史料记载显示出伊斯兰第一个世纪时已有很多中国货船进出于巴士拉港（Basreh بصره）。九世纪历史学家迪内瓦里（Dinevari دینوری），十世纪地理学家穆罕穆德·哲里尔·塔巴里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ābehابن خردادبه）的书中均描写了中国货和停靠在波斯湾港口如巴士拉和尸罗夫的船只。另一部伊朗史书，蒙古时期法尔斯省书记官泄剌失人穆罕穆德·本·阿卜杜拉的《瓦萨夫史》中，这个词也指舶来品。他对政府文书尤其对海运税收文件非常熟悉，在他的书中，Tarāef一词仅用于指代来自中国海的进口货。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阿拔斯朝兴起之后，尤其是巴格达成为首都之后——该城通过底格里斯河与波斯湾相连，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一个港口——伊朗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阿拔斯朝继承了萨珊王朝与中国的海上往来，像前伊斯兰时代一样，中国货运送到波斯湾，这些货物在市场上被称为Tarāef并且售价极高。这些货物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一些大城市有专门售卖此种货物的大市场被称为“出售Tarāef”（Tarāef Forushan طرائف فروشان）的市场，这说明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舶来品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有相当地位。在九世纪，中国海上贸易路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伊朗史料显示这条交通道上有非常繁荣的商船活动。伊斯塔赫里（Estakhri استخری）的《道里邦国志》（Al-Masālek va Al-Mamālekالمسالک و الممالک）、阿布·宰德与苏莱曼·尸罗夫（Abu Zaid and Soleymān Sirāfi ابوزید وسلیمان سیرافی）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e al-sin va al-Hindاخبار الصین و الهند），伊本·法基赫·哈马丹尼（Ibn-e Faghih Hamdāni ابن فقیه همدانی）的《诸国志》（Alboldān البلدان）中均描述了波斯湾与汉府港（Khanfu port خانفو译者按：根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译者注，汉府即广州，见《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72页注1。）之间的海道交通。在马苏迪（Masudi مسعودی）的《黄金草原》（Moruj Al-zahab مروج الذهب）和纳胡达·卜祖尔格·沙赫里亚尔·拉姆霍尔木子（Nākhoda Bozorg Shahriār Rāmhormozi ناخدا بزرگ شهریار رامهرمزی）的《印度奇闻录》（Ajāyeb Al-Hind عجایب الهند）中均描述了当时通往印度的海路以及这条通道之兴盛。根据上述史料，波斯湾到中国之间有如下经停港口：巴士拉（«بصره» Basra）或奥波拉（«ابلّه» Obolleh），尸罗夫（«سیراف» Sirāf），忽里模子（« هرموز» Hormuz），提斯（«تیز» Tiz），迪贝勒（«دیبل»Dibel），曼苏莱（«منصوره»Mansureh），库里姆米里（«کولم ملی» Kulem Melli），布林（«بلین»Blaine），塞拉哈特（«سلاهت» Selahat），提乌曼·萨纳夫（« تیومان صنف» Tiumān Sanaf），萨纳夫·弗拉（« صنف فولاو» Sanaf Fula），汉府（« خانفو» Khānfu）。当然有时也会走一些其他路线，但考虑到对于这些路线其他学者已经有了详尽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无论如何，在波斯湾的港口，伊朗和中国的进出口货物和水手能够找到最适于停泊的海岸进行此类贸易。不过在这条交通道上来来往往的Tarāef和稀有的中国商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货品呢？在波斯和阿拉伯史料中大量提到了中国Tarāef的名字，其中最早的大概是八世纪到九世纪的穆斯林科学家阿比·乌斯曼·阿穆尔·本·巴赫尔·札赫兹（Abi Osmān Amr Bin Bahr Al-jāhezابی عثمان عمروبن البحر الجاحظ）的作品《贸易须知》Al-tabassor be Al-tejāreh (التبصر بالتجاره) 。此书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中国货”，他写道：“丝，绸，瓷器、纸、墨、孔雀、马具、毛毡、肉桂和大黄来自中国。”尸罗夫的阿布·宰德在九世纪曾多次到中国旅行，他提到了“丝、绸和瓷器”是中国最好的东西。 九世纪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中国的舶来品有：“丝、丝织品、金丝刺绣、麝香、芦荟、马具、貂皮、中国花、Silbenj、肉桂、Khulenjān、瓦克瓦克黄金和黑檀都是进口自中国。”同一时期的伊本·法基赫·哈马丹尼描写“中国的Tarāef”：“中国的Tarāef有：一种由非常著名的黄铜（Tālighun طالیقون）制成的宝剑，用火蜥蜴的皮制成的藏红花色的纺织品，令人惊异的孔雀，还有一种别的国家都没有的马。”佚名作家写于十世纪的《世界境域志》关于中国物产写到：“这个地区出产大量黄金、丝绸、丝织品，一种叫做Khāvkhir (خاوخیر) 的中国纺织品，提花织锦、瓷器、肉桂、用以制作刀柄的牛脚。” 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有更多记载，其中记载中国舶来品主要有金币、珠宝、金袋、织物、金珠、马、宝剑、红宝石。 这些物品在伊朗文学和文化中象征着无可匹敌的美和力量，以至于成了谚语和名诗佳句，下面将引用一些这样的诗句，如：
本文所述仅仅是对中伊海上交通的一个介绍，还有很多对这一主题很有价值的研究。本文主要试图介绍相关的波斯历史、地理和文学文献，这些史料尚未被研究与中国相关课题的学者充分利用。本文最关注的是从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到马可波罗时代的文学作品和伊朗社会文化，基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展现出伊朗历史记忆的大致图景。
结论：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到马可波罗时代的伊朗文化中，“Tarāef”一词在历史、地理和文学著作中通常指来自中国的稀有物品。史料证明，随着阿拔斯朝的兴起，波斯湾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逐渐有了良好条件，这个名词在海上交通中形成，并在短时间内专指通过海路而来的中国货。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最早是阿拔斯朝的宫廷词汇，但后来此词进入了波斯和伊朗文化，并且在波斯（而非阿拉伯）公共社会语言中更加常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它是个波斯词。通常认为这个词用于指代各种货物，但应知此词起源于海上的水手和海上贸易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伊朗经济文化中越来越重要和著名的海交词汇。虽然后来此词也泛指来自其他地区，如印度、罗马、也门的珍稀物品，但最常见的用法还是指代来自中国的珍贵舶来品，也表明这是伊斯兰第一个世纪时形成与中国和波斯湾海上贸易的词汇。 在数个世纪之中商人们沿着这条通道进行贸易，很可能载着马可波罗等人从中国到达波斯湾的船只，如著名的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德丁（khājeh Rasid al-din fazl al-allāh Hamadāni خواجه رشید الدین فضل الله همدانی）所提到的，也运载着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名字和特性的著名Tarāef舶来品。关于这些货物和他们如何在波斯湾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等，已经有过研究，此处不再重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学者对波斯历史、地理和文学文献投以更多关注，此类文献对于研究中伊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价值。
